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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林:「發配」老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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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7月24日訊】馬的胃不用說很強壯,連柞木的馬槽和圍欄都能啃吃;牛的胃比馬更強、且有四個之多;我的胃可比不了它們,從小就弱。所以,北大荒特別是老馬號給予我的精神草料,我反芻了四十多年才初步消化……

——題記

【內容梗概】

1974年,我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因不是黨團員,且曾被站領導暗中定為內控人員,免除文書職務,發配老馬號

這件事與朱站長被批不無關係……

我到老馬號是新手,騎馬、檢溫……雖然是趕鴨子上架,一關一關也都過來了。

在長達半年的冬牧期間,我和老馬號的牛犢一樣,體力消耗很大。牛犢們是「秋肥冬瘦春死」,我則於次年10月得了森林腦炎……

因為心裡有氣,我用業餘時間擬了一份稿子,想給朱站長貼大字報,卻被妻子發現,塞到灶膛裡燒了。就此我心灰意冷、工作懈怠,放牧時去采黃花菜,牛馬們趁機啃吃了玉米苗,雖然面積不大,但站領導認為性質嚴重,責令我在全站大會上作檢討……

引子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運動迭起,一波連著一波,一浪高過一浪,整個大陸都變成了紅色的液體。1974年1月到3月,我被省出版社借調去三個月,正逢「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省城的工農兵大學生們鬧上了街,給省革委會領導人貼大字報,衝擊省直機關。我以為與我無關,謹遵出版社領導的囑咐,不去大學和省革委會大樓看熱鬧。逢星期日我就去版畫家晁楣家裡看書。

不料,借調結束,回到我的原單位種畜站,卻得知我還是有「幸」成為運動的一部分:我被免除才幹了一年的文書一職,發配到老馬號當飼養員。

免去文書職務,並不僅僅是以這個崗位不能離人為理由,而是說我非黨員非團員,沒有資格擔任這麼要害的職務——文書保管著單位的公章、唯一一部電話、全站七百多人的檔案,最要緊的是還有幾十枝槍及彈藥。所以上級有規定,文書須由党團員即可靠的人擔任。

免就免了吧,我無話可說。可是按照「常理」,文書好歹也算是連部(種畜站相當於連級)的會計、出納、衛生員等一干人馬的小頭目,班長一類、「兵頭將尾」的「幹部」。不當文書了,到排裡怎麼也該安排個副排長、班長幹幹吧!何況我又沒犯啥錯誤,這個文書又不是我要當、而是朱站長提議的,怎麼弄得跟給我個處分似的?別人會怎麼看我?

所以我到老馬號上班懷著一肚子的委屈。

老馬號

種畜站全稱是種畜繁育站,擔負繁殖良種馬、良種豬和改良本地馬、本地豬的任務。繁育種馬的是統稱馬號的畜牧二排;畜牧三排是養種豬的即豬號。二排一班、二班是種馬班,分別飼養種公馬和種母馬,又稱新馬號;三班就是我去的那個班:役馬班,不用說就是老馬號。

新、老雖然僅是一字不同,區別可是天差地遠!

新馬號是兩棟長長的、高大軒敞的磚瓦房,飼養著二三十匹從前蘇聯進口的母馬及十來匹公馬。這些被統稱為大洋馬的傢伙,分為兩個品種:乘騎馬和挽用馬;乘騎馬的品名叫奧爾洛夫,挽用馬品名是蘇維埃重挽馬,又稱蘇拉車。

要說良種馬的培育,俄國即前蘇聯那是真有成就。大概在遼闊的頓河草原或者烏克蘭平原,長久以來畜牧業非常發達,更由於冷兵器時代戰爭的需要,哥薩克等民族培育出了優秀的良種馬。奧爾洛夫馬體態修長高挑,奔跑起來稱得上是「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姿態優雅之極;而蘇維埃重挽馬簡直就是一座肉山,臀部橫寬達近一米,體重近一噸,一隻蹄子就有一個小飯盆那麼大。據說每匹馬的挽力,可達十四噸。

既然是進口的馬中貴族,待遇當然不能低了,我印象裡成年大洋馬每天的精飼料定量是十八斤,重挽馬大概還要多些。每天還有四個雞蛋,磕開拌在精料裡;拌料時還要統一加入鹽、骨粉、維生素等等。(要知道,知青在連隊,整年也吃不上一個雞蛋)

這些馬到我國來可不是為了幹活,它們是用來改良我國本地馬的。本地馬的品種叫蒙古馬(另外還有伊犁馬、三河馬等,這裡不涉及),又稱蒙古球子,個頭矮小,跑得也不快,人騎在上面腳可以拖到地面,威風不起來。所以大洋馬每天就是吃飽了遛遛彎,為了給本地馬配種養精蓄銳。

再來看我們老馬號。

老馬號飼養役馬和牛,只是畜牧排的附屬單位,可見地位卑下。可是它又是種畜站跑運輸的大車隊的「運將」(借用台灣的詞彙)、即拉車役馬的飼養場,不可或缺。

老馬號距新馬號西側有一裡多遠,距南側的種畜站住區也有約一裡地,背後緊挨著一片小樹林,孤懸在公路邊上。馬廄是一個破舊的特大號草房子,原先是整個農場的總倉庫。高五米有餘,相當於兩層樓房,比起當時為了保暖蓋得很低矮的老職工們住的草房,就是巨無霸了。自從總場場部遷至南邊十多裡遠的白樺林,建了新的總倉庫之後,這舊的總庫就棄置不用了,漸漸地,大門框也壞了,兩扇大門也不知到哪兒去了,只餘一個巨大的黑乎乎的門洞,像一個衰老的巨人張著沒牙的口。夾板牆也歪了,上面的木板翹棱著,裡面的鋸末流灑在蓬亂的草叢裡。西半部的草頂塌陷,但裡面還有很大的空間,於是就被當作牛號,養著幾頭奶牛和使役的公牛,以及大小十來頭牛犢。東部相對完好的部分則是馬圈,養役馬,即雜交二代馬。新馬號是一間馬廄關一匹種馬,這邊同樣大小的地方關四匹役馬。

老馬號依傍的公路是個三岔路口,往東通往雁窩島、遠達饒河;往西連接寶清縣城,往南十二裡就是團部,再往南是虎林。

1958年農場初創時期,這個三岔口南側的居住區,是當時的場部,曾經熱鬧一時,並且有一個響亮的名字:曙光鎮。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故事片《老兵新傳》就是在這裡拍攝的外景。總場搬走之後,這裡好景不再,人稱老場部。

老馬號裡面因為年久失修,泥巴牆已經變得烏黑,馬廄裡鋪的圓木縫隙間是積久的馬糞尿,濃烈的尿騷味充斥其間,熏人欲嘔。白天,沒有玻璃的窗洞,有斜射進來的陽光;夏秋之際,光柱中飛舞著密集的蚊蠅;夜晚,蚊子吸飽馬血,都趴在黑泥巴牆上,需挨近方能覷見,巴掌大的地方,能有十幾隻,個個飽脹著暗紅色的肚子。有馬血敞開供應,它們倒也不大騷擾人類。落滿灰塵和蠅屎的、發著暗淡黃光的電燈高掛在三角房梁下,只有馬兒們安靜地咀嚼聲和偶爾的馬蹄踩踏地板聲。冬天,也沒有任何防寒設施,無論多麼冷,有沒有風雪,牲口們全靠自身抵禦嚴寒。初到之時,我曾有疑問,為什麼老馬號四門大敞,完全不加防護,居然沒有狼,也沒有盜馬賊!

我之前與老馬號從無接觸,唯一一次是文革初期,我們幾個男青年沒事幹,就半夜裡扛著長梯,拿著手電筒,到老馬號草簷下掏麻雀(那時還沒有馬),還真掏住二十來隻,回來弄乾淨燉了一大鍋麻雀白菜湯,七八個人一頓風捲殘雲,造了個精光,連麻雀的骨頭都嚼了嚥了。都說從沒喝過這麼鮮的白菜湯。

種畜站大車隊最壯大的時候,擁有七八掛馬車,每掛車三匹馬,一匹駕轅,兩匹拉幫套即梢子馬;加上幾匹備用的馬、還有幾匹產駒子的母馬,共有二三十匹馬。拉車的馬全都是母馬或騸了的公馬。沒騸的公馬性子烈、不好調教;母馬和騸馬老實聽話。

所謂雜交二代馬,就是用前蘇聯的大洋馬與本地母馬交配產下的母馬、再次與大洋馬交配、產下的馬就是。因為雜交一代優劣基因各占一半,且性狀也不穩定;雜交二代優良基因占四分之三,性狀也比較穩定。其優點明顯:個頭與大洋馬差不多,挽力也大,可是性格溫順多了,尤其是騸馬,整天蔫頭耷腦,心無旁騖,只知道拉車。加上北大荒產糧之地,麥麩子、玉米麵、豆餅還有酒糟之類,餵得足實,那些役馬個個體壯膘滿,毛色油亮,跑在公路上威風八面,是那麼引人注目。

那時候(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大荒各連隊的主要運輸工具就是馬車。總場有汽車隊,多的時候達上百輛解放牌卡車,可是農場地面那麼廣,有上千平方公里,最遠的連隊距總場一百多裡,除了上繳糧豆時卡車下連隊,連隊有什麼事情跑分場部、寶清縣城;平時生產,往地裡運送肥料、拉麥秸豆秸等等,全靠自己的馬車。

我1964年到北大荒時,從總場分配到種畜站,就是坐馬車。馬車跑起來,一顛一顛的,有一種特別的起伏感,很像小時候玩的蹺蹺板。時間長了,坐馬車機會很多,以至於我返城回京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只要淩晨有馬車從我住的樓下經過,清脆的馬蹄聲的的入耳,就一定會有這樣的畫面出現在我的夢中:我坐在馬車上,賓士在北大荒遼闊的雪野上,參差就是「鐵馬冰河入夢來」……

朱站長

朱站長,遼寧開原人,1974年時四十歲出頭,一米七五的個子,眼睛大,因常吸煙而眯著;長得還是挺精神的。

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畢業于「國立完全小學」,後在國民黨軍隊中當兵,在遼沈戰役中成為「解放」戰士,當過連隊文化教員。參加過朝鮮戰爭。歸國後分配到陝西漢陰縣公安局工作,聽說老戰友們都轉業到北大荒,他也轉調過來。1962年前後,因種畜站的前身老場部地區的領導犯錯誤被撤職,他被派來擔任領導。

