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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雨堂主:電影《望鄉》的國家理論

《望鄉》電影劇照。(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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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9月02日訊】

「文革」結束後不久的1978年,日本電影《望鄉》在中國熱播。據電影界人士回憶,《望鄉》當年在中國引起的轟動效應,甚至超出在日本本土。原因是歷經「文革」十年,早已麻木了的炎黃子孫們,將《望鄉》視為一部「黃色」電影。許多人正是為了一睹影片中的「黃色」鏡頭,而踴躍購票「觀賞」。與此同時,「有關方面」又對電影譯製廠引進「黃色」電影,加以指責。此事距今將近40年,《望鄉》究竟是否值得重提?我曾連續數日猶豫不決。

我重新審視自己下筆的原則。首先,藝術作品的生命週期,取決於作品自身的品質。譬如《金瓶梅》、《紅樓夢》等不朽經典,不僅在幾百年後的今天,即便將來仍值得人們研究;而那些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小說,有誰還會為之花費筆墨呢?竊以為,把《望鄉》歸入電影史上的經典,絲毫不誇張。其次,我談《忘鄉》的視角,歸於經濟學,除我之外無人償試過。經濟學在解讀這部藝術電影時是否有用武之地?事實上,當代經濟學早己不再單純是研究資源配置的學問。在我看來,《望鄉》的主題,已涉及新政治經濟學中的國家理論(這一點我將在下文作進一步分析)。在當代經濟學家中,對國家理論作出開創性貢獻的傑出經濟學家,先後有道格拉斯.C.諾斯、Y.奧爾森和Y.巴澤爾①。其中,不久前仙逝的諾斯教授,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望鄉》的細節很豐富,劇情卻不複雜。美麗賢淑的女記者山谷圭子,為調查近現代日本婦女史,來到馬來群島北婆羅洲的重要港口城市三打根,找到所謂「一號——九號番館(妓院)」的舊址,但舊址早已遭戰火焚毀。這裡正是20世記初許多日本少女被販賣到此,隨即又被強迫賣淫的場所。這些少女還被強加了一個集體稱謂——南洋姐,就連她們死後埋藏在三打根郊外密林中的墓地,也在二戰後期日軍從南洋撤退時,遭日軍戰機轟擊被毀。

三年前,山谷圭子就已到九洲的天草調查採訪,天草與早原曾是日本對外輸出南洋姐最多的地方。圭子在一名女畫家的陪同下,偶然在天草鄉間的小餐館遇到善良的阿婆。當畫家在與阿婆的交談中,失口說出:「噢!我明白啦,阿婆大概就是南洋姐吧?」,一下便刺到阿婆內心深久的痛處。阿婆低頭沉默有頃,便離座而去。圭子緊緊抓住這一可遇不可求的機會,追上阿婆,並靠自己的真誠、聰穎和敬業精神,逐漸嬴得阿婆的信任。這位阿婆正是影片的主角——阿崎婆。

1907年(明治四十年),阿崎還是14歲的美少女。由於貧困,加之父親去世,母親又被伯父逼為填房。人販子太郎召趁人之危,將阿崎騙到南洋北婆羅洲的三打根。彼時三打根系英屬殖民地,日本人在三打根開了九家妓院——一號至九號番館,阿崎在太郎召當老闆的八號番館。

通常認為,日本在1868年形成以推倒德川幕府為目標,以富國強兵為口號的明治維新,1889年起確立立憲制。事實上,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的「人人獨立,國家才能獨立」的主張,要想被東亞國家真正接受,非常困難。20世記初,日本國家為取得更多外匯實現富國強兵之夢,對人販子販賣少女到南洋強迫賣淫的罪惡,視為無煙產業,並採取了默許甚至是暗中支持的政策。被強迫賣淫的少女,用她們的肉體伴隨著心頭的滴血換取的外匯,源源不斷地流回日本國內,由此使國家獲取的外匯量,超出同時期日本在新加坡的工業投資所帶來的外匯總額。借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Y.巴澤爾的話講,國家是通過向民眾強加成本的方法,達到自己國強兵壯的目的。這種由國家向民眾強加成本的能力,被巴澤爾定義為國家權力。

