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9月19日訊】
七、中國經濟還能紅下去嗎？
如上文所言，擁有五千年悠久文明，號稱有著神傳文化的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在悠悠歲月中，曾有過如大唐盛世的輝煌，也曾有受八國聯軍欺壓的落魄日子，更有被共產黨築起鐵幕蹂躪、十年文革的人間煉獄悲慘歲月。好不容易在1978年底實施「放權讓利」的改革開放政策，經濟面開小門，以所謂「漸進式」的改革期望再造輝煌。
迄今近40年的改革開放歷史，都是在維持共產極權一黨專政下進行，其改革成效卻一直爭議不斷，自21新世紀2002年章家敦著作《中國即將崩潰》震撼彈之後，兩極交鋒更見熱烈。一邊是大聲讚「經濟崛起」，另一邊則疾呼「崩潰在即」。不過，壁壘分明的兩邊陣營，其成員有抱持「始終如一」觀點者，也有兩邊游移不定者。誰是誰非？
(一)崛起、崩潰何者正確？
大致上，千禧年之前，對中國經改持悲觀者占多數，之後則急速反轉，但2008年北京奧運後卻又再回轉，然而該年底全球金融海嘯肆虐，局勢卻又撲朔迷離。不論如何，中國經濟的演化不只是中國內部和中國人的事，它與全人類的福祉也緊密相關，對於台灣人民來說，更是唇齒相依，「知已知彼」才可保平安。那麼，汗牛充棟的資訊中，如何選擇吸收呢？
由林毅夫（本名林正誼）這個人及其著作、2009年出版的《解讀中國經濟》（原名：「中國經濟能紅多久？」）這本書著手剖析是很好的方式。該書是值得一讀的作品，因為作者具基本的學養，有十分堅定的理念，以及面對問題不閃躲不怕挑戰的治學態度，加上他有第一手的資料和難得的親身體驗，其觀察心得和作品就不能輕忽。不管認不認同作者的評斷，都可由該書獲得啟發，正如華裔國際著名產權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所說的：「大凡一本值得讀的書，內容是否正確並不打緊，最重要的就是它有沒有啟發力。……概念清楚，具有啟發力的書就是值得讀的書。」沒錯，這是一本具有啟發力的書。
其實，不用我推荐，該書在台灣和各地華人圈也可能像它在中國一樣，會是一本暢銷書，主因是作者這個人。首先，林毅夫在2008年5月就擔任世界銀行執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且是第一位來自開發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其言行動見瞻觀，影響力豈只不可小覷！其次，林毅夫在1987~90年擔任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1990~93年改任該中心農村部副部長，1994年起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可知對中國經濟，尤其最重要的農村經濟，理論和實際兼有。第三，林毅夫是在台灣宜蘭出生、長大並在台大農工系肄業，1978年獲台灣政大企管所碩士，當兵期間（1979年5月16日）自金門馬山駐地游泳叛逃至中國廈門，1982年獲北大經濟系政經專業碩士，隨即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攻讀博士，並在1986年獲得博士學位，次年且曾在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
這一段經歷除了顯示林毅夫的基礎教育是在台灣打下的之外，還告訴我們他未經歷過文革、也沒有自小就長期浸淫在中共黨文化中，最重要的是，林毅夫在全球自由經濟或淡水學派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得到博士，很難沒有智利「芝加哥小子們」（Chicago boys）的鮮明自由經濟改革色彩。台灣鄉親們除了對林毅夫有著親切感外，更想由該書窺知他是否受到中共洗腦，是否堅持知識分子的信念。
對於我來說，更有急切一睹該書的緣由。因為我在1985年曾到芝大經濟學系當一年的訪問學者，當時林毅夫正在撰寫博士論文，除了曾面對面和林毅夫接觸聊天，聽林毅夫坦白地陳述他跳海游至對岸的始末外，當年的聖誕節前夕，芝大中國同學會還舉辦一次海峽兩岸經濟發展座談會，由兩岸的經濟學訪問學人參與，會中我們兩位來自台灣的訪問者(另一位是張清溪教授)，以自由經濟理念闡述台灣經濟奇蹟。林毅夫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坦率、具理想色彩並有理念的一個人，如今過了30多年之久，滄海桑田、人事全非，林毅夫是否改變了呢？這本書正好可作為驗證。
認同市場經濟