他這個人很聰明,也有能力。但那時候講「突出政治」、學習領袖著作,我1964年9月、十七歲到北大荒時,心理很不成熟,自然而然地就把朱站長當作父親一樣對待。我每週交一份思想彙報,把日記、書信都拿給他看。有空就往他家跑。還公開說:在種畜站只佩服朱站長和某幹事。這就把一批副職幹部都得罪了。朱站長就說我是「撅嘴騾子賣了驢價錢——吃虧吃在嘴上」。

還真是「現世報」——1965年底,因為我在當時東北農墾總局機關報上發表了幾首小詩,更由於有個詩人父親的緣故,《東北農墾報》給種畜站發來了商調函,欲調我去報社工作。朱站長正在外面參加「社教」運動,我站的其他領導就給報社回復說「郭小林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改造好,我們推薦另一名表現好的知青去報社」云云。果真那個知青就調去總局機關,當了幹部。

朱站長起初並不「待見」我,站裡如此處置,他也是知道的。

我因此對站領導產生怨恨情緒,認為他們對我有成見,不看我的積極面,專門盯著我的毛病……

其實我如果真的剛到北大荒一年就調去總局那樣的大機關,我的性格缺陷、幼稚、淺薄等等,必然導致我栽更大的跟頭——1974年在省出版社的表現就是證明。

我在青年班時,有個外號叫「董大晃」的青年操著一口範縣口音開玩笑說:「你爹叫個郭小川兒,你叫個郭小林兒,這不亂了輩兒啦?成了哥倆啦!」父親是我心中最崇拜的人,我覺得受了極大侮辱,卻又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從容應對,只有漲紅了臉幹生氣。平時交談又總愛表現自己比別人懂得多,看不起人。結果,在半年試用期滿後,同來的幾名知青都順利晉級為農工一級,月工資由25元升到32元,我卻因「群眾關係」問題只提半級,為「下線一級」,月工資調為28元。錢雖不多,事關評價,還是使我很沒面子。

我當時忽略了一點,其實站領導把我從文書崗位「拿下」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1968年我就被站領導暗中定為「內控人員」,可以使用,但不能重用、更不能提拔。我卻一直沒當回事,還總覺得自己「怪不錯的」——在兵團(東北農墾總局1968年改制為兵團)的機關報上發點兒詩、經常被上級單位找去參加個「業餘創作學習班」什麼的;這次去省裡借調,心裡就難免有「你們有誰能借調到省裡」的小得意,把我在站裡、在群眾中的惡評給忘在腦後了。

文革初期,邊陲的消息滯後,我們那裡是大約1966年8月份了,才見到《十六條》的報紙。我們幾個知青拿著報紙,興奮萬分地、挨家挨戶走進老職工的草房裡「宣講」《十六條》,卻發現老職工們反應冷淡、態度漠然。這就使我產生一個很片面的判斷:他們不積極回應黨的號召,都很「愚昧」;站領導也「很不得力」,於是幾個激進的知青在曾劃為右派的氣象站技術員的帶領下,成立了一個只有十二個人的少數派組織,自詡為最革命、最積極,「一蒿打翻一船人」,把全站幾百名群眾都斥為「趕浪頭、走過場」的保守派。不用說,得罪了廣大群眾。而十年實踐證明,群眾的消極態度是對的,是經歷多次運動給他們的經驗教訓。

我們那個組織攻擊多數派群眾的大字報基本是我起草的,因此到了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多數派把我們打成反革命組織,我作為「黑筆桿子」被抓進「臨時監獄」——托兒所。雖說不久即「獲釋」,卻被掌權的站領導班子內定為「內控人員」。

文革開始前,朱站長作為種畜站的「最高領導人」——集站長、指導員和黨支部書記于一身,曾志得意滿地對人說「我現在既是站長,又是指導員,我說了算!」卻忽視自己剛調來不久,立足未穩;他不去和那些在此地工作多年的副職幹部們搞好團結,而是自命不凡、看不起他們,又好出風頭——在曬場幹活休息時間,總愛找青年職工摔跤,還要讓人抱後腰,相當於下棋的「讓子」。

不料文革初,他卻被那些副職幹部「摽起膀子」「摔倒」了——藉口他曾是國民黨軍隊的上士(實際上是下士,誇大是文革慣例)的「歷史問題」,又有在朝鮮戰場搞女人的「作風問題」的傳聞,輕易就把他「罷官、奪權」。

我所在的少數派也同意打倒他。但我覺得朱站長雖然有毛病,但還夠不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觀點來自我父親等人。1967年夏,我們那個只有12個人的「組織」擬派人去內地調查朱站長的材料,苦於沒有經費,我自作主張地提出讓我的父母出錢墊支,這任務自然落在我身上。

我回到北京,見到分別三年的父母,他們雖然處境艱危,卻暫時未被關入牛棚;等我外調回來,父親已被抓進位於現在的商務印書館(當時是全國文聯)地下室,與臧克家、馮牧、李季、嚴文井等20餘「牛鬼蛇神」「同聚一窟」了。

當時我請教父親和他的好友賀敬之,朱站長算不算「走資派」,他們根據《十六條》規定的「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縣以上的領導幹部」,一致認為,種畜站只是連級單位,其領導者即使有錯誤也是執行者,夠不上「走資派」。

在一次我們「組織」召開的批鬥會上,一個拖拉機手打了朱站長一個耳光,我忙勸阻說:咱們不搞武鬥。加上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我和朱站長都被關進托兒所,一塊幹最髒最重的活,他逐漸扭轉了對我的看法。

所以到他1972年恢復職務之後,他就痛感沒有自己班底的難處,著手選人,他把我看作是他的人。

為了解決我長期入不了團的難題,他還以黨支部書記身份到團支部去為我「說項」:「團組織的大門應該是敞開的,郭小林是有很多毛病,但他大的方面、他的主流還是好的嘛!」由於左派們的抵制,我直到滿25周歲仍然未能入團。

朱站長在領導班子裡說我有文字能力,雖未能入團卻不洩氣,又在積極申請入黨;還搬出一位副職幹部的話說是「咱們單位不用郭小林,別的單位就會把他挖走」,終於在1973年說服其他站領導,同意我擔任文書工作。

如前所述,文書幹了一年,我被借調,這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波及兵團,種畜站左派早就對朱站長復出不滿,正好借此機會,攻擊他「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大搞復辟」,不用說,這「逸民」就是我了。

朱站長前幾年深深嘗到了失去權力的滋味,他絕不肯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在支部會上檢討了自己的右傾思想,表示「一定要把印把子牢牢掌握在革命左派手裡,堅決解除郭小林的文書職務……」

柳班長

老馬號的頭頭是柳班長。

柳班長那年四十多歲,1926年生,河南範縣人,看著卻像五十開外的人,一張黃褐色無表情的瘦臉上是一雙三角眼,下巴上的焦黃鬍子稀稀拉拉;穿一件黑色對襟薄棉襖,袖口和底邊都磨破了,露出發黃的舊棉絮。

他對全班的飼養員說:郭小林也是老同志了,從今天起到咱們班上幹活。接著吩咐道:幹活吧!

先是起圈,馬兒們多數套車走了,沒出車的也都趕出去了,要把二三十匹馬一夜排的糞便和弄髒的草料清理出去。

剛清理完,柳班長發話:郭小林去放牧!

我感到挺意外的。今天,上班第一天,就讓我放牧!這放牧,意味著要騎馬。我可還從來沒有騎過馬!

我小心眼地計較的是,1968年來的知青到新馬號培訓學習了好幾個月才讓他們騎馬,怎麼我初來乍到,就趕鴨子上架呢?

柳班長是「老鐵兵」,即最早轉業來到北大荒的鐵道兵,他們才是真正的拓荒者。1956年朝鮮戰爭結束第三年,鐵道兵部隊十余個師的戰士回到國內,集體轉業開赴三江平原。當時創建的農場皆以鐵道兵原番號命名,什麼八五零一、八五零二……八五零九、五九七等等。爾後,陸續來的是1958年的「十萬轉業官兵」和1959年招募的山東、河南、河北等地農民,再後才是據說多達四十萬的知青。

「老鐵兵」與「十萬轉業官兵」的區別在於:前者比後者早兩年;前者多數是士兵,後者多數是軍官。既然是士兵,多數就沒有什麼文化,而且相當一部分人因為長期在山區挖隧道,就患了矽肺病。

柳班長不是風鑽手,倖免於矽肺病。他到北大荒一直是當飼養員。我到北大荒時,站裡只有三兩匹蒙古球子,一棟無人居住的廢棄草房當馬廄。就他一個人餵著,晚上就睡在馬廄裡;之前他還餵過豬。1968年四營畜牧隊併入種畜站,設立了新馬號和老馬號,他當上了老馬號的班長。

我來之前,柳班長手下僅有五個人,男的只有他和一個叫小段的四川青年,女的有兩個家屬工是擠奶員高××和張××,她們主要工作是早晨三四點鐘來擠奶,順帶喂喂牛、清理牛圈;其它的活兒,比劃兩下,早早回家去了。還有一個女的家屬工叫唐××,是王醫生的妻子。她似乎受到格外照顧,是班裡的特殊人物。王醫生因為曾在國民黨軍隊中當過醫務兵,所以文革中被攆出衛生所,到農業排幹活。

長期以來,夜班全靠柳班長和小段——老馬號特點是白天活兒不多,夜班才是重頭戲。

到老馬號之前,我對柳班長知之甚少,只有兩件事:

一是1964年9月6日,我到種畜站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聽人們議論紛紛,說是昨夜馬廄(不是現在的老馬號)遭了狼了。我們跟著人群跑去看熱鬧,位於住區邊緣的破草房馬廄,北牆原有的破洞可容人進出,牆外一人高的荒草被淩亂地踏倒一片,赫然可見寸斷的帶血肋骨遺留,踏倒的荒草逶迤地向北邊小樹林子隱去。人們告訴我們這些新來的人,昨晚半夜,闖進來幾隻狼,拖走了一匹半大的小馬駒。

當時的飼養員正是柳班長(那時還不是班長,姑且稱他老柳),就睡在馬廄裡,兇猛撲殺與激烈掙扎近在咫尺,他從夢中驚醒,嚇得半死,躲在蚊帳中一動也不敢動……

狼害發生之後,人們才想起有老柳這麼個人,有人說,如果……似有埋怨老柳,嫌他膽小怯懦的意思。

我倒覺得,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勇敢保護國家財產的英雄,事發突然,換作我也是不敢上前的:本能地感到害怕,也無可厚非。

一時引為人們談資的是,老柳過去養豬的時候發生的一件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老場部養著一些豬,用於逢年過節或生產大會戰時改善伙食。飼養員一共兩人,一個是老柳,一個是家屬工林蓮變。

