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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輝:並未救國的「五四運動」只是胡鬧而已

圖為1924年6月,第一次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後,孫中山、蔣介石與蘇聯代表等一同走出校門。(李大衛攝於台北中正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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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03日訊】剛剛因恐嚇申請信息公開的學生而成為眾矢之的的北京大學,在尷尬、草木皆兵中迎來了一百二十週年的「生日」——儘管五月四日並非是其真正的生日。而之所以選擇這一天作為北大的「生日」,是因為在中共的宣傳中,「五四運動」是「先進青年」因無法容忍社會現狀的腐敗黑暗,出於「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熱忱而發起的「反帝愛國學生運動」,最初的參加者不少來自北大。

事實果真如此嗎?經過對這段歷史認真研究後,香港歷史學者馮學榮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他表示,這場運動「除了打傷一個人、燒毀一棟房、撤了三個官、留下暴力的火種之外,沒有什麼裨益可言: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一場胡鬧,僅此而已」。

五四運動誘因與學生攆走蔡元培

「五四運動」的直接誘因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在巴黎和會上,西方國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了打敗德軍、已然在山東經營的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則表示,作為戰勝國,依據中日1915年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民四條約》而被日本控制的青島,應該歸還給中國。民國北京政府還提出給日本補償,支付其出兵青島(打德軍)的軍費開支,但遭到了日本、美國、英國等的拒絕。

無奈之下的民國北京政府密電談判代表、外長陸征祥可以簽約。得知密電消息的「國聯同志會理事」林長民,立即寫下《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於1919年5月2日刊登到當時北京的主流報紙之一《晨報》上,稱:「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

一些得知消息的北大學生遂聯合北京十三所高校三千多名學生於5月4日上街示威遊行。當日下午1點鐘,學生們匯集在天安門,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的口號,並要求懲辦親日派高官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

據脫離中共的前高官張國燾《我的回憶》記載,5月4日,北大學生是從北大舊校址沙灘紅樓開始遊行的。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曾追上學生,苦口婆心地勸阻學生不要遊行。作為遊行示威學生領袖之一的張國燾站了出來,駁斥蔡元培道:「蔡校長!這事與你無關!你本來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這樣,張國燾和北大的同學們,硬是把蔡校長給攆走了。

暴徒學生火燒趙家樓  打暈外交官員

高呼著口號的學生先是到了使館區、向外國使館提交了《陳情書》,但卻沒得到任何回應。憤怒的學生遂轉而奔向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趙家樓。

得到風聲的曹汝霖不想在街上被學生認出並被當街打死,於是飛奔回家躲避。在家門口,他遇到了北洋政府臨時派來保護他的三、四十名警察,但警察們說:「上面有指示,要求我們這些警察務必文明對待遊行示威的學生。所以,我們這次連警棍都沒有帶,不知怎樣保護你才好。」曹汝霖只有苦笑。

最終,警察們想出了在曹家大門貼封條的辦法,來阻擋學生。因為撕毀政府的封條就是犯法。但顯然,警察們低估了憤怒學生的能量。鬧事學生仗著人多勢眾,不但衝破了政府的封條,衝進了曹家,更有憤怒的學生執起一塊大石頭,朝曹汝霖年邁、癱瘓的老父親猛地砸過去,幸好曹家的一個丫環挺身攔住,為老人家擋住了這塊石頭(事後,那丫環疼痛了好些日子)。

因曹汝霖躲在衣櫃裡,學生們並沒有找到。但憤怒的學生並未罷休。當他們在車庫中發現曹汝霖的一輛車,車旁有一桶汽油時,遂放火燒掉了曹家,這就是令人震驚的「火燒趙家樓」事件。

曹家起火後,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外交官員章宗祥被迫逃了出來。因被學生誤作是曹汝霖,被學生們圍毆。有一個學生還拿起一根鐵棍,朝章宗祥後腦掄過去,章立即暈倒。幸好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沖了出來、死死護住章宗祥,而使其沒有被學生打死,但其經醫生檢查後,「大大小小的傷,一共有五十六處,而且還有腦震盪」。

章宗祥在場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則質問旁觀的警察:「學生們都動手打人了!這不叫行使民主權利!這叫行凶!你們當警察的,怎麼還不管一管?!」警察們由於上面有令,紛紛扭頭不理。好在北京市警察局長吳炳湘及時趕到,大喝一聲,學生們才轟然逃散。行凶者被抓到的,沒有幾個。

