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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人生、兩種文化的對抗(上)

仲維光:「從此開始,我絕對不說一句共產黨好話」

——我和張承志文革衝突五十年答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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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9月18日訊】(上篇)

1.

關於張承志,雖然文革中我和他有短暫的交集、直接的衝突,但是從更深的層次卻也可以說,從文革開始我們就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我在文革近三十年的時候,一九九五年提到過他一次,那是因為我的一些朋友來問我對他的文字的看法。他那時寫的《心靈史》,一部充滿狂躁的意識形態廢話的書,居然在文革三十年後在那個社會再次喧噪一時。現在又過了二十年,一位研究我的思想經歷的小友來信,問我被張承志帶領紅衛兵糾察隊毆打一事的具體情況:

「先生當時對此事是如何體認的,即您的『被群毆有感』?

這是您在文革歲月中唯一的一次被打體驗嗎,如果不是,這是第一次嗎?

幾十年時過境遷之後,您與這些人有無見面、他們有無道歉?

今天在追憶之時,您認為此事對於自己有何影響與作用?」

看來這個歷史故事,對於下一代人瞭解認識我這一代人所經歷及追求的經驗教訓,還真的是有些必要來回憶記述,以及補充解釋。

走近人生七十,現在要我來談張承志,我和以前已經有著根本的不同態度——更多的是歷史和思想評述,而非涉及對抗那個活著的個人。因為就活著的個人來說,無論他持什麼觀點,對歷史如何看,我都希望他活好,我希望能夠看到生命之對於每個活著的人的美好,對於未來的人的美好。於張承志,我當然也是這個希望。而我之所以寫下這些回憶與思索,也是在這個同樣的目的下想再次說明:每個人,不管他出自什麼樣的家庭,在社會中居於什麼地位,生命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樣的——最美妙也最奇妙,所以,人對人的迫害無論怎麼說都是最令人厭惡的!無論是以什麼名義的迫害,階級、種族、地域、政黨、思想、信仰……,都一定是一種罪惡!積我一生之奮鬥、之努力,反抗的都是這類的迫害和禁錮。

人,當他們必須組成社會,在其中生活的時候,如何能夠讓大家都好,是每一個有過一次生命、嚮往美好,且愛他的同類的人的希望。我們這代人,伴隨二十世紀的人類的巨大的歷史性的災難,為此留下了沉痛的教訓,付出了無數生命以及生活的代價。我希望我的同代人在退出人生的時候認識到這點,希望我的後代人能夠接受教訓:不再因為族群問題、意識形態問題而互相排斥,甚至迫害、殘殺。

2.

關於我被張承志帶領紅衛兵糾察隊毆打一事,發生在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左右。事發的原因是因為那時社會在黨內鬥爭的影響下,又開始反右傾。這讓當時北京中學界的我所在的四三派極為興奮。我們覺得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又要深入到一個新階段了,為此我們清華附中井岡山寫出了「關於北京市中學運動的七十一個為什麼?」,連夜把它貼到了北京市的各處。記得那幾周我們經常在晚上蹬著平板車,平板車上裝著漿糊桶、大字報以及書寫大標語的紙張。在城裡的繁華地帶的牆上——有些地方張貼大字報,另一些地方則貼好紙,根據長度書寫不同的標語。當然無非是「打倒楊余傅」,「反擊右傾翻案風」,「誓死保衛中央文革」一類的口號。

這個活動在校園裡當然更不會錯過。我被毆打的前一夜,我帶著初中的幾個孩子把校園裡幾乎所有的能夠刷上標語及大字報的地方都刷滿。那幾個孩子是我的嫡系部隊,都很聰明、也很頑皮,從六七年年初就跟著我。在那次刷標語中,我們把張承志所在的紅衛兵辦公室,即教學樓一進門右手的那間屋子的門旁左右的牆上都刷滿了標語口號。最後,一個孩子把門楣上部的空間也刷上了標語。為此這個辦公室就整個陷於標語中了。我想大約這激怒了經常在紅衛兵辦公室的張承志。