林蓮變是個朝鮮族婦女,是老鐵兵李春青的妻子。那年也有四十多歲了。年輕時她可是很漂亮的,瓜子臉上總帶著笑意,據說也很風流,前任領導劉大麻子甚至把她接到家裡住過一段,後來徐娘半老,嫁給了老李。而老柳的妻子身體不好,病病殃殃的,也不上班,長期在家養病。

那時由於劉大麻子腐化墮落,亂搞男女關係,帶壞了老場部地區的風氣,雖然上級嚴肅處理了劉大麻子:開除黨籍、撤職,調到別的單位去了,但男女關係問題在職工中還是時有發生。

總與林蓮變獨處,老柳就有點兒心猿意馬,他向林蓮變求歡,心說你本來就不是正經女人,還叫劉大麻子搞過。林蓮變覺得和老柳硬頂不行,就假意應允,但提出條件要老柳給她二百塊錢,趁著老柳猶豫,抽身逃脫,並向領導告發說老柳想強姦她。

老柳想佔便宜,結果是竹籃打水,名聲還搞臭了。

那時候人們沒有同情心,冷漠算是比較好的態度了,更多的是幸災樂禍、看熱鬧。如魯迅先生指出的,人們感興趣的是「臍下三寸」。

其實,在一些腐化墮落的基層掌權者性放縱的同時,卻普遍存在著無權的弱勢群體的性饑渴,那些貧窮的老光棍或因為打仗耽誤了時間,娶不起媳婦。

老李與林蓮變結婚時已四十多歲,所以他們一直沒有孩子。老李在這次婚姻之前就被騙婚過。那是他剛轉業北大荒不久,他帶著積攢的錢,回老家想討個老婆。經人撮合,一個年輕女人收了彩禮、同意嫁給他。他帶著女方坐上火車,準備回農場結婚。女方說你帶著錢我不放心,讓我幫你拿著吧!老李就把辦婚禮以及置家用的三百多塊錢交給了女方。過了幾站地,女方說去解手,竟趁機下車跑了。老李左等右等不見女方,才知被騙。他下車追到女方家中,女子早躲了出去。幾次三番追討不得,訴至當地政府也是說沒有證據,推諉不管。

我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即1965年,老李把我邀到家中,為我殺了一隻大鵝,燉了一大鍋,請我幫他給家鄉有關部門寫申訴信,繼續追討這筆錢。因為公家的伙食缺少油水,我覺得老李燉的鵝肉格外好吃。

我那是第一次幫老職工寫信,我很認真地聽了老李的講述,以我當時初中生的寫作水準為他寫了信。不過後來究竟能否取得效果,就不知道了。

我到老馬號上班之前,曾去柳班長家給他送了一雙新的高統雨靴,以為可以討好柳班長。這種最為笨拙的送禮方式,當然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是老兵,當然知道我從文書崗位上下來、到老馬號幹活的意義。

我到了他家,他的病老婆正在灶屋地下剁豬菜,空氣中彌漫著一股不好聞的味兒。他面無表情、也不說話、手也不抬,我只好把高統雨靴放在門旁。

後來漸漸知道了,他待人很冷淡,對牛馬也是如此。擠奶員曾說起過,有一次他曾把一頭公牛惹毛了,那公牛把他頂得在地上滾,直到他滾到一條淺溝裡,牛犄角頂不著了才甘休。

柳班長2015年去世,活了八十九歲,這在北大荒人中堪稱長壽,因為我所知道的種畜站老職工中,死亡的人多數沒有超過七十歲(不包括非正常死亡)。

我呆立的場院上,不知該幹什麼。

柳班長指示小段:讓他騎6542!趕緊把馬歸攏起來!

小段是個矮個子四川小夥兒,瘦瘦的,叫段佐清,十八九歲的樣子,看著還像個孩子,卻已經在老馬號幹了好幾年了。他是老鐵兵李××的內弟,從家鄉投奔姐夫來的,在北大荒屬於最低一等的人,被稱為「盲流」。

6542是一匹乘騎用的雜交二代母馬的名字,黑色,體型和它的父本奧爾洛夫一樣修長緊湊,只不過小了一號;性格溫順,老馬號專門用來放牧的。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1965年生的,在譜系中排第42號;已經九歲口,是匹老馬了。下文提到的6914是它的兒子,騸了,現如今五歲。

小段看我是個「棒槌」,是真不知道從何做起,不像是裝的。就放下手中的四股叉、拉著我進了馬舍,到一個馬廄迅速牽出一匹黑馬。出了馬舍,到場院的牲口棚裡,他將韁繩交給我,轉身抱出一套馬鞍韉,先給馬背上鋪一個氈墊,再把帶著厚墊子的馬鞍放在上面,把馬肚帶從馬腹部下面兜住,系緊了,把馬鞍牢牢地固定在馬背上。

我看著他做完這些。因為對我而言這一切都是第一次,要從頭學起。雖然已在北大荒幹了十年農活兒,十八般武藝學了十七般,可當飼養員還是「大姑娘坐轎」。馬牛都是「大牲口」,以前從沒有機會接觸,所以一進馬號,一切的一切都是新鮮的、生疏的。

柳班長不耐煩地催促道:快點兒!牲口都跑了!

小段剛才麻利地幫我備好了鞍韉,一直在等我上馬。

騎馬?我哪兒會呀!以前從來沒有騎過馬!可柳班長哪管這些,看到我在馬跟前猶豫不決,他跑過來,喊道:快騎上去!快點兒!

我笨拙地抬起左腳認鐙,可馬是活的,而且它也知道我是生手,有些不耐煩地噴著鼻子,後腿挪動了幾下。

上馬要幾個連續動作一氣呵成,左手不僅要握著韁繩,還要抓住馬鞍的前沿;同時,左腳踩住馬鐙、左腿及雙手同時用力,身體向上騰起、轉身、高抬右腿跨過馬背,瞬間完成上馬動作。若稍有猶豫,馬就感覺出你是生手,它就會反感、不配合。

我慌亂地試了幾次,不是腳從馬鐙裡脫落,就是因為馬的移動、掌握不好重心,總也上不去。情急之下,小段托著我的右腳,把我掫上了馬。

6542沒等我坐穩,急不可耐地就起步跑開了,我猛地向後一仰,差點兒從馬上摔下來。幸虧我抓住了韁繩。耳邊只聽小段在喊「抓緊韁繩!」,馬兒已竄出十米開外,一轉眼跑上與公路平行的鄉間機耕道,我扯動韁繩它根本不理睬,因為我像一截木樁一樣,立在馬背上一頓一頓地向下撞擊著馬背,而不是像騎手隨著馬的步伐有節奏地一起一伏、把全身重量放在馬鐙上。因此生手騎馬,由於全身重量生硬地、直接地衝擊馬背上的幾個部位,往往一趟下來,就能把馬背的皮膚生生磨破,露出紅肉、滲出血絲,行話稱「打背」。你想啊,那該是多麼地疼痛!而且,由於馬身上很髒,傷口特別容易感染,一旦磨破,幾個月都難以癒合。馬兒是最怕打背的,若不幸打了背,它是很不情願再讓人騎的,非騎不可,備鞍時,它的背部肌肉抖動著、哆嗦著,馬頭不停地甩著、頻頻回頭看著受傷的馬背,表示無言的憤怒……

馬也有馬的智慧,它看你是生手,就不願意讓你騎,或者說是看不起你。跑著跑著,會忽然左躲右閃,畜牧人稱之為「擺道」,甚至故意緊挨著路邊的電線杆跑,想把人蹭掉;往往使騎手的膝蓋撞到電線杆。我的右膝蓋就曾這樣被撞腫過。

後來是小段趕緊騎上6914追上我,牽著6542回來的,因為我不會讓馬調頭,「喔、籲、駕」這些口令不會運用,拉韁繩它也不聽。

經歷過「擺道」、「打背」等等波折,我終於能自如地駕馭6542了。我漸漸與它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在場院裡,我只要遠遠地叫一聲「6542」,它即使沒戴籠頭,也會主動走到我跟前來。

後來騎馬久了,我甚至編出一個謎語來:「常掛在腰間、總踩在腳下——打一生產工具」。這個謎語吊詭之處在於謎語的本體做了偷換,什麼東西掛在誰的腰間、踩在誰的腳下?這個「誰」不是一個,而是兩種,即人和馬。但如果說得直白,成為「常掛在馬腰間、總踩在人腳下」那就不成其為謎語了,而謎語的趣味也正在於此。

白天,六七掛大車,每車三匹馬都出車了,它們辛苦忙活一天,晚上回來,全靠夜裡喂好飲好,二天早上才能精氣神十足地去拉車。俗話說馬無夜草不肥,得承認,種畜站的大車隊出去,外人沒有不誇這些馬膘肥體壯的,一個個毛色光溜,眼神清亮,堪比唐朝的昭陵六駿了。

騎馬的事有驚無險地過去,還不算完,第一天白班快要結束時,柳班長又發話了:今晚郭小林打夜班!

