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8月15日訊】一個沒有良好體制的社會，不但會阻障公平社會的到來，也會扼殺生產力甚至使社會喪失基本的正義。實際上，經濟越是發展物質越是豐富，人們對體制改革的訴求就越是強烈。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停留在原地轉圈，而是要迅速建立一個公平民主的法治社會，這樣的改革開放關乎子孫後代的福祉，停滯、拖延和迴避顯然不適應日益變化的內部和外部環境。
從歷史經驗來看，每當社會大變革之際，統治者往往都會順應民眾的一些訴求，可惜的是，主動變革的時機已過。當年光緒皇帝要變革，慈禧太后等保守勢力殺了變革者，廢了皇帝。後來慈禧太后迫於形勢，為了生存又不得不變革，並且變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遠比當初光緒皇帝設想的還要大。只是大勢已去，變革成為一股潮流，任何被動的變革都難以挽回崩潰的命運。
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李慎之晚年曾經不止一次問學者朱學勤：「這個體制究竟是剛性的，不可改變的？還是有彈性，可以漸進改變？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著又一場革命到來，玉石俱焚，生靈塗炭，我們束手無策；倘若是後者，我們責無旁貸，還有苦心呼籲，爭取漸進改革的餘地。」朱學勤回答：此為「天問」。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預見性的看到：「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遺憾的是，打江山的那一代未能完成體制改革，也沒有建立起良性的上下一致形成共識的社會體制。
中國社會的和諧與繁榮，取決於長治久安的良好體制。如果繼續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掠奪斂財格局，大多數民眾享受不到任何名義上抑或實質上的發展成果，走下去將越來越艱難。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言：「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私有化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咄咄逼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潮流對於我們民族前途和未來的威脅。面對深層的社會問題，當務之急是從最基本的地方著手，構築起法治社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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