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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磨難的學者——吳門三大右派

編寫:高天韻

「吳門三大右派」濃縮了三位著名學者的悲劇,折射出暴政毀滅民族文化的殘酷。(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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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8月07日訊】吳澤霖吳景超吳文藻,是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的大師。在中共發起的「反右」運動中,他們都被打為「右派」,合稱「吳門三大右派」。

當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們選擇了那一片土地,卻不料在劫難逃。

吳澤霖

吳澤霖(1898—1990),江蘇常熟人,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教育家,他是把中國民族學與民族博物館結合在一起的創始人。

吳澤霖14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學堂,1922年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威斯康星密蘇里和俄亥俄州立大學,1927年獲博士學位。在留美期間,他主攻社會學,還系統地學習了市政學、統計學、心理學、人類學、哲學、政治學和美國史等。

1952年,吳澤霖任教於中央民族學院,1953年調至西南民族學院,主持籌建了該校的民族博物館。

1958年,西南民族學院因為右派定額不足規定的比例,硬把吳澤霖補劃為右派。吳澤霖因此成為人類學界、社會學界的五大著名右派之一。

1965年,吳澤霖被遣返回鄉當了農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離審查。1971年,吳澤霖解除審查後才得知,在他離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岳母不堪凌辱和誣陷,一起服毒自殺了。

1980年,學者楊心恆去中央民族學院拜訪吳澤霖,看到時年73歲的老人住在筒子樓向陰的一間房裡,自己用煤油爐做飯。

吳澤霖的老朋友、社會學家費孝通評其為「一生謹慎,從不出格,他一生愛國,沒有半點私心」。

吳景超

吳景超(1901—1968),安徽歙縣人,1901年出生,15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3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通曉英、法、德、俄等國語言。吳景超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唐人街的。他是公認的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

1928年,吳景超回國,先後任金陵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務長。他還擔任過國民政府經濟部祕書、戰時物資管理局主任祕書、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顧問、重慶國際最高委員會參事等職。

1948年10月下旬,政局更替前夕,胡適曾向翁文灝、蔣介石推薦吳景超、蔣碩傑、劉大中三位學者。蔣介石讓人捎信,希望吳景超隨同撤走南下。胡適特地派人送來兩張機票,動員他同行至南京。吳景超不為所動,還反過來勸胡適留下。老友傅斯年、梅貽琦等人都勸他去美國執教,他一概拒絕。(劉大中和蔣碩傑後來都去了台灣,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及稅制改革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吳景超表示,自己要在北平迎接「解放」。他說:「這是一個變遷大時代,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決不能輕易放過,給國家一個機會。」

中共建政後,吳景超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寫作風格大變,有的文章純屬應景之作。他違心地參與了對胡適的文字批判,也曾表示自己作為知識分子要「痛悔前非」。

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撤消了社會學專業。1957年,吳景超在《新建設》雜誌發表文章《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提出「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我國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課程的必要。」這篇文章受到了許多批判,被指為「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代表」。

1957年4月10日,《新建設》雜誌召開社會學座談會,20多位社會學家出席,包括陳達、吳景超、李景漢、雷潔瓊、嚴景耀、潘光旦、費孝通等人。他們認為,這個座談會是中央宣傳部批准召開的,所以暢所欲言,很認真地討論如何恢復停辦5年多的社會學。一個月後,與會者的發言被定性為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參與者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

吳景超被逼離開講壇。他被降級、減薪,被迫進行思想檢討、自我批評、思想改造,參與集體學習,備受折磨。

文革開始後,吳景超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的代表,被反覆批鬥,他蹲牛棚,還被迫寫逼供信。

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因肝癌病逝,終年67歲。(關於他的死因,也有自殺之說)

吳景超的學術著作,都寫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包括著名的《都市社會學》(1929)、《社會的生物基礎》(1931)、《第四種國家的出路》(1936)等。1949年後,他沒有一本新著。

大陸學者謝泳說:「留下來的吳景超,不但沒有發揮出他作為一流學者的作用,而且在學術上再也沒有當年的風采了。」

吳文藻

吳文藻(1901—1985),江蘇江陰人,1901年生,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

吳文藻於1917年考入清華學堂,1923年赴美國留學,於達特茅斯學院取得社會學的學士學位,後又獲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並榮獲校方頒發的「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

1929年,吳文藻回國,任教於燕京大學。1938年,他轉至雲南大學任教授,次年於該校創立社會學系,並建立了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站。

1926年吳文藻與冰心結婚照,司徒雷登作司儀。(公有領域)

1951年,吳文藻攜妻從日本歸國,1953年起在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吳文藻的兒子吳平最先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冰心也被扣上「反動文人」、「漏網右派」、「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

冰心回憶說:「這件意外的災難,對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著,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著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

1959年12月,吳文藻的「右派」帽子被摘,但此後只能基本從事內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未能發表,即使發表了也不署名。

吳文藻與弟子費孝通共同蒐集了有關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歷史、地理、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但這些資料在文革期間全部散失了。

1966年9月,紅衛兵衝進了吳文藻的家,抄走了許多書籍和物品。紅衛兵把一塊大木牌掛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寫著「資產階級太太、修正主義的黑幫作家謝冰心」,讓她站在烈日下。吳文藻作為摘帽右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被造反派押去批鬥。

冰心說:「那時我們一家八口(我們的三個子女和他們的配偶)分散在八個地方」。

吳文藻的女兒吳青曾向《紐約時報》講述了一些文革遭遇。她說:「紅衛兵去了我家,要求他們跪在石子路上,跪了三個小時。……他們在我們家裡搜查,把所有東西都抄走了。他們像強盜一樣闖進來,想要什麼就拿走什麼。」

「然後,中央民族大學辦了一個展覽。紅衛兵把他們從不同人家收來的東西放在一起,說那全都是我父母的。這個展覽叫作『吳文藻、謝冰心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展覽』,裡面有黃金、玉器、銀器,很多東西。我父母不得不每天站在外面,一塊大木牌掛在脖子上,站了10天。」

1969年冬,年屆七旬的吳文藻被下放到京郊石棉廠勞動,1970年夏轉去湖北沙洋幹校勞動。冰心則在1970年初被發配到湖北咸寧五七幹校。

1971年,中共為了準備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調回了正在下放勞動的吳文藻、冰心、費孝通、鄺平章等8人,組織他們翻譯和校訂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以及其它幾本歷史著作。

結語

「吳門三大右派」,這一名詞的背後,濃縮了三位著名學者的悲劇,折射出暴政毀滅民族文化的殘酷。「反右」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十年「文革」將五千年文明的實物和精神遺產摧毀殆盡。在中共掌中,愛國人士、善良百姓的熱誠被玩弄,他們的才情幻滅,靈魂扭曲,尊嚴被踐踏,人生凋零。

往事不堪回首,現實慘烈依舊。無數的血淚教訓,積澱在歷史的隧道,絕非過眼雲煙。中共的存在,給無數個體,給社會和民族帶來滅頂之災。今日,面對無盡亂象和仍在進行的罪惡,任何對中共的幻想都只會延長悲劇,任何粉飾太平的說辭都無法掩蓋真相。

參考資料:

閻明、王炳根:《吳文藻一家1951年後的劫難與遭遇》,發表於「於建嶸的東書房」。

儲百亮, 狄雨霏, JANE PERLEZ:《文革親歷者講述文革》,2016年5月17日,紐約時報中文網。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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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7 5: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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