打夜班就打唄,沒啥。我到北大荒十年了,經常打夜班,白班夜班連軸轉也沒事兒。

可這次遇上新問題:檢溫。

檢溫

老馬號的夜班僅需一個人,而且必須是男的。

我想是老馬號地處偏僻,又無任何遮攔,而且夜班時間長達十二個小時,孤身一個女人很不安全。雖然夜班有很多活兒要幹:餵馬(餵草料)、飲馬,打水(開動捲揚機從機井裡提水)、挑水(基本上每匹馬要喝掉半桶水,這就需要挑十幾擔水)。這些活兒,一個男人幹也足夠了,

常言說「馬無夜草不肥」,所以夜裡要讓它們吃到足夠的草料。現在草料不用兩個飼養員一架鍘刀,一下一下地鍘了,新馬號那邊有鍘草機,鍘好的乾草堆到了房頂高,需要飼草時,我們只需趕著馬車或牛車去拉就行了。

夜班除了上述慣常的工作之外,與眾不同的是,還要檢溫。

檢溫,就是給馬測量體溫。好像是從新馬號傳過來的洋派做法,咱們中國的餵馬哪有這一說。

馬是一種很溫順的動物,起圈的時候,留在圈裡的馬,蹄子踩在草料或馬糞上,你輕輕碰碰馬腿,說「抬抬,抬抬!」它會很聽話地抬起腿來。

但馬也會記仇。

我在別的排勞動的時候,就聽說過一個流傳已久的故事,講的就是從蘇聯引進的大洋馬。

某個飼養員因為馬兒不聽使喚,把那匹馬狠狠鞭打了一頓,馬肚子上面都是一道道凸起的鞭痕。隨後又把那匹馬關在圈裡好幾天,不讓它出牧。幾天之後,以為風平浪靜,就把它放出來了。那馬剛一獲得自由,在場院裡跑了半圈,就徑直奔著那位打它的飼養員去了,到了跟前,一口叼住飼養員的肩膀,一仰頭就把他叼離了地面,隨後叼著他就跑進馬號後面的樹林子。眾人一看不對,馬上呼喊起來,有人抄起叉子、鐵鍬,有人拿著鞭子,就追了過去。

進了樹林子,遠遠就看見那馬低著頭,對躺在地上的飼養員又咬又啃,兩個前蹄不停地踩踏,飼養員蜷縮成一團,兩隻胳膊緊緊地護著頭臉。眾人上前趕走了馬,才把那人救下。還好,頭部臉部只是有點兒擦傷,胳膊有幾處啃破了皮,肩部脫臼、肋骨斷了兩根。如果不是救援及時,那人恐怕有生命危險。後來那個飼養員死活不願意在馬號工作,堅持要求調出去,換了別的工種。所有的飼養員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發生過嚴重鞭打馬兒的事情。

但這件事特指的是大洋馬,對那些老實的雜交二代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一次檢溫,對於我真可以說是驚心動魄。

柳班長當晚就叫我打夜班。這可以理解,因為老馬號長期缺人手,男的只有柳班長和小段,而檢溫必得兩個人協同進行。所以他們倆一直是白班幹完了又接著幹夜班,得不到休息。

晚上十點,小段過來和我檢溫,檢完了他再回去睡覺。

給馬測體溫,須一人進入馬廄裡,貼著馬屁股、一匹一匹地撩起馬尾巴,輕輕地把體溫計插進馬肛門;過一會兒再取出來。十根體溫計分成兩組,五個一組,豎放在一個蒙著紗布的小鐵罐裡,內有酒精;每根體溫計都拴著一節細繩,上面系著一個小金屬夾子,為的是插進去之後,把夾子夾在馬尾巴的根部,以防體溫計脫落。先檢五匹馬,再檢五匹馬,循環往復,依次取出先檢的五個體溫計,對照馬的名字報出讀數,馬廄外的那個人就在專門的表格紙上記錄下來,然後把體溫計水銀柱甩下來。所以是一項每天必須做的、繁瑣且細緻的工作。

第一次檢溫,小段堅持讓我負責插體溫表,他一口的四川話:早晚都得幹,沒得拖!並一再勸告說:沒事兒!沒事兒!外人不曉得,其實根本沒得一點點事兒!

我站在馬廄外,緊張害怕得不行。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心想這馬要是撂起蹶子來,我非一命嗚呼不可!越是這麼想,也就越是不敢、也無法抬起手來。小段看看開導了半天,我實在是不行,也不耐煩了,他鑽進馬廄,熟練地給五匹馬插了體溫表,示範給我看。我看馬兒們確實沒有什麼反應,照常吃草,至多甩甩尾巴,像是驅趕討厭的蚊蠅,只得硬著頭皮學著幹。

昏黃的燈光下,我鼓起勇氣,低頭鑽過欄杆,踩進馬廄那稀糊糊的糞尿湯子裡,要是在平常時候,那股強烈的阿摩尼亞味兒就足以把人熏一跟頭了,可是現在哪兒還顧得上那些!面對著近在咫尺、與我個頭一般高的馬屁股,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兒了!戰戰兢兢地抓住第一匹馬的尾巴,撩了起來……

也怪!什麼事兒也沒發生,世界還是老樣子,馬兒們斜著瞥了我一眼,就管自悠閒地咀嚼草料去了。

我的心跳慢慢回復平靜,就一匹一匹馬地照葫蘆畫瓢地幹下去了。說是這麼說,其實具體操作時,還有許多細節是有竅門的,比如站在馬屁股後面,可以輕輕拍拍它,意思是告訴它「我來了」。撩馬尾巴時動作也要輕柔,體溫計不要直對著馬肛門往裡插,要先輕輕地貼住馬肛門邊的皮膚,慢慢斜著滑過去,實際上是讓馬也有一個心理準備。偶爾也會有點兒小小的意外:不是正好馬兒要排氣(放屁),就是趕上馬兒撲啦啦地屙出一堆馬糞蛋兒來。此時人緊貼在馬屁股後面,人後面就是馬廄的牆,沒處藏沒處躲的,只好把臉扭向一邊,憋口氣忍著。

大洋馬金貴,每天檢溫以預防疾病是必要的,這些拉車的役馬有必要走那個形式嗎?後來我明白了,老馬號何以什麼都可以比新馬號差,唯獨檢溫要堅持比照著新馬號做,實際上是為了保護那批大洋馬。防止這邊役馬發生疫情,傳播到新馬號去。

檢溫關鍵是要克服心理障礙。後來熟悉了、習慣了,才知道,其實馬們早都習以為常了,我的緊張害怕、手心出汗,其實都是自己把自己嚇的。

幹完了馬廄裡的活兒,該打水了。打水是在老馬號馬舍外,露天的一個高高的、原木搭就的井架旁。

清冷的月光照著老馬號外面的天地,也灑滿無邊無際的荒原;茫茫天地間仿佛只有我一個人「遺世而獨立」。滿月用獨眼巨人的那只石眼,冷冷地睥睨著我,雖然是患了老年白內障,卻令人感到更加冷酷……

成家

1974年我二十八歲了,現實的婚姻問題擺在我面前。我決定在北大荒「成家立業」(有關我的戀愛情況,詳見我的另一篇作品《內控人員》),出於兩點考慮:

一是要表現自己「響應黨的號召:紮根邊疆幹革命」,二是顯示自己要「和工農相結合」,未婚妻找的是農村姑娘。這都是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說辭,是做給領導和群眾看的。實際上是因為1974年9、10月間,我和未婚妻請了探親假回北京和女方老家,在探親假期間我們同居,未婚妻懷孕了。所以回到種畜站,在當年12月就匆匆結婚了。

在我看來,和未婚妻一起請探親假就是旅行結婚,但當時人們認為舉行婚禮之後才算結婚,那麼我這就屬於未婚先孕、「奉子成婚」。這在極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就是一種錯誤,人們可以冠冕堂皇地批判你是資產階級思想、生活作風有問題。

夢境雖然浪漫,現實卻很苦澀。

對於「過小日子」我是沒有思想準備的。後來我才發現,成家立業並不意味著響應了黨的號召,你就如何光榮,如何先進了。實際上你成了和所有老職工一樣的人,每天要燒火做飯,挑水劈柴,養雞種菜……有了孩子還要把屎把尿、洗尿褯子。你就從一個「有志青年」變為一個「小生產者」,真正跌落到生活的最底層,陷在無窮無盡的生活瑣事堆中了——這是由不得你的——這裡我也替老職工辯白一下:不是老職工就甘於庸庸碌碌,只有知青「可以大有作為」,實在是他們收入太菲薄,那點兒工資養活不了一家老小,不得不起早貪黑種自留地(甚至「開小片荒」)、養雞餵豬……春天要挖豬菜、夏秋要擼草籽,冬天要上山割荊條,活兒多得數不清、幹不完。

海子的那首詩《春暖花開》被廣泛傳誦還被改編成了歌曲,但一般人從字面上往往誤讀。「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餵馬、劈柴/……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關心糧食和蔬菜/……」其實是海子對庸庸碌碌的現實生活感到絕望,是對所謂「幸福生活」的反諷。他用他的死詮釋了這一點。

我成家後,親身體驗了這種「幸福」,所以很理解海子的感悟。(在寫這篇東西過程中,我上網查了有關海子詩的評論,野墨2010年3月1日文章《對海子詩歌<春暖花開>的再解析》證實了我的看法。)

各級宣傳部門發現我沒用了,立刻棄如敝屣——我們站裡出黑板報也不再找我了。

到了半年以後,我陸續得知一些內情,對朱站長的不滿日積月累,終於起意給他貼大字報,我利用夜班後補休的時間,把對他的意見整理了十幾條,寫了十幾頁草稿,準備抄出來。被妻子看見了,勸我不要寫,我不聽,她預感到事情不妙,趁我上夜班,把草稿塞進灶坑燒了。從此我漸漸覺得妻子和我沒有共同語言,不是一路人。

我那時受極左思想毒害很深,用以批判朱站長的理論「武器」竟然是張春橋的《論資產階級法權》、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等文章,什麼事情都無限上綱,扯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上去。其實哪裡有什麼資產階級?只有以血統論為基礎的權力代際傳承及其封建主義的權力至上觀念;我的舉動不過是唐吉珂德式的與風車作戰般地荒唐可笑罷了,用中國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你搬起石頭打天啊!」。

王醫生

2004年,我帶著女兒回了一趟種畜站,為的是讓她看看一歲就離開的出生地。在紅興隆(原師部駐地)偶遇當年的接生員宋××,她告訴我們一個三十年前的「秘密」。

我女兒出生時,因為是頭胎,妻子生得很困難。從夜裡一點到早上八點,一直生不出來。接生員小宋束手無策,只好去求助王醫生。

王醫生並沒有到現場來,聽接生員說明情況後,給她出了個主意:隔著產婦的肚皮,用「雙手復位法」把胎兒的位置正過來,孩子終於順利生下來了。

正是王醫生的經驗保住了我女兒的命。不然,時間耽擱太久,再往團部醫院送來不及,胎兒就會憋死。然而我們一直不知道功在王醫生。

王醫生和朱站長類似,也是從國民黨軍隊中「解放」過來的,在國民黨軍隊中是衛生兵,到解放軍中,繼續當衛生兵。他沒有上過醫科院校,所以不算醫生。我們農場的醫院可不簡單,是原駐佳木斯的陸軍第××醫院,是農墾部長下令整體遷來我場的。而其前身,是解放戰爭中接收的國民黨軍隊的軍醫院。醫療設施相當先進完善,醫生大都是正規醫學院畢業的。所以王醫生只能在連隊一級的衛生所工作。但他資格老,是個幹部;老唐是佳木斯那家軍醫院的護理員,她嫁給王醫生並沒有留戀軍醫院,而是跟隨王醫生來到老場部,在衛生所裡當了王醫生的助手。1961年農場經濟困難,讓大批女工下崗,稱為精簡(這也是後來「家屬」這個稱謂的由來)。老唐也回家了。雖然她有四個孩子,靠王醫生的工資,她倒也把孩子們養得壯壯實實的。後來農場扭轉虧損後,又讓婦女們復職,每月發25元。因為衛生所有人了,老唐沒有再回衛生所。

