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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灝年:一位年輕思想家的理性批判

——評惠虎宇的《魔教哲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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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16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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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作者的寫作動機——對「民族危機」的認識
二,作者批判低級淺陋的「唯物論」和不分善惡的「辯證論」
三,作者批判反社會的偽「科學社會主義」和反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
四,作者批判「一分為二」,主張「一分為三」
五,作者批判「階級,立場,鬥爭,革命和專政」的惡論
六,作者論「中華文化與人類理想社會形式的天然聯繫」
——兼評「三民主義的科學性和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
結語

正文:

我知道「李後主」這個名字,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個時候,從他的名字到他寫的那些「江湖」故事,都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太好的印象,雖然我也看得出來,作者是一個頗具知識和才氣的年輕人。後來,在我遷居三藩市的兩年裡,我居然有幸見到了他,那時他在一家電臺做編輯,我這才知道他的真名叫做「惠虎宇」——個不凡的姓名。相遇時他叫我辛老師,說在國內時就認真讀過我那本「禁書」了,而且很「粉絲」。他對我很熱情,也很尊重,人看上去既年輕,又很有幾分書生氣,恍惚之間,我對他的印象似已改變了不少。後來,他和我又巧遇過幾次,還偶通電話,短信,才知道他原來是國內一所大學的哲學教師——這一次我倒真是有些詫異了。他的文質彬彬的外表,似乎因「大學哲學教師」這個銜頭,突然使我懷疑起自己早先對他文章的感覺是不是有些問題。中國人喜歡「文如其人」這句話,可是,我早先印象裡的「李後主」和當時眼前的「惠虎宇」,便有些對不上號,我心裡又有些迷惑,以至我已經很難將這個年輕人的完整形象「統一」到我心裡來。

過了不久,我又從西邊遷回了東邊,沒有再回到熱鬧的紐約,卻在華盛頓的鄉下安頓下來,只想埋頭寫書,不再開門待客。然而,似乎沒有多久,就接到了惠先生寄給我的一部題目很奇異的書稿。他希望我能夠看一看,並說他寫這本書曾受到過我的一些啟發,如果認為可以,希望我給他寫篇序,我感到不太好拒絕他。但我雖然答應了,也只稍稍看了一下他這本書的簡單介紹,特別是章節的標題,因覺得又有些「江湖氣」,再加上太忙,台灣一位學者請我寫的序還沒有動筆,便將他的書稿擱了許久,準備他催我時,再為他「敷衍成篇」。可是,我又是一個認真的人,真要寫,我還是要下功夫將作者的書讀個「小蔥拌豆腐——一青二白」以後才會寫,這樣才覺得自己對朋友盡了責任。這也是我絕不輕易為人寫序或寫評論的原因。如此拖了很久,在我已經深感歉意的時候,我決定認真地拜讀它一遍。誰想這一「認真」,卻讓我馬上對惠先生「另眼相看」起來。我沒有料到,他這本書的內容居然是這樣的堅實,竟處處閃爍著思想的光彩,隨處可見哲學的「洞見」,而且在哲學理論上自成體系,特別是他為了自己民族的前途,而在哲學上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犀利批判,還有批判的深刻性和系統性,竟突然讓我感慨起來:真是「不識後主真面目,而今方知惠虎宇」!

我承認,我不得不讀了兩遍,還做了些筆記。

我還必須承認,本人不是哲學專業出身,更不是一位哲學研究的行家,雖然五十年來,曾「四習哲學」,也只是湊齊了一些比較系統的中西哲學知識而已。多年前,我為自學成才的中年哲學家黃鶴升先生的那本傑出的哲學專著寫序時,就已經感到有點力不從心。而今,面對著這個過去我還看不上眼的「李後主」,和今日令我大為驚奇的「惠虎宇」,卻要為他寫序,我倒真地要「考察一下自己的資格」了。但是,既然已經答應下來,也只好勉為其難。誰讓我一口就答應了他呢?

一,作者的寫作動機——對「民族危機的認識

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作者在他要寫一本書時,竟然是沒有任何寫作動機的。西方著名歷史學家湯英比說,「任何一部歷史,都是一部當代史」。其實也就是在說,「任何一部歷史著作,都存在著寫作的現實動機」。換言之則是:「沒有對現實的瞭解和看法,甚至是期望和追求,是很難動心去寫作一部敘述歷史的書的」。對此,似乎無需證明,因為人皆是之。且不說我寫作《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現實動機了,2003-2005年,我先後應邀在美加地區和英國三大名校作「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之民族精神」的系列講演,其意雖在「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的痛心歷史,但是,其動機卻是希望當代的中國年輕人「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這就是我的講演動機和講演行為的統一。當然,我做這樣一個講演,其內容和精神,主要是從歷史和文化的發展這樣兩個方面,來訴說和論證西方「沒落之學」馬克思主義對於中華民族的可怕危害,而不是就馬克思主義之反動哲學本身來予以批判。因此,嚴格地說,我的批判,僅是歷史的,民族的,而不是哲學的。

其後,我雖然曾多次想到,要是哪一位專修哲學的方家能夠在哲學上將馬克思主義批判「到位」,那該有多好!但是我知道,即使是那些在中國的大學裡曾學習、研究和執教哲學者,甚至是在中國學完了哲學專業的課程,再到歐美來繼續學習或進修西方哲學史的「人才」,都是很難做到的,事實盡是如此。誠如我的老師,武漢大大學前歷史系主任安長春教授對我說的那樣:「你完成了一件大事,而且完成得很好。這是我們這些學歷史和教歷史的人所不可能完成的。因為我們被陷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框架裡是跳不出來的。」而惠先生在書中所說的話,就更加地徹底和深切了。他說:「筆者當時是中國大陸高校的一名哲學教師,深知中共党文化中,對中國民眾影響最深最廣的就是馬列主義的一系列所謂理論,這些理論從小學開始,就被有意識的拿到課堂上對學生進行灌輸,一直要被灌輸到博士階段。今天的很多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其立場、視角、觀點都來自馬列主義,早已偏離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本像。」

我想,這應該是惠先生寫作這本書的動機。因為,惠先生還繼續在書中說道:「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在中共以暴力恐怖方式製造出馬列主義一統江湖的文化環境下,中國大陸已經成為馬列主義的『思想殖民地』;當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它所形成的所謂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全面取代了中華傳統文化時,從文化層面上來看,中國已經處於5000年來的第一次亡國狀態;從民族屬性上來看,被馬列主義洗腦的中華兒女已經蛻變成為馬列子孫。」

這是何等深刻的「民族危機」感!——它,被惠先生感受到了,思考到了,也勇敢地抓住了!因而他要寫作這部哲學著作的根本動機,就是他感受到了「民族危機」對他這樣一位中華兒女的深重壓迫。沒有這種深重的壓迫感,也就不可能使他成為一個中共哲學教育的背叛者,更不可能使他成為一名敢於向中共革命和專政之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予以哲學「投槍」的勇士。依惠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當魔教創建的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信仰、道德、理性和常識進行全面摧毀時,正視它、面對它、認識它、破解它,也是我輩恢復理性、踐行仁義、重建道德勇氣的一條必經之路。」

好在年輕的惠先生不僅有著西方哲學的系統知識和扎實根基,而且深愛中華文化,深研中國古典哲學,這就為他寫作這本書,構建了必須的「底盤」。

我多年的願望應該可以實現了。

二,作者批判低級淺陋的「唯物論和不分善惡的「辯證論

誠如作者在本章中開篇所言:「……茫茫宇宙到底是由什麼組成的?世界的本原是什麼……?」(注釋1))是物質,還是精神?或者是精神和物質的「同一」?或者是物質和精神這「二元」?

