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6月29日訊】編者按：毛澤東在1927年3月《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絕不能打倒紳權。」
毛在早期的農民運動中的這個表述，貫穿了整個中共發跡史，是中共暴力革命綱領的一部分。建政後和平年代的土改中，「毛指示」仍在不折不扣地發揮著沸反盈天的作用。分田分財、亂打濫殺、殺人不償命、搶劫不犯罪，痞子陷陣衝鋒、群眾狂飆突進的土改運動破壞了中國幾千年來穩定的鄉村社會體系、經濟發展狀態與傳統禮教人倫。過程中，中共刻意煽動起的大規模人鬥人的政治運動方式和無產階級專政模式，摧毀了建立起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必備的道德與法治基礎。
****
「翻身先翻心」顛覆傳統普世價值與道德規範
租地種田要交地租，租房住要交房錢，貸款要付利息，這是社會常態與經濟常理。要把這事說成是欺壓、反動，正常人不會接受。有的農民質疑：「向地主要地，把別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嗎？」
儒家文化講「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佛家講因果報應，前生造孽今生貧困，前生仁德，今生富貴。人們普遍認為「人憑良心，虎憑山」，動地主土地是喪良心。「刨樹要刨根，翻身要翻心」，中共要讓農民造反，就要顛覆傳統的價值範疇與道德。
於是中共引入所謂剝削理論、算帳和階級鬥爭學說，顛覆了自古以來欠債還錢、殺人償命的普世之道。算帳要算經濟帳和政治帳。經濟帳包括公糧帳、地租帳、勞工帳、貪污勒索帳；政治帳包括漢奸帳、人命帳。仇恨被無限放大，貧窮變成了鬥爭資本，有產即是犯罪。
土改工作組進村首先要劃「成分」，確定「地富反壞右」。然後與「苦主」一同吃住，不嫌髒，不嫌窮，拉近感情。一屯一屯地做，在太行山區，這被稱之為「蝗蟲政策」。某地工作組韓丁進駐張村一貧農家中，貧農女兒正患嚴重肺炎，空氣中和稀飯湯中都充滿病菌，工作隊員佯裝沒事，抬手把稀粥一飲而盡，以此來拉攏人心。
湖南醴陵縣香石鄉61歲的貧農吳若華，做了30年的長工，工作隊員就跟他算帳：30年你可以收穫稻穀2400石。待吳認同後，接下來要「引苦煽仇」。工作隊員說：「你所得到的才只有840石，其餘都被地主剝削去了，所以你現在生活這麼苦。」吳一下子「覺悟了」。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楊泰木，工作隊員算出他40年來被地主剝削去了10萬斤稻穀後，他激動地跳起來，一心想著要去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
早在1947年3月，《人民日報》總結了晉東南長治縣縣委關於農民「思想翻身」的經驗：「開始必須是從訴痛苦找窮根入手，使農民回憶地主剝削本質，使農民仇恨起地主，在仇恨地主階級的階級直感上行動起來，發動鬥爭。……農民自覺的起來放包袱，說心思話，退道門，查地主，最後與地主分家。」[1]
中共覺得分田不足以打倒地主，還要分不動產，叫「起浮財、挖壞根」，包括金銀首飾、衣物日用品、牲口農具，應有盡有。怎樣讓本分的農民公開搶劫？「翻心」建立了仇恨之後，還要有「黨的政策」跟進。
東北松江省委的張秀山在土改中「指導」農民，在鬥爭中不要受任何條文的限制和拘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他解釋說：「大膽放手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徹底摧毀封建勢力，不留絲毫餘地，任何地主的哀求與叫罵，我們都毫不同情……」
天上掉餡餅，總有些讓人手足無措。搶劫成「正道」，總是有那麼點匪夷所思。為了進一步掃除思想障礙，東北工作組讓吃喝嫖賭、不務正業的遊民做骨幹，這些人善於見風使舵、左右逢源、欺軟怕硬，分浮財時貪污多占，一夜之間成了鄉村的新貴。
在搶劫「浮財」中，中共土改工作組還採取「獎勤罰懶」的激勵方針，莒南縣的原則是：「積極的多分，落後的不分，誰靠前分得多，誰不靠前分得少。」 蘇南高淳的汪家村分農具和家具時，中農汪繼謨力氣大搶到17件，中農汪繼慈力氣小搶到10件。
鬥地主現場：幹部鼓動 痞子衝鋒 精英成亡魂
冀中區的土改總結報告說：「訴苦過程由小而大，小組訴、大會訴、到處串通，反覆的訴，越訴越痛，越痛越傷，越傷越氣，越氣越起火，越起火勁頭越大，大家宣誓結成鞏固的陣營，浩浩蕩蕩遊行示威，燃燒著遏止不住的鬥爭怒火，理直氣壯地去找地主鬥爭，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2]
儘管農民通過訴苦「翻心」了，要發展到動手打鬥這樣的鄉紳，還是有些「畏難」的。這就需要中共精心策劃批鬥現場了。
為達到預先設計好的徹底鬥地主的效果和把握節奏，防控「干擾破壞」，工作組要預先演練，在人群中不同位置分布隊員，設計引領口號、挑起會場群眾氛圍，布置苦主邊哭邊訴。村裡的二流子、村痞往往成為鬥地主的主角，打起人來狠辣、無所顧忌。在幹部鼓勵、武裝壓陣、群眾激憤、二流子興勢、苦主哭訴的特定氛圍中，酷刑與死人成為革命歡歌與成果。