好在王醫生長期從事本職工作,又善於鑽研,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尤為可貴的是他的敬業精神和對老職工的態度,無論春夏秋冬、颳風下雨,哪怕嚴冬刮「大煙炮」,誰家有病人,深更半夜,他都提著馬燈,腳深腳淺地趕去診治,憑著經驗與責任心,從無誤診,能治的治,治不了的,馬上找連裡安排馬車送總場醫院,十餘年來沒有出過延誤治療的事故。所以深受老場部地區群眾的愛戴。自從1956年此地有了人煙以來,這裡的婦女生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雖說文革初期,造反派免去他衛生所長職務,到農業排參加勞動,但卻是唯一沒有被關進托兒所的「牛鬼蛇神」。老職工們仍然尊稱他王醫生,有什麼疑難雜症的還是去請他出診。而不願意去找頂替他擔任衛生所長的「于對付」。

我在老馬號得罪過他的妻子老唐。

一次在馬號起圈,我因為對站領導有氣,發了幾句牢騷,老唐知道我這個人好得罪人,就好心勸我,說某某領導又沒得罪你,你別說他壞話……我正在氣頭上,就懟了唐淑蘭一句「某某領導是你爹呀!」(意思是你這麼維護他)。老唐從來沒有被人這樣侮辱過,尤其是好心被當成驢肝肺,特別生氣,當時眼淚就下來了。

我對老馬號黑白班連軸轉有意見,曾在班會上提出,為什麼女同志不能打夜班?暗指的就是老唐。

老馬號原有五個飼養員:班長老柳、男工小段,女工(即家屬工,通常無論年齡,都稱為小×,有輕視婦女之嫌)老唐、小高、小張。小高和小張是擠奶工,老馬號養著三四頭奶牛,兩頭公牛、十幾頭牛犢,歸她倆管。每天早上三四點鐘她們來到老馬號,一番清潔工作之後,擠奶,過濾、煮開,約得四五十斤鮮奶,用專用奶桶盛了,然後兩人抬著,送到站部門廊處,那兒有兩排格子架,放著訂奶者的盆盆罐罐,她們分別給盛上。分發完牛奶,她倆就回家了,下午再去上班。

老唐微胖、長圓臉,大眼睛,眼皮比雙眼皮多一層,個子比王醫生還高,年輕時是個美人,現在當然也不醜;脾氣也隨和。

她的身份有點兒特殊,說她是飼養員吧,她既不會騎馬、也不會擠奶,所以她不用放牧,也不用打夜班,也不和那兩個擠奶工在一起幹活。而是和我們(柳班長、小段還有我)仨一塊幹活。她每天就是來一上午,下午沒什麼事她就不用來了。

挨踢

就在我請探親假獲得批准、離動身還有幾天的時候,一天上午,獸醫到老馬號給一匹小馬駒打防疫針;我負責「保定」:所謂保定,是獸醫術語,即把馬固定住,免得它受驚嚇亂踢亂蹦,馬一旦驚了可是大麻煩。成年馬有專門的保定架,把馬牽到架子裡,它想蹦躂也蹦躂不了。小馬駒不用那麼麻煩,只須飼養員一隻手把住它的鼻樑,另一隻手用力撅起它的尾巴根部、把尾巴緊壓在它的背上,它就蹦躂不起來,以便獸醫用特製的金屬注射器給它打針。

打完針鬆手的時候,必須先鬆開壓住尾巴的手,然後才能鬆開把住鼻樑的手,以確保人能夠控制住馬頭,讓它的頭對著飼養員方向,這樣才是安全的、正確的做法。我當時是頭一次保定小馬駒,獸醫告訴了我固定的手法,卻沒有告訴鬆手的次序,這一小小疏忽,導致小馬駒在我先鬆開把住馬鼻樑的手後,把屁股調整到了正對著我的位置,說時遲那時快,沒容我反應過來,小馬駒已撂起蹶子,一隻小蹄子一下子狠狠地踢在我的臉上!

只聽「梆」的一聲,我腦袋「嗡」的一下懵了;頭部就像被什麼東西重重地打了一下,卻一點兒沒感覺到疼痛,眼鏡一下子飛了出去,一隻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了。

旁邊老唐見我被踢,驚呼「哎呀!趕緊,趕緊用清水衝衝!」因為她知道:破傷風桿菌就生存在腐敗的馬糞尿中。

我顧不上別的,第一個動作是本能地蹲到地上,用還能看見的另一隻眼睛摸索著尋找著,尋找我的眼鏡。

還好,眼鏡在馬廄旮旯找到了,沾滿馬糞湯子,但沒被踢碎。我抓起眼鏡,捂著被踢的半邊臉,飛快地跑出馬舍,到大木桶那裡,撩起清水反復沖洗傷口。然後在眾人建議下,捂著臉、跌跌撞撞地跑出老馬號,向著五百米外的衛生室狂奔而去。

到了衛生室,外號于對付的于醫生,一看嚇了一跳,說都露出骨頭的白茬了!他哆嗦著給我縫合傷口,縫了三針,弄斷了一根彎月形的縫合針。

我心裡這個惱火——臉上貼著紗布回京探親,弄得跟電影裡的漢奸翻譯官似的。將來說不定還破了相呢!我就夠倒楣的了,連他媽小馬駒也敢欺負我!

人有時候很容易放大自己受的那點兒小委屈。

下午,趁著柳班長等都不在,我從大竹掃帚上抽了一根手指粗細、一米多長的竹枝條,到馬廄裡牽出母馬,拴到另一個馬廄裡;留下踢我的小馬駒,用竹枝條狠狠地抽打了小馬駒一頓。疼得小馬駒使勁低頭,想往自己肚子下面躲……直到小段來幹活才制止了我。

事後小段曾對我說:算你萬幸,要是讓大馬踢到,不把你龜兒子的天靈蓋子掀掉才怪!

還好,破傷風沒有找上我。右臉頰上也只是留下一條一釐米長的淺溝,不注意看就像是條短短的皺紋。

老馬號的牛奶當時的價格是每斤一毛錢,憑在會計那裡買的奶票,雖然便宜,也算是奢侈品。奶票放在盛奶的容器裡,預先擺放到站部門口內側的架子上,到時候兩個擠奶員把奶桶從老馬號抬來,將已經煮沸過的、當天擠的鮮奶逐一分盛給各個訂奶戶。奶票還是我當文書時刻鋼板印製的,上面蓋有會計的私章。我記得我的女兒在北大荒長到一歲,因為母奶足,沒有喝過牛奶。

冬牧

北大荒每年十月中旬至來年三月中旬是長達六個月的冬季,春夏秋三季只是匆匆過客;主人嚴寒,不是隱藏在麥海綠浪和玉米青紗帳裡,就是躲在地下一米深的永凍層裡,到了冬季,才露出零下三十多度的本相。

冬天,晴朗無風的時候,藍天、紅日、白雲仿佛都凝固了似的,一動不動;河冰凍得發脆、空氣冷得麻嘴。由於積雪的映襯,大自然的光照度增強,遠近景物歷歷在目,遙遠的地平線上偶爾可見排成一字佇列的野雞,拖著長尾,後邊踩著前邊的腳印在行進……

到了狂風暴雪肆虐的日子,天地混沌,萬物迷茫,一切都暫時歸於「大煙炮」的「一元化領導」之下了。

耳邊只聽呼嘯的風聲,淹沒了一切天籟,包括平常電線發出的「嗡嗡」聲。

在一片白茫茫中,只見與我放牧路線平行的公路上,由於汽車的碾壓,覆蓋著一層厚厚的冰殼,狂風組練起千萬條銀蛇在冰殼上朝著同一方向疾速蜿蜒遊動,像冰冷的白火焰灼燒著大地。我曾見過一輛卡車,在這樣的公路上瞬間憑空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身,原來朝北行駛突然變成頭朝南了——估計是踩了一腳刹車,路面又光滑又坑窪不平,導致它做了個「後外點冰半周跳」的高難度動作……

白火焰的灰燼覆蓋了一切,人們稱之為積雪……

巨大到無邊的冰雪世界中,仿佛只有我一個人,踽踽獨行……

牛馬們出牧時很不情願地、慢吞吞地順著風向往前走,一說回去,就都小跑著往回趕,哪怕是再破爛的牛圈,畢竟是它們的家啊!

我漸漸覺得,冬季放牧,牛馬沒有什麼可吃的,純粹是走形式。

零下三十度,再加之以白毛風,大煙炮,真是風刀雪劍,狂風捲著雪粒像砂紙一樣,把斜拉著電線杆的鐵絲都打磨得鋥亮;裸露的臉上、尤其是鼻尖很容易被凍得皮膚發白,那就是細胞裡的水分結冰了,要馬上用手套捂住,即使手套冰冷,結滿白霜,也沒關係,能擋住寒風,就會漸漸緩過來,不然就會生凍瘡。

凍傷和燒傷、燙傷的痛感其實是一樣的。

我僅憑公家發的棉襖和家裡寄給我的栽絨帽子禦寒,側著腦袋,躲避著風頭,身體盡力縮成一團,蜷縮在6542背上,感覺就像沒穿衣服一樣。馬的身上也覆蓋著一層雪粉、唇髭上、睫毛上掛滿呼氣結成的冰晶。想必我和它一個樣兒,放牧幾個小時,回來全身都凍僵了。說是煢煢孑立,並不確切,根本不能站立,只能在狂風的裹挾下蹣跚而行;說是形影相弔,影子早被彌天雪陣吞沒了,只成了形影相離……

我曾在詩裡寫過這樣的豪言壯語:「暴風雨襲來/憑青春烈火烘乾衣裳」,現在抵禦嚴寒的也只剩下年輕的生命了……然而經歷了六個月的冬牧,體力還是不知不覺地下降了,到了1975年的十月,終於被疾病擊倒。

到了春天化凍時節,我赫然看見一個翻毛羊皮大氅扔在休息室的炕上,它這才使我意識到,原來冬天放牧是有這樣的勞保待遇的,也令我醒悟到柳班長對我的真實態度——明擺著「就不讓你穿」嘛!不過我轉念一想,髒了吧唧的,說不定長滿了蝨子跳蚤呢,不穿更好!不穿不是也過來了嗎!

