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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林: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崩壞(一)

史上最大的中國經濟泡沫即將破滅的警告聲響起,看衰中國經濟已是國際社會共識。(PEd Jones/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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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9月05日訊】                

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天淨沙.秋思〉,馬致遠

 一、楔子──四十年一覺強國夢

一九七年代末,全球掀起體制改革的熱潮,由共產倒向私產,或計畫經濟倒向自由經濟,一波接一波。東歐和蘇聯的改革被歸為同一類,中國的「放權讓利」則是另一類。前者被稱為「激進」,亦即所謂的「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或「大爆炸」(Big Bang);後者則被認定是「漸進的」。換以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來說,前者是兩者齊頭並進,後者是經濟自由先行。

經過四十年的驗證,中國的漸進改革在二○○八年前似乎獲得較多的肯定,關鍵就在「中國經濟的崛起」,其國內生產毛額(GDP)在二一二年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且被認為即將超趕美國。不過,就在備受吹捧之際,中國經濟成長率卻已脫離兩位數,其領導人在二一四年已換以百分之七為目標,而稱為「新常態」,在二一五年七月更發生股市大崩盤,政府無所不用其極的救市策略,卻仍呈現風雨飄搖。

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中國即將崩潰的聲音再度湧現。

史上最大的中國經濟泡沫即將破滅的警告聲也響起,看衰中國經濟已是國際社會共識。

如果中國大泡沫破滅,經濟崩潰,將會帶來何等後果?如何因應?

為了破解這些謎團,必需從根本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真相,拆解其謎團。放權讓利就是中國經改的實質,將權利由中央下放,將利益讓給人民,牽涉到體制變革,由共產轉向私產,亦即產權制度課題,所以,有必要先就產權理論和體制變革的理論作說明,而後對照中國自一九七八年底開放改革開始,迄二一六年近四十年的改革歷程做對照。我們擬先就GDP數據的真假探討,其次剖析中國經濟崛起表相下隱藏的致命真相,和中國經濟擴張至全球造成的衝擊,接著就中國經濟崩潰的爭議,以及中國經濟究竟是後發優勢還是後發劣勢探究,最後再展望中國經濟的未來及台商和台灣及全球的因應。我們就從中國的悠久歷史談起。

二、歷史悠久的中國

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有著神傳文化、半神文化的稱謂,很早以前就有「中央之國」的稱呼,是世界歷史上持續最久的文明,跨越十二個主要朝代和數十個小王朝,經歷數百個統治者和政權。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綿延持久,主因是治理特質的變換和更迭,數千年來,在「集權」和「分權」體制不斷更替。分權的政治讓中國文明得以保持強韌,集權的政治能讓地方免於演化成分散、互異和不連結的農業社會。

中國古代的集權王朝包括周朝(約從西元前一一○○年起)、秦朝(約從西元前二二一年起)和漢朝(迄西元二二年)。中期的中國文明由西元五八一年的集權隋朝開始,西元六一八年的唐朝接續。過去一千年的政治,集權比分權來得多,有四個主要集權王朝,從一二七一年的元朝開始,延到一三七八年的明朝,再到一六四四年的清朝,以及一九四九年的共產政權。

中國的分權和分裂期包括戰國時期(約西元前三五年),有十四個王國競逐長江和黃河中間地區的掌控權。六百年後的西元二二年,是另一個分權期的開始,魏、蜀、吳三國鼎立,接著是晉朝和五胡十六國時代,陳朝、北周、北齊和梁國最後被隋朝統一,開始另一集權期。最後一段分治期從西元九二三年起,共有八個王國競逐中國東部和中部統治權。