顯然,作者是一位「物質和精神」的「同一」論者,因為中華古代「天人合一」的一元文化給了他哲學思考的底氣。所以,他在批判馬列主義的「唯物論」時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是低級的,而且是淺陋的。

因為唯物論,即堅持「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意識受物質支配的觀點就是唯物主義,反之就是唯心主義」的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第一性原理」。它之所以「低級」,是因為它不僅背離了西方哲學發展前兩階段,即「樸素的生命科學階段」和「形而上學階段」,相繼對於「宇宙本體論」由淺入深的二元式探討,而且武斷地寫下了這樣一個公式:「宇宙就是物質,物質就是宇宙」。將「世界統一於物質」,從而將宇宙和世界認定為:「……是標誌客觀實在的哲學範疇,……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僅為我們的感覺所複寫、攝影、反映」。

如此,馬列主義的唯物論,既輕而易舉地取消了對「宇宙本體」的應有探索和艱難探尋,又將西方哲學歷久彌新的「認識論」,降低到了「只能對宇宙物質進行複寫,攝影和反映」的低級標準。於是,「宇宙本體論」不見了,「天人關係」消失了,「靈肉關係」不存在了,認識論被簡單化到了極端,科學的研究和論證都不需要了。人在宇宙的面前,其意識,精神,認識能力,甚至是想像力,均降低到了不能再低下的地步,直至蕩然無存。但是,馬克思主義卻要嘲弄西方以前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馬克思主義者們,卻要「改變世界」。

那麼,這個世界將會被這一群「無知者」改變成什麼樣子呢?作者說的好:「馬列主義只能以自創的簡單粗糙的認識論來代替歷史上複雜的本體論探索……我也給馬列主義劃個流派吧,就叫『獸類性轉向』,意思是說馬列主義把人類向高級生命(神)學習的正常歷史規律全部否定掉,教導人類轉而向禽獸學習,學習叢林法則,學習你死我活般的對立鬥爭,學習只注重物質需求的生理性生活,並且不滿足於動物只會適應自然的低級屬性,而要改造自然戰天鬥地。如此一來,馬列主義相當於要毀滅人性與人類而創造一個新的物種——改造自然的『高級野獸』,這不就是馬列主義關於人的定義嗎!」作者的話是尖刻的,是否有「神」我們也不予定論,但歷史的事實,卻證明了他指責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是淺陋的話,準確而無誤。更何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哲學裡,更是徹底地廢棄了西方哲學的另一個研究重心——「倫理學」——也是中國哲學的核心理論。而不講倫理,不要倫理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不是「逼迫人向獸類轉化」的淺陋學術,又是什麼?

作者在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這個極其低級淺陋的理論基礎之後,就立即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因為,正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才真正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整個哲學基礎。換言之,馬克思主義的一切「理論大廈」,均由此而來。但由於他的理論牆基「唯物論」已然如此的低級和淺陋,因此,即便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裡全盤抄襲了「辯證法」,甚至篡改了辯證法的某些「要害」,那也只能證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將會是何等地荒謬不經。

然而,凡熟悉黑格爾哲學的人,都不會不瞭解「絕對精神」,「對立統一」和「層次演化」等這樣一些著名的哲學概念。「絕對精神」揭示了作為世界本原的物質和精神的「同一」性,「對立統一」指出了宇宙間事物「既對立,統一,又互相轉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層次演化」說明了事物在不同階段所表現的暫時狀態裡,同樣顯示著它的「整體本質」……。但從未有過的是,作者正是從黑格爾哲學的這些理論特徵出發,從歐洲經過十七、十八世界的「哲學自由化」,即「衝破神學,回歸哲學」的思想歷程著眼,前所未有地認識到,正是黑格爾才最後地將西方歷史上的「二元」哲學,即「或偏重於精神,或偏重於物質」的二元思維發展、辯論、甚至是對立,推向了向宇宙思維「一元化」的發展,並且,特別使他激動的是,這個在西方姍姍來遲的「一元化」哲學景觀,恰恰又是對中國古典哲學「天人合一」,「萬物皆靈」和「人為萬物之靈」等哲學觀念的「同一」。作者的發現該是何等地令人讚賞。

我想說明的是,本人在對西方歷史,文化史,特別是宗教史的研究中,也確切地認為,西方的哲學發展,雖然始於古希臘後期,但是,正是從泰勒斯,畢達哥拉斯起,特別是歷經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三大哲學巨臂」之後,西方的哲學,如同他的宗教文化發展一樣,實際上走的都是一條漫長的歧途。在這條漫長的歧途上,宗教神學脫離了古希臘前期的本真階段;古典哲學與古代宗教的關係,先則難解難分,混而合之,到了中古,則乾脆讓「哲學做了神學的俾女」;直到中世紀末,文藝復興終於從西方中世紀文化發展的絕境中,為西方文化打開了一條活路;而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更是在「反教會,不反基督」的艱難奮鬥中,開啟了宗教向古希臘前期質樸美好之宗教狀態的回歸和重新發展;而科學研究也終於結束了它那漫長的停滯狀態,從此開始蒸蒸日上,屢獲成功。至於哲學,不僅從神學裡解放出來,而且如作者所言,也終於從兩千年糾纏不已的「二元思維」中慢慢獲得解脫,開始向著「物我為一」的「一元思維」走來。到了黑格爾,則不僅提出了完整高明的「一元思維」理論,將物質和精神同歸於「一」,而且首次回到了代表東方文化的中國哲學思想發展之「原點」,也是「正點」,再不是永恆的「二元世界」,而是要「合二而一」了。這不能不說是黑格爾的功績。但是,年輕的中國學者惠虎宇對於黑格爾哲學的這一發現,倒是真地令人感慨不已。因為,在馬列中國,獨尊馬列,妄指中國沒有哲學的人委實是大有人在,近年來一些所謂的自由派們一意否定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華之一切,卻絕不否定共產黨的鬧劇,似乎正在愈鬧愈歡。

話說遠了。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年輕的學者惠虎宇確實在黑格爾的身上獲得了驚人的再認識,或者說,本書作者正是因為對「當今西方人眼裡早已在走下坡路」的黑格爾哲學,有了新的發現和見解,他才有可能將全盤抄襲和篡改了黑格爾辯證法「要害」的馬列主義,予以準確而深刻的批判:

第一「是在對立統一規律上把『向對立面轉化中的同一性原則』改造為『向對立面鬥爭中的鬥爭性原則』,以此得出社會歷史運動的動力為「階級鬥爭」,並且「不分善惡」。

第二「是在否定之否定規律上把『事物向自己的最初狀態回歸的圓形邏輯』改造為『事物向更高級階段不斷發展的線形邏輯』,以此推出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間的天堂——共產主義。」

第三,「將這種『辯證法』標榜為們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從此成為中共邪教的基本教義之一,也就是我們中國大陸人民從小到大所學習的『辯證法』」,故而「絕對的鬥爭精神,瘋狂的專政手段,持續的暴力迷信,和驕悍的無理強辯」,在整個中國大陸形成了一片惡風戾氣,已經毒害人心,侵蝕社會達半個多世紀之久。