我感到不解的是:

冬牧既然完全沒有意義,甚至是有害,為什麼還要做?我當時並不知道「秋肥冬瘦春死」這個北大荒俗諺,但我親歷了一次完整的冬牧,見到牛犢們一個個死掉。另外,到了開春,陸續死亡的牛犢都弄到哪兒去了?埋了,還是柳班長偷偷拿回家煮著吃了?第三,我在老馬號待了一年多,從來如同粗使丫頭一樣,連給牛馬們投餵精料都無權與聞,這裡面又有什麼「貓膩」?

我發現,牛犢子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呢?牛犢子不能沒有,只有產下牛犢子,母牛才分泌乳汁,而且還要有一段時間牛犢子跟在母牛身邊,刺激母牛產奶,之後牛犢子們就沒有價值了,它們被十幾頭關在一個圈裡,被剝奪了喝母奶的權利;每天餵一點精料,還被幾頭稍大的牛犢霸佔,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大的吃完。我曾看見擠奶員把洗涮奶桶的水拿給小牛犢喝、餓壞了的牛犢們把腦袋擠進水桶裡那種拼命的慘狀……

就在1974年,一位分管農業的副總理寫了一封給全國農場生產隊長的信,號召「大養其牛」,說是活牛運到香港,每斤毛重即可賣四毛七分錢,有利無害,何樂不為?我偶然見到這封信,就向班排長建議重視養牛,說咱們畜牧排重馬輕牛,與其活活餓死,不如餵大運到香港賣錢……不料養了多年大洋馬的排長眼珠子一瞪吼道:我就是重馬輕牛!你才養了幾天馬?黃嘴牙子還沒褪,就敢教訓我!管好你自己那二斤半(指腦袋)吧!我頓時被噎了回去。

後來我想,我這人好管閒事,多次給領導提過建議,如1969年廣播電台介紹葉洪海利用閒置的水泥涵管搞發酵飼料的事蹟(其實就是青貯飼料),我還給電台寫信,人家還真的寄來了材料;我把材料上交領導,過了一段時間,只見豬號的空地上亂扔著一些水泥涵管,發酵飼料的事卻再無人提起。

不管客觀原因如何,自我反省一下,就是因為我當時並不懂得應當怎樣巧妙、生動地、有理有據地說服領導、讓對方接受自己的建議,而是簡單地淺嘗輒止,提一下就完了;而且並不具備生產經營、經濟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識,「管閒事」不僅「管不到點兒上」,反而令領導覺得「就你什麼都懂!」「看不起領導」……

我當飼養員一年半多時間裡,只幹三種活兒:起圈、打夜班、放牧;給牛馬餵精料是不讓我參與的。

馬舍有一個隔間,放著一台粉碎機,是粉碎豆餅用的,裡面也鎖著豆餅、大麥、麥麩子(小麥的)及骨粉、鹹鹽什麼的,我從未進去過。

豆餅是團部加工廠榨油後的副產品,圓餅狀,厚兩三釐米,有洗臉盆那麼大,重約十幾斤,軋製得很硬實,有一股炒熟花生的香味。我大致知道,要依配方、按比例,把泡發的碎豆餅和大麥(亦須粉碎)、麥麩子、骨粉、鹹鹽,加少量水拌和,是為精料;投餵給牛馬們,定量多少我不清楚,大概役馬比種馬少,牛更少些。

有一次,我無意中碰見擠奶員小張正把粉碎了的幹豆餅一把一把地裝進上衣兜裡,看見我,若無其事地按著鼓鼓囊囊的衣兜走了。

多年後我問起老高,他坦言,小高小張偷拿豆餅是一貫的。

擠奶員一貫往家拿豆餅,不知道這與牛犢們的死亡有無關聯?

我看到老馬號的飼料間又亂又髒,玻璃都是破碎的,到處落滿了粉塵,就想,粉塵最容易引起火災,向柳班長提出,他卻不在意。

據說後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老馬號果然失了一次大火,而且從此老馬號就衰落了。到本世紀初的2004年、2006年我兩次重返種畜站時,居然一匹馬、一掛馬車也沒有了,老馬號的舊址一片綠草如茵,只有一個大坑,塞滿了破木頭之類,提示這裡是一口枯井……

白骨

可是在我背後的冷風中,我聽見/白骨在碰撞

——T.S.艾略特《荒原》

夏天放牧時,我在北邊小樹林裡看見死人的白骨。印證了園藝排老職工告訴我的「冬天趕著牛車沿路收屍」的事情。

他們回憶說,1960年前後農場職工也挨過餓,說實話,沒有餓死過人。大家都很老實,守著「北大倉」、倉庫裡有糧,可是誰也不會去動,寧可餓得都患了浮腫病。

那時候發明了很多「代食品」,有一種是把泡發的豆餅做成鴿子蛋大小的丸子,用豆油炸了,四個小丸子一盤,賣一塊錢;有一種是把玉米棒子的外皮用石灰水煮得軟爛,用木片把軟爛的部分刮下來,熬成糊糊,被稱為粥,可是人們喝了一大盆,過一會兒「撒泡尿就沒了」,還是感到饑餓。有些人到水泡子去撈老頭魚、泥鰍、蛤蟆,不管是啥,弄一臉盆,也不論腥啊臭的,煮熟了就吃。

看來比內地農村略強的是,還沒慘到吃野菜、草根的地步……

死的是勞改新生(這個稱謂不確切,姑且跟著老職工這麼叫吧)。

勞改隊離這裡很遠,具體位置誰也不清楚;而且據說勞改犯們定量並不低,四十五斤(原糧),可個個鳩形鵠面,瘦如餓鬼;不知為什麼,總是在冬天釋放他們,他們穿著單薄破爛的衣裳,夾著一個小包袱,走著走著,累了,坐在路邊休息,可就再也站起不來了。

我所在的園藝排男工班,在那時候的冬天有一個任務,就是趕著牛車沿公路收勞改新生的死屍。

高振波沒有幹過這個活兒,他證實說,他見過兩次死人,都是在1960年冬天。

一次是在三號地南頭,紅旗橋旁邊;三號地的大豆已經收割完了,傍晚遠遠的見一個人在撿地裡的豆子吃。第二天過去一看,那人已經死了。大概是太餓了,吃了生豆子,到肚子裡脹氣脹死了。

另一次是在老馬號東邊、八號地的公路邊上。那次他們奉命去六分場魚亮子打魚,每個人發一個豆餅,幾斤麥麩子當乾糧,和牛馬的待遇一樣。坐在小馬車上老遠看見路邊有一個勞改新生蹲著解手,站起來、褲子剛提到一半,身子一歪,倒在地上死了。這時又有一個勞改新生路過,見他戴的棉手套比自己的好些,就摘下戴走了。

當時聽了,並不能理解事情的內涵;現在知道,那些所謂勞改犯多是些為民請命的熱血知識份子,但他們的一腔熱血哪裡抵禦得了北大荒巨大的嚴寒啊!再加上超強的體力勞動,雖然說是定量不低,但那是原糧,又沒有油水,說不定還被克扣,所以死神就盯上他們了——刑滿釋放,回家與親人團聚的心情該是多麼迫切,可是從勞改隊走到總場長途車站大約百里之遙,沒有任何交通工具,過路的卡車、馬車見是勞改犯,想必是不肯捎他們一程的……

據我場的《場史》記載,1956年鐵道兵集體轉業開發北大荒時,其先遣隊「限期搶通虎寶公路」的,是3,000餘名勞改犯;他們由鐵道兵某師警衛連一百三十餘人押解著,在亙古荒原上、在荒草甸子、水泡子密佈的沼澤地上開闢出了如今經過我們種畜站的這條路。公正地說,他們也是北大荒建設的功臣、甚至是首功!

老職工說,死屍拉到北邊小樹林裡,地凍三尺,無法挖坑,起初還弄點兒炸藥崩個坑,後來就胡亂撿些凍土塊、枯樹枝什麼的蓋一蓋了事。這些死者連名字都不曾留下,我騎馬放牧,有時候鑽樹林子,還能看見野獸刨出來的白骨,正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古代還有王陽明這樣的賢人寫過一篇《瘞旅文》哀悼無名死者,說「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對死於旅途的無名者寄予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我當時卻不能領會此類事件所蘊含的深意。

不知道這些「路倒」中,有沒有當年「搶通虎寶路」的建設者?如果他們知道,他們修築的將是日後自己的「死亡之路」,又該作何感想?

檢討

年輕人輕狂是難免的,和我同在兵團業餘學習班的溫州知青朱月瑜就常常模仿俄羅斯詩人普希金、拍著自己的後腦勺誇耀說:「你他媽怎麼這麼聰明啊!」

我的狂妄,則表現在有關人員問我:「聽說下來一個名額,是某省師範學院的,你願意去嗎?」時,我一聽連想都沒想就不屑地回答道:除了北大清華,哪個學校我都不上!

然而,我們那時的思想資源,除了「『三突出』理論」就是林豆豆的《爸爸教我寫文章》乃至江青的《為人民立新功》及其有關講話……不僅貧乏,更可怕的是有毒。

從省出版社和兵團宣傳部門看重的知青業餘作者,跌落到生活的最底層,反差夠大的。雖然我一時並沒有完全意識到,但內心的沮喪還是漸漸滋生了。

面對這種窘境,卻無力擺脫,瞻念前途,不寒而慄。這種灰心喪氣一下子就從心底把我擊垮了,昨天還「芒鞋見天子」呢,今天就一丁點兒詩情都找不著了。

1975年夏,依然是白天放牧,晚上打夜班,我沒能像王冕那樣,利用放牧的時間讀書或寫詩,而是摘黃花菜、采榛子,終於導致牛群吃玉米苗事件。

偶然見到雜誌上刊登的徐匡作品、木刻版畫《草地詩篇》,看見畫中那個姑娘意氣風發、倚馬千言的模樣,我不是湧起一股詩情,而是自慚形穢……

那天,我摘黃花菜走進草甸子深處,忘記了牛群,猛然間抬頭一看,牛都不知道跑哪兒去了,趕緊起身去找,發現牛群走進小樹林另一邊的玉米地,正啃吃剛半尺高的玉米苗呢!我大驚失色地策馬來回奔跑,把牛們趕出玉米地,但仍有很大一片,約有兩畝地的玉米苗被掃蕩了一遍。因為玉米苗又矮又稀,所以牛群啃吃的面積就顯得很大。我心想這下子麻煩了!於是迅速收攏牛群,趕回老馬號。又馬上挑了滿滿兩桶水,趕到玉米地,好在玉米地離老馬號不是太遠,大約有五百米吧。我到了玉米被啃吃的地段,從出苗密集的地方挖出多餘的小苗,栽到缺苗斷壟的地方。

