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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中共正在製造農民的燎原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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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12月01日訊】中國的「三農」(核心是農民問題)現狀究竟如何?透過中共的真實信息封鎖與假新聞泛濫的「雙手」,我們可從如下5樁事件來一窺端倪。

其一,11月28日,廣東省茂名化州市文樓鎮村民抗議建火葬場,當局派出上千防暴警催淚彈鎮壓,29日,村民以罷市方式持續抗議;各村中仍然繼續發生著流血衝突,大批村民被打傷、被抓,從外地回來的年輕人基本上都被抓走。事件發生以來,官方屏蔽消息,村民拍攝的視頻無法傳出去,村民聯繫了許多媒體,但是無人理會。

早在2015年7月10日,該火葬場擬建於化州市平定鎮那賓村,發生了大規模村民抗議事件,警察打傷7名村民,又抓走9名村民,此事擱淺。不料,4年多後的11月15日,化州市政府公布批文要在文樓鎮建造生態園,之後陸續有特警進入文樓鎮,最初村民以為是政府扶貧開發,誰知11月25日文樓鎮政府告示是建火葬場,村民群起抗議。29日,化州市政府發出公告,聲稱停止文樓鎮人文生態園項目工程建設。

此類事件在大陸層出不窮。地方當局就是矛盾的製造者、中轉者,反而強制百姓買單,激起事變。

其二,4月2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縣一名婦女,帶著3名子女跳河自盡。這在當地引發了轟動。當局在打撈屍體時,現場圍滿了人。除極少量圖片和資訊在當地流傳外,米易縣以外的人,很少能看到當局通稿(不到150字)之外的資訊。這是「楊改蘭事件」的又一次重演,揭示著中國底層民眾生活條件的持續惡化。

2016年8月26日18時許,甘肅省康樂縣景古鎮阿姑村山老爺彎社,28歲的女村民楊改蘭殺死了4個3到6歲的幼小孩子,然後服毒自殺身亡。事發後第10天即9月4 日,人們發現楊改蘭的丈夫李克英,在村邊樹林裡服毒自盡。八口之家,一案六命!特別是4個3到6歲的兒童不幸而亡,真是慘絕人寰的悲劇,令人異常痛心!

此案引發了「盛世螻蟻」之說,但是「盛世螻蟻」現象並未因此絕跡,反而頻發,例如2018年10月,湖南省新化縣一母親帶著兩個幼兒跳水自殺身亡;2017年1月,湖南省湘潭市一母親因家暴問題,帶著兩年幼孩子從13樓跳樓身亡;2016年12月,雲南昭通市彝良縣蕎山鄉咪咡村一位母親用農藥將2個10歲的兒子毒死後自殺。

其三,6月,河南省通許縣村醫集體辭職。6月28日,一份落款為河南省通許縣硃砂鎮36名村醫的集體辭職信,在網絡熱傳。辭職信的內容顯示,上級層層剋扣、工資發放不到位,導致村醫們無法維持生計。7月8日,通許縣官方回應不存在醫生們反映的問題。隨即,該縣又有大崗李鄉28名鄉村醫生的集體辭職報告曝出。

「河南村醫集體辭職」是一起基層人員被地方政府層層盤剝,惡意拖欠工資、補貼,逼得維權人走投無路的惡性事件,此類惡性事件在大陸比比皆是。例如,2017年2月16日,廣西桂林恭城瑤族自治縣百餘名鄉村醫生走上街頭遊行,到縣政府前靜坐,討要被剋扣的公衛款。

但是,大陸鄉村醫生的生存困境卻遠不限於此,它是一般人無法想像的。通許縣大崗李鄉村醫中還出了位全國人大代表馬文芳(集體辭職報告中無其簽字)。馬文芳在今年的中共「兩會」上曾呼籲進一步解決鄉村醫生待遇問題。馬文芳在《關於對村衛生室投入的建議》中最後提到,「以上問題解決的同時就克服了濫用抗生素、濫用腎上腺皮質激素、濫輸液、亂收費、對村醫公共衛生服務資金剋扣、鄉村醫生後繼乏人等情況的發生。」

如果馬文芳的話還令一般人一時難以領會到問題嚴重性的話,那請看2016年6月在網絡熱傳的一位鄉村醫生下跪懺悔視頻。在這段4分鐘左右的視頻裡,這位鄉村醫生說:「在這裡,我向全國人民下跪了,我親手葬送了兒子25歲的生命,今天我要說出藏在自己心中的驚天祕密」。「作為鄉村醫生,為了賺錢養家,多年來,我為成千上萬的患者隨意的輸液,而且輸的是可怕的抗生素」……「老百姓更不知道,輸抗生素根本就不管用,還嚴重傷害身體。最讓我懊悔的是,為了讓那些質疑我的人相信輸抗生素管用,連兒子感冒時我也給他輸抗生素,多年來抗生素的積累、侵蝕,讓他患上了癌症……」他最後呼籲,「請求全國的醫生和醫院,別再昧著良心,草菅人命,賺取老百姓的血汗錢了,這是在犯罪……」

其四,10月,一名貴州女大學生日生活費2元、體重43斤的新聞震驚全國,擊碎中共脫貧謊言。

現年24歲的吳花燕是貴州銅仁市松桃縣沙壩河鄉茅坪村炮爐山組人,目前是貴州盛華職業學院經濟學專業大三學生。吳花燕4歲那年母親生病過世。2014年,她升入高中時,父親得肝硬化撒手人寰。從此,她和弟弟只能寄宿在同樣貧困的大伯家,依靠300元的低保維持生計。這筆錢大部分都花在為弟弟治病上面,吳花燕每天僅花2元買飯,從來捨不得吃早餐,中午吃饅頭,晚餐還是饅頭,打飯也基本上是只打白米飯。

