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6月28日訊】編者按：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是伴隨著朝鮮戰爭、鎮壓反革命同時進行的，號稱「三大運動」。土改運動是在農村殺害精英，200萬鄉紳地主被野蠻批鬥、酷刑致死，鎮反運動則是在城市、鄉野同時大開殺戒，屠殺對中共不滿的民眾及國民黨舊部與國民政府人員，約500萬國民黨被清算，100萬國民黨被成批處決。與此同時，中共邪靈嗜血屠殺的癖好以戰爭的方式延伸到朝鮮半島，100萬中國青年慘死炮火之下。中共在竊取政權後的兩三年內，使800萬人無辜被鎮壓、半數喪命。專政喧囂與紅色血腥籠罩大江南北、鴨綠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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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前後，一路靠革命暴力起家的新生紅色政權尚不穩固，土改運動和朝鮮戰爭的爆發加劇了國內民眾普遍的恐慌，「1949年末參與接管廣州的楊豐後來回憶說：『當時群眾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二怕國民黨反攻大陸；三怕土匪惡霸打擊報復；四怕共產黨共產共妻。』」[1]
因中共暴虐和非法攫取政權，給社會帶來極大混亂狀態，國民心態複雜。蘭州市民眾傳言毛澤東打算要用10萬兒童與蘇聯交換軍火，各小學上學兒童驟減，群眾遊行，高呼「打倒解放軍」、「打倒共產黨」口號。北京和全國各地均發生反共運動。毛澤東藉助土改殺人和朝鮮戰爭瘋狂的勢頭，於1950年10月10日全面推動鎮壓反革命運動，殺人立威，鞏固紅色政權。
土改運動初期，毛澤東謹慎「鎮反」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了《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劉少奇接連指示華東軍區、鐵道部、公安部等各地各部門嚴厲「鎮反」。彭真的報告尖銳地提出了各級政府機關和法院「寬大無邊」，導致「匪特分子」氣焰張揚的情況，並推動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頒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但毛澤東並沒有做出相應指示。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屆三中全上，毛澤東解釋說，土改涉及3億1千萬人口，面臨推翻整個地主階級，敵人夠大夠多。同時擔心民族資產階級、失業的知識分子、工人、一批小手工業者，包括一部分農民對中共不滿。出於統戰和拉攏人心的需要，在土改初期，毛反而強調不要樹敵太多，不要四面出擊。
因此，在1950年土改初期，各地行動緩慢，處於綏靖狀態。在華南的廣東，因為當地僑民較多，葉劍英、方方根據這一情況提出「寧慢勿亂」，廣東省制定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沒有按照北方的暴力路線走，主張溫和、有限地批鬥、剝奪地主權利，但要給活路。華南局的廣東、廣西、福建溫和土改後被毛澤東貶斥為「三隻小烏龜」。
另一方面，中共的暴力土改，遭到了地方武裝力量的頑強抵抗，據統計，1949年前後將近十年間，各地反抗土改的武裝力量達近300萬人，其中包括還鄉團。
用土改的方式殺人，中共在農村有著豐富的經驗，但如何把城市也包含進來搞，毛澤東仍在謀算中。早在1948年9月，毛強調進城後要重視階級分析和加強階級鬥爭。毛不是不大張旗鼓搞鎮壓反革命運動，而是要尋找時機，各個擊破。
用戰爭的方式進行土改和鎮反
1950年10月8日中共決定出兵朝鮮，毛澤東認為時機到了。土改由緩改急，鎮反全面推進。毛澤東當時對公安部長羅瑞卿清楚地解釋說，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編者：指的是通過土改斂財），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
在中共邪靈眼裡，土改、鎮反和戰爭性質是一樣的，方式也必須是一樣的。
10月10日毛與公安部長羅瑞卿、彭真密談，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2]
毛的指示不是殺幾個反革命分子就完事了，而是要掀起血雨腥風的群眾運動，「雙十」指示明確提出：「鎮壓反革命要特別注意對群眾的教育作用。其做法就是殺、關、管，公開判決，高調宣傳。」毛澤東後來有過一個說法，叫「殺了70萬（廬山會議上這個數字被提升為10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
與鎮反運動如出一轍，毛澤東要求土改要採用暴風驟雨的方式。毛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閉幕詞中說：「戰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現在是要過土改一關，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和過戰爭關一樣也過得很好。」[3]