就這樣來回挑水、補苗,大約忙乎了一兩個小時,眼看天快黑了才甘休。

這次錯誤出現在省出版社那次錯誤之後,我卻完全沒有接受教訓,不懂得在逆境中要「獨善其身」——人要是墮落起來是很快的。

柳班長把我放牧時牛群啃吃青苗一事報告給排裡,排裡決定讓我先在全排會上檢討,接受群眾批評,然後上報站裡,站裡決定我在全站大會上檢討,視認識錯誤的程度決定給予何種處分。

在全排會上,有的老職工說:郭小林平時唱高調,做工作卻不怎麼樣,是「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有的說,毀了很多莊稼,少收了很多糧食,會餓死一些人!(類似阿城小說《會餐》裡隊長講的「要想著世上還有三分之二受苦人過不上我們的日子……」)柳班長說,郭小林到老馬號工作一年來,表現不怎麼樣,騎小馬駒、讓小牛犢滑冰、還發生過打小馬駒的情況,由於要求別人嚴,要求自己鬆,終於造成今天禍害莊稼的大事故、大錯誤……

全站大會在我們自建的、能容納四五百人的禮堂裡召開,沒有聚光燈,只是兩隻一百瓦的燈泡,長長地從屋頂的三角架上吊下來,面對著一片黑壓壓的人頭,我盡力上綱上線地把自己「臭駡」一通,說自己如何不學習領袖著作、長期以來拒絕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個人主義惡性發作,只想著自己的蠅頭小利,造成國家財產嚴重損失;而且平時驕傲自滿、目無組織、目無群眾、不守紀律,才導致今天的重大錯誤,願受黨紀國法的嚴厲懲處……云云。

《檢討》全文如下:

檢討

我在6月22日早晨放牧時,為了自己的私欲,損公肥私,丟下牛馬不管,去采黃花菜,嚴重失職。結果牛馬跑進了八號地,啃傷四畝玉米苗,共8,000多棵,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給我連「農業學大寨」運動和糧豆雙上綱要帶來了重大的危害,並且造成了很壞的政治影響。實質上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破壞,客觀上起到了階級敵人楊杏林他們希望起到的作用,使全連群眾非常痛心,使階級敵人高興,錯誤是十分嚴重的。

事故發生的時候,我的主要想法就是:放牛放馬,把牛和馬趕到草甸子裡吃草就行了,這些時間可以利用來幹私活,為自己個人目的服務。又以為牛馬吃飽了,就不會亂跑,也沒有人看見。所以。就放心大膽地為個人謀私利,完全忘記了一個工人在工作時最起碼的要求,完全喪失了一個革命戰士起碼的責任感,更沒有想到國家利益,想到老同志是怎樣幹的,把個人利益放在了第一位。結果牛從樹林子裡穿過,進了地,見了玉米苗就大吃起來。當我發現後已經進地大約十分鐘到半個鐘頭左右。我把他們趕進草甸子後,仍然執迷不悟,又接著采,過了一會兒,牛又進了地,終於造成了這樣嚴重的損失。

事故發生後,自己沒有認真查看損失情況,以為只進去了一會兒,沒吃幾棵苗,問題不大。回到班裡也沒有向班長彙報。說明自己完全不像別的同志那樣愛惜青苗,吃了幾棵,自己一點兒也不心疼,無所謂,更沒有認識到事故的嚴重性。

這次事故,不是一般的失職,這是損公肥私,侵佔國家利益的行為。對小生產不加限制,妨礙了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上削弱了無產階級專政。本來,在工作時間,不專心放牛,侵佔公家時間去幹別的,就已經是錯的,又讓牛馬跑進地裡糟蹋莊稼,造成嚴重損失就更不對了,錯上加錯!工作時間,國家已經給了我報酬,而自己追求個人的私欲,還要額外的報酬,這就是為了增加私有財產而侵犯公有財產,這就是擴大資產階級法權。不幹公家活,一心搞「小蘭圖」。這說明,不加以限制,小生產就會越搞越厲害,會發展到佔用公家勞動時間,去獲得私人的利益,再發展就必然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更加證明了列寧的教導:「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即使是一個出身不壞,自以為想革命的知識青年,如果不自覺改造世界觀,不自覺批判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侵襲,也就不要很久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邪路,做出損害無產階級專政的壞事來。

特別是今年正是學農業學大寨運動掀起高潮,奪取糧豆雙上綱要,回答北方農業會議提出的「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的問題的最後一年,全連群眾下決心,鼓幹勁,在批林批孔運動和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推動下,拼死拼活,累掉幾斤肉,起早貪黑,大幹苦幹,大搞群眾運動,冬天積肥運肥,春天搶播搶種,現在又抗旱滅草,在嚴重的災害面前表現了頑強的革命精神,一定要實現團黨委提出的「學習大寨狠抓綱,拼死拼活雙上綱」和重災之年奪豐收的戰鬥號召。麥類作物受災之後,大田作物更重要了,所以,每一株苗都十分寶貴,都包含著全連工人和家屬的汗水。損失一棵苗就增加一份上綱要的困難,我卻完全沒有認識到我們開展學大寨運動的目的,不光是為了奪取豐收,上綱要,多生產糧食,也是在和帝修反爭時間和多支援第三世界革命人民,以及培養我們大寨式的隊伍,提高我們的路線覺悟,以便更好地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這說明自己對農業學大寨運動還存在模糊認識,更沒有和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行動聯繫起來,所以,抱著讓我幹我就幹的雇傭思想,受了災自己也不著急,吃了苗自己也不痛心。

我前一段時間在工作中接連出了不少事故,先是打傷馬駒和牛犢的眼睛,接著又是放牧丟牛,這次又嚴重失職,發生嚴重事故。平時工作也不是很負責任,有時上班晚下班早,義務勞動有時也遲到,還有一次沒去。這說明,這次嚴重事故不是偶然發生的,它和前幾次事故在思想上是有聯繫的,前幾次事故發生後,雖然連排長都批評教育了自己,我也寫了檢查,但自己心裡卻沒有引起震動,認為誰還不出點錯呀!馬駒牛犢的眼睛總算治好了,牛也找回來了,沒有造成嚴重後果,所以有不在乎的思想,沒有吸取應有的教訓,相反有時還有盲目自滿情緒。現在確實應當認真想一想,為什麼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錯誤、出事故,而別的同志就不犯錯誤,或者犯一次錯誤就改了?為什麼自己說是要革命,行動上卻是這樣糟糕?難道還是一時的不注意不小心嗎,難道不應當從世界觀上去找原因嗎?

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從去年下半年起自己開始陷入小家庭的圈子,小家庭,實際上是帶有小生產的性質的,如果認識不清在社會主義時期,既存在這些小生產而又必須加以限制,認識不清小生產的危害性,那麼就會不知不覺地加以擴大。我正是這樣的。特別是自己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小資產階級的,十二年來忽視了改造世界觀的重要性,也沒有認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所以處處總是先考慮個人得失,不懂得革命利益,國家利益,是和包括自己在內的全體人民最根本的、最長遠的利益一致的,不是用主人翁的態度,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總想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得好些、舒服些。所以,自己的時間不夠,就佔用公家時間,幹公家活、想私人事,這實際上和拿公家的木頭、搞小開荒性質是一樣的,只是表現形式不同罷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和馬、恩、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發表以後,自己又以為主要是為了改造別人,忽視了改造自己世界觀是同樣重要的這樣一點。只革別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毛主席早在1957年就曾說過:「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工人階級要在階級鬥爭和向自然界的鬥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也就改造自己。」我卻忘記了這個教導,或者說沒有去實行這個教導,沒有對自己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實行專政,結果就使自己在小生產的圈子中越轉越迷糊,發生了資產階級作風:一個是個人利益第一,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把革命利益放在一邊;第二個是「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自由主義」:第三個是有人的時候一個樣,沒人的時候又一個樣,等等資產階級庸俗作風。理論脫離實際,言行不一致。

由於自己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自己對本職工作是不夠熱愛的,有嫌髒怕累的思想,這是由於自己頭腦中受資產階級等級觀念還很深,想到的不是消除三大差別,而是保持和擴大這種差別,總想去幹掙錢多、不髒不累的工作,這也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一種表現。我來到這裡已經十二年了,安心邊疆建設,紮根農業第一線的思想是不是樹立了呢?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做得怎樣呢?看來,還非常不夠。可是自己卻有一種船到碼頭車到站的認識,覺得自己差不多了。其實,來到邊疆,在邊疆工作,這只是繼續革命路程中的第一步,更艱巨的任務還在後面,改造世界觀,克服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有很長久的任務。稍微一鬆懈,就會倒退,就會使資產階級思想在頭腦中復辟。我自己所犯的錯誤正在一次比一次清楚地給自己從反面以這種教訓。

總之,自己由於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私心很重,學習很差,又理論脫離實際,結果所作所為和主觀願望相反,沒有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反而挖了社會主義的牆腳。在今天,是與我們時代的精神、時代的面貌完全背離的。我們的全國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在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正在以國家的主人的革命態度,「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要在本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使我國走在世界的前列。我沒能為這個極其偉大的事業貢獻一份力量,反而為因為自己狹隘的私利,給這個事業造成了損失,感到深深的慚愧。今後我要把毛主席和革命導師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改造世界觀、關於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教導拿來針對自己,專自己頭腦中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政,痛改前非,徹底改造,以便在今後的工作中以功補過,彌補我給革命造成的這樣多的損害,爭取做一個合格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農業工人。

也希望同志們毫不客氣地對我進行批判教育。批判教育無論多麼嚴重。只要是出於好心,都是只對我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又不是咬我一塊肉,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同志們的批評幫助。

檢討人

二排三班飼養員郭小林

1975.6.29

(《檢討》照錄原文,錯字病句未加更改)

檢討完後,岳副站長宣佈,由於郭小林認錯的態度還比較誠懇、檢討比較深刻,且事情發生後能夠立刻採取補救措施,挑水補苗;班排領導及群眾都對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幫助,他也表示今後一定要吸取教訓,痛改前非,在工作中將功補過。站領導經研究決定,免於行政處分。

腦炎

1975年10月某日半夜,我的頭突然疼得像要裂開一樣,並伴有噴射性嘔吐。妻子去敲于對付的窗子,答曰:鬧腸胃病,天亮再說。

堅持到早六點,妻子看著勢頭不對,決定直接送我去團部醫院。

天上飄著細碎的雪花,我們在路邊等到了頭班長途客車。團部醫院那位四十多歲的陳姓女大夫很有經驗,馬上讓我做腰椎穿刺,檢驗出我的脊髓液中有紅細胞,診斷我是得了淋巴脈絡膜腦膜炎。