三,作者批判「一分為二,主張「一分為三

1949年以後,中國人可謂人人皆知「一分為二」,個個「會用」「一分為二」。但是,作者在這本書裡面說,馬列和中共的「一分為二」是淺薄的,錯誤的,甚至是相當可笑的。而「一分為三」才是實在的和科學的。

作者認為,馬列主義完全混淆了黑格爾的「對立統一關係」和「一分為二」這一「低級思維狀態」的關係,將黑格爾認為「在對立統一狀態中,比『消極理性階段』還要低等的『知性思維』」,即對「感性和理性,精神和物質,運動和靜止,抽象和具體」等等的「一分為二」,當作「對立統一」關係的全部,卻完全沒有看到,「從對立階段向統一階段」的整個轉化過程和最後轉變過程,以及這個轉化、轉變過程的終結,和由這個終結所帶來的「統一」即「合二而一」這樣一個最後的結果。一個缺少系統的哲學知識和豐富的哲學素養的人,當然是很難找出馬列這樣一個「大錯特錯」的。

值得讚賞的是,作者不僅從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出發,在理論上批判和否定了馬列主義的「一分為二」理論,檢討了他的所謂歷史由來,還特別指出,中共在簡單而又無知地模仿和移植馬列這個「一分為二」的辯證唯物論時,竟然使「一分為二」在馬列中國變成了所謂「辯證唯物主義」的代名詞,並因這個代名詞,不僅將他們自己的「理論戰線」攪得荒誕不經,甚至完全使他們的辯證法成了「詭辯」和「善變」的「同意語」,鬧得凡馬列中國的「雅士草民」們都能夠「靈活」地運用這個所謂的唯物辯證法——「一分為二的立場,觀點或方法」,來指導我們中國人生活的一切領域,鬧出了太多的笑話,更釀就了無數的悲劇。甚至到了今天,還能夠用它來為萬惡的共產黨塗脂抹粉——因為對中共也要「一分為二」呀!——雖然過去可是絕對沒有人敢說要對中共「一分為二」的。中共雖然有缺點有錯誤,但是中共也有很多的好處呀——這才叫「一分為二」嘛!作者的批判和諷刺是深刻的,也是令人傷感的。因為中共的「一分為二」,為他那個政權的苟延殘喘,居然也起到了「救命稻草」的效應。

然而,令人饒有興味是,作者不僅是一個「一分為二」的批判者,還是一個「一分為三」的宣導者。作者說:「因為思維必然是針對某一個確定物件的,而在思維中產生物件的過程,就是把時空 『一分為三』的過程,因此,『一分為三』就是思維的第一原理,也就是哲學(形而上學)的第一原理。」所以,「『一分為三』是討論問題的前提和開始」。在作者的學術體系中,『一分為三』被認為是思維邏輯的第一原則,作者還認為,黑格爾辯證法的基本邏輯單位就是『三』。(參閱作者原作)。

也許,缺少哲學基礎的讀者讀到上述有關「一分為三」的哲學語言,會有「一頭霧水」的感覺。但是,只要繼續讀下去,特別是讀到「年輕人爭論民主」和「法官審判案子,特別是審判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時,你才會真切地感受到:「人們必須學會『一分為三』確定討論物件的思維方法,否則,人們的對話就會(因盲目地運用『一分為二』而)產生混亂。因而,「只有先確定了物件(一分為三),才能在物件內部應用對立統一規律來研究物件。通過『一分為三』得到的三個階段的每一個階段,都在其內部包含著「一分為二」的正反兩部分內容,『一分為二』只是在每一個確定階段(確定物件)中才能應用的邏輯規律。」

我還想介紹的是,因為無論是西方哲學史上「二元思維」的「一分為二」,還是馬列主義,特別是中國的馬列子孫們所荒唐利用的「一分為二」,他們都是用簡單和低級的邏輯發展眼光來評斷事物的內部關係,特別是忽視了發展關係的。說到底,這只是邏輯觀,而不是社會的價值觀。而社會的價值觀所需要的評判標準同樣應該是「一分為三」,即:善的標準,惡的標準,是非的標準。這是中國古典文化裡一個重要的,也是極為正確的特徵。因為,唯有這三個標準,才能夠衡量事物的好壞,社會的進退,人性的醜與美,是非的對於錯。然而,恰恰是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哲學觀念上,馬列和中共都將之棄之如弊屣了。因為馬列主義和共產黨政權是決不允許人民真正學會這樣一種「一分為三」的。而只要人們學會從「善/惡/是非」這三個標準來評斷馬列主義和共產黨國家時,那麼共產黨最後的「天堂之國」——馬列中國,也就離壽終正寢不遠了!所以,作者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乃是一宗不分善惡的辯證法,也就正確無誤。對此,作者在書中都有十分地道和風趣的論證,讀者們完全可以一讀而盡享。

由於作者對於中國古典哲學的理解相當深入,所以,作者十分驕傲地認為,「黑格爾的『正反合』三段論邏輯也是受到了《老子》和《易經》的影響,是吸取了中華文化思想精髓後的邏輯產物……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而「從一到二到三的過程,也就是從「太極」到「兩儀」到「陰陽中三態」的宇宙萬物的實際演化過程,當事物形成一個現實形態時,必然同時顯現出「陰」、「陽」、「中」(陰陽合和)的三種表現形態。」在西方哲學史上,不論是否有人認為德國的黑格爾對中國簡直就是一無所知,還是有人認為黑格爾確實是受到了中國古典哲學的很深影響,但是,我們都可以說,本書作者的說法沒有錯。

在作者的眼光裡,西方哲學發展到黑格爾階段,才算是和中國古典哲學「合一」了。並且這個「合一」的「時間差」幾達兩千年上下。其中的原委,不過是西方的哲學發展與他的宗教發展一樣,在那漫長的兩千年裡,走了一段不該走的歧途而已。作者是富有民族精神的,他與許多學西洋哲學的中國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不薄古人愛今人,不薄洋人愛國人「——這雖是我二十歲時給自己寫下的座右銘,但是,將這句話用在本書作者的身上,或許是更加恰當。

四,作者批判反社會的偽科學社會主義和反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

本書作者在論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時,曾開宗明義地說,「一個科學的理論,應該滿足三個基本條件:其一,前提真實;其二,推理正確;其三,結論可以在某種實踐方式中被驗證。」但是,「如果以考察科學體系的三個基本原則來考察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會發現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前提虛假,推理錯誤,結論也不可能通過任何一種實踐方式得以驗證。顯而易見,它根本不是什麼科學理論,而是地地道道的偽科學。」

首先,科學社會主義得以構建的現實根基和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論,但是「剩餘價值」論早已為「生產系統創造價值的原理」(請讀原書)在理論和實踐這兩個方面科學地徹底否定了。

其次,科學社會主義的三大邏輯推理之錯——剩餘價值的前提,歷史主體概念界定的混亂,推理中的邏輯不一致,實在是將所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理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絕難自我解決」的理論預言,和由「經濟利益決定論」所導致的,「從原始公有到私有,再由私有到共產主義」的社會發展公式,全部變成了歷史的笑話。何況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各盡所能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度,究竟能否滿足人的利益需要和精神追求;而人的利益需要和精神追求,到了共產主義之後,是否就是到了盡頭;更是完全無從考證。這就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之「無限線性發展」的所謂辯證邏輯,拋倒了「有止境卻無以證明」的反邏輯境地。