湖南漵浦縣八區區長郭靜秋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個惡霸地主站在台上被鬥，貧雇農一個個上台訴苦鬥爭。一個苦大仇深的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走過去就將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一半，『呸！』一聲吐在台上，台下的群眾駭了一跳。」 [3]
網絡上記載著名為「塵埃抪覆」的網友，2013年2月17日採訪山東壽光縣營里鎮孫河南道口85歲的孫玉吉老人，記錄下關於當年土改的一些口述歷史，其中片段如下：
孫玉吉：「反正當時給我倒沒覺得剝削階級多壞，反而覺得那倆二流子很壞」，「這倆二流子偷東西連小我5歲的弟弟都知道。……他指著孫健儀（編註：地主）鼻子說就是這些剝削階級，就是孫健儀這樣的人欺負人，喝血吃肉，說完還打了老人家一巴掌，真不是東西。這個混子後來還當了民兵隊長，……沒少造孽，1969年被雷劈死了，無子無女，真是報應啊。」
「幹部上來作總結，指著老人家的鼻子罵，說『俺老百姓對你這種地主剝削階級恨之入骨』什麼的，罵完之後對我們教育，『要提高階級意識』什麼的，沒幾個人知道啥叫階級，剛開始還以為是城裡大樓上的梯子呢。後來上邊運動的多了才明白，這是階級感情、階級立場，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仇恨……」「最後幹部發話說孫健儀全部財產沒收，油坊歸公，孫健儀被判處監禁，明天來拿人。讓拿槍的押下去了。……1950年臘月那次批鬥完，夜裡下了場大雪，第二天孫健儀就上吊自殺了，殯都沒出。」
廣袤的中國農村有著中華民族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孕育，村中的鄉紳擁有資產與土地，他們好學勤作，樂善好施，溫良恭謙，德高望重，肩負著架橋修路、興鄉辦學、社會救濟的責任，是鄉村中的精英。改朝換代，皇權更迭，然而縣制以下基層社會的穩定與文化的傳承仍需要他們來擔當。這樣的人群其實跟政權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更不會危及到誰當政。
土改中，中共處心積慮要打倒的就是這樣的人。「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絕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4]
民國開國英雄楊載雄是湖南澧縣縣城桃花灘人，參加過1911年10月的武昌起義。孫中山曾親書「陸軍三等龍虎章少將」匾給他。1925年，楊載雄被任命為建國聯軍川軍補充團團長，參加北伐。1927年回鄉辦校，於九澧聯立女子師範執教、創辦童蒙學校，著有《陸軍上將蔣翊武事略》等書。1951年土改時被槍斃。共產黨人林伯渠、國民黨程潛都曾替他求情，未果。
楊載雄同鄉顏寄村，參加過武昌保衛戰。1920~1925年任澧縣縣立中學校長。抗戰勝利後，顏回澧城受聘於縣城各中學，教授歷史、國文、地理、公民等課程。1946年，湖南省府主席王東原為顏寄村賀六十大壽，稱讚其「修身立德，斯為真儒。經世致用，雅有傳書」。這樣一位半生戎馬、回鄉執教的鄉紳在1951年土改運動中，多次遭受凌辱批鬥毒打，不堪忍受而自縊身亡。
宣傳洗腦，抹黑地主形象
自古「文以載道」，中共講文藝為政治服務。地主被打倒，還要「踏上一隻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南霸天一定要霸道，黃世仁一定要凶狠，劉文采一定要殘暴，周扒皮一定要刻薄。靠剝削發家，穿綾羅綢緞，吃山珍海味，居朱門深院，性情驕奢淫逸，直到今日，恐怕不知真相的中學生心目中的地主形象還是這些。
真實的地主是怎樣的呢？
1992年，大地主劉文彩的故鄉——中共四川大邑縣縣委做過一項民意統計，主題是「歷史上誰給本縣貢獻最大」。第一人是劉文彩。儘管經過幾十年的顛倒黑白的宣傳，劉文彩扶困濟危、慈善辦學、興修水利、開路架橋的故事仍在老百姓中流傳，鄉親稱他是劉大善人，碑文刻「慷慨好義， 有燕趙豪俠風」。 當年民謠稱：「不盼家鄉出貴人，只盼家鄉出善人。」
1995年，縣長金嘉祥準備恢復「文彩中學」校名，遭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的壓制，民意統計結果被打入冷宮。
1958年10月中共組建專業班子編造《收租院》污衊劉文彩。四川美院的「藝術家們」特意到虹橋村14組找到長工谷能山，因谷身材健碩，「藝術家們」準備把他塑造成反抗劉文彩壓迫、寧死不屈的英雄好漢。
「藝術家們」想讓谷控訴劉文彩，沒想到谷說：「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一個小牙祭、七天一個大牙祭，肉隨便我吃。」「藝術家們」使出渾身解數，啟發教育、煽仇造恨、金錢利誘，谷能山就是不上道，最後乾脆說：「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槍斃，我也說他（劉文彩）是個好人！」