劉少奇說過 ，「不辦就不要辦，一辦就辦得你很痛，不痛不癢又得罪了人，就劃不來。殺一儆百，一百人殺一個，這一個是必須殺的很需要，當然我們不是搞算術，但是一百個地主，一個都不殺就要犯錯誤。」[4] 1950年10月18日，劉少奇在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上說，「反革命是可以殺乾淨的。」
土改在農村殺地主，鎮反在城鄉殺反革命
毛澤東習慣於「算大帳」，1947年毛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一文中說，「中國農村約占10%的地主富農，占有全國70%到80%的土地。」這個沒有經過論證的「大帳」變成了日後地主富農被殘酷迫害的「皇諭」。中共的《土地法》說：「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但在運動中，有點田地的佃戶都會被打成地主槍斃。
毛澤東說「矯枉必須過正」。西北、華北、華南、華東等局土改非常過火。中南局走得更遠，湖北潛江重點鄉李家大台、紫月兩村共413戶被劃出了64戶地主、69戶富農，占總戶數的32.2%。他們被掃地出門，迫使全家外出討飯求生。漢川縣兩個區三個多月有68人自殺身亡，全縣土改殺了數百「地富分子」。
當年雲南省鎮雄縣羅坎區土改工作組成員張家正回憶說：「土改工作組下到農村後首先是訪貧問苦，串聯、紮根子，找一些最窮的人用來做依靠對象。我們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窮的人紮根子。這些人多是好吃懶做、偷雞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組再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先轟開，後攻入』。先轟開，就是殺地主，確定了這個村第一批殺二十個、三十個。殺地主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鬥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讓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兩個膝蓋跪爛了。另外還有十指點燈，十個指頭纏上棉花，再沾上油點燃。」[5]
光在農村殺地主是不夠的，中共要城鄉並狂，才能殺人立威。
1951年2月2日，政務院出台《懲治反革命條例》，毛澤東有意放寬對反革命罪的解釋，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及各省會城市大殺幾批「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中旬，毛澤東對上海「已殺72人、擬再殺1500人」的計劃不滿意，直接電告上海、南京兩市委負責人，「殺人太少，應多殺。」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大殺幾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在4月27日上海當局出動3.5萬名軍警、幹部及工農、學生組成4445個行動小組，實行全市性大逮捕，一天逮捕8359人，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處決285人，5月9日再處決28人。6月15日一天處決了284人。以後每隔幾天就槍斃一批人，少則幾十名，多則一百多名。自「雙十指示」發出至1951年10月的一年間，「上海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5,100餘名，其中依法被判決死刑2546名。」[6]
1951年4月30日，上海槍斃285人。鎮反行刑現場，不能不提的是一樁滅門慘案。被處決者是父陳小毛、母張金庭及其子陳磊一家兩代三口。三人被反縛雙手，單獨跪成一排從左到右，頭頂上高插著特寫「死刑標」，依次是：父 「特務、漢奸、惡霸」，妻「特務幫凶」，子 「特務、漢奸」。[7] 從抓捕到行刑，不過三天。《左傳》記載：「賞以冬夏，刑以秋冬」，即秋後問斬，中共在陽春季節大開殺戒，而且是三口滅門，唯一的目的就是製造紅色恐怖，大逆天道。
土改是按比例鬥、殺，鎮反是突破比例殺人
關於土改，毛有過一個說法是，中國農村有3600萬地主，其中有400萬地主是壞的，要殺100萬，關100萬，管制200萬。有學者統計，土改實際殺了200萬，美國學者則統計為450萬人。除被殺之外，到1979年中共給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時，竟然還有400萬人。粗略算，土改鬥、殺人數在600萬—900萬之間。
在1948年，中共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8%、農民總人口10%」，後縮小到3%，這個數字換算成人口數就是1000萬左右，和上述的粗略數大致相仿。
在鎮反運動中，毛澤東親自指示一次次突破殺人的比例。
1950年2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鎮反殺人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8] 毛澤東後來又說個別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過千分之一點五，最多不要超過千分之二。