所以,作者才不僅批判地說道:「『科學』社會主義前提虛假,原理錯誤,概念界定混亂,推理自相矛盾,結論無法驗證,與科學所要遵循的三個原則完全背離,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科學體系。」而且還否定地說道:「共產主義顛倒了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基本關係,標榜自己為『科學』社會主義,但實則為一套反社會的偽科學體系。因此,它的理論體系不能通過正常的理性管道來推廣和普及,只能推過暴力手段強制洗腦來逼迫民眾接受,所以,『謊言』(欺騙)加『暴力』才是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表現形式。」

當然,馬克思主義除掉發明了他的「科學」社會主義以外,還創制了一套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然而,「歷史唯物主義」從它出現的那一天起,就充滿著絕對的「反動性和倒退性」。因為,當歐洲十九世紀正在朝著「民主政治興起,自由經濟發展,思想文化多元,和民族精神煥發」的方向發展時,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卻徹底地違背了時代的精神,要「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重新呼救正在迅速走向死亡的專制政治,鼓吹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殘酷地叫喊「要消滅私有制」,企圖徹底滅絕正在迅猛發展的自由經濟;吼叫「要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實行專政,企圖用鬥爭和專政的方法來剝奪所謂敵對階級的一切利益,「否定社會正在實行經濟利益要均衡分配和公平分配的實踐與方向」;嘶喊「要與傳統文化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企圖以馬列文化和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國際精神來消滅各國人民的民族文化傳統」,以達到馬克思主義及其共產黨能夠對全人類實行思想統治和政治統治的罪惡目的。

另外,在馬克思主義之歷史唯物主義裡,還有一個人盡皆知的和「科學」的歷史發展理論,就是所謂「人類歷史發展的五大階段」學說。這個學說,說到底,就是馬克思要從人類歷史發展上所謂「不同階段」的「必然對立關係」為出發點,即所謂的「兩大階級關係」,來劃分人類發展的五大歷史階段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但是,誠如作者所分析批判的那樣:在馬克思主義的「五大階段」論裡,既然奴隸社會是由「奴隸和奴隸主的對立關係」來界定的,那麼封建社會就應該是「由農民與地主的對立關係來界定」,但是,「奴隸制度是以階級特徵來標誌的社會形態,可封建社會卻是以國家管理方式來標誌的社會形態」——它的形成原因,更非「君主和封主的對立關係」,而君主與封建主又完全不存在階級對立的關係,而是國家管理方式的一種發展或選擇,因而,「在同一個公式裡搞出兩套體系,兩套標準」,豈不是過於地荒唐和滑稽了!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難怪作者感慨地說:「這麼多年來,又有誰發現了這樣一個道理呢!」

更何況,「奴隸制從其產生開始一直延續至近代,從來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而存在過,它一直隸屬於一定的社會形態內的各種複雜人身關係之中,直到近代民主革命成功後,在法律上保障每個人的平等與人權時,才被正式廢除,美國也是在19世紀後半頁以後才逐漸廢除了奴隸制。」對此,我想多說兩句的是,且不說沙皇專制統治下的俄國,不也同樣是直到1861年才因不得已而廢除了農奴制度嗎?至於製造了「專制復辟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竟在1949年的大陸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和更加殘酷的農奴制度,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共才在改革開放即「專制改良」的歲月裡,廢除了「中共農奴制的政治形式——人民公社制度」,卻仍然用「農村戶籍制度」,先將中國十億農民鎖定在鄉村,然後才允許他們做「盲流」,做「農民工」,做「超生遊擊隊」,直到今天,竟又將他們和他們的「苦二代」叫做「低端人口」,任意壓迫,剝削,欺淩和「驅趕」——最近發生在中共首都的驅趕300餘萬低端人口的暴行,便是今日中國奴隸制度依然存在的血色鐵證。

所以,作者才會在書中憤怒地譴責說:「中共——在篡政後任意殺戮中華兒女,殺戮抗日英雄,掠奪國民財產,毀滅華夏文明,使十幾億人失去自由做了現代奴隸。中共並以釋放所謂的政治犯和外國民主政府討價還價,逃避正義之聲的譴責。中共還生產了大批御用學者,以馬列主義思想洗腦國民,強行灌輸歷史『五形態』之毒藥,讓人民誤以為中共建立了一種先進的社會形態,以掩蓋中華亡國以及中華兒女全部被奴化的本相。」讀斯言,誰又能夠不承認「作者句句是事實」?

最後,用我多次在講演中說過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時代本身就決定了他的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一門反歷史的「反動哲學和專制復辟理論」而已。因為,一切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革命」和建構的共產主義國家,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時代——歐洲十九世紀進步歷史的全面反動和可怕反動,而且是「在革命名義下」對於歷史上所有舊專制政治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歷史的事實早已證明了這個評價的正確。所以,今天來讀惠先生在哲學上對於馬克思主義之科學社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性批判,也就會感到更加的「到位和徹底」。

五,作者批判「階級、立場、鬥爭、革命和專政等惡論

我在寫作《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導論》時,就已經寫到馬克思主義在兩個根本的哲學問題上是完全錯誤的,甚至是荒謬的。其中一個就是馬克思主義將黑格爾的「對立統一規律「扭曲為」對立面的絕對對抗「,而完全拋棄了更重要的「轉化」及其過程,也就是向「統一」(調和)的發展。因而,「階級劃分和階級對抗」,「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血腥政治思想——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造反理論,便不僅「問世」,而且殘酷地「行世」了。

不過,我只是簡單地表達了自己的認識和批判而已。而惠先生在他的這本書裡,卻是從純哲學的角度,將馬克思主義對人類危害最深的「階級、立場、鬥爭、革命和專政」學說,予以了準確而又深刻的理性批判。他首先從西方正統的矛盾學說,特別是黑格爾辯證矛盾學說出發,否定了馬克思對於黑格爾「對立統一」哲學的抄襲或歧變,從而否定了馬克思那一整套所謂「階級對抗」的反動邪說。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由多矛盾體系來推動的」,因而也是「各種社會利益集團來共同推動的」,而不是階級,不是依靠兩個對立階級的鬥爭,更不是依靠一個階級推翻、專政和消滅另一個階級來推動的。第三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方式,究竟是鬥爭還是調和?他認為是「調和」。

所以惠先生才會認為,「人類社會是以基本的倫理關係而存在和維繫的,以此為基礎構建的道德禮法原則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根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不在於階級鬥爭,而取決於利益集團之間的妥協與合作,利益集團的利益(包含階級利益)不是靠統治地位來維護的,而是靠多方認同的制度來保障的。」所以,「矛盾雙方之間以對立的姿態存在,卻以相互認同、相互妥協、相互承認的方式而運動變化,這種運動的實質就是接受對方,認同對方,所以也叫做向對立面轉化——用中國文化的術語解釋,就是老子所講的『反也者,道之動也』」。