匆匆瀏覽一遍之後，我覺得林毅夫雖有被中共刻意培養作為樣板，以及具有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之嫌，但還保有市場經濟理念的本質，沒有被政治化而陷入意識型態泥淖中。該書是林毅夫根據他過去十多年在北大講授「中國經濟專題」的講課內容整理而成，以「史」為經、以「論」為緯，分十二講和兩個附篇，以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作為開場，接著依序談中國為何沒出現科學革命、近代的屈辱和社會主義革命、趕超戰略和傳統經濟體制、東亞奇蹟、中國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金融改革、中國經濟成長是否真實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完善市場體系，以及反思新古典經濟學。
林毅夫在剖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時，以紮實的理論基礎作了針砭，而且也認為市場機能、價格機能健全運作才是活路，問題是：如何由原先的管制朝向市場開放？這也是自1978年底改革開放以來的老問題，更是最根本的關鍵課題，而中國經濟會不會火紅下去或衰頹，也是繫於對此問題的不同看法。其實這也就是我在上文所談的「漸進」或「激進」改革方式較佳的差別。
制度、產權是根本
我們知道，中共採用漸進方式，林毅夫以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發展來證明其成功，而且以蘇俄和東歐「休克療法或震盪療法」改革成效不彰作為映照，於是他認為在中共高最權力的主導下繼續緩慢朝向擴大、開放市場，中國經濟就能再紅上二、三十年，甚至更久。在我看來，這是最大的迷思。
林毅夫在探索中國由早期盛世突然衰落中，不認為問題是出在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他認為中國經濟中落的關鍵在於技術成長的速度。因為西方採取實驗型技術變遷，而中國採取的則是經驗型技術變遷，技術演化的速度遠遠落後於西方。就此，中國突然從國際舞台消失。
林毅夫從解答上述問題，進而找到中國經濟持續火紅的關鍵：藉由經濟與社會的改革，讓中國快速彌補先前落後的技術演化速度，一個落後國家轉變成工業先進國家，重新站上國際舞台的中心，扮演全球經濟火車頭。
其論述的支撐點有二：
一是，從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角度，剖析中國政府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國如何發揮比較優勢和利用後發優勢追趕已開發國家。
二是，很重要的一項規劃「新農村建設」。林毅夫相信，中國最大的存量需求在農村，只要能夠改善農村的基礎建設、改善農村生活生產環境、縮小城鄉差距，便能刺激農村需求，進而消除產能過剩和農村勞動力障礙、提升農村所得，解決中國通貨緊縮的困境。這項建設新農村的規劃藍圖，預計要到2020年才能有效達成，這也等於提供了我們對於「中國經濟能紅多久？」這個問題直接的答案。
這樣的分析是很有道理，問題是：在中共最高權力的主導下，能不能行得通？我在上文中已借用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的話來回答：「行不通！」就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角度，或者由「後發優勢」的角度上看，也很難站住腳，因為中共引領下的中國經濟呈現的是「後發劣勢」。我們就以另一位已奠定全球學術地位，卻不幸於2004年7月7日病逝、出生且成長於中國的華人經濟名家楊小凱的說法作為對比。
(二)後發優勢V.S.後發劣勢
楊小凱對中國內部都在講的「中國有後發優勢」深不以為然，他舉一個叫作沃森的已過世經濟學家所提「後發國家有後發劣勢」的觀念。畢竟後發國家可以模仿先進國家，少走彎路，但是你可以模仿制度，你也可以模仿技術。日本當年走的就是模仿制度，政黨自由、專利制度，它都模仿，這樣會有後發優勢。但中國就是模仿技術、模仿工業化模式，不模仿制度，就會形成後發劣勢。因為光模仿技術，短期內發展實效很好。但不模仿制度，就等於你造了許多汽車，而沒有建高速公路一樣。制度就像高速公路，你到一定程度汽車就走不動了，結果前功盡棄，可能一下子垮下來了。
楊小凱以蘇聯為例指出，蘇聯一九三０年代、五０年代的增長率比經濟崛起時的中國還高，西方搞的大量生產，生產流水線，標準化，什麼泰勒科學管理，在蘇聯叫定額管理，它都學，僱了很多美國的專家，但是制度不學。制度還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它用一種非常落後的制度去模仿非常先進的技術，那增長率很高啊。那又怎麼樣，說垮就垮了，它一下子就垮下來了。
