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6月26日訊】近日，中共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對大學生要合理『增負』」。
在他看來，「中國教育『玩命的中學、快樂的大學』的現象應該扭轉」；因此，「對中小學生要有效『減負』，對大學生要合理『增負』」。具體辦法是，「提升大學生的學業挑戰度，合理增加大學本科課程難度、拓展課程深度、擴大課程的可選擇性，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和專業志趣，真正把『水課』變成有深度、有難度、有挑戰度的『金課』」。
陳部長的辦法似乎很多，但最終還是要落在「把『水課』變成『金課』」上。可見，連這位教育部大員也無法否認，如今中國高校普遍都在課程設置上存在問題。正是因為那些毫無含金量的「水課」根本「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和專業志趣」；所以才要首當其衝、對課程增加難度、拓展深度、擴大可選擇性。
然而，對於分專業來學習的大學課程來說，其實並不乏難度和深度。課程有多難、有多深，是由其專業屬性來決定的；某種程度上，還因人而異。加上教育本身就有「因材施教」一說，且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也不是為了把學生都難住；因此，要想人為的去拔高難度，也是不現實的。
尤其在如今，中國大學教育已形成產業化的現狀下，「大學生難畢業」真的是高校所樂見的？要知道，「讀書無用論」所針對的，並不是大學課程毫無挑戰，而是中國教育的洗腦模式使大學生們學了一堆，卻無法學以致用。更重要的是，他們連基本的常識以及思辨能力都沒有。
面對陳部長提出的「增負」，北大、清華的校長都建言，要讓「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相結合」。這話一語道出了如今中國教育的軟肋，那就是缺乏通識教育。耶魯大學某華人教授也指出，「國內培養出來的傑出高材生，他們在專業上這麼突出，但思維方式那麼僵化、偏執」。中國要在教育上轉型，就要「培養興趣豐富、人格完整、頭腦健全的通識公民、思辨型公民」。
北大、清華的校長能指出「通識教育」實屬難得，但問題是，從大學才開始提倡，本身就是對這種教育缺乏基本認知的體現。因為「通識教育」不能從成人、而是要從剛剛對世界有所認知的孩子開始進行。中國有專家提出，要學習歐美大學的「寬進嚴出」。但殊不知，這些大學能實行「寬進嚴出」，正是建立在孩子從幼兒園就已開始進行通識教育的基礎之上的。
耶魯大學那位教授曾撰文稱，他女兒在幼兒園時，「每年都會有科學、一般人文社會、語言方面的內容」；「今年重點了解一下亞洲不同的國家，以前的歷史是什麼樣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在他女兒讀四年級時，「老師就會花一年時間講科學方法是什麼，具體到科學的思辨、證明或證偽過程」。
此外，若有機會看到2018年法國高中畢業生的哲學考試題，尤其是理科、技術類考生需要作答的「我們有什麼尋求真理的需要」、「經驗會不會具有欺騙性」、「慾望是不是我們不完善的烙印」等問題；我們就會發現，歐美國家的學生基本是在上大學之前，就被要求擁有通識以及具備良好的思辨能力了。
難怪耶魯大學教授毫不誇張的表示，「按照我女兒在小學四年級就學到的科學方法去判斷，國內經濟學以及其它社會科學類學報上發表的許多論文，都沒法及格」。他指出，這跟中國孩子「沒有從小學開始強化科學方法的教育訓練有關」。而事實也正是如此。在中國，「從幼兒園到小學、大學、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強調死記硬背為考試」。
中國從小學到大學，之所以把考試看的那麼重，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學校要致力於完成極權政府下達的「愚民」任務。學生一心撲在考試上，就不會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去關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面向整個中國社會的洗腦教育下，「為了高考，日子苦一點也沒關係」，是中國億萬學生及家長普遍形成的共識。當學生漸漸習慣了標準答案之後，他們嚮往自由的靈魂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就開始喪失殆盡。
由此我們發現，無論是基礎教育的「減負」，還是大學教育的「增負」，都不能真正解決中國人飽受洗腦教育之苦的核心問題。如果中國各類學校還在肩負著洗腦任務，那麼課程的內容與設置就不會發生根本的轉變。
孩子有了更多時間，也學不到該學的東西；大學在課程上增加了難度、拓展了深度，也很難讓畢業生就此成為「興趣豐富、人格完整、頭腦健全的通識公民、思辨型公民」。
至於陳部長針對課程設置所提出的那個「擴大可選擇性」，若建立在「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專業知識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之上，就不可能真正讓學生有選擇可言。因為自認為「偉、光、正」的中共政權從來沒想過要給人民選擇的機會，而「思想政治教育」與「通識教育」則更是背道而馳。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