依惠先生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者們完全是「反向而行」。因為他們是在自己界定的「階級關係」範圍內,「以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來劃分兩大對立的利益集團,這種對立性集中表現在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上,一個集團佔有了生產資料,另一個集團就不可能再染指,因此,這兩個集團的對立關係是不可調和的,表現為階級鬥爭關係,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靠這兩大對立集團的階級鬥爭而實現的。這就是馬列『階級分析法』的全部重要內容。」

於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就伴隨著階級的嚴酷劃分,製造了嚴重的階級對立,並在嚴重的階級對立中,又用他們的那一套全然「為我所用」和必須「為我所用」的「立場論」,去一次又一次地發動對「敵對階級」的殘酷無已的鬥爭。因為「劃分了階級,就等於劃清了立場;而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就必須首先堅守劃定的立場」。也就是要求他們所屬於的「階級」必須堅守自身的階級立場,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立場,也就是「一切利益都必須屬於共產黨」的立場,在「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胡錦濤語)的流氓口號下,必須對他們的階級敵人進行殘酷甚至是血腥的的鬥爭,不僅要戰勝他們的敵對階級,消滅敵對階級的肉體生命,改造敵對階級的精神生命,剝奪敵對階級的全部利益,還要永久地專政下去,無情地剝奪下去,直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整個世界」,已經全然地和「永不變更」的成為他們獨家的世界,從而能夠「紅一代」「紅二代」和「紅三代」……地永遠霸佔下去。而這個由馬克思主義所描繪和實踐的全過程,均被稱之為「革命」——即要革掉整個「舊」世界和霸佔整個「新」世界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

本書作者正是對這樣一根「階級,立場,鬥爭,革命和專政」之反動而又血腥的理論鏈條,在哲學上做了極為合理而又充分的理性批判。如前所說,作者批判了馬克思主義製造了黑格爾「對立統一」理論的歧途,批判了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階級革命和階級專政的學說,特別是批判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共產黨在哲學上蓄意混淆「邏輯判斷」和「價值判斷」,並以一黨的「價值判斷」破壞甚至取代「普遍人性原則」而建立的共產黨「立場論」,揭穿了共產黨及其政權「維護醜惡,橫行天下,破壞傳統和文化,糟蹋人心和社會,阻擋歷史正常發展」的本相。可以說,作者對共黨「立場論」的批判,實可謂鞭辟入裡,句句命中要害,讀來可以令人咬牙切齒,也可以令人捧腹作嘔——卻又深嵌著深刻的哲學分析,嚴密的理論探討,與大陸人民的實際生活密不可分,更與中國的前途休戚相關。

同時,作者在對馬列和共黨這個理論鏈條的徹底和全面批判中,並沒有忘記大陸人民要追求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社會的希望。如此他才會說,「人類的社會關係可以分為良性、中性、惡性三種狀態,表現為和諧關係、共生關係及鬥爭關係」。所謂和諧關係,就是「天人合一或致中和的狀態,以無為或中庸之道為處世原則」,這是中國人在1949年以前5千年文明發展歷史上所追求所遵循的關係。而所謂共生關係,乃是追求「平衡狀態與制約狀態,以利益共用為矛盾運動的調節原則」,這是西方歷史,特別是在西方近代歷史發展中所苦心追尋的「公平制約」關係。而所謂鬥爭關係,則是要在「衝突與對立狀態中,以消滅對立面為其思想行為的指導原則」——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所一心要確立和維繫的強盜邏輯。顯然,作者言之有理。

但是,作者說得更為愷切的是:「西方文化傳播中華時是正邪兩支同時傳入,正的一支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王道政治相結合,發展出三民主義,締造了中華民國;邪的一支,與傳統文化中的最壞的部分『厚黑學』相結合,發動和發展了共產革命,毀滅了中華民國,製造了現有的馬列魔教帝國」。而我們應該追求的則是,「自由的利益主體,平等的主體間的競爭關係(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意味著競爭的起點相同,最終體現出『能者多得』的公平原則),相互尊重相互妥協的解決利益衝突的方式,如果再加上中國文化的道德人格約束和提高,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建立一個『有德有利』社會關係。」

應該說,惠先生在對三種社會關係的論定和批判中,確實找到了未來中國社會理性發展的道路。這個道路,就是淡化階級,消泯鬥爭,和解共生,建立一個「既有道德,又講利益,更講民主法制」的進步社會。而這個進步社會到來的前提,則是必須徹底剷除馬列和中共給我們帶來的一切惡果,以結束「對抗」和「絕對對抗」,轉向「調和和統一」,否則我們將很難達成普通民眾久已懷抱的人生和社會理想。

我在這裡僅僅想補充說明的是,由上述可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不要「調和」即「統一」的,是要「對抗」到底的。而我們在反對共產黨的殘暴專制統治的過程中,當然無法「和那個從不知道妥協和讓步,只知道迷信暴力專政的共產黨實行調和,實現統一,而是要被迫經過鬥爭,甚至是不得不經過武裝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去逐步地實現「調和」。也就是說,即便是作為原來一方的主要敵對力量已經被消解,甚至被消滅,也同樣需要對其廣大非主要力量的「和解」即調和,也就是建立「共同」的社會新秩序和「平等」的利益分配關係,並且要求整個社會「要以平等的姿態來對待原敵對勢力所應該佔有的利益」。而不能再像共產黨那樣,以鬥爭,專政,消滅自己曾經的敵人和霸佔敵人的一切為己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消解敵對的矛盾,避免繼續發生「絕對對抗」和社會混亂,甚至混戰,而求得新狀態下的一種新平衡,即「對立統一」狀態的繼續呈現。回到現實來說,就是在對共產黨不得已的對抗獲得了成功之後,我們也只有遵循這樣一個法則,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重建民主秩序,並迅速地獲得真正的社會穩定與健康發展。

六,作者論「中華文化與人類理想社會形式的天然聯繫

——兼評「三民主義的科學性和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

什麼才是「人類理想社會的形式」?

可以說,這是自從人類開始走向文明以來,幾乎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地區和每一個國家的賢哲們都曾探討過的大問題。而人類理想社會的實現,也是歷史上幾乎所有的人民或國民都曾懷抱過的渴望,自然也是東西方所有「向善」的「王者」們都曾經希望實踐的治國理想。

然而,不幸的是,至今東西方還沒有一個民族和國家真正實現了這樣一個理想境界。雖然,同時代的各個國家正走在各自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有的正在試圖走向這個境界,有的卻還程途漫漫,有的竟走上了歧途,有的正在與這個「理想社會」背道而馳,一步步地將自己的人民推向無邊的黑暗。人類發展的「永久性不平衡」現象,將今日世界上的許多國家擱置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境界」和「歷史階段」,其根本原因,自然是與東西方甚至是許多民族和國家文化發展的歷史,體系及狀態有關。而就東西方文化體系而言,誠如本書作者所說:「在全球三種文化體系中,西方文化追求利益平衡和共用,馬列主義追求利益壟斷和獨享,唯有中華文化追求超越利益層面的道義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換言之,就是西方已經走在民主和自由的正路上,但境界還有待提高;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就存在著高境界的社會追求,今天卻墮落在西方馬列文化的不堪境界之中而難能自拔。