不日，谷能山被民兵拉走，被強制勞改，直到鄧小平上台。
1960年春，中共為了掩蓋真相，將劉文彩莊園周邊的民眾發配到一個叫八管區地方。因為環境惡化，許多人就死在了那裡。貧農劉國元寫信向上級反映，很快就以「反革命罪」押到農村各地批鬥，半年後，不到31歲的劉國元就死在牢裡。1964年，膽小農民劉富田被屈打成招，以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中共藉此施威，又對劉文彩莊園周邊的剩餘農民下驅逐令，安置信得過的群眾，將大地主劉文彩做成鐵案。
農民拼湊的土改特別法庭
1950年7月14日，中共政務院第四十一次政務會議通過了《人民法庭組織通則》，第1條明確了土改人民法庭的設立。毛澤東說過：「專政的國家機器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土改特別法庭的設立為屠殺和專政找到了法律的包裝。
土改特別法庭是怎樣辦案的呢？
農會成員基本就是主審官了，苦主訴苦就是蒐集證據階段，群眾路線的批鬥就是公審階段。土改人民特別法庭基本就是農民拼湊的。群眾控訴時採取「一人說理，大家幫腔」的方法，人越多越好，群眾來自動舉證對質，主審官引導群眾情緒如何步步高漲，以此來凸顯群眾鬥爭的力量。
「在湖南醴陵縣第一區富里鄉鬥爭大惡霸李逢禪時，據報告有5000多人參加，占全鄉的80%以上，訴苦的就達45人，不少人邊訴邊哭，場下觀眾也哭成一片，他們紛紛流著淚高呼『打倒惡霸地主』『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口號，嚇得地主一句話也不敢說，只好交出財產，以求群眾的寬恕。」[5]
嘉定縣北營鄉開庭審判時一個村幹部在群眾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眾答：「要！」他又喊：「打幾個？」群眾答：「打兩個！」他喊：「要誰打？」群眾答：「要訴苦人打！」台上的幹部對訴苦人說：「群眾要你打，你就打！」訴苦人說：「我從未打過人，我不打。」幹部繼續喊打，訴苦人才打了地主兩個嘴巴。幹部要求繼續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6]
農村自治體系的瓦解
中共建政後的血腥土改嚴重地破壞了農村生產力。被殺的200萬地主階層實際是農村生產力的砥柱。他們具備管理經驗，能夠接受新生事物，是土地和生產資料的自然產權人。而貧下中農和二流子根本不具備規模生產的物質條件、資金與技能。農業的規模經營因土改而徹底破產，給農村生產力帶來巨大損失。
鄉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痞子參與農村基層治理，中共黨文化取代傳統鄉紳文化成為必然。它顛覆了勤勞致富、推賢重德的普世倫理。「流氓無產者」獲得了農村基層領導權，溜須拍馬、拉幫結派、好勇鬥狠、自私自利等黨文化劣質表現不可避免地加速了中國農村的衰退與敗壞。以土地和鄉紳制度為基礎的穩定的農村二元自治體系就這樣被中共摧毀了。
結語
《共產主義終極目的》一書中指出：「傳統文化的破壞，會帶來社會道德的墮落；反過來，道德的墮落又會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導致文化的進一步變異。二者一旦形成了惡性循環，就會造成品行和道德標準雙雙整體下滑。曾經認為是不道德的事物，會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新常態』了。」
中共建政後的土改，把暴力剝奪他人財產與生命、無法無天包裝成合法合理的「階級鬥爭」、專政需要，製造恐怖的同時，顛覆著善惡的道德標準，摧毀了法治文明基礎，為以後經常性的政治動員下的群眾鬥爭做了國家性演練。中共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等一次次迫害運動之所以輕易上手，也是因為土改已為其種下了邪靈恐怖的基因與清除了傳統道德範式的障礙後的正義缺失。
資料來源：
[1]《長治縣委會總結土地改革經驗》，《人民日報》，1947年3月28日二版
[2]冀中區黨委宣傳部編：《群眾路線研究》
[3]郭靜秋：《流放者之歌》，2000年8月，第101頁
[4]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
[5]何志明：《解密中共土地改革中的必修課——鬥地主》，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2年04月27日08:27
[6]莫宏偉：《蘇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鬥爭》，網文
#
責任編輯：李天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