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探究美國公立教育起源系列文章的第三部分。
當人本主義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他的追隨者開始接掌運行了數十年、試圖轉向集體主義的政府教育體系時，這台缺乏經驗的機器才剛起步。然而，到了杜威1952年離開人世時，它已是一部運作良好的集體主義機器，它超越了以往所能想像的任何力量，有效地抹滅了美國的宗教以及知識與政治的遺產。
杜威常被譽為「進步主義」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之父，如今，美國有超過85％的孩子都身處在這種教育中。儘管杜威並不孤單，他站在集體主義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和霍拉斯·曼恩（Horace Mann）的肩膀上，如同本系列文章早些時候所記述的。但杜威的教育理念確實深刻影響了美國乃至全世界，因此獲得了大量的稱許或批評。
就像之前的曼恩與歐文，當杜威將傳教士般的熱情投入「教育改革」事業時，心中也有不可告人的動機。對後人與歷史學家來說幸運的是，杜威是一名多產的作家，他似乎能永無止境的快速寫出一篇篇論文、研究報告、宣言與文章。因此，杜威的觀點與目標絕不是一個謎。
杜威想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實際上，他希望它看起來更像蘇聯。為此，他相信對教育和社會進行全面變革勢在必行，正如他在1904年發表的《教育中理論與實踐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Theory to Practice in Education）中所論述的，「改變了構成教育的概念」必定會帶來「新的社會秩序」。
與絕大部分參與政府接管教育的關鍵人物一樣，杜威拒絕了基督教，甚至拒絕了上帝的存在。（稍後我們會進一步討論他的信仰）他還否定了當時定義美國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亦即保護天賦人權、財產私有制與自由市場的價值觀。
取而代之的是，杜威無所不用其極地切斷美國和西方基督教教育的根柢。 這個過程，是由威爾斯共產主義者歐文開始的，雖然他在印第安納州的公社失敗了，但當曼恩引入了受歐文啟發的普魯士教育模式時，排斥基督教的計畫也正式在馬薩諸塞州紮根。 但這僅僅是開始。
當杜威和他的追隨者施展他們的影響力後，這個計畫在美國達到了頂峰。造成這個國家絕大多數的高中生強烈反對聖經的世界觀，且大多數年輕人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
除此之外，根據《國家教育進展評測》收集聯邦數據顯示，這樣的教育體制導致美國高中生在閱讀與數學領域達到「精通」程度的不到三分之一。
利用教育讓集體主義取代自由
杜威來自佛蒙特州的伯靈頓市，有趣的是，就像從伯靈頓市展開政治生涯的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樣，杜威也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但是，早在桑德斯前往仍以屠殺折磨異議人士的蘇聯度蜜月之前，杜威也前往布爾什維克（Bolshevik）統治下的莫斯科朝聖。
（譯註：伯尼·桑德斯為現任聯邦參議員，曾以民主黨人身份角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1988年，他帶著新婚妻子前往蘇聯訪問，後來他在著作《白宮裡的局外人》中自稱這是一個「十分奇怪的蜜月」。）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呼籲應由政府控制教育，蘇聯理所當然也遵從了這個想法。 數十年前，另一個共產主義者歐文也做了同樣的事情。 而在杜威接手後，他用比桑德斯更大的熱情，熱切地提倡州政府應對教育全面控制。
在極左雜誌《新共和》上，杜威撰寫有關蘇聯將共產主義推行至人民的文章，對這種所謂的「教育」體制特別滿意。在1929年出版的著作《對蘇俄和世界革命的印象》（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 and the Revolutionary World）中，他也讚揚了向蘇聯兒童灌輸「集體主義思想」的方式。