這又是怎麼回事?作者運用「社會系統論」的原理(注釋2),很好地解釋了這種現象。他說:「要是從社會結構上來說,一種理想的社會形式,必然是一種良性的社會結構,是在器物、制度以及精神三個層面上對整個社會系統的全面提升和完善。……若要從人的道德來講,人的道德屬性(精神屬性的高級部分)和社會的良性結構必然要達成高度協調的統一」。而「在社會系統中,由於人具有精神和意志(要素的性質),人可以決定社會系統形成什麼樣的結構,並且可以根據需要隨時調整人和人之間的組織結構關係……因此,在社會系統中,居內核的文化理念(思想形式和價值觀)決定社會基本制度,社會基本制度決定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生產關係),而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決定著生產系統的效力(生產力),人類社會的發展遵循這個系統層次制約關係的基本原理,體現著天道(在人間表現為正的文化理念)對歷史演化的支配和制約關係,在順天和逆天的此消彼長中,人類社會演繹著治亂迴圈的歷史規律。所以,道法自然、敬天知命、少私寡欲、重德修身的「天人合一」狀態是人類社會的理想社會,『返本歸真』是人類的最高理想。」

然而,根據惠虎宇的論述,西方哲學一向存在著的四大基本問題,又阻礙了理想社會形式的進一步提高。這四個問題,一是「有限和無限的問題:西方哲學使用無限思維,產生了『二律背反』,使邏輯混亂不可收拾」。二是「一元和二元的問題,使用二元思維,產生了物質和精神的對立,造成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歧」。三是「信仰和理性的問題(內求和外證的問題),由於不懂內證和外求的關係,所以產生了信仰(內證)和理性(西方的理性是外求的智慧)的對立」。四是「實證和形而上學的問題……由於不懂『道器合一、道不離器』的學術原則,而產生了形而上學和實證科學的對立」。

而中華文化卻因為「天人合一」的總體哲學觀,自古以來不僅從不存在西方的四大問題,甚至早就解決了這樣四個大問題。因為,「中華哲學的『層次論』解決了『有限和無限』的問題;『天人合一』的『本體論』,解決了『一元和二元』的問題;『知行合一、內證體悟』的『認識論』,解決了『信仰和理性』的問題;『內證體悟的生命科學、道不離器的學術原則』則解決了實證和形而上學的問題。可見,中華哲學以圓融的境界完善了西方哲學所遺漏的部分,中華哲學正是西方哲學所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然而中華古典哲學卻只是中華文化的啟蒙之學,就不說:中華哲學以其「法無定法」為指導原則,昭示了對宇宙認識的不同層次和攀升;以包含著真正「主客一元、心物一體」的天然合一理論,揭示了人和宇宙是一種生命全息圖式的對應關係。同時,不僅「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生命科學基本原理,使哲學在其領域裡獲得了最貼切的邏輯表達形式;還在歷史觀和人性論方面,以「知行合一」的思想統一了個人和社會的價值追求,在道德社會關係中的實踐中,使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達到了高度的一致。

應該指出的是,在西方哲學發展基礎上因裂變和反噬而產生的馬列哲學,竟然完全「扭曲了西方真正愛智慧的哲學傳統,踐踏了高級的東方哲學智慧,建立起一種全封閉式的和唯我獨尊的反智慧學說體系,把人類最膚淺的經驗認識(只依據感官與現世經驗建立起的知識體系)作為絕對的真理來崇拜,從而封閉了人類思維向更高級領域拓展的任何可能性。」

由上述可知,究竟是哪一家的文化才可能通達「人類理想社會」呢?當然是中華文化,是從上古中國一直延伸到中華民國的中國文化,才與人類理想社會具有著本真的「天然聯繫」。雖然馬列文化對現代中國的入侵,佔領,浸染和統治,暫時地破壞和顛覆了中華的文化,甚至用他們的「死亡文化」腐化著我們的社會,惡變了我們的人心,將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幾乎推向了倒退的絕境,但是,我和作者都堅信,這在漫長而又悠遠的中國歷史上,不過是「彈指一揮間」而已。

然而,從外國來的共產黨及其政權,這個永遠驕縱成性,從來都不會知錯認罪的黨和政權,可不是這樣看的。相反,中共向來就認為,是它,也只有它,才給中國大陸人民帶來了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是它,才是中國大陸人民的「大救星」;是它,才為大陸人民建設了一個「新中國」。

現當代中國的歷史,真地是這樣的嗎?

首先,馬列和他們的中共,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怎樣的「偉大理想」?用他們自己的大話來說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歷史的發展受這個客觀規律制約,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物品極大豐富、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剝削、消滅了階級差別,實現了社會『公平』的美好社會,那時人們將遵循「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集體主義原則,過著「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自由生活,所以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理想是人類的最高理想。「今天,當所有共產黨國家的人民,已經遭受夠了他們的瘋狂屠殺,徹底剝奪和無邊的淩辱之後,還有誰會相信這個為馬克思所製造出來的天大謊言呢?雖然如此,作者在他的書裡仍然對這套所謂共產主義天堂的理論,做了十分凱切的理性批判。

其次,馬列和他們的中共,究竟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是中國人民的大災星?其實,我們只要將共產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黨」說清楚,道明白,就足以能夠證明它有沒有可能成為任何一個國家人民的「大救星」了。

那麼,共產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黨?即使說所有共產黨國家的人民早已認識了共產黨是一個怎樣的惡黨,但是,作者對共產黨的哲學批判,還是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第一,作者運用現代「非加和性」的系統原理(參閱注2),將共產黨的組織和黑社會組織進行了對比,從而達到了「同一」的結論。因為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和組織原則,一是「下級絕對服從上級,上級絕對服從中央,不服從的要受懲罰」;二是「一旦加入,終身不能退出,若要退出就是背叛組織,要受到懲罰。」同樣的是,幾乎所有黑社會組織都是「一切成員絕對地服從老大,不服從的會受到懲罰;」同時,一旦加入,別想輕易退出江湖,自動退出會受到追殺。「真所謂」何其相似乃爾!」

第二,其黨性(該系統的結構特徵)就是「黑社會性」,「其功能就是對社會上一切正常的生產、經營、勞動、教育、宗教信仰等等基本社會活動進行騷擾和破壞、勒索和控制。在黨性的指揮下,個體黨員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都得首先履行黨組織(系統)的功能,體現黨組織的性質,黨性永遠高於共產黨員的普遍人性」。所以,作者對此才特別說道:「共產黨中『有沒有好人』根本無法動搖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共產黨員和共產黨不可以相提並論,試圖以某些個體好黨員來為共產黨做辯護做宣傳,就像試圖以『無毒的碳氮鉀元素來為劇毒的氰化鉀』做辯護、做宣傳一樣而顯得的淺薄、無知、可笑!」(參閱注2)系統論的原理在這裡確實成了批判共產黨的最尖銳也是最貼切的理論,而作者對它的運用亦可謂「駕輕就熟」。誠如作者所言:「中國古代以儒家傳統的倫理關係來構建國家系統,古代的西方以宗教神權來構建國家系統,現代西方以民主憲政來構建國家系統,惟有共產黨以黑社會組織來構建其統治體系」。

