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7月28日訊】中共頗喜歡「鬧革命」一詞，原來有因。「鬧」有亂來、破壞、製造運動、不負責任的意味。「革命」源於《易經》，意為順應天命而進行社會變革。中共繼承的是馬恩列斯的反神逆天之說，革命就是革人頭，在早期的土地革命中，毛澤東將「亂殺苦打搶劫」作為中共鬧革命之初心，成為中共日後非法攫取政權和暴力執政一以貫之的原動力。
國民軍前方北伐 中共在後方禍亂
1924年，國共合作。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先後擔任過6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講習所由蘇俄出資興辦，教員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國民黨的農民運動基本上被中共把持。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入湖南後，中共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由地下轉為公開並隨之高漲。
「一切權力歸農會」，農民協會完全剝奪了地主的一切權力，根據他們「罪行」的輕重，清算、罰款、強制捐款、小質問、大示威、遊鄉、關進監獄、驅逐、槍斃處決，打擊地主威信。牆壁上到處刷寫著「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實施赤色恐怖」，此時的湖南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
據中共紅軍第一叛將龔楚回憶，「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豪紳地主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死人無數。國軍軍官家屬亦不能倖免。甚至連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亦慘遭農會殺害。」
國民革命軍35軍軍長何健正在河南作戰，長沙的總工會卻抄了他的家，逮捕他的父親，將其折磨致死。北伐將士在前方浴血奮戰，而家鄉的父母妻子卻慘遭中共領導下的農運屠殺、凌辱。家被抄、房被燒、地被搶、財被收，就連前線士兵們捎回家的津貼也被搶去。
農民協會成員，多為地方上遊手好閒的地痞、賭棍，平時好吃懶做、興風作浪，混跡江湖會、哥老會等。這群社會之蠹，在中共耳提面命之下，威權無上，魚肉鄉民，誰家有包括農具牛馬在內的約五百元以上的財產，均在被打倒之列，男女老少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中。
武漢武昌府所屬的大冶、興國兩縣，因為農民協會到處抄毀各家的祖宗牌，激起了公憤，農民不約而同聚集數千人向協會討公道，中共派兵前往排槍射擊，成百上千的平民死於非命。中共稱他們是「封建式土匪」，計劃各縣至少殺二百，以「消滅舊家庭的流毒」，射擊平民的槍彈被中共堂而皇之地叫做「消毒器」。
國民黨人士紛紛斥責中共和農運，早先支持農運的湖南將軍唐生智也首先表示反共，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夏斗寅進攻武漢，反擊中共和農會。
但親自領導湖南農運的毛澤東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稱「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絕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絕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
以革命冒充天命 殺人放火劫財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崩裂後，中共開始了土地革命。
學者楊奎松在《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中披露，湘南暴動「不但燒衙門機關、土豪劣紳的房子，而且連縣城的整條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陽至坪石公路兩側十五華里的所有村莊都燒掉」。
湖南平江暴動後，「殺戮豪劣和反動分子，計在數千，而同志和革命民眾殉難的，亦不下數千人」，以至「數十里或百數十里，幾無一棟完善的房屋，無一處盡青的山，共計全縣被燒的房子，總在十分之四五」。
廣西左右江暴動的農民赤衛軍「攻下豪紳地主的寨子，凡寨子裡面的人，不論男女老幼都殺一個精光」。
秋收起義後，中共紅軍在湘南有過「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政策；南昌起義後，朱德率軍所到之處，農工會迅速死灰復燃，所經之地任意殺人，到處放火，財物淨空。
中共「農民運動大王」彭湃，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僅兩月有餘，40萬人口的海陸豐地區有1萬多人被殘酷殺害，有些鄉村被打上「反動」標籤後全鄉焚燒，甚至出現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超過5萬民眾逃到香港、廣州避禍。
彭湃下令參加海豐縣工農兵大會的代表每人殺20人，一些青年農民成為赤衛隊員後，從最初的膽怯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惡徒，甚至還想出了殺人的新花樣，比如將人大卸四塊，再煮熟吃掉，將人關在板箱裡慢慢鋸成一塊塊的。
素有「楓溪鎖鑰」之稱的廿八都，地處浙閩贛三省交界，2017年被評為國家5A級旅遊景點，就是這麼一座美麗如畫的歷史文化名鎮，卻在1932年遭到一場劫難。
當時，方志敏麾下的紅軍廣豐獨立團由團長周良瑞、政委吳光丕親自率領，會同游擊隊、花槍連五百多人，還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襲攻下了廿八都。他們掠走槍枝彈藥及大量食鹽、布匹、現洋等財物，綁票二百多人，有些被高價贖回，很多被撕票，人財兩失。