據楊小凱觀察，中國所用的工業化模式比當年蘇聯更厲害，它模仿香港、台灣，叫勞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但它制度不模仿的話，有可能這個技術模仿的潛力耗盡以後，就像蘇聯一樣垮下來。楊小凱舉中國出口的強項電視機為例，指出全世界到處都是中國做的電視機，而這是一個後發劣勢的例子，它基本上是進口電視機生產線，就是模仿技術，但是這些工廠都是國營工廠。它制度上是不模仿的，利用這個，再加上出口導向，想要趕超、跨越。楊小凱認為，長期來說，這種策略是會失敗的，就像蘇聯，技術模仿的潛力耗盡後，制度的弊病就會暴露，所以這叫做「後發劣勢」。後發劣勢中國人不想聽，他們一天到晚講後發優勢。楊小凱表示，中國在十六大後，又把大門敞開，官商勾結，錢操縱權，用權來賺錢，這個實在很糟糕，也是中國主要的大問題。我們很有必要了解楊小凱，才能對其言論更有體悟，也才能判斷該相信誰的看法。
已在全球學術圈大放光芒的楊小凱
楊小凱在1968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之際，就讀湖南省長沙市一中高一，正值血氣方剛，寫了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批評中國政體的不民主，被當時的湖南領導華國鋒舉報、中共「頭號理論家」康生與毛澤東、周恩來點名批判，責以「思想反動」罪名，於是湖南當局以「反革命罪」判其十年徒刑，先後在長沙市看守所、湖南省模範監獄和岳陽縣建新勞改農場坐牢（關牛欄）。牢中受苦想當然是不堪回首的，倒是當時在牢中尚有甚多高級知識分子被關在內，年輕的楊小凱拜這些人為師勤學苦讀，尤其對數學和英文有重大成效。
1994年11月25日到1995年2月25日，楊小凱應當時任台大經濟學系主任張清溪教授之邀到台大擔任國科會特案研究員。張教授回憶說，楊小凱在聊天時告訴在場人士，他現在做的經濟理論大方向，就是在牛欄裏想出來的。當年被關在牛欄裏的人形形色色，有地下反對黨領袖、有從事當局不允許自由經濟活動的民間企業家，有強盜、小偷、不同背景不同政見的政治犯、牧師、作家、教授，還有國民黨時代的官員。楊小凱從這些人身上看到、聽到、感受到許多故事、理想、冤曲、知識，以及社會政治現象。他暗自盤算：「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我一定不能讓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給世人，因為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後來楊小凱真的靠其驚人的記憶，寫成《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一書。該書被《中國之春》主編胡平稱為「描寫共產黨監獄生活的傑作」。
經過這段修練歷程之後，楊小凱居然完成了高中和大學學業。刑滿出獄的1978年，由於當年陷害他的華國鋒已成為「英明領袖」而不能立刻平反，他以原名楊曦光找不到事才改用乳名小凱。由於楊小凱對經濟理論用心鑽研，發表許多論文而受學界矚目，1982年受聘為武漢大學經濟管理系助教。當時美國興起一股吸收中國傑出學子的風潮，擔任該項選才任務的鄒至莊院士發現楊小凱，乃推薦其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當時還曾因所謂的「反革命問題」沒平反，出國受到阻撓，最後才好不容易成行，但也連累了同情他、幫助他出國的武漢大學校長被撤職。
在順利取得普林頓大學博士之前，楊小凱曾於1987到1988年在耶魯大學的經濟成長中心做一年研究員。畢業後隨即赴澳洲莫納石大學任經濟系講師，一年不到升為高級講師，1992年又升上教授，其升遷速度在澳洲史上甚少見，這也足以顯示楊小凱的研究成果確有過人之處，他也曾擔任世界銀行顧問。
創建「超邊際經濟學」