第三,作者說,「共產黨時常宣稱自己是一個政黨,是執政黨,其實共產黨和政黨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系統內,政黨只是一個以組織參加競選為活動目標的自由社會團體,競選成功則作為執政黨組建政府,執行憲法所賦予的政府功能;競選失敗,則作為在野黨,履行憲法所賦予的監督批評政府的權利。」但是,絕不容許任何他黨存在,也絕不允許人民自由選舉的共產黨,卻「相當於把自身系統的結構模式放大到了全社會,把中央對黨員的控制關係延伸到全社會各個領域(也就是各行各業各個層次和每一個人),使自己的黑社會性質貫穿到了全社會的每一個基本單元,也就是說使全社會都被黑社會化」,從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全面的和「反社會的社會結構模式」。

第四,共產黨之「反社會的社會結構模式」,也就是他的整體黑社會組織「與其它社會『子系統』的關係,則由共產黨的教義……馬列主義來決定,並由它指揮著這個黑社會系統的一切行動。可以說,黑社會組織結構是共產黨的活性機體,而馬列主義邪教教義則是共產黨的中樞和大腦(靈魂?),組織上的黑社會性和理論指導上的邪教性,使共產黨在社會化過程中成了人類歷史上登峰造極的和最大最邪惡的邪教集團」。換言之,就是共產黨的一切行為取向,均有共產黨的「思想意識結構」來決定,來操縱。所以,「馬克思主義反哲學反智慧的理論認識路線及其反歷史反傳統的社會實踐綱領」,才會將他們在所有共產黨國家的統治推向反動、黑暗和血腥的極端。事實正是如此。因為如果要「從人性的顯現狀況分析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人的生存狀態」,那麼,68年來,中國人民無非都在做著共產黨的「奴隸和人質」罷了!

再者,那就是「馬列子孫」在中國的層層統治集團,究竟是為我們建設了一個「新中國」,還是製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惡政權」?對此,誠如作者所說,我們只需「回過頭來看看共產黨邪教集團統治下中國人的生存狀況」,就可以真相大白。作者對此做了十分到位的總結:

第一,半個世紀來共產邪教集團通過各種強制手段強迫人民「獨尊馬列」,毀滅了中華傳統文化,「使當今大多數的大陸人理解不了自己的傳統文化,找不到自己的根,失去了民族自豪感與歸宿感」。致使我們大陸人民不僅亡了自己的「民國」,而且亡了自身的「民族」。以至於「華夏大地上,禮崩樂壞,混亂不堪,法律的尊嚴被踐踏,傳統的道德資源被污染,社會公平與正義蕩然無存……『中華至善』的倫理體系被毀滅……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價值觀被破壞殆盡……整個國家系統全靠赤裸裸的流氓黑社會組織程式來運作,傳承數千載的文明禮儀之邦竟然變成了冷血無情、虛偽狡詐的人騙人和人吃人的叢林社會」,已經「使現在中國人的道德水準處於歷史上的最低點,大多數人以醜為美,以惡為善,以不正常為正常,從根本上顛覆了宇宙天地運行的基本規律」。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標記民族特性、維繫民族傳承的唯一要素。文化一旦改變了,這個民族也就改變了,文化一旦失傳了,這個民族也就消亡了。中華民族傳承了黃帝開創的古代道德文化,所以才稱為炎黃子孫;同理,那些奉馬列為祖宗,傳承了馬列所開創的階級鬥爭文化(包含其一整套的哲學體系)的人,無論他血緣意義上的人種,政治意義上的國籍等非文化因素有多大的差異,在民族歸屬上都應屬於馬列族的族員。20世紀的一部中國歷史主要就是華夏族與馬列族、炎黃子孫與馬列子孫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史,其間發生了兩次慘烈絕倫的衛國戰爭」(見下文)。作者的批判,讀起來該會感覺到「何等的痛快」,雖然,它不過是一種可怕的「痛苦快感」而已。

第二,徹底地剝奪了人民的「民權」,由之而將人民的社會政治權力——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和「愛民族,愛人民」之等等的社會權利剝奪得乾乾淨淨,於是人民既喪失了對國家的主權,也就必然地喪失了國民做「人」的絕大部分權利。於是,沒有民權保障的人權狀態只能是每況愈下。就像二十年來那些在海內外蓄意要用「人權取代民權」的誘導者們那樣,其目的就是要將人民的維權運動,絕對限制在「維護人權」的範圍之內,從而絕不容許造成「因維護民權而必須挑戰中共專權「情形的發生,使喪盡了「民權」的大陸人民只能夠「維護人權」,而絕不能夠維護民權。結果便只能是「越維越糟糕,越維人權越少,越維就越讓我們的大陸人民失去更多的人權」。眾所周知的烏坎事件,長期以來發生在全國各地的侵犯人權和剝奪最低人權的萬千事件,特別是眼下所發生的北京驅趕所謂「低端人口」的暴行,就更是十足地證明了了種種「只維護人權,絕不維護民權」的方式和手段,不過是一種政治上的「陰謀合作」而已。正是因為如此,「中國人的人格尊嚴被完全抹殺,人權被等同於吃喝拉撒的自然生存能力,人的社會生活被等同於『活著』而已,人的生存狀態被徹底降到了等同於動物或略高於動物的工具性階段」。

第三,「在共產邪教統治下,一切的學校教育都以馬列主義邪教教義為核心,全面抵制西方真正的哲學傳統與科學體系(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共只吸收技術,卻抵制科學精神),不但使西方文化的真正智慧被扭曲,也毀滅了中華傳統的「天人合一」的高級思維模式,一切的性命修煉都被當作偽科學與迷信而一概否定,所有的修煉團體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殘酷鎮壓,六十多年的反科學反智慧反宇宙的唯物論洗腦教育,使多數大陸人民……徹底迷失在物欲和情慾之中,看不到自己的本性」。「共產黨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開放了最低級別的生理和經濟領域,更高級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從來都沒有、也不可能成為開放的內容,在共產邪教統治下,中國人只能講究吃飯穿衣、發展經濟和積累物質財富,其生存狀況始終無法超越工具性階段。「就不說還有多少民眾生活在衣食難足的困境之中。——作者對中共的「改革開放」,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中共專制改良」本質的評價,真是「一箭穿楊」,乾脆徹底。

第四,「在共產邪教侵害下,大多數中國人民處於奴隸和人質的生活狀態之中,在幾十年的『殺、抓、放、再抓、再殺』的迴圈程式運作中,生存下來的人普遍患了對剝奪綁架者感恩戴德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把自己本應有的正常生活理解為施暴者的恩賜,完全忘記了人之為人所應該有的基本權利和生活狀態。」這,無疑是我們廣大民眾對自身思想覺醒能力和能量的「自我壓迫」,特別是造成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們「萎縮不起」的時代性悲劇性格,對於人民反抗暴政起到了「自捆自綁自困」的不良影響。

所以,作者才下結論書說:「共產黨不是民族的救星,而是中華的災星,共產黨政權即偽中華人民共和國,既不是中國,更不是一個新中國,而是宇宙之間最邪惡的邪教集團對中華民族的侵略與佔領,共產黨是附著在中華民族有機體上的癌細胞和腫瘤,共產邪教不滅,中華民族永遠沒有光明,中國人民也永遠不會真正站立起來,成為自由、大寫而高貴的人!」

所以,作者也才會感慨萬端地說,「馬列主義共產黨是反天地、反人類、反宇宙的邪教集團,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兇殘、最無人性的流氓黑社會組織,它對中華民族的入侵不但建立了史上最嚴密、最殘酷的『政教合一』的專制制度,而且毀滅了傳承5000年的中華古國,使十幾億華夏兒女淪為它手中可以被任意處置、毫無討價還價權利的現代奴隸和被俘人質。因此,推翻共產黨統治,才能解放全中國;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而「這個新中國,就是辛亥革命創建的中華民國」。

還需要我來詳細地介紹作者對「中共自稱建設了新中國」的批判嗎?不需要了!因為作者的上述批判,等於是明明白白地指出了中共的所謂建設新中國,就是「阻礙了近代中國由君主帝制走向民主共和制度的正常歷史進程」——而推動了這個進程的主體,就是作者所說的:「辛亥革命創建的新中國——中華民國」!

