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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66)

《共產主義黑皮書》:政治解凍期的異見者

作者: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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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8月13日訊】在政治解凍期間,生活質量明顯上升,然而對壓迫的記憶仍很強烈,同時活躍形式的爭論或異議依然罕見。克格勃報告指出,1961年有1,300名「反對者」,1962年有2,500名,1964年4,500名,1965年1,300名。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有三類公民成為克格勃特別嚴密監視的對象:宗教少數群體(如天主教徒、浸信會教友、五旬節會成員和基督復臨教派教友);被斯大林式鎮壓打擊最嚴重的少數民族(特別是波羅的海諸國的人、克里米亞的韃靼人、日耳曼族,以及反蘇抵抗力量此前特別強大的西烏克蘭的烏克蘭人);60年代形成的異見運動中有創造力的知識分子。

1957年發起的最後一場反教權運動(anticlerical campaign),只限於關閉自戰爭以來重開的幾座教堂。之後,東正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對抗減弱為勉強共處。克格勃特別部門的注意力更多地是集中到宗教少數群體身上。他們經常被懷疑接受國外的援助和支持。一些數字顯示,這確實只是個邊緣問題(marginal concern):從1973年到1975年,116名浸信會教友被捕;1984年,200名浸信會教友或者在坐牢或者在營地服刑,平均刑期只有一年。

1961年至1973年間,在抵制蘇維埃化最強烈的地區之一西烏克蘭,沿襲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傳統的十幾個民族主義組織,在捷爾諾波爾(Ternopil)、扎波羅熱(Zaporizhzhia)、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和利沃夫被瓦解。對這些團體成員所判的刑期一般達到5至10年監禁。在立陶宛──上世紀40年代被殘酷逼迫屈服的又一地區,當地消息來源透露,60年代和70年代,逮捕人數相對較少。然而,1981年3名天主教神父在可疑情況下遇害,幾乎可以肯定克格勃參與其中,讓人感到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挑釁行為。

克里米亞韃靼人依然是斯大林時代遺留下來的沉重遺產,直到蘇聯解體。他們於1944年被放逐,其自治共和國從未再恢復。50年代末,克里米亞韃靼人(其中大多數已被安置在中亞)發起了一場運動(這是時代真的變了的又一跡象),請求給他們集體平反並批准他們返鄉。1966年,一個韃靼人代表團向黨的二十三大遞交了一份有13萬簽名的請願書。1967年9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的一項法令廢除了「集體叛國」的指控。三個月後,一項新的法令授權韃靼人在他們選擇的地點定居,只要他們尊重護照法;這些法律要求在任何特定地區工作都要有一份法律文件。1967年至1978年間,不到15,000人成功遵守了護照法並返回家園,約占韃靼人口的2%。克里米亞韃靼人運動得到佩特羅.格里戈連科(Petro Grigorenko)將軍的協助。他於1967年5月被捕,並被送往精神病院──一種監禁形式,70年代每年用在數十人身上。

大多數歷史學家確定異見運動始於後斯大林時代對政治犯的首次大型公審。1966年2月,兩位作家──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尤里.丹尼爾(Yuri Daniel),分別被判在一座戰俘營關7年和5年。1965年12月5日,這些作家被捕後不久,他們的約50名支持者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廣場舉行示威。異見人士們發起了一種方式截然不同的抗議。60年代,他們擁有數百名知識分子;10年後這場運動達到頂峰時,擁有1,000至2,000人眾。他們不是對該政權的合法性提出異議,而是要求嚴格遵守蘇維埃法律、憲法,以及蘇聯所簽署的國際協議。異議行動遵循了同樣的路線。他們拒絕被當作一個地下組織;他們對自己的結構和運動持相當開放的態度;他們充分利用了輿論的關注度,通過儘可能多地與國際媒體合作,來宣傳他們的行動。

在數百名異見者與蘇維埃國家力量之間不成比例的鬥爭中,國際輿論的分量是極其重要的,尤其是1973年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在西方出版之後(緊接著他迅速被驅逐出蘇聯)。在幾年時間裡,由於極少數人的行動,蘇聯人權問題成為國際上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也成為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中心議題。該會議以達成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定》而告終。蘇聯簽署的這份會議最終文件,加強了異見者的地位。他們組建了委員會,以確保《赫爾辛基協定》在他們居住的城市(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維爾紐斯等)得到支持,並轉發有關人權侵犯的任何信息。這項信息收集工作已於1968年在較艱難的條件下啟動,每隔幾個月出現一份名為《時事紀事》(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的地下期刊,其中列出了任何侵犯自由或人權的行為。在這種新的背景下,蘇聯的人權侵犯迅速受到國際審查,特別是祕密警察受到制約。隨著該政權的反對者成為知名人物,對他們的逮捕不再可能被忽略了,有關他們命運的信息可以在國外迅速傳播。耐人尋味的是,警方行為的模式很快就與國際關係緩和的狀態關聯在一起;1968至1972年,以及1979至1982年,逮捕人數比1973至1976年更加眾多。現在依然不可能計算出1960至1985年因政治原因被捕的人數。異見者消息來源記錄了那些最糟糕的年頭有數百人被捕;1970年,《時事紀事》報導了106例判決,包括21例精神病院強行監禁,以「作為一項安全措施」。1971年,《時事紀事》中報導的數字分別為85和24。1979至1981年數年的國際對抗中,有近500人因類似指控而被捕。

異議現象是激烈反對的一種表現,反映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把個體性(individuality)與集體性(collectivity)對立起來的概念。但在一個政府總是反對言論自由,特別是反對與己相悖意見的自由表達的國度裡,這樣的現象不太可能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真正的變化發生在其它地方,發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發展起來的、諸多不同層面的文化和社會自治領域,80年代更是如此。當時,一部分政治精英逐漸認識到,與50年代同樣劇烈的改變再次成為重中之重。#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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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5 6: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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