女大夫告訴我,淋巴脈絡膜腦膜炎是森林腦炎中症狀最輕的一種,我估計是在草地被草爬子叮了,或打回來的夜班飯(饅頭)被老鼠啃了,我又吃了老鼠啃過的饅頭,就被傳染了。

妻子回去把家裡三四隻半大的小公雞殺了(她不敢殺,我十二歲的外甥自告奮勇,一刀一隻把雞頭都剁下來了),給我燉了一鍋雞湯。我住院半個月就痊癒了。

種畜站的環境衛生狀況,到1974年的時候,污染已經很嚴重。由於沒有下水道系統,禽畜的糞便及人類生活垃圾、污水在地表隨意排放……蒼蠅之多,屋裡掛毛巾的繩子,已不是繩子,而是一根蒼蠅棍。所以我患腦炎也是有某種必然性。

迷失

正如當時有人調侃我的:馬都比你聰明,因為它腦袋大!確實的,人的腦袋重二斤半,大腦容量1,400毫升,馬的腦袋起碼十幾斤重,容量是人的好幾倍,至少比我有智慧——馬牛都知道躲避寒冷,我卻傻子似的驅趕著它們去頂風冒雪,只知道服從命令,不是比牛馬還笨嗎……

我一直把對自己的評價建立在別人的看法上,沒有自信心,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省出版社借調我等,一個主要原因是:本來出版社想按照上面所謂「摻沙子」的精神,從兵團選調一些寫作能力較強、寫出一些較有影響東西的知青,作為新生力量到「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來。當時借調了四個人,梁曉聲、牛耕、毛四維和我。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突兀而至,打亂了社裡的構想,三個月期滿,社領導只好讓我們先回原單位。

至於我,還另有一個原因,就是在借調期間,犯了違反紀律的錯誤:

借調到省城,社裡安排我住在出版社附近、道裡森林街一個旅社,每天下了班,沒事可做很無聊。有一天我白天經過科技編輯室時,瞥見屋裡有大部頭的外國科技圖書,大幅圖片印製精美,對我來說如果能看看,可是大開眼界。我貿然向編輯們提出借閱,卻被拒絕。我就想著晚上趁下班無人,溜進去看看。

晚上我就從旅社返回出版社,傳達室的牛大爺見是借調的人、熟面孔,問了問,我就說是看稿子,就讓我進去了。我到了樓上,用類似今天電話卡那樣的塑膠片,把科技編輯室撞鎖頂開,進了屋、開燈,坐在桌前就開始翻看。其實我還有一個不便言說的想法,就是想看看有沒有裸體女人的照片。

一本畫冊還沒翻完,傳達室的牛大爺大概是例行地上樓查看來了。我聽見樓梯的腳步聲,有點兒慌張,就順手把燈關了。不料弄巧成拙,本來牛大爺在樓梯上已經看見有一間屋子亮著燈,怎麼他一上樓就關了呢?他上樓直奔科技編輯室而來,當然逮了個正著。

我解釋說就是為了看看科技畫報,但牛大爺懷疑我另有不軌,何況科技編輯室是重點巡查科室,豈是外人隨便進得的。就給社領導打了電話。他是職責所在,當然會看得嚴重些。

社領導趕來聽我解釋後,又想我孤身一人,也跑不了,一時也難以查清短少了什麼,就放我回旅社了,明天再作計較。

話是這麼說,但場面很是尷尬,領導的臉色也很不好看。

第二天,上班之後,科技編輯室的編輯們各自清點之後,都說沒有丟失什麼東西。我算是解除了偷盜嫌疑,但無組織無紀律、自由散漫的壞印象是留下了。

究其原委,還是受到極左口號「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蠱惑,又不懂得什麼公序良俗,在北大荒散漫慣了,以致失去道德約束。

過了不長時間,借調三個月期滿,領導找我談話,並未提及此事,只說根據新開展的運動的新精神,讓我暫時先回原單位。但我自己覺得,這件事肯定對我留下有負面影響,因為人家想挑優秀的知青,四十萬人裡才選四人,這種行為能算優秀嗎?

當時另外三人也先回原單位了,但過了一段時間,聽說牛耕是正式調到省出版社了。梁曉聲後來被推薦當上了工農兵大學生。

調離

我患腦膜炎的資訊傳到父親那裡的時候,他因為捲入高層的鬥爭,1975年底,被指令到中原某地農村暫避一時,那裡是我的兩個妹妹插隊之地。此時五十七歲的父親身體已經十分不好,五十歲那年牙已全部掉光,還患有高血壓、動脈硬化、神經衰弱等多種疾病,1974年被「勒令」返回湖北咸寧幹校,兩三個月裡心絞痛發作十幾遍;衰弱得提不動半桶水、走十里路途中要歇好幾次……

他哀傷地對我妹妹說,把小林調過來吧!也許以後就見不到了……

這是父親一生唯一一次「走後門」,他借著剛到當地、縣領導還有點兒「新鮮勁」,冒昧地提出這個要求,縣領導滿口應承「歡迎歡迎,來了後,到縣一中、縣委通訊報導組(去工作)都可以。」

我對老馬號已無可留戀,但離開北大荒,當時確實有一種樹木被從土地裡連根拔起的感覺……

大概是因為我沒有貼出給朱站長的大字報,也就是說沒跟他撕破臉,他在我調走的事情上沒有刁難我,而且在我向他借錢時,他代我向鄭副站長轉借了二百元錢。當時僅行李包裝費和火車托運費就用了一百五十元多,還有火車票錢等等,錢就花光了。可以看出朱站長還是很有心計的,他怕我對他心存芥蒂——此一去,千山萬水,恐怕再難見面,萬一借錢不還呢?

這鄭副站長可是種畜站學歷最高的人,別看他其貌不揚,卻是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的,二戰時期曾在美軍遠東情報局當過翻譯,軍銜少校。到北大荒時已是近六十歲的垂老之人,大概反復審查,排除了特務間諜等嫌疑,投閒置散,到我們站當了個什麼事都不用管的副站長。老頭對任何人都十分客氣,甚至有些謙卑。他老伴林技術員是農業專家,他們有個女兒和知青差不多大,不在身邊,兒子鄭小虎年紀尚幼。老兩口相濡以沫,每天早上必定要喝用老馬號牛奶煮的玉米麵糊糊。

我到了北京,立刻向母親要了二百元錢,給老鄭寄去了。

朱站長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調到總場任公安分局局長。2005年去上海治療心臟病,不料死在手術台上,享年八十。他有兩兒一女,兩個兒子從小放在開原老家寄養,到快成年了才接來,他們都長得壯壯實實的,可就是張不開口叫爸爸,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朱站長的心病。

經過半年左右的努力,我終於帶著我那個小家調離北大荒,然而世事變化如白雲蒼狗,縣領導原先的口頭承諾不作數了,我和妻子一時沒了工作。這種隱性失業狀態,一直持續到父親1976年10月意外去世……

這是後話了。

釋怨

前面我曾寫道,我去老馬號是心懷委屈的;豈止是去老馬號,多少年來我一直都有各種委屈甚至怨恨:從起初父母送我到北大荒,到最後狼狽逃離那裡,我心裡一直是不平的,覺得北大荒對不起我、基層領導對不起我,團組織對不起我等等……

我參與了掠奪式開墾北大荒的草甸黑土,使它以每年幾釐米的速度流失,許多地方已經裸露白漿土了;我參與了砍伐完達山的樹木;我參與了破壞、污染北大荒的環境,使居住區污水橫流、蚊蠅成陣;現在千里聽不到鳥鳴,春天看不見雁群……應該感到委屈的是北大荒、是大自然!

應該感到委屈的是那些解甲歸田的軍人們,他們曾長期為建立新國家出生入死、浴血奮戰,他們立下的殊勳,應當厚賞,怎能把他們往荒原一推,任其自生自滅?一個政府機構只挪動了幾十公里距離,卻要為其大興土木,修最好的路、蓋最好的樓……「屯墾戍邊」,起碼獎勵每個軍人一塊土地讓他們能夠養活自己吧!(就像林肯總統1862年制定《宅地法》那樣),不僅是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又該多麼大地激發起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啊!

應該感到委屈的還有那些被招募來的內地農民,他們扶老攜幼地來到北大荒,只為了不被餓死;拿最低的工資,幹最重的活兒,始終在貧困線上掙扎。到他們老了,又被那些每年發給自己百萬元工資的權力者拋棄,甚至進一步盤剝……

最應該感到委屈的,是那些被冤屈的人,他們在那極左的階級鬥爭年代,莫須有地成為罪人,被押送到比甯古塔還遙遠的「中國的西伯利亞」——北國邊陲,做著比苦役犯冉阿讓還繁重的苦工,忍受打罵侮辱、僥倖活到刑滿釋放,又不知多少倒斃途中——按說釋放了就是「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是人民中的一份子了,應該是有光明的前途了,國家應當保護他們的生存權,怎麼不是走向自由,反而是走向死亡呢……

所有這些人,才最有權利感到委屈、感到不公!而不是曾經自以為血統高貴,認為「連我受到的苦難都比你們的高貴」的我!

今天,我真誠地認識到,我完全沒有什麼理由可委屈、沒有什麼資格可以抱怨的。我受的那點兒小委屈,比起上述那些人算得了什麼?如果說知青們受了點兒「小苦難」,也只有融入到他們的大苦難中才有意義。

對我個人來說,還就是需要經受這些磨練,才多少洗刷掉一些紈絝子弟的臭習氣、壞毛病。

我覺得,廣大基層民眾就像宇宙中的暗能量、暗物質,他們很「不起眼」,看似不存在,但他們占到了宇宙總品質的十之八九,而那些風光燦爛的日月星、那些星系總星系等等,不過僅僅占百分之三四而已……

尾聲

我於1976年5月底告別北大荒。我的身體逃離了馬廄牛圈,並不意味著就成為「人」了,我仍然是牛馬。恰如李義山的詩說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我雖然離開了荒原,但我的魂靈迷失在荒原上,遲遲沒有得到拯救;即使回到城市,城市於我仍然是荒原,這大概也是艾略特詩《荒原》的寓意吧?

只有具備了真正的獨立思考能力,才算是明白地活著,才算是靈魂得到拯救,才是脫離了牛馬的奴役狀態,真的成為了一個「人」。

我曾在1998年寫詩自嘲:「腦袋是瓜/也是傻瓜/半個世紀還沒熟/在這高寒地區」,我這晚熟的品種,只要不死,就還能逐漸長大、成熟……

還來得及嗎?也許……

2017年12月27日—2018年5月31日

--原載《議報》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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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4 11: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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