儘管杜威喜歡蘇聯的極權主義和其背後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他在晚年時曾公開批評斯大林（Stalin）和斯大林主義（Stalinism）。相比之下，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在1888年出版的《向後看》（Looking Backward）一書裡，勾勒出杜威心中的美國共產主義模型，書中想像了2000年時一個集體主義的美好幻想，那時美國的私有財產都將被政府國有化。
杜威的社會主義觀點並不是秘密。 在他的著作《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中，他寫道：「現在唯一可長久維持的社會組織，是以互相幫助的方式，來控制新的生產力。」在1935年的作品中，他也寫道：「有組織的社會計畫是社會行動的唯一方法，藉此自由主義可以實現其宣稱的目標。」
幾乎與所有20世紀的極權主義者一樣，杜威知道要實現他的烏托邦集體主義願景，兒童教育非常主要。「在分享社會意識的過程裡，教育是一種調節」，他聲稱，「在社會意識的基礎上，調整個人行為是社會重建唯一確定的方法。」
排除三種基礎技能，提倡集體主義
杜威在1898年發表的重要文章《初等教育理論》（The Primary Education Fetich）中強烈反對兒童時期過分重視閱讀、寫作和算術。文中指出，傳統教育培養出信仰上帝與自由，且具讀寫能力、能獨立思考的個人主義者；很顯然地，這並不利於集體主義的烏托邦。
杜威認為，在珍貴的童年時期，教育的主要重點應該是社會化和強調集體主義。杜威特別想要揚棄小學階段的讀寫學習，於是專注於灌輸孩子「思想和行動的習慣」，認為這有助於讓孩子有效地參與集體生活。
杜威是個精明的人，他知道思想自由並信仰基督教的老師、納稅者與那個時代的美國家長們，一旦了解他的企圖後，勢必不可能支持他激進的教育理念與政治抱負。「改變必須逐步實現」，他在同一篇文章解釋，「過分強勢推行會招致強烈的反應，減損最後的成功。」
於是，杜威沒有直接將想法宣揚給美國民眾，反倒是轉向了洛克斐勒（Rockefeller）的石油王朝。該集團通過「普通教育董事會」（General Education Board），向杜威提供了不可思議的巨額捐款以進行「教育改革」。這個所謂的「慈善」 機構，給了杜威數百萬美元去創立實驗學校，來驗證他對教育的想法——創造一個快速生產閱讀障礙者的集體主義學校。
杜威在其1916年至關重要的著作《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指出，他所設想的教育制度將是「實現必要轉型的過程」。因此，他著手控制教育體系。
沒能如願成為中小學教育學者的杜威為了取得學校系統的掌控權，先在洛克斐勒資助的芝加哥大學取得領導地位。後來，他去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師範學院。
從象牙塔的頂端，杜威訓練了一大批教師與追隨者投入毫無戒備的美國，以發揚他的願景。這個方法有效的讓他成為美國「進步主義」公共教育系統之父，而他的思想也成為主流。
杜威在教育界的另一項「成就」，就是讓一項庸俗的閱讀教學法復活。這種教學方法在1840年代曼恩領導下的波士頓已遭受懷疑。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長篇故事「美國當前文盲危機的根源」，將成為本系列文章未來的主題。
杜威對美國宗教觀點的影響，也許比他對教育和政治的觀點更為重大深遠。杜威自稱為人文主義者，他在宗教方面的公開聲明，將無神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融合在一起。他在這方面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也將是本系列中即將討論的主題。
為了公平對待杜威、歐文、曼恩，以及政府接管教育背後更鮮為人知的人物們。他們沒有20世紀的後見之明。 可以這麼說， 當時的他們不知道實行集體主義，會導致上億人的死亡和大規模屠殺。如今，我們應該能了解更多。
作者簡介：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亞歷克斯·紐曼（Alex Newman）是屢獲殊榮的國際新聞工作者、教育家、作家和顧問，並與人合著了《教育者的罪行：烏托邦人如何利用公立學校摧毀美國兒童》。他還擔任自由前哨媒體（Liberty Sentinel Media）的執行長， 並為美國和國外的各種刊物撰寫文章。
原文How John Dewey Used Public ‘Education’ to Subvert Liberty刊載於英文大紀元。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 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