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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柏林墻三十周年系列報導

德國前外交官講述:舉家大逃亡 穿越柏林墻

德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前新聞官、德國聯邦新聞辦公室退休官員喬奇·沃爾特(Jochen Wolter)。(清繇/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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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10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Herbert W. Stupp、王亦笑德國報導)假護照、安眠藥、大逃亡,一切像是諜戰電影一樣驚心動魄。然而,在上世紀60年代的東柏林,這一切不是電影,而是真實人生。逃與留,命運改變只在一念之間;生與死,陰陽相隔也只是一線之間。面對人生重大抉擇,那些勇敢的人們,甘冒生命危險,也要踏上自由之路。

今年66歲的喬奇·沃爾特(Jochen Wolter),剛步入退休生活。他曾是德國聯邦新聞辦公室的官員,負責能源、開發和可持續發展的公共信息。2009~2014年,他擔任德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新聞官。上世紀90年代,他還曾就職於紐約的德國信息中心。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聽他談論豐富的工作經驗,而是要聽他講講小時候的事。1961813日,柏林墻一夕之間劃分出兩個世界。住在東柏林的沃爾特那年才八歲,還不太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直到11月的那個夜裡,那次不同尋常的出行……我們還是靜下心來,聽聽他自己的講述。

記者:您在東柏林和東德的童年生活是怎樣的?

沃爾特:我出生於1953年,柏林墻建起時才八歲。作為一個學齡前兒童,日常生活可能與德國其它地區沒有太大不同。我們在東柏林郊區的一個湖上擁有一間漂亮的夏日小屋,夏季和週末,我們總去那裡度假。

開始上學後,童年生活發生了變化。每個週一早上,在校園裡必須宣講效忠誓言,這應該是小學生們受到國家控制的第一個明顯標誌。被強烈要求加入共產主義組織「少年先鋒隊」(Junge Pioniere),則是另一種意識形態控制的方法。那時,我的父母不讓我加入,而我會因此反對他們。對我來說,跟小夥伴們一樣似乎很有趣。

記者:您父母當時做什麼工作?會不會因為不加入東德共產黨招來麻煩?

沃爾特:我父親是一家國立醫院的首席醫生,我母親是一名訓練有素的護士,還負責照顧我們一家六口,包括我的兩個姐姐和我的雙胞胎弟弟。我父親經常被要求加入共產黨,但他一直沒有加入,因為在柏林墻建起之前,總還是有機會逃離東德。但柏林墻建起之後,我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我父親之所以能夠保留他的職位,只是因為他們確實需要他。但是他必須非常小心自己的所作所為,因為到處都是耳目,他們在等待他說錯一個詞或做出什麼不當評論,以便找到解僱他的理由。我父親意識到自己醫生的職位,並不能一直這樣穩固地持續下去。

記者:你父母希望在西方獲得怎樣的自由?什麼會讓他們特別困擾,沒有禮拜自由、言論自由、選舉自由、決定工作的自由,還是生活用品的匱乏?

沃爾特:除了您提到的各種自由外,最讓他們感到困擾的還是教育問題。畢竟有四個孩子在學校就讀,如果留在東德,將來上大學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因為共產主義思想要從根本上改變或者說破壞社會形態。當權者把接受高等教育變成一種特權,讓工人階層上大學成為一種特殊待遇。這樣能造就一群聽話的公民,他們會為特殊的機會感激涕零,不願意再去批評或反對該政權。

在柏林墻建起之前,要實現自由和選擇的多樣性非常困難,但總還是有這樣的機會,我姐姐甚至上過西柏林的學校。但柏林墻建起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因為我父母不想放棄任何自由,所以他們決定不顧一切離開東德。

記者:您是否還記得聽到父母談起過打算逃離東柏林的計劃?