學生打人的驚人消息一出,北京衛戍司令段芝貴立即放話:「老子我要派部隊進京,嚇唬嚇唬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學生!」民國北京政府總理錢能訓聞聽後,立即反對:「中華民國的國防軍隊,是一支對外的武裝,怎麼可以用來對付自己的老百姓?!」

自然,軍隊沒有進駐北京,被捕的學生也很快被釋放了。雖然在全民輿論下,民國北京政府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撤了曹、章、陸三個親日派高官的職務,但卻並沒有解決青島問題,日軍一直駐紮在那裡,並保持了對青島長時間的實際控制。

直到1921年在由美國牽頭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迫使日本簽署了旨在「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經濟利益各國均沾」的《九國公約》,日本才被迫同意與中國簽署《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簽約之後,日本從青島撤軍、回國,把青島還給了中國。

也就是說,青島的回歸,是民國政府利用了西方國家間的矛盾達成的,與五四運動沒有必然的關聯。

五四運動沒有任何裨益而言

民國政府和彼時北大對學生示威遊行、打砸行動的寬容,與鉗制百姓自由、對抗議的學生開槍屠殺的中共,以及恐嚇學生的北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足以讓當下的中國人羨慕不已。

是什麼讓北大等高校的學生忘記了古人教導的「仁愛」?難道對政府的不滿就可以隨意打人?肆意放火? 這不能不提到新文化運動和對馬列主義的宣傳。

1911年,清朝滅亡,民國成立。起初,科舉的廢除、新政的實行、立憲運動的興起、地方自治的熱潮等,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基本是正面的,中國文化的基本傳統也沒有斷裂。

具體來說,科舉雖廢除,但相對發達的民間社會給予了知識分子更為廣闊的空間。而且民國政府沒有限制民間辦學,民間還有辦報紙、辦出版社和通訊社及宗教活動的自由。換言之,知識分子成為了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大學、報紙、出版社等,繼續傳承中華文化。在政府眼中,他們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鋒。

隨著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走向獨裁以及軍閥混戰,中國走向何方成為了很多人探求的課題。其中陳獨秀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為《新青年》),宣傳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批判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傳統道德,並提出東西方文化一個是舊的,一個是新的,應該用新的去改造舊的。《新青年》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影響了眾多的年輕人。

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陳獨秀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他遂將《新青年》遷到北京,並開始在北大宣傳馬列主義,《新青年》也刊登了不少宣傳馬列主義的文章。而在五四運動爆發的前三天,即5月1日,由中共黨員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出版。五四運動的前夜,李大釗還發表了一篇題為《「五一節」May Day雜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號召在慶祝日這一天採取「直接行動」。

一方面,由陳獨秀掀起的「新文化運動」衝擊了中國傳統的是非標準和價值標準,否定了傳統上中國人的信仰,並且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使得中國傳統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徹底的否定和破壞。另一方面,對提倡暴力的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宣傳,尤其是李大釗的鼓動,影響了一部分青年人。沒有人可以保證,在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打傷無辜的學生中沒有受到這樣影響的北大學生。

史載,「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動後的當天晚上,學生領袖們就來到北大李大釗的圖書館辦公室,向他匯報當天所發生的事件。李大釗還要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將五四運動擴大到其它城市中去。在響應這一號召的人當中,就有李大釗的學生、後來成為中共黨員的鄧中夏。無疑,中共利用五四運動,加強了宣傳,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此走上了歧途。

可以說,五四運動對中國的發展毫無益處,除了給禮儀之邦的中國留下了暴力的範例,其唯一的後果就是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一個契機。正如馮學榮所言:「五四運動,除了打傷一個人、燒毀一棟房、撤了三個官、留下暴力的火種之外,沒有什麼裨益可言。」「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一場胡鬧,僅此而已。」

而當年的大知識分子梁漱溟也曾發表社論、譴責大學生的暴力行為。他一方面覺得應該支持這樣的愛國運動,同時也提到這些學生無論出發點是什麼,還是犯法了。他說,我們這麼多年來都是在各種革命的名義之下,以大的名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即便是我們要爭民主,或者是為了反抗西方國家,無論是在何種名義之下,也不可以侵犯人權。他表示,我們不應該在愛國的名號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這是不對的。他提到:「我寧願這些學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監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當然更好」,「如果我是這些學生,我寧願真的坐這個牢,因為我確實犯了錯」。

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五四運動」是中國噩夢的開始。如今還在紀念「五四」並將其作為生日的北大,自由精神全無就是鐵證。

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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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3 5: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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