影片中最令人感到痛苦的一組鏡頭,是少女阿崎被太郎召暴打威逼後第一次接客。嫖客是一個赤膊的粗壯漢子,皮膚黝黑雙目露出凶光,一聲不吭地將阿崎扔在床上,就退下自己的褲子,露出臀部和大腿上的刺青,然後就朝阿崎的身上撲下。這個嫖客給觀眾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個直立行走的畜生。當鏡頭稍作移動,觀眾可清晰見到這嫖客腦後標誌性的辮子——原來是大清子民(讀者可點擊進入電影網站通過視頻查證)。這個性交易幾乎與強奸無區別,而幫助嫖客對少女阿崎實施蹂躪與姦淫者,正是國家——日本國。接下來的鏡頭是阿崎被糟蹋的特寫:阿崎的頭倒仰在床沿,滿臉是驚嚇、恐怖、痛苦萬分……,黑漢子頭頸掛著的鑰匙在阿崎的臉上不停地晃動,這實在是文字無法表達的悲慘。當初我在電影院看到這一幕,真有如同自己親人遭此災難的痛楚。

更不可理喻的是,《望鄉》在中國公映後,又被無數炎黃子孫視為「黃色」電影,人們爭先恐後地一睹為快。上海市婦聯的領導甚至打電話給譯製導演,責問:「你們為什用黃色電影毒害青少年?」號稱擁有五千年輝煌文明的炎黃子孫們,善惡不分、美醜不辨,已到了如此可悲的程度,實在令人唏噓不已。由此導演不得不先後5次在原片剪去若干鏡頭,最終有關部門還邀請巴金、曹禺等文壇老人,在媒體撰文,對《望鄉》應如何理解作開蒙式解釋。幾十年過去了,記不清當初巴金與曹禺在文字裡,是否將阿崎遭遇的第一個嫖客,正是炎黃子孫的細節帶了一筆。

一部優秀的電影,其主題往往是多元的,同樣,《望鄉》最值得推敲的,也是她的主題。

劇本原作者山崎朋子認為,《望鄉》所要表現的,是上世記初日本婦女鮮為人知的悲痛歷史,並借助阿崎婆這一形象更生動地折射出來。事實上這段歷史已被國家故意忽略,因此反使《望鄉》主題的意義更加突出。山崎的觀點,也是人們普遍容易接受的觀點。

導演熊井啟則認為,《望鄉》所要表現的其實是戰爭。日本在20世記發動的戰爭,第一步是把十幾歲的女孩子騙到南洋充當妓女,由此所獲得的外匯,成了那些「愛國主義者」實現富國強兵的基礎。到了昭和年間,隨著國家吸足了南洋姐們的血,軍事實力開始強大,加上一戰中日本成為戰勝國,也就沒有必要繼續依靠南洋姐們出賣肉體了。這時的「愛國主義者們」又覺得南洋姐們的無煙產業有礙觀瞻、有傷國格;同時也更因為依靠槍桿子的掠奪,比少女賣身創匯的效果更理想。這實際上含有將南洋姐充當日本軍隊的先譴部隊的意味。當二戰後期日軍遭受盟軍攻擊後遭到慘敗,又將留在南洋的同胞住地瘋狂地實施轟炸,包括南洋姐們受盡淩辱的三打根九家妓院,甚至南洋姐們埋葬異鄉的墓地也遭毀壞。

他們滿以為,國家的罪行由此可以瞞天過海,在將來的史書上也可一筆勾銷。

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們還可以認為《望鄉》寫的其實是人性的冷漠。看!當初少女阿崎被騙離開家鄉,母親、哥哥悲痛欲絕。昭和六年,身心俱傷的阿崎回到九洲的故鄉天草,母親早已亡故,她所見到的是哥哥的無情。哥哥和嫂嫂依靠阿崎匯回的錢,造了寬敞的住宅並有了洗澡間,卻又因阿崎在南洋的「名聲不好」,將阿崎視為陌路人。嫂嫂擔心用了阿崎寄回的錢造的房子,阿崎會提出分割,哥哥的一句話更令阿崎幾乎崩潰:「她敢!這房子我已經登記了,不許她碰一根手指頭!」曾經是骨肉至親的哥哥,早已變成另一吸血鬼,另一名殘忍的掠奪者。