說到這裡當然還要強調一下張承志當時在清華附中及紅衛兵中的形象、位置及作用。

坦率說,他在以幹部子弟為主體的清華附中紅衛兵中的地位不高。這當然主要因為他的出身不高,他沒有顯赫的高幹出身,只不過是紅五類而已。此外就是他在清華附中曾經有過的校園生活中是個非常普通的學生。他甚至看來帶著土氣及蠻氣。在文革前的清華附中,學習成績好的,體育成績及文藝特長過人的學生是學校中風景,所以張承志不是學校中的風景性的人物。大約也就是因為此,在我的腦子裡,他永遠是腰系寬皮帶、身穿褪色軍裝、身材壯碩,作為那些具有高階幹部出身的,如王明、張曉賓、熊剛的基本背景出現在老紅衛兵中的。或者用他們的話說,他是屬於那個時代感到被冷遇的所謂一般的幹部子弟、紅五類子弟出現的。所以在文革前不突出的張承志,在文革中,從六、七月份開始是以那種最樸實的工農子弟的形象出現,而這個形象在紅八月定格:一位不僅腰系一條、而且還手提一條寬皮帶的紅衛兵糾察隊長。他真的可以說是清華附中六六年紅八月的象徵性形象:身材強壯、身穿破舊軍裝,永遠和另外一位糾察隊骨幹,當時少有的幾位出身不好的紅衛兵高三的盛家駟在一起。那位盛家駟的身材更為典型,由於四百米跑成績優秀,是我們學校出了名的腿粗、身壯的肌肉型男。雖然如此,說到此我必須要強調的是:至今我想到的張承志還是這個工農兵、赤衛隊的形象的原因,不是因為他的肌肉型的氣質,也不是因為那一拳,而是因為他其後的文字,以及我在媒體中聞到的他的文字中所散發的文化氣質使然。

在刷標語那夜後的第二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樣地和朋友一起到食堂吃飯。清華附中的食堂在教學樓的右後方,即東西向的教學樓西側後,也就是附中的西校門進來就是食堂。我從教學樓西側一拐過來就看到張承志等大約一二十個老紅衛兵在食堂門口的臺階上坐著,我覺得有些不平常,但是也沒放在心上。因為無論什麼事,正面看到後就跑,不屬於我的性格,所以即便那時我知道他們是專門等我的,我也會迎面走過去。當然還因為我根本沒有想到除了爭論外還會發生什麼。還沒等我走到食堂門口,張承志就帶領他們迎了過來,一下子把我和我的朋友包圍在中間,他們高叫說,標語是不是你刷的?你去給我們撕掉、擦掉。我當然不會示弱,於是就在那裡吵了起來,圍觀的人也開始多起來。就在爭吵的時候,在我面前的張承志突然揮手對準我面部一拳,然後所有的紅衛兵就都一擁而上。有的用本來準備到食堂吃飯的搪瓷飯碗向我的頭砸來,還有一些人死力拽我的夾克上衣。在這種拉拽下,我的夾克由於後面中間有一條對接的封,居然一件夾克在撕扯下被扯裂為二。這個時候,我們的人也多了起來,為此兩方逐漸形成了對峙,形成了立即會武鬥的形勢,這時候軍訓團的解放軍趕到,分開了兩派。而我被朋友護送到大學,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我再在學校住,還可能受到他們的圍攻及暗算。此外要檢查看看我是否受了傷。他們驚詫地說,沒想到你的腦袋這麼硬,那麼多搪瓷飯盆竟然沒有打破你的頭。對於兩顆門牙我當時就發現被打得內傾幾乎四十五度,我把它們推了出來,不敢再動它們。後來去看醫生,醫生說,應該暫時還可以長好,但是因為傷了根,五十歲後會剝落。我真的沒有想到,這大夫的預言如此准,大約在我五十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被一個孩子無意間碰到,結果那顆門牙就掉了,此後另一顆也無法堅持,只好拔掉。似乎其後我上牙床的絕大多數不得不拔掉的牙,都與這兩顆牙有關,它們使得周圍的牙都沒了依靠。

