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史實】反右運動 中國知識分子慘遭摧折

【大紀元2018年09月10日訊】毛澤東曾經很得意地說過：「罵我們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

「反右」，就是毛澤東又一次殘酷打擊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在這次狂風暴雨般的迫害中，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樑打斷了，從此，傳統「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之「士」被迫消音，噤若寒蟬。

中共反右前發起「陽謀」 鼓吹批評共產黨

回顧這場反右運動，要從1956年開始談起。這一年毛澤東提出了知識份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進而公開鼓吹「獨立思考的自由」和「宣傳唯心論的自由」。於是有人歡呼，中國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春天」。[1]

可是這不過是毛澤東設計的一個圈套，一年後毛澤東自己承認，這些舉措統統是「引蛇出洞」的「陽謀」！

為了使他設計的陽謀圈套更加誘人，使更多良知膽氣尚存的知識分子上當，毛澤東發表了幾次長篇演說，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2]

在講話中，毛澤東懇切地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他們（知識分子）都是教育人民的人。」「我們希望用（雙百）方針團結幾百萬知識分子，團結幾億人民，改造現在這種面貌。那麼，首先就要共產黨改變態度，改變官僚主義態度，改變教條主義態度，改變宗派主義態度。」[3]

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在如此「誠懇」的邀請下，響應號召，開始向黨和政府提出改進建議或表達不滿。新聞界也大力跟進。

在高等院校的校園裡，莘莘學子們更是「大鳴大放」。從5月19日到22日，北京大學的學生陸續貼出幾百張大字報，很多內容是要求取消黨委負責制，要求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徹底開放一切禁書等。

結果，凡是與中共「交心」，自由表達過意見的人，幾乎都被打成「右派」，人生就此被毀！

反右開始 「右派」成社會底層

1957年5月，中共開始「收網」，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用嚴厲的措詞批評當時整風、鳴放的形式，他寫道：「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但是「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4]

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5]

自此，「反右」政治運動正式開始，無數對共產黨忠心耿耿，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人被劃成「右派」，變成中國社會的賤民階層，面臨各種精神虐待、人格淩辱、超負荷勞役、餓死……等狂風暴雨的打擊。

部分「右派」的真實遭遇

1951年，31歲的巫寧坤正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英文系攻讀博士。新年時，他忽然接到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的急電，邀請他前去燕京任教。巫寧坤決定放棄寫了一半的博士論文，回歸祖國。當時，芝大同學、李政道博士勸他不要走，他不聽，李政道就幫他準備行李。7月中旬，在登上郵輪前，巫寧坤問前來送行的李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政道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寧坤一笑了之，二人話別。

1957年，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獎，迎來事業最高峰。在大陸，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先後在監獄和農場被關押勞改近20年，九死一生。

另一位甘肅日報編輯和鳳鳴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受到牽連，成為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婦二人一同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在十工農場，王景超到了夾邊溝，在那裡活活餓死。

和鳳鳴在回憶錄中寫：「在反右派鬥爭中，我們雙雙被打倒在地，我們的靈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那時候，正義、善良、熱誠，對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間最可寶貴的東西，都被『政治』湮沒了。」「人們都甘當馴服工具，服服帖帖。」

傅作恭，水利專家，在堂兄傅作義的勸說下，從美國歸國。為了支援甘肅水利建設，他欣然到蘭州工作，結果在反右鬥爭中被劃為右派，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年過半百的他每天飢餓難耐，體力不支，於是向傅作義寫信求援。傅作義收信後，不僅沒有伸出援手，反而在回信中批評他。1960年冬季的一天，傅作恭實在餓得不行了，想去摳點豬食充飢，結果倒在了農場場部的豬圈旁，再也沒有起來。大雪覆蓋了他的屍身。

董堅毅，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一說是碩士），1952年回到上海，任惠民醫院泌尿科主任。1955年，董堅毅支援大西北建設到蘭州，在省人民醫院工作。1957年，因為給領導提意見，董堅毅被定為右派份子，送到夾邊溝。1960年，夾邊溝的勞改和勞教人員大批餓死，董堅毅也是其中一人。妻顧曉穎前去探望，卻被告知丈夫已死。當看到董堅毅的屍體時，發現屍體被拋在荒野，裹屍的毛毯、鴨絨被人扒去，屍體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只剩下紫色的頭顱留在骨架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肅農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類。1958年被送到夾邊溝。在農場期間，沈大文不偷不搶，餓得不行就到草灘上捋草籽吃。1960年春，沈大文體弱不支，走不動路，卻不願麻煩別人替他打飯。每天，這位教授用繩子綁著兩隻布鞋跪著去伙房。據其室友俞兆遠回憶，有一天夜裡，沈大文說，他想吃個糜子麵餅餅，室友想方設法為他弄來兩個，但是次日清晨，沈大文靜靜地躺著不動，身體已經冰涼。

雲南昭通的李曰垓，13歲參加「革命」，16歲被劃為「右派」，從1958年元旦過後到1978年底，李曰垓總共度過了20年零8個月的勞改歲月。李曰垓恢復自由後，在網路發表專集《噩夢醒了嗎》。他寫道：「而且直到今天，我並未得到片言隻字的處理通知書，但殘忍的無期徒刑待遇卻實實在在耗去了我21年的黃金年華。」

李曰垓在2009年表示：「在長達21年至22年黑暗歲月的右派集中營中，精神奴役、人格淩辱、超負荷勞役的摧殘、累死、餓死、凍死、捆死、吊死、工傷、毆打致死、分化互殘、強迫離婚、逼使自殺等手段在全國各地右派集中營成為普遍現象，整死整殘的人數和精神傷害程度超過德國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多少倍？這是一個無法迴避世界歷史考證的嚴峻課題。」

反右 約四百六十多萬人受害

根據官方公布，有公職的右派552,973人，1979年『改正』了的552,877人，整錯的比率竟高達99.98%，而又故意留下96人不予改正，用以維持反右總指揮1979年講的那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的荒唐邏輯不准反駁。但這96人究竟有何滔天之罪，又不敢向國人公布。

另據2006年第1期《爭鳴》雜誌和網上披露：1958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的戰果是『打出』右派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團22,071個，黨員右派278,932人，高教教職工右派36,428人，在校大學生右派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1,437,562人不在上述右派之內。這樣，「反右」殘害的總人數達到4,616,032人。

歷史不該掩蓋，更不該遺忘。從這些令人髮指的史實，我們看到共產黨在反右政治運動中，居然先自己製造敵人，把無數對中共赤膽忠誠的人打成右派，而後以殘忍的方式消滅這些「右派分子」的精神人格甚至肉身生命，令中國人對中共產生一種無以言喻的恐懼，甘願成為共產黨的馴服工具，一遇到政治運動，就跟著共產黨跑，黨說鬥誰就鬥誰，喪失基本人性，什麼溫暖、同情、正義、良知甚至親情，統統都被拋棄，這樣的「人」實已不配為人！這也是共產黨害中國人至深之處。

注：

[1] 何清漣，《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頁58，香港：博大出版社，2004

[2] 何清漣，《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頁59，香港：博大出版社，2004

[3]《【祕檔】反右運動之一：引蛇出洞》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6/19/n9281664.htm

[4]《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欺騙（2）反右陽謀》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7/11/n9379204.htm

[5]《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欺騙（2）反右陽謀》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7/11/n9379204.htm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