繁華了幾個世紀的富饒古鎮從此蕭條、冷落。1933年，慕名而來的郁達夫目睹了這個「雞鳴三省」古鎮的一派衰敗景象。《衢州文史數據》記載：街上貼滿了「打倒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列寧主義萬歲！」等標語。楊益豐、隆興源南貨店和楊元亨、金同順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號店堂，全被砸開，門板七零八落，櫃檯東倒西歪，籮筐隊忙著裝貨待用。有幾個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彭德懷自述》一書中提到，1930年，紅三軍團「在黃石港宣布沒收帝國主義的洋行、商店，成千上萬農民組成搬運隊」，「農民挑著銅幣、銀幣，一擔一擔送到紅軍司令部。」
陳毅在《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中共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基本上靠搶浮財和徵稅。
殺土豪分田地 逼農民納「投名狀」
1935年冬中共紅軍到達陝北後，美國記者斯諾曾到過陝北訪問毛澤東，問及當年在江西蘇區30多萬人的軍需如何解決時，毛澤東避而不答。
中共宣稱土地集中在地主階級手裡，農民沒有土地或是土地不足，這是農民一切痛苦的根源。
中共一向宣傳的地主富農占有80%以上的土地，實則不然，毛澤東在1930年所寫的《尋烏調查》中，也是說地主占地30%、農民占地30%、公田40%。
那麼中共為什麼對鬥地主、分田地如此熱衷呢？毛澤東在1945年底所寫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一文中道破了其中緣由，「我黨必須給東北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群眾才會擁護我們，反對國民黨的進攻。否則，群眾分不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優勢。」
陳士榘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毛澤東說，「我們插牌子（指分田），本身也是很好的宣傳。例如國民黨的士兵到了根據地來，他們一看到田裡到處插上了牌子，看到我們這裡打了土豪分了田，也會說紅軍好。有些國民黨士兵因受打土豪分田地的影響，開小差跑回家去。插牌分田後，農民有了田地就會跟著共產黨。你看，分田地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既爭取了群眾，又瓦解了敵人，一舉多得。」（《「打土豪、分田地」口號的由來》，《四川黨的建設‧農村版》期刊）
原長春市公安局職員、曾經的土改工作隊員馮志軒老先生，曾被中共農會人員捆綁著親眼觀看自己的父親作為地主在半個小時內被亂棍打死。老先生在《那場千惡新社會的共貧運動》一文中寫道：
「會場仍是鴉雀無聲，看來這位隊長的擴兵任務實在難以完成。這時又聽到了他嘶啞的喊叫聲：『我告訴你們，勝利果實你們已經拿到手了，你們要不要拿起槍來保衛這些勝利果實，你們自己想一想……國民黨來了你們怎麼辦？……你們分了人家財產，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們得了這麼大的好……你們不去當兵？你們說誰去！你們等著地主家的人回來反攻倒算殺你們！』……」
故學者秦暉把中共的土地革命稱為逼農民納投名狀。
土地革命之惡之花
中共借土地革命逼農民納投名狀，擴兵，燒殺搶奪，是謂初心。其惡果也連連。
中共的「分田地」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斷地重新分田，翻餅查田，不斷降低劃分地主的標準，就連只有9擔穀勉強維持生計的農戶也被算作地主。導致蘇區經濟迅速惡化，民眾對土地的擁有缺乏安全感，對生產缺乏積極性，擔心「將來有一碗吃的人都會被打為地主的」。
「十餘天來，各區群眾向白區逃跑現象日益發展，從一鄉一區蔓延到很多區鄉，從數十人一批增加到幾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從夜晚『偷走』變而為明刀明槍地打出去，殺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祕書走。」（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階級政策。農村階級鬥爭日趨嚴重，殺人剎不住車，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致使他們也倒戈反擊。
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抓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家破人亡，他被迫冒險逃出蘇區，投誠國軍；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不滿中共土改政策，在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畢業後，也逃出蘇區投降國軍。紅軍中下級幹部逃亡的更多，如石城、寧都的赤衛隊長，紛紛走向吉安、贛州一帶的國軍。
中共紅軍長征萬里大逃亡，財政枯竭，人心盡散，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土地革命成敗皆有份。
結語：流氓地痞鬧革命
2015年因貪腐被拿下的中共河北書記周本順在日記中將中共官場比作「人間煉獄」，是調動人性惡力、依附權勢、攫取權力、占有財富的戰場。周本順認為中共對沒用的部屬是提拔重用，處處照顧，好讓你奴氣十足，死心踏地。沒用的下屬將被中共用來辦壞事。周本順並坦言：「領導對有用的部屬是明升暗降又打又壓，磨掉你的銳氣稜角。」
周的中共官場歪經可以溯源到土地革命時期的痞子鬧革命。傳統社會的農民、土地有產者大都敬業恭謙、樂天知命，只有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才喜歡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被中共吸收成黨員，威權至上，為非作歹，泯滅人性，草菅人命。所以紅軍第一叛將龔楚形容：「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