1951年1月22日，毛澤東電告華南分局、廣東省委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3700多，這很好，再殺3、4千人」，「今年可以殺8、9千人為目標」。1月29日，公安部對中南軍政委員會報告說湖北省已經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級機關內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報告上批註：「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恐慌和思想波動。」毛澤東看了以後，批評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潑冷水。」[9]
毛澤東的直接鼓動，使得各地主動要求突破殺人指標。貴州省委提出千分之三的殺人指標。1951年5月初，兩廣已經逮捕188,679人，處決了57,032人，其中廣東4月一個月即處決10,488人。中南地區5月上旬，殺人超過20萬，接近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點五。
安徽省桐城縣公安局擬將16名「反革命」處死，報安慶地委審批，地委審查後全部退回不批。縣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竟沒有拆開看批文內容，便習慣性地認為地委批覆同意，將16人拉到刑場槍決。這16人中5個偽保長、4個三青團區分部委員、3個憲兵、2個一貫道壇主、6個地主，沒有一個人有血債。有11個人完全無辜，應立即釋放。
作家鐵流描述了他年輕時親身經歷的鎮反抓捕現場：「本來要逃到台灣，但他太太挺著大肚子無辦法再跑，只好留了下來待產。我們去抓他時，他跪在地上不停磕頭求鐃，大喊長官手下留情，寬限幾天，等太太臨盆了再抓，或到時候他到指定地點投案。我猶豫了，一個老區來的姓王的大麻子，也是我們行動組的組長，橫著一副吊角眼，大罵道：『媽媽的，就是馬上要生了也要抓你，看著幹什麼，給我捆起來！』我心裡真不是滋味，可這是革命啊！我們走了好遠，還聽到那女人的哭叫聲。」[10]
中共在土改和鎮反運動中的殺人，基本上是按照極權領導者的口諭或是祕密文件進行的。基本沒有法治程序。土改中工作組就是法庭，群眾的口號就是證詞，亂打濫殺。鎮反時期，黨內文件就是最有權威的刑事立法，在鎮反運動第一階段的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間，中共中央對鎮反就做了179次書面指示和批示。
抗日將領慘遭鎮壓
最令人痛心的是，242名國民黨高級將領都是曾經的抗日中流砥柱，沒有死在日本人的炮火中，投誠中共後，卻在中共鎮反運動中慘遭殺害。他們中包括辛亥革命元老何海清上將、宋鶴庚上將、夏之時上將、鄧玉麟上將。
1950年3月，鎮反運動壓境湘西，47軍做出殺一萬人的預算，毛澤東肯定湘西的做法，並將其作為各地鎮反的樣板推廣。各地接到指示，迅速升級對舊政府黨政軍人員的屠殺。
1949年10月，中共湘西軍區政治部在沅陵開辦了「和平軍官訓練班」，對國民黨「湘西王」陳渠珍及其他投誠人員實施「教育改造」。鎮反運動來了，「和平軍官訓練班」投誠人員基本殺光，剩下的數千投誠國民黨軍人，按照中共內部既定的處置辦法，送去了朝鮮戰場充當炮灰。1978年，胡耀邦「平反」了「和平軍官訓練班」鎮反運動中的被處置人員。
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我在下面只將共黨自己公布的兩套數字給你。第一套數字是根據各地共黨軍政委員會在1951年10月初所作的正式公布，北平政權在1949年10月1日與1950年10月1日之間所清算的『反革命分子』為數達119萬人；第二套數字，系從北平的《人民日報》、上海的《解放日報》、廣州的《南方日報》和漢口的《長江日報》等四種共黨機關報紙所發表的新聞中統計得來，在1951年2月與1952年2月之間，它們所發表被清算的非共人士共為383萬人。」[11]
結語
世界上其它政黨為了奪取政權而殺人，中共卻是為了殺人而建政。不斷變換殺人藉口，強化紅色恐怖，前三十年基本是運動式殺人，公開殺、大規模殺，蠱惑群眾參與和圍觀，把恐怖融到被害者的血液裡，把慘無人道樹立成「政治正確」加以膜拜，使無法無天在中華大地上成為世道人情的常態，為中共邪靈破壞傳統文化與道德做足了血腥的準備。#
資料來源：
[1]凡歌：《建國初懲治造謠傳謠：鎮反運動肉體消滅》
[2]胡平：《鎮反運動小議》，阿波羅網，2017年09月25日
[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辦公廳編印，《黨中央、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肅反問題文件選編》，1958年12月版
[5]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40章——土改運動
[6]山西《黨史文匯》，1997年第8期
[7]《上海公安畫報》，1951年第2期
[8]紀彭：《建國初大鎮反：各地需完成殺人指標》
[9]尹曙生：《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炎黃春秋》2014年第5期
[10]鐵流：《成都市大逮捕、大鎮壓親歷記》，《新世紀》
[11]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39章——鎮反運動
責任編輯：李天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