沃爾特:不,他們從未在孩子面前談論過此事。但我們注意到,從1961813日起,當我們與西柏林和西德的邊境被完全封閉,他們的心情發生了巨大變化。

我父母於19619月,很快安排了一次在圖林根的家庭度假。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是為了查看「綠色邊界」(Grüne Grenze),這是與西德接壤的茂密樹林,如果在籬笆中找到無人看守的洞,我們就可以穿過去。但那時武裝警衛和訓練有素的警犬對邊境管制已經非常嚴格,以致風險太大。這顯然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記者:孩子很難守住祕密,您父母之所以對你們隱瞞逃亡計劃,是怕你們走漏風聲吧?

沃爾特:或許是,他們真的做得很好。直到最後一天,我和弟弟還什麼都不知道。姐姐們可能知道的更多些,可以肯定的是,她們被囑咐過不能說。一般來說,東德人已經習慣於在公共場合保持謹慎和沉默,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誰在偷聽。

記者:跟我說說幫助你們逃離的團體和那些勇敢的人們吧,你們是怎麼穿越柏林牆的?

沃爾特:幫我們逃離的是我父親的一個髮小,他是西德的一名新教牧師。他聯繫了一個瑞士學生團體,該團體制定了幫助我們從東德逃離的策略和具體計劃。該團體的成員作為東柏林一日遊的來訪者,與我父母取得了聯繫。

他們提出的計劃是,讓我們帶著偽造的瑞士護照,從東柏林以「回程遊客」的身分前往西柏林。我們家要分成三個小組,去往不同的檢查站。我母親同意了,前提是她不能與八歲的雙胞胎兒子分開。計劃因此有一些小的改變。

為了最大限度降低暴露風險,我們對所有東柏林的朋友隱瞞了逃亡計劃,只有一位例外,那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朋友。他將我們的家犬Mira帶到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間過境公路上的一個停車場,然後將Mira交給了「恰好」在那裡等待的西柏林朋友。

記者:您與家人逃亡的經歷像是一部驚悚電影。告訴我們逃亡日是哪天?那天都發生了什麼?

沃爾特:逃亡日是19611111日,一個下著雨的星期六。父母允許我和弟弟看電視直到深夜,這對我們來說很不尋常。我們被告知,全家人稍後將拜訪西柏林的一位叔叔,他的家中有一個很大的鐵路模型。

接下來就是換衣服。我母親穿上與平常不同的服裝,這些服裝只帶有西方國家公司的標籤。這是一個預防措施,可以應對在檢查站碰到脫衣搜身的情況,因為瑞士遊客決不會穿著帶有東德標籤的衣服。

到了晚上,我們六個人開著一輛瓦特堡(Wartburg)家用汽車駛向市區,停在了歌劇院附近的某個地方。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我們見到了幫助我們逃離的瑞士人。我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坐上了配有瑞士車牌的汽車,開車的是一個陌生人。

下一個任務是吃安眠藥,使我和弟弟昏昏欲睡。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有了一個瑞士名字,以防邊境檢查站有人直接問我們。那時,我們意識到正在發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服用安眠藥對我沒有任何作用,所以我記得那段旅程的全部細節:檢查站的長途汽車排成行,前座的母親和駕駛員像是老朋友一樣聊著天。邊防警衛是一個胖女人,有濃重的薩克遜口音。她的舉止極為不友善,或許想證明自己在工作中可以像男人一樣強硬。她專注於檢查成年人,沒太注意在後排座位上的我和弟弟。

記者:當全家人在西柏林重聚的時候,一定非常激動人心。您能形容一下嗎?

沃爾特:集合點是西柏林的一家深夜咖啡館。我們先到了那裡,已經是午夜了。我記得我和弟弟已經很累了,一直問母親其他人何時會來。她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們幾次,向我們保證我們的父親和姐姐們會隨時出現。那時她的冷靜和克制,讓我這一生都感到非常佩服。

當他們終於到來時,大家都流下了眼淚,不停地擁抱、無比感激。但是這一夜還沒有結束。接下來,我們去按了朋友家的門鈴,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會來。但那段時間西柏林的人們隨時做好準備,因為柏林墻另一側的人們可能會突然來訪。那天晚上,迎接我們的是敞開的門、溫暖的床和熱情的關懷。第二天(星期日),我們去售貨亭買了第一樣東西——六把牙刷!