這件事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被毆。但是我在清華附中的初高中卻有過幾次動手打架的經歷,而其中的物件竟然全都是幹部子弟,都比我幾乎高一頭。

我六一年入學的時候一米三八,到六六年長到一米七〇。初二的時候我曾經和一米八〇的當時的駐英代辦宦鄉的兒子宦國梁,因為在講臺桌上打乒乓球爭執勝負,他首先動了手。另外一次是和當時的林業部副部長荀昌五的兒子荀小軍,忘記了因為什麼事,但是動手的方式居然都和張承志那次類似,爭執中突然他們揮拳,而我也是下意識地立即沖上去對打。

對於和宦國梁和荀小軍的打架,並沒有讓我立即想到幹部子弟和平民的對立、特權及階級路線問題,因為那時我還很幼稚,腦子裡沒有那麼多、那麼複雜的事情。我想他們倆人也是如此。但是和張承志衝突的那年,我已經開始覺悟,開始思考未來人生的事情,文革帶來的國家大事問題。現在想,它已經潛移默化地讓我感到,我們和幹部子弟、特權階層對立的是根本性的對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會一輩子受這些智力不高、卻能夠依靠權勢佔據社會的權力位置欺侮你。我覺得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導致我走向這條人文問題之路的就是文革的發生,紅衛兵的誕生讓我突然明白,我們平民是不可能和他們平等的。在短暫的六六年到六八年的三年中,我所經歷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讓我思索,如何才能夠像一個人那樣生活?這使我走向了這條至今還在堅持的道路。

寫到這裡,我倒是還要補充幾句。文革中打人最兇殘的真的不是那些高幹子弟,而更多的是張承志這樣的邊緣子弟,其中最兇惡的則是那些「出身不好」,卻緊跟幹部子弟,一心要表現自己的那些人。

3.

要更深刻地瞭解文化革命中我們之間的衝突的影響及意義,瞭解六八年後的十年我們倆人的經歷的不同是必要的。它幾乎可以讓人一下子看到我們之間在其後整個的人生道路,文化思想追求的不同。為此我在此簡略地描述出那次衝突後,六八年後的十年,張承志和我的兩條不同的人生軌跡。

由於文化革命時的對抗性涉及到族群性的迫害,即建立在階級、黨群性上的壓迫及迫害,而這個迫害實際上涉及到做人的尊嚴,以及人天生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問題。因此,在文化革命中強烈地不加掩飾地表面化了的對抗,以及伴隨與此的我們那代人的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精神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這個烙印對任何一個人,幾乎都可以說一生永遠清除不掉。儘管時值於今很多人把它們埋到了心靈深處,甚至已經有很多人帶著這一切離開了人世。但是,那道產生於階級鬥爭,共產黨特權的對於和他們不同族群的人的蔑視及迫害的傷痕,永遠會是我們這兩代人理解社會、回味人生的背景底色。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老紅衛兵激發出來的公開對抗,在六八年開始的離開清華附中,走向社會的潮流中,我們兩派人的分手沒有任何人世間同窗、校友離別的依依之情。反而是形同陌路,甚至是惡狠狠的別離。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高六三二的老紅衛兵張明在分手時,對我們這派較為溫和的宋海泉面對面直接地說:你們代表的是地主、我們是貧農,二十年後我們再見。

實際上這樣的能在分離時還能夠對話,在當時已經屬於罕見。對於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那時已經到了迎面走過也從不講話的地步。張承志是紅衛兵中的極端分子,當然更是如此。他是我們學校開始上山下鄉運動中走的較早的一批人。我只記得他是和老紅衛兵中的糾察隊中的幾個初中隊友一起在六八年秋天到內蒙古烏珠穆沁插隊。此後,有很多年我基本上不知道他們的消息,只是依稀聽說一九七二年,工農兵上大學他被推薦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七五年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考古工作。