分權時期固然發生混亂,集權時期也有脫序現象,包括鎮壓,或是演化成使王朝更迭的動亂。 

苟延殘喘的腐敗清朝,在經歷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攻打,以及孫文率領的武昌起義下滅亡。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然而戰亂未息。一九一六到一九二八年的軍閥割據時期,表面上雖由中央政府統治,但有二十七個軍閥所領導的派系競逐權力,彼此合縱連橫,直到一九二八年才由蔣介石和國民革命軍掃蕩軍閥完成統一。不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仍在南方負隅頑抗,為了躲避國民黨軍隊的攻擊而展開戰略性撤退,在所謂的大長征下到中國北方山西省找到避難所,之後趁著日本侵華的抗日戰爭壯大聲勢,到一九四九年結束國共內戰,將國民黨趕至台灣,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共產中國出現

為何勢力龐大的國民黨會被共產黨打敗?主因之一是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蔣介石當權時代的中國一片敗壞,那是官僚暴行的腐敗政權。據產權大師張五常教授的描述,在那段期間不斷傳出各種恐怖劣行:腐敗的官員為了搾取人民擁有的黃金和白銀,不斷的印刷鈔票,以致要以千萬元的鈔票才能買到一瓶汽水。沒人願意接受面值少於百萬元的鈔票,因為要攜帶數量龐大而面值少的鈔票作交易,並不划算。在鄉間,很多農民要以木薯為主食。為了易於下嚥,人們就把它長期浸在水中。在城市,警察時常夥同扒手一起活動,若他的拍檔失手被發現,他便出面「拘捕」。警察也時常顯示佩械,藉以吃霸王餐、看霸王戲。在上海,拉黃包車的車伕,據說就業後因謀生不易,平均只有四年的壽命。在廣州,一個專門販賣贓物的商場,起初只在午夜營業,後來竟在大白天大做生意。在富有的廣州嶺南大學,一個政府官員的兒子要求教授在考試前洩題,當教授拒絕後,這個學生用槍將他殺死之後逍遙法外。

關於物價飆漲、通貨膨脹的可怕,蔣經國在當時赴上海抓囤積哄抬物價的商人,並有當街槍斃的影片出現。就在民不聊生、民怨沸騰下予共產黨可乘之機,在「農民翻身」口號帶動下,以小搏大,將國民黨打敗,國民政府被迫在一九四九年遷往台灣,共產黨毛澤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的中國大陸,是一個紛亂的時期,也是一個戰亂後無法無天的時期,是一個貪污到令人無法置信的時期,也是一個資本大量撤離中國的時期。所以,當共產黨席捲中國大陸後,要改善它所承襲的爛攤子,是相對容易的。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短暫的八年,被稱為「充滿希望的時期」,在這八年中,經濟有進展。

在二次大戰和國民黨統治時期至一九四八年止,張五常都在中國上學,當他在一九五七年再回中國探訪時,發覺一般人的生活過得比較好些:糧食供應改善了,規律和秩序的重新恢復,咖啡店每日開門營業八小時,路邊的食物攤販在晚上繼續營業,公園潔淨,任何人都可隨便進出「友誼商店」(販賣中國大陸最優良產品的商店,這些產品在其他商店買不到,原本只開放給中國、港澳居民以外的外國人,藉以吸收外匯),輪購的人龍較短,價錢也較低。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較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民經濟生活雖好得多,事實上仍遠不及香港、日本,較美國和加拿大相去更遠。但對中國人民而言,卻已是「好景」。共產黨將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蔣介石當權時代的中國,形容為資本主義的典型例子,以致資本主義在中國被污名化,實際上那是「假的資本主義」(Pseudo-Capitalism),但此一認知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腦中幾近生根。當一九五八年毛澤東開始大躍進運動,將中國搞得成為人間煉獄之後,中國人還以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的「好年頭」跟實施共產主義連接起來,認為「假若在八年間便得到那樣的成績,如果不是有大躍進的重大錯誤,誰能預料今天的中國生活水平會有多高?」他們回憶起「資本主義」失敗得多麼可怕,「共產主義」成功得多麼迅速,於是相信「以一九五七年為起點,重新上路」。該段美好的生活之經驗,也讓中國人難以放棄共產主義,加深制度改革的困難。