楊小凱不僅著作甚多，品質更為驕人，其所獲的榮譽也極多。不過，楊小凱念茲在茲的，還是「中國要往何處去」，他在被關的十年中想到很多經濟問題，而在普林斯頓大學要寫博士論文時，拿出當年的筆記，發現絕大部分他的「問題」，人家早就解決了，但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分工，卻一直未被深入研究，這就成為他博士論文的主題。因為這個問題太基本了，指導教授認為這麼根本的問題哪還有什麼可以研究的？後來每次他上台報告論文進度時，台下的教授們就分為兩派，贊成他的與反對他的，吵成一堆，沒有他插口的機會。一般經濟的選擇問題是「多或少」（生產多少），而分工則是「有或無」（生產這個，不生產那個），因此通常的所謂「邊際分析法」就不適用，於是楊小凱創建了「超邊際經濟學」 (Inframarginal Economics)。2003年莫納石大學成立「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楊小凱是中心主任。他在1998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就是以此概念為基礎，其自認該書是自馬夏爾（Alfred Marshall）以來的第三代教科書。
在楊小凱著作中，最被人稱譽，也是楊小凱自認最有創見的，是1993年與黃有光教授合著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個體經濟學架構》（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楊小凱自己也最常引用該書的觀點，該書是把古典經濟中關於勞動、專業化，以及經濟組織的理論，用一個數學結構組織起來的新分析法。楊小凱也以該理論來解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並比較中共和蘇聯體制的差異。他指出，由於經濟發展過程是由勞動分工演進過程決定，而市場大小、組織複雜性，以及貿易依存度都由分工程度決定，在人類沒這些知識時，私產和市場制度是用來試驗不同的分工組織，而得到這些知識的有效方法，但社會主義制度和政府都不能創造它們。不過，當資本主義制度創造了發達的分工組織後，落後國家的政府卻可無償得到這種組織的資訊，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質，就是用計畫經濟模仿資本主義的組織，但卻用強盜法將創造這些組織的私有財產剝奪，並廢除公平的市場。
楊小凱對理論和現實問題間的關係有其獨特看法，提醒自己在提供實用性服務時，一定要對理論的侷限性有清醒的了解，他自己做學問時總強調數學模型和概念的嚴謹，不喜歡空泛的「思想、觀點」，但分析實際經濟問題時，卻更信任自己的直覺，而不信任那些簡化得不現實的數學模型。
經過數年的辛勤努力，楊小凱的確已有相當成就，已在全球具崇高學術地位，並逐漸吸納華人青年才俊形成堅強的學術社群。其實，楊小凱不只在學術圈大放光芒，在世俗政治或政策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放權讓利之後，在物質生活上已有很大的進步，但也同時顯現出極大的瓶頸，21新世紀開展，關於「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論辯就是對主要癥結的討論，簡單的說，也就是自由民主體制的能否儘早建立和落實課題。在這方面，楊小凱有著深入的觀察，特別是他出生在中國，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深切大課題早就關心並逐漸累積豐碩成果。由於楊小凱不是以「私利」作為出發點，在經過十年牢獄的體驗，並且浸淫西方學理和分析工具，以及由歷史的經驗尋求妥適的解決之道。我們已經可以說，經過數十年的鑽研及觀察比較之後，楊小凱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收割時刻，正待揚帆展現他對未來中國體制轉變的能耐。
天妒英才中國和世人的不幸
2003年9月楊小凱接受《大紀元時報》記者肖靜專訪，分上、中、下刊於128～130期的訪談內容可見端倪。當時中共的十六大允許資本家入黨，楊小凱明指是將「官商勾結制度化」，他認為不實行憲政改革，只學技術而不學習「好資本主義」的制度，中國的經濟只能是後發劣勢，而共產黨的政治資源正越來越少，不實行政黨輪替和黨內民主，將會連體面下台的機會都失去。楊小凱舉史實來說明：為什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非西班牙發生？十六、七世紀的大西洋貿易是一個國家富裕的基本動力，凡是沒有大西洋貿易的義大利、東歐的一些城市發展都很慢，而跟大西洋貿易有關係的西歐城市都發展的很快。
當時的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的條件比英國好多了，為何沒發展起來？主因就是只有大西洋貿易還是不行的，英國除了有此條件外，在1688年有個光榮革命，之後把王室對大西洋貿易的壟斷打破了，而西班牙一直就都由王室壟斷，此亦即當今社會的國營事業。由於英國的大西洋貿易好處大部分歸於民間，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見有錢賺就投資大西洋貿易，這些人跟王室沒啥關係，當憲政改革後，他們發了財繳稅而後可在議會具政治影響力。這個發展過程出現了很多制度創新，包括王室的財產和國家銀行分開，執政黨不准從事營利性事業，成立企業不需要批准，自動註冊，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