現在網上看到的介紹他的書面文字說:他七二年考入北京大學,那根本就是胡扯!一九七二年是他們六六年砸碎高考升學制度後,工農兵佔領大學的開始階段,根本就沒有考試,百分之百地是實踐了他們的理想,由黨組織推薦上大學。而獲得推薦的當然只有那些所謂根紅苗正,表現極為忠於共產黨的人。由於進入大學的很多人立刻顯現出程度太差,為此,次年,一九七三年這個推薦上大學曾經試圖適當增加一些考試。但是,立即就出現了白卷英雄、公開抵制考試的張鐵生。這個抵制馬上就成為一個歷史性的事件。

在那一段歷史時期,七十年代上半葉,雖然上山下鄉運動一直在不斷地展開,但是老紅衛兵中的一部分人幾乎在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的同時就參了軍,另外一部分根基一般的人雖然下了鄉,但是在當地一有抽調回城的可能時就立即離開了農村。像張承志這樣,在七二年就能夠被推薦上大學,或者說以工農兵的身份繼續六六年紅衛兵的「偉業」,去佔領大學的,可以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在那一代人中是最好的出路。所以,平民子弟和依附於共產黨的權貴子弟在社會中境遇的不同,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加劇。張承志也依然是受惠者。他的進入北京大學可以說是他們積極參與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勝利成果。

由於那些年我們這兩個群體的人幾乎不來往,因此那些年我得到的只有些風傳的消息。我聽說,我們班的陶正,雖然出身不好,但是從一九六六年前就緊緊地追隨幹部子弟,擁護階級路線,此後成為紅衛兵中少有的「表現好」的「狗崽子」。他插隊後也繼續了革命道路,與張承志一樣也被推薦佔領了北京大學的中文系的學習位置。七五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他和畢業于師大女附中的高紅十等人一起創作了文革時期的詩歌樣板「接班人之歌」,從而成了比張承志還先期成名的作家。

我不知道張承志在當時的那個批林批孔運動中、反右傾運動中做了些什麼,但是我相信,他所在的歷史系,以及他不甘寂寞的性格,即他從坐胎於共產黨子宮中帶來的所謂革命性,決定了他一定會和陶正一樣,在那時會繼續他們六六年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戰鬥豪情,積極有所作為。

在遭遇到失學、社會動盪,甚至被拋入到社會底層的我們那代人中,張承志在社會中始終是幸運的人。他由北大歷史系作為工農兵學員畢業後被分配到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在那個年代這個工作當然是難以想像的好的高級工作。張承志在那裡經歷了七六年四五事件,以及當年十月粉碎四人幫,我同樣相信,在這些運動中,他不僅不會參與平民們的不滿運動,甚至也不會參與為周恩來喊冤的黨內不同聲音的活動。因為即如我的瞭解,他和陶正這些人,從來都沒有過反叛精神。由於這些內容,都是社會學研究、文化分析需要瞭解的重要內容,所以我相信,一旦有了真正認真研究張承志作品的研究者,一定都會被發掘出來。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集團在黨內失敗後,社會有了一些變化,但是實在說當然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因為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乃至文化思想都沒有任何改變,有的不過是一些政策的變化,社會稍微寬鬆了一些而已。對此,張承志的經歷是最好的說明,因為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張承志七六年後的思想及經歷和六六年時沒有任何不同,和七六年前沒有何變化。張承志的經歷在繼續——他在七八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語言系學習,在翁獨健教授的指導下所謂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諸民族歷史。

在我看來,這樣一位徹底意識形態化的人是不會有研究能力的,他能夠從事的只是意識形態的宣傳及煽情。果然,同年他在党的最高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第十期上發表了《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從而在那一年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一九八一年,他碩士畢業,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同年發表中篇小說《黑駿馬》,獲得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那十幾年,儘管社會似乎有時有些動盪,有時有不同的水溫,但是他在這個社會可說是如魚得水、一帆風順。此後他繼續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成為海軍政治部文藝創作室創作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為此,這也就用不著我再評論什麼了,因為單就這些歷史事實,在文化史中已經足以說明很多問題了。(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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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8 3: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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