大躍進運動從一九五八年開始,接著是一九六六年席捲中國動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這二十年中,一切可能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徹底剷除,人民被迫學習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尤其是毛澤東本身的學說。其間令人顫慄的事件,罄竹難書。張五常舉出了幾項:兩位世界級的乒乓球運動員,因為被指控犯了發揮資本主義技巧的罪,被迫自殺;演奏貝多芬的作品或採用傳統的名稱來稱呼當時公有化的東西,也招致牢獄之災;醫生和教授,被逐至農村拔野草;學校的物理課,包括了鋤坑和養豬的粗活。文革期間,僅出版極少的非政治性書籍,而毛澤東的小紅書,據說銷量比《聖經》在歷史上的經銷量還多,能背誦幾條毛語錄或在社交場合裡一開始便各自背誦一連串的政治口號,不只是明智策略,而且更是保命的一種方式。人民公社的實施,一窮二白的慘狀難以用筆墨形容。

不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場徹底的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徹底顛覆。不但孔子備受攻訐,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三反、五反和紅衛兵的大肆破壞,大浩劫都不足以形容。一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悠久文化歷史的民族,竟遭受如此的摧殘蹂躪。一個以刻苦耐勞聞名的民族,一個聰明、熱情、具有進取心的民族,竟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淪落到奄奄一息的地步。經過洗腦摧殘之後的中國一般人民的態度,是由施行共產主義的制度促成的。在此種制度下,報酬不計工作的貢獻,法律鼓勵工人睡午覺,二十年來只印政治書籍,說了無心之失的話或表達新意見都可能招來橫禍。

 

四、一九七八年底「放權讓利」改革

眼看就要萬劫不復,鄧小平乃在一九七八年底進行「放權讓利」的制度改革,但到一九七九年情況還依舊,張五常在那年到廣州,在住的酒店裡,見到兩個女工,每天都在幾百方呎大小的地上掃樹葉,這是她們的全職工作。同時,修補牆上的一個小洞需要三個人,一個人拿著一盤灰泥,另一個人將灰泥往洞裡塗,第三個人則在一旁指著那個洞。早餐的供應,只有一小時,但半小時之後已沒人工作,二十多個年輕的女服務員,聚集在餐廳的一角,任意閒聊。

張五常在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特別舉出兩件事來說明閉關自守的後果。一是他帶了一具價格便宜、能夠顯示時間與日期的小型日本計算機。無論大專學生或教員,都對其功能大感詫異,不相信外面世界甚至兒童玩具也能像那個計算機般先進;二是一位土木工程師聲稱他知道有關送大陸學生到美國念書的手續,但他所提供的資料都與事實完全不符,而張教授更發現,即使在廣州的高級官員,對簽證與護照的分別也不清楚。他的結論是: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不管走哪條路,都會遇上一個極大的障礙。以其他國家標準來衡量,整個大陸也找不到幾個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結果就出現一群散漫的勞動人口和無知的官僚。也就是說,大陸在科技和知識資源上,徹底破產,這方面所造成的障礙,較外資外匯不足的問題嚴重得多。

不過,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打倒四人幫後,大陸的鐘擺開始有力地回擺。較自由的趨向毋庸置疑。旅客較容易前往大陸參觀、移民出口也放寬,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年間,約有五千人到美國留學。大陸重開門戶後,也迎接外國思想,自由經濟的著作陸續翻成中文,只不過是,在每本譯本的序言中,都有一段文字指出,這些都是應受抨擊的著作,導言中也通常引用毛澤東的話,指出應該看看資本主義的醜惡思想,才更能體會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之,在「放權讓利」改革大旗下,開放鐵幕不再封閉,但制度變革的實際工作卻異常艱鉅、困難,鄧小平就聲稱是「摸著石頭過河」,而由「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說詞,可知雖無明確的規畫,但漸進改革開放應可確定。在檢視放權讓利、改革開放的實際情況之前,有必要先看制度改革的核心理論──產權。(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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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5 3: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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