記者:西柏林政府或其它組織是否幫助您們在西部定居?

沃爾特:既然我們真的拋下了東柏林的一切,那麼就需要一種全新的生活。在難民登記的歡迎營中,我們都領到了一些基本的衣服,或許還有一些錢。我們不需要太多,因為我們從親朋好友那得到了很多幫助。

記者:回顧整個逃亡的驚險過程,如果您的父母被捕,可能會入獄,您父母可曾想過這種後果?

沃爾特:他們可能想過。即使是這樣,他們還是決定去冒險。我父母后來承認​​,如果沒有孩子,他們或許不會冒險。但為了我們的未來,他們願意去冒險。

記者:生活在自由世界中他們有多高興?

沃爾特:他們從不後悔自己的決定。對他們來說,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自由生活,表達自己的見解,免於遭受壓迫的恐懼,並成為真正民主的一部分是最重要的。這沒有妥協的餘地。

記者:身處共產主義統治的這段經歷是否對您們產生了影響?

沃爾特:我很確定這影響了我的父母,也確實影響了我。我不能代替姐姐們和弟弟說話,但是憑著我們的經歷,我們大家肯定對共產主義的恐怖和壓迫變得非常敏感,無論何時何地。有些人寬容地認為「並非一切都不好」,這樣的說法淡化了罪行,甚至忘記了共產主義政權的殘酷和那些受害者。

記者:我知道您向各種團體談論過您家人的這段逃亡經歷,有時也會遭遇質疑,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感受嗎?

沃爾特:這實際上取決於與什麼樣的聽眾交談。如果是由前東德共產黨發展而來的該黨擁護者,您會聽到為所發生的事情辯護的聲音。比如東德必須「保護」其社會和邊界不受所謂的「帝國主義勢力和侵略者」的侵害。他們認為,STASI(恐懼和仇恨的東德祕密警察)的活動是防禦內部敵人的必要步驟。

在德國的西部和南部,那些從未去過東德的人們有時缺乏認清共產主義現實的能力。他們通常會默默聆聽,也不會否認聽到的聲音。

年齡較小的人群有時在政治上是固執的,不願意聽到不符合他們偏左世界觀的事實。有一次在美國佛蒙特州,一些年輕的美國學生來參加德國的一個暑期學校,他們對我所介紹的一些無可置疑的事實表示難以置信。

記者:您認為我們該如何幫助學生和年輕人認清共產主義真相?

沃爾特:有關極權統治罪行的檔案和對那個時代人們生活的記錄,一定要公開。重要的是,要以客觀、冷靜和公正的方式向年輕一代展示這些歷史事實。

我認為,德國在向公眾(包括年輕人)介紹納粹政權的罪行及受害者的經歷方面做得很好。保持這些記憶是至關重要的,準確的歷史事實能讓人耳聰目明,讓人們警惕重複殘酷和不人道政權的危險。

記者:作為一名剛退休的外交官,又擁有這麼一段特殊的經歷,在2019年放眼世界時,您最為擔心的是什麼?

沃爾特:共產黨要操控人們的行為、思想和話語,他們還要決定是非好壞的標準。任何不按照他們意志行事的人,都會遭受致命的後果。

我看到,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談話中,人們對不同意見的容忍度越來越低。諸如移民、氣候變化或種族主義等政治話題就是例子。我們在美國的教育機構以及歐洲越來越多的機構中,看到了無法接受的、危險的信號。

比如激進的學生團體強烈抗議預定的演講者,他們可能對演講主題有爭議。抗議者的不容忍是很不好的,但更糟的是大學竟然屈服於這種抗議,還勸阻受批評的演講者。

這種凌駕於公開演講之上的主導權,可能是破壞民主和建立專政的第一步。教育機構應該是討論和對話的場所,是學習和實踐批判性思維的場所,而不是面對爭議時退縮的場所。#

責任編輯:周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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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6 3: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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