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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史實】「三反五反」掠奪企業主 引爆自殺潮

作者:李靖宇

三反五反運動讓企業主們變成「老虎」,個人尊嚴、資產、事業等各方面都備受迫害。(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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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7月31日訊】1951年底,韓戰正酣。共產黨殘害地方菁英的政治運動「鎮反土改」剛結束,毛澤東又發動了一個他稱之為「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重要」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簡稱「三反」運動[1]

「中國防愛第一人」高耀潔醫師還是學生時親歷三反五反,她描述三反五反是中共為了鞏固政權,發動的政治運動,以殺害工商業界富裕人士為重點。「三反運動是五反運動的前奏。那時朝鮮戰爭打的很激烈,發動三反、五反運動可以撈到一大筆錢財,暫解經濟花費之急,又可清除異已,這是一舉兩得的好事。」[2]

1952年1月,毛澤東下達《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限期展開鬥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汙分子,不管什麼人,一律查辦。」

這一「限期」,這一「違者一律查辦」,立刻造成全國範圍的恐怖氣氛,各級幹部誰都怕當「違者」。為保烏紗帽,幹部胡亂揪鬥,全國一片肅殺。

而毛澤東坐在中南海閉門造車,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預言:「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至數萬貪汙犯才能解決問題。」[3]

三反規定「老虎」數量 不論是非先定罪

毛澤東將貪汙一億元(舊幣,折新幣一萬元)以上的稱為「大老虎」、五千萬(折新幣五千元)以上的為「中老虎」、一千萬(折新幣一千元)以上的為「小老虎」。不停地下達一個又一個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

由於毛澤東屢屢發出「追加新任務」、「增加打虎預算」的指示,各地不僅追加打虎指標,而且打虎有「必成數」和「期成數」。「必成數」是必須完成的,「期成數」則不怕多,越多越好。各單位各部門的「打虎隊」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

毛還給各大、中、小省下達打虎指標:

「河北省(不包括京津兩市)人口三千萬,規定打小老虎二千三百隻,大老虎二百隻,這是適當的。請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點規定字跡的打虎計劃。由此可以估計,每一個小省應有大小老虎幾百隻,每一個中等省和大省應有大小老虎一、二千隻至三千隻。」(2月4日)

「你們說浙江全省可能有一千萬元以上的大小老虎一千隻以上……像浙江這樣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至三千隻,或者還多,這還沒有包括社會工商界。」(2月5日)

前作家出版社(中共中央一級出版社)社長韋君宜「三反」時在中國青年雜誌社擔任總編輯,她回憶,當時每個單位必須打出百分之五的「貪汙分子」,雜誌社總共只有十四五個人,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除了管一點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費,別的什麼錢也沒有,真正是個清水衙門。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來了,於是沒辦法,我們只好查。」[4]

「一個才十九歲的小姑娘王崗淩,天天打算盤算自己的帳,急得人都瘦脫了形。青年編輯丁磐石,寫過《思想改造性急不得》這樣卓有見地的文章,卻因為在交本月小組黨費的時候自己忘了帶錢,馬馬虎虎把別人的五角錢寫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

「三反」連赴朝鮮作戰的志願軍也不放過。毛澤東妄加猜測,給志願軍黨委下達指令:「照我推測,在一百多萬志願軍中很可能捉到幾百隻大小老虎,你們應為此目標而奮鬥。……為了清出他們,必須對於有貪汙嫌疑的人大膽懷疑。」

五反打擊「資本家」 多數是小商販

「三反」運動剛剛開始沒多久,中共就又發動了以工商界人士為目標的「五反」運動。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這「五反」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目標則是資本家,即中共稱謂的「民族資產階級」。

當時中國經濟凋敝,資本家並不多,標準低到資本在二千元以上的就算是資本家,劃資本家多多益善。全國被定為「資本家」的八十六萬人,百分之八十資本在二千元以下。

如江蘇南京市九千名資本家中的7,000名,近百分之八十是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浙江建德縣274名資本家中,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者也約占百分之八十。廣西寧明縣123戶資本家,僅兩戶資金超過兩千元。其餘的121戶,平均資金僅130元。

上海一汽車零件經銷商企業主高天民就是五反的受害者。他最後以「交代」「行賄、偷稅、漏稅一百六十萬元」而得以過關。他說:「其實這一百六十萬的天文數字,早已超過了我店裡那些年的營業總額,更超過了實有資產…根本不用辯論就可以看出這數字的虛假。」

整個上海市「清算」出資本家違法所得高達十萬億元(新幣十億元),竟比全市資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實際所得還要多;其實全國都是如此。

企業家五反遭劫

真正富有的企業家遭到的迫害就更嚴重。當時中國有一著名的民生輪船公司,其創辦人是出身貧苦的四川省合川縣人盧作孚。抗戰中,民生公司在日寇的炸彈下將大批難民、國家財富搶救到四川大後方;期間一百多名員工犧牲,16條船被日軍炸沉。

盧作孚在1938年即在重慶認識了周恩來。1950年,周派人赴香港與盧聯絡後,盧秘密離開香港到北京,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1951年春,盧作孚逐步將滯留香港的船隻駛回中國。冬天,盧赴京開會,周恩來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擔任負責工作。盧決定處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後再赴任。但1952年1月初離京返渝時,正值「五反」高潮,他被指為「不法資本家」無情鬥爭,遂於2月8日自殺身亡。公司副經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則幾乎全部入獄「審查」,其中兩人被處決。

盧作孚的廉潔有口皆碑。美國雜志《亞洲和美洲》曾這樣評說盧作孚:「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他不拿民生公司的股份,連住房也是借的銀行宿舍,傢俱則是向民生公司借的。辭世前他留給妻子一紙遺書,上面只有兩行字:「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另一個著名案例是上海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冠生園」創始人冼冠生,其生產的糖果、點心、罐頭等食品馳名中外。冼冠生經營食品業重視「本心」,即事業心和責任心,要求全體職工把冠生園當成一種事業齊心協力,同時重視食品健康,對顧客負責。

「五反」運動開始,中共下派的工作組動員工人批鬥冼冠生,1952年4月21日,在被工人圍困在辦公室裡兩天後,不甘受辱的冼冠生從冠生園的樓上縱身一躍,終年64歲。

奪財迫害引發自殺潮

三反五反運動讓企業主們變成「老虎」,個人尊嚴、資產、事業等各方面都備受迫害。以上海為例,除了對資本家沒日沒夜的批鬥,重點還在強迫「繳稅」。「五反」之一的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企業主傾家蕩產也交不起。

很多從商人士因此被迫攜家人一同自殺。「成了1949年以來、自殺又出現一個高峰」[5],跳樓成為最常見的自殺手段。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曾經天天問下屬「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據上海從52年1月25號到4月1號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

廈門大學教授謝泳曾撰文記述:「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

當時上海高樓旁無人敢走,都怕「飛來橫禍」……共產黨對中國人的迫害,實在罄竹難書。

注:

[1] 丁抒,《陽謀》,開放雜誌出版社,2006

[2] 《高耀潔:三反、五反運動中,自殺出現高峰》http://tw.aboluowang.com/2015/0523/560354.html

[3] 丁抒,《陽謀》,開放雜誌出版社,2006

[4] 韋君宜,《思痛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5] 《高耀潔:三反、五反運動中,自殺出現高峰》http://tw.aboluowang.com/2015/0523/560354.html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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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1 12: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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