楊小凱指出，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以後，就沒有高利貸，限制高利貸它就有高利貸。他認為溫州有很多高利貸錢莊，就是因為中共限制私人搞銀行。而英國的經驗就是你把限制一丟掉，就沒有高利貸了。這些制度創新都是因為1688年的光榮革命把它的專制制度改成了憲政制度。楊小凱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問題正好在這裏。中國的三十幾個行業不准私人經營，包括銀行、保險、汽車製造、電信、賺錢的外貿等，不但不准私人經營，它還有嚴格的許可證制度。國營企業沒有許可證也不准經營外貿，由外貿部等少數機關壟斷了太平洋貿易。所以它走的這條路就像當年西班牙走的那條路，那它就很難真正發展起來，制度創新也就很難。
楊小凱已在全球學術圈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深具影響力，除了上提對中國發展的深刻觀察外，可由他「被公認是華人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希望的人選」見偳倪。獲得諾貝爾獎桂冠，不但是學術圈裏最高榮譽，是學術地位的肯定，而且在俗世裏也最被尊崇，得獎後的一言一行都具高度影響力。最重要的是，各國政要都會將諾貝爾獎得主奉為上賓，並會將他們的建議當作一回事，甚至於邀請他們參與國家政策的擬訂。2006年底去世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 （M. Friedman）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頂著諾獎的光環遊走各國，特別對極權國家政府的實施自由經濟政策有所影響，智利皮諾契特軍政府的實施經改就是一顯例(上文已提過)。
以楊小凱已有的學術成就，早已獲得1972年諾獎得主亞羅（K.J.Arrow）、1986年得主布坎南（J.M. Buchanan）教授的極力讚揚，被推薦並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應是早晚的事。一旦獲獎，聲名大噪之後發言份量頓時加了好幾倍，北京政權也應會向其請益，楊小凱的建言也就會產生莫大影響力，對於中國的免於走入「後發劣勢」泥沼，以及早日邁入自由民主、真正脫離共產體制，都會有意想不到的催化力。
我之所以對楊小凱會有這樣的信心及期望，最主要的因素是他對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A. Hayek)學理的高度肯定和推崇。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一生對抗並拆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假面具，他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小書被認為是自由世界能免於共產主義荼毒的大功臣。得到海耶克思想精髓的楊小凱，當會把握機會推展海耶克理念，而中國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大道也應指日可待，將「中國的民族主義」掃除也非難事。奈何楊小凱英年早逝（五十五歲而已），我的這個期待也就落空了，這難道不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人類的一大憾事嗎？
關於中國改革的關鍵在於制度變革，最先提出的應是全球知名產權學者張五常，我在上文已指出，他早在1981年就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這本小書中，明白指出，中國的開放腳步若太慢，就會走向「分類管制」局面，想再進一步改革就戛戛乎其難哉！
很不幸的，中國以「漸進式」且在中共最高管制權力下進行改革，迄今貪污舞弊已成「系統性」盤根錯節，既得利益者勢力龐大難撼動，而林毅夫還為表相的高經濟成長沾沾自喜呢！（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