傷心欲絕的阿崎,無奈只得重返婆羅洲。親情的冷酷使她失去最後的精神支柱,她發瘋似地狂拋自己用血淚換得的積蓄,然後隨另一名南洋姐到哈爾濱尋求生存。阿崎在哈爾濱嫁給一個皮匠,生下兒子永志。誰知二戰的戰火又燒毀了這個家庭,丈夫也在戰火中喪生,阿崎又帶著兒子回到日本京都。當把兒子扶養成人後,兒子也開始瞧不起自己的母親。無處生存的阿崎被兒子送到原先的老家——天草,住在破舊不堪的茅屋裡,兒子不願來看她,媳婦也不願給她寫一封信,任她自生自滅。這就是人性!此時阿崎早已是風燭殘年的阿崎婆。

當從東京來的年輕女記者圭子找到阿崎婆,並願意住在阿崎婆家裡的時候,對親情萬分渴望的阿崎婆,早已激動得手足無措。圭子在阿崎婆那裡住了三個星期,善良的阿崎婆不僅將圭子當成自己的兒媳婦,而且把自己早已塵封的慘痛往事,全向圭子傾吐出來。人性的美與醜,在電影裡有著鮮明的映襯。臨別的時候,圭子給阿崎婆留下紙幣以略表一點心意,阿崎婆拒收了圭子的錢,卻提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希望圭子留下一條洗臉用的毛巾,目的是讓她在今後孤獨的日子裡,每當看到毛巾,便能回想起圭子給她帶來溫馨與親情。

阿崎婆從圭子的手裡接過毛巾,輕輕地帖在臉上,心情一下子變得十分沉重。她轉過身嗚咽著哭起來。那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抽泣,那是一種撕心裂肺的哀鳴,仿佛是將她一輩子忍受的屈辱與慘痛向圭子陳說,在我看其中夾帶著對親情的徹底絕望,令人永遠難忘。

我謬以為,阿崎婆悲涼的哀哭,不啻是一種控訴。阿崎婆控訴的是誰?阿崎婆控訴的對象既不是人販子太郎召、義三郎等人渣,也不是嫖客之類,阿崎婆所控訴的其實是國家——日本國。電影《望鄉》提出的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就是:民眾為什麼需要國家?國家究竟應當為民眾提供怎樣的服務?這就涉及到當代經濟學的前沿理論之一——國家理論

民眾需要國家的理由,最早由英國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列維坦》(Leuiathan)一書中指出:國家的設立,可以讓人們走出叢林法則,免遭相互掠奪之災。到了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政府論》中,已率先將人的自由權、生命權和財產權的保護,視作國家的管理層——政府的首要責任。國家不過只是一個有資格使用權力或強制力的機構,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國家概念的神聖化處理——將國家提升為「倫理理念的體現」與「具體自由的體現」——差不多就是酒鬼的夢囈。不幸的是,從19世記起黑格爾關於國家的倫理精神與國家意識形態,被一部分人奉為金科玉律,直至今日。

應當明白,國家家僅僅是工具——為公眾服務的工具而非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沿此路徑,當代經濟學對國家理論作出新的突破者,是道格拉斯‧諾斯。諾斯從國家對產權保護的角度切入,認為國家憑藉對「暴力潛能」的壟斷,可以低成本地供給產權制度(產權界定與產權保護),也可以低成本地改變或取消產權制度,這就是著名的「國家—產權悖論」。易言之,國家作為制度的供應者與實施者,既可以很便利地保護人們的財產權、生命權和自由權,也可能以國家的名義,對人們的正當權利輕易帶來傷害,保括對財產權、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剝奪或變相取消。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諾斯指出:「國家僅僅在使那些統治國家的人的福利最大化目標的範圍內,促成和界定產權。」也就是說,只要有利於少數統治者福利最大化,他們完全可以借助國家的名義,甚至不必借助國家的名義,對民眾的權利作出傷害。顯然,阿崎等一批南洋姐,正是日本國家「暴力潛能」下的犧牲品。