最後,我還必須向讀者推崇作者的「系統中國觀」。因為作者正是運用他的「系統中國觀」,才不僅將「馬列中國」斥之為「由外來反動文化篡立的外來反動政權」,而且將由孫中山先生「科學的三民主義思想」開創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推崇為真正的新中國。作者從哲學的理性批判終於走向了對中華民國歷史的充分肯定。這個肯定的出發點,就是他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高度評價。他說:「國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正是結合了傳統王道政治的精髓與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可說是東西方文明的完美融合。它在權力來源上以現實的民意取代了傳統文化中抽象的天意,更具有操作性與公正性,此為民權主義;國家治理上依然遵循傳統的王道政治,宣導仁義與民本思想,此為民生主義;而追求國家獨立,維護民族利益,延續民族血脈的思想化為民族主義。此三民主義『被西方譽為與聖經,英國憲章,美國獨立宣言並列的人類四大文明成果』,可見其巨大影響。三民主義它縱接三皇五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為我民族世代所傳的精髓之所系,是一脈相承的血統;而橫連英法美之西方人權運動民主政治的英華,與時代相接軌,是真正與時俱進的先進文化;而在民族主義裡提出了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歷史任務,符合了當時中國時代的發展要求。因此,惟有三民主義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先進文化的代表,是我中華建立民主憲政共和國的唯一指導原則!」作者是用他的「系統中國觀」,也就是他對「中國歷史之整體發展」的高度認識為基礎,才得出了這樣一個科學的結論。而這個科學的結論,對於我們今天志在「民主復國」的艱難奮鬥,該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在此,我僅想補充的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同樣為我們今天決心『驅除馬列,恢復中華』留下了歷史性的指導方向。這與作者在歷史上將1945—1949的「國共內戰」,看作是「中華民國的第二次反侵略民族戰爭」,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因為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運動,已經用無數的事實證明了這個認識和判斷的正確。至於作者在書中對「系統中國觀」的論述,依我之見,就像全書一樣,委實是「值得認真一讀」。

是該寫結束語的時候了。

但是我不知道該怎樣寫。因為我原來只是要為這本書寫一篇短短的序文,現在我卻將這篇短短的序文寫成了一篇長長的評論。不僅我自己沒有想到,大約作者也絕不會想到,我會為他這篇「序」下如此大的功夫,甚至將「序」變成了「論」。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年輕人惠虎宇的這部《魔教哲學批判》寫得實在是好。好在哪裡?就在他用系統的知識和新穎的理論駁倒了馬列主義理論的種種荒謬性,不僅聯繫實際,而且弘揚中華,為現在已經開始的,未來將要大大發展的中國人「對馬列主義的徹底和全面清洗」,和對我們「民族文化」的重新回歸和努力傳揚,不但做出了表率,而且做出了難以磨滅的成就。這對於推動當前大陸人民對於中共殘暴統治之現狀的反抗,特別是對那些有志於「革命推翻共產黨」的志士們,將無疑會起到「思想理論武裝」的作用。對那些一輩子被別人灌輸了馬列,又一輩子向別人灌輸過馬列的中國知識界人士,更會起到警醒式的很大影響。尤其是為我們已在覺醒的幾代中國人誓言不再做「馬列子孫」,而要重新做回「中華兒女」的志氣,奠定了哲學批判,文化批判和歷史批判即「理性批判」的基石。

惠虎宇先生在我的心中再也不是曾經的那個「李後主」了,而是一位敢於「虎視」整個中華「馬列哲學界」的年輕哲學家。所以我希望他能夠有更多更深的理論造詣,既要做成一位哲學的方家,更要做成一名人民自己的「革命思想家」。因為,他有這個素質,有這種才華,也有這個意志。我期待著他將有更加了不起的著述問世,到時候,我再來拜讀,再來領教,再一次以一個「外行」人的眼光,為一位「內行」人寫一篇短短的序,去推崇他的新成就。因為到了那個時候,年邁的我,或許是再也寫不出這樣的長篇大論來了。

祝惠先生繼續成功!

注釋1:文中的所有引文,均引自《魔教哲學批判》一書,並均為簡體字版。

注釋2:作者簡介「系統論」:現代系統論起源於20世紀的西方,是由貝塔朗菲所創立的一種突破西方傳統分析-還原方法論的新世界觀,他具有整體思維的特徵。在今天,系統論已經成為當世學者研究認識複雜物件時必須掌握和使用的基本科學方法。什麼是系統?所謂系統就是由若干要素通過非加和性作用而組成的一個具有特殊結構和功能的整體。系統有四大特點:①系統是由要素構成,即系統有其特定的組成成分;②組成系統的要素之間是通過非加和性作用而結合在一起的,即系統不是由組成部分簡單的代數疊加(加和性)而形成的整體,正是非加和性作用使系統出現了要素所不具有的新功能,所以也有人簡單地稱系統的這種特性為「整體大於部分之和」;③系統具有特定的結構,即由於非加和性而形成的、要素之間的特殊聯繫和相互作用;④系統具有特定的功能,即系統由其特殊的結構、而顯現出的特殊效用(結構決定功能)。現在舉幾個例子來理解系統的這些特徵:我們知道水分子是由2個氫原子和1個氧原子構成的,氫和氧是組成水分子這個系統的要素,以要素的功能來看,氫是可以燃燒的,氧是可以助燃的,但是由這兩種要素構成的水卻既不可以燃燒也不能助然,反而是滅火的。在這裡,系統展現了和其要素完全不同的功能特徵,這說明,由於氫和氧的非加和性作用,形成了水分子的特殊結構,從而使水(系統)產生了氫和氧(要素)所不具備的新功能,這就是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意義,同時也表明了系統和要素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事物。再來看一例,氰化鉀(分子式KCN)是一種劇毒物品,但是組成氰化鉀的成分碳氮鉀三元素本身都是無毒的物質,無毒的物質為什麼能組成有毒的物質呢?這也是由於在形成系統時,要素之間發生了特殊的相互作用,從而使系統具備了特殊的組織結構、展現出特殊的功能。那麼,回到本章的開頭,作為要素的共產黨員在組成一個大的社會系統——共產黨——時,黨員和黨員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相互作用?由於這樣的相互作用又使系統形成了什麼樣的組織結構?最後使共產黨這個巨型社會系統顯現出什麼樣的功能特徵?這正是我們基於系統科學方法要回答的問題。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有機系統,人是這個系統的構成要素,在《伏魔十三式》第5式中,筆者曾經論述,依據道德品質的好壞,人從道德表現上可以劃分為道德人、利益人、利益流氓(道德敗壞的表現)三種類型;而社會系統從結構的優劣上可以劃分為良性、中性、惡性三種狀態。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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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7 10:2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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