Y.巴澤爾是繼諾斯之後,新制度經濟學派中又一位對國家理論作出重要建樹的經濟學家。在《國家理論》一書中,巴澤爾將國家權力定義為向他人強加成本的能力。但如果由此進一步推論:一個國家的強大,對外就是向別國強加成本的能力,對內即是對民眾強加成本的能力,這就意味著權力已被濫用。另一位經濟學諾獎得主O.E.威廉姆森指出:人與人無不處於合約的簽訂與實施中,但由於簽約某一方的機會主義和資訊非對稱等原因,對簽約的另一方即意味著風險。此時需要合約的協力廠商實施,以保護風險一方的權利不受損害。巴澤爾繼諾斯提出國家是制度的供應者與實施者之後,提出國家應當是合約協力廠商實施主體的理論。舉例而言,某開發商借助強勢,將一個未經你同意的拆房合約強加於你,然後派人欲拆你的住房,此時應當向你提供保護的是誰?是國家!因為國家具有向開發商強加成本的能力,國家又是合約的協力廠商實施的主體。在我看來,只有當國家作為好的制度的供給者和實施者,只有當國家把保衛民眾及其一切權利放在首位,才是社會每個成員必須愛國的理由。

在電影《望鄉》中,人販子太郎召,借助阿崎等南洋姐對未來資訊的缺乏,用了300元成本與阿崎等少女簽訂的合約是一種違法的欺騙性合約,此時應當有國家出面行使合約的第三方實施,才能為阿崎等少女們提供保護。事實上,國家沒有提供協力廠商實施的保護,反而為了爭取外匯實現富國強兵之夢,默許和助長了人販子的合約欺騙。這種完全背棄對民眾權利保護的國家,這樣的富國強兵,對於受到國家傷害、歷經無限悲痛的南洋姐們,究竟有什麼意義?難道還要求南洋姐們高唱「愛國主義」頌歌?比作為原型的阿崎婆略年長的英國哲學家B.羅素說:「愛國主義最容易導致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為國盡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殺人,……」(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這對上世記的日本國而言,不僅再貼切不過,而且不幸早已言中。

太郎召死後,阿崎等4人被阿菊媽收留。阿菊媽是比阿崎更早流落異鄉的南洋姐,也是依據自身經歷對「國家」看得更透徹的長輩。阿菊媽在臨終前,沉痛叮囑阿崎等4人:「你們千萬別再回日本,你們回國絕沒有好結果!」讓人感到南洋姐們與自己國家的分離是一種永久斷裂,他們不會原諒自己的國家。阿菊媽拿出自己的積蓄,在三打根郊外的密林中為南洋姐們修建了公墓。二戰後期,窮凶極惡的日軍在撤退前,轟炸了這片密林中的公墓,用意在於將南洋姐們苦難的歷史遺跡掩蓋掉。當圭子來到這片殘存的墓地祭奠時,忽然發現,這些南洋姐們的墓碑,全部背對著日本。這是一組震撼人心的鏡頭,是對自己國家沉痛的譴責。圭子傷感地含著淚水喃喃自語:「她們背朝日本,長眠地下!……」是的!每個南洋姐,她們對故鄉雖有著夢牽魂縈的懷念,這是電影取名為《望鄉》的原因;但是她們又絕不會嚮往被稱為「祖國」的國家——日本,他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的國家。愛國不能沒有理由,這個理由全在於,國家是否成為一個好的制度的供給者與實施者;國家是否成為對民眾保護的主要力量。《望鄉》的國家理論認為,既然國家對南洋姐們造成的傷害如此深重,甚至死後也不得安寧,難道還要求她們在長眠在地下後,繼續作出「愛國主義」的奉獻嗎?

責任編輯: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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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2 8: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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