曾有5年多時間,糟辣椒就是她唯一的下飯菜,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吳花燕身體一直不好。至今她身高仍只有1.35米,體重僅43斤。相當於一個8~9歲正常女孩的身高和體重。

上了大學後,她開始勤工儉學,做兩份兼職。2018年起,她的雙腳開始浮腫。今年9月29日,她的身體狀況再度惡化。她的同學硬是背她到了醫院。經醫院檢查,吳花燕的心臟三個瓣膜都有嚴重問題,僅手術費起碼就要20多萬,更不用說後期的治療。吳花燕對弟弟說,「弟弟,我們不治了,帶姐姐回家。」弟弟聽完,偷偷地跑到病房外嚎啕大哭。後來,在病友的督促和勸說下,她想了多天才同意在網上發起眾籌。

吳花燕的故事令人想起2018年 「冰花男孩」的報道:中國雲南省一名小男孩王福滿由於天氣寒冷,早上趕到學校時頭髮已經滿布冰霜。

吳花燕的遭遇引發民眾憤怒:中共在建政70周年活動上花費巨大(外界估算從150億到322.5億元人民幣不等),卻沒有幫助吳花燕這樣的窮人;「教育部一年300多億的獎學金撒給亞非拉留學生,好歹留一點給本國貧困學生也不至於這麼慘啊!」 ……

其五,宗教迫害升級。今年1月16日,據基督教迫害監察組織「敞開的門」(Open Doors)公布的年度報告「2019全球監察名單」,去年中國有2000多萬名基督徒遭受迫害。該組織預計,2019年這個數字將增長到5000萬。

農村成為重災區。甚至,2018年中共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依法加大對農村非法宗教活動和境外滲透活動打擊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預農村公共事務,繼續整治農村亂建廟宇、濫塑宗教造像。」

據關注中共宗教迫害的《寒冬》雜誌報導,自去年以來,河南省境內官方認可的三自教會的十字架幾乎被拆光,數量可能達到7000座,同時大量教堂也被拆毀,還有許多被查封,改作他用,當局甚至強迫教堂負責人將教堂「捐」給政府。《寒冬》記者實地勘察河南省永城市臥龍鎮中心教堂,看到教堂大門緊閉,大門兩邊的基督教對聯與大門上方的「基督教堂」幾個字已被水泥白灰塗抹,大門兩邊的牆上寫著中共宣傳標語,從外觀已看不出是教堂。

不僅教堂,中共還強拆各地的寺廟和宗教塑像。多地的佛像被強行遮蓋,四川一座觀音像被改造成「大茶壺」;遼寧九華山一座玉觀音被改造成「嫦娥奔月」,普賢菩薩像被改造成「五穀豐登」,等等。

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中國「三農」問題可謂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到處都是乾柴,只等點燃導火索了。中國「三農」問題本質上不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中共邪政問題。

中共對此也是心知肚明,從胡溫時期提 「建設新農村」到習近平當今提的「鄉村振興戰略」,也長期將「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2004年以來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都是講「三農」問題,不可謂不重視;但,「三農」問題就是解決不了,甚至可以說是越來越嚴重(表現形式上或有重大變化),為什麼?找不到北。

為什麼找不到北?問題根子就在中共體制上,在中共最高層的思維定勢和政策規划上,在即得利益集團的重重阻礙上。

我們且來看看最近一、兩年來中共針對「三農」問題的一些重大舉措。

其一,2018年中共宣布開展目標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

外界評論,「掃黑運動」的根本用意,在於將黑社會勢力從基層政權擠壓出去,重建中共這個「黨」在農村的領導地位。但問題是,中共政權的流氓本性和邪惡本質,與黑社會勢力本來就是同類。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從來都不存在,至今也只敢在形式上讓村民海選「村官」和縣級人大代表,真正的「村民自治」和「村務公開」從來都是禁區,例如轟動一時的2005年廣州「太石村罷免事件」和2011年—2016年的廣東「烏坎事件」。

更構成中國基層民眾反感官員,反感中共的主因,其實是中共的基層政權,黑社會只是基層黑暗的表現之一,「黑」、「腐」結合。北京常年聚集的上訪民眾中,絕大部分都有被基層村霸欺壓的經歷。(據包括北京、上海、廣東、浙江、黑龍江等地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實證調查,黑社會的勢力範圍很少跨出一個市,所謂的「大陸黑社會」,更準確的形容應該是村霸、鄉霸、縣霸,即便是跨地區流動的組織,也只活動在異鄉一角。)

因此,「掃黑」運動在執行中勢必「擴大化」,從打擊黑社會變成打擊弱勢群體、維權民眾。例如,湖南湘潭、山西忻州以及河北井陘三地,將家中獨生子女去世的「失獨家庭」列入掃黑除惡「重點監察對象;貴陽和無錫將幼兒成為掃黑除惡排查對象;蘇州相城區渭塘鎮在掃黑宣傳冊上將醫生、商販、導遊等列為「十大黑心職業」;江西省上饒市廣豐區將不遷墳居民列入掃黑除惡名單;山東省檢察院2018年「下指標」,要求當年每個基層檢察院至少處理一起涉黑案件,否則年終考核一票否決,等等。引起民眾強烈反感。以致今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法委祕書長、全國掃黑辦主任陳一新在山西省進行專題調研時也表示,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當前要重視防止「六種苗頭性問題」,其中包括「隨意定性、亂貼標籤、作風漂浮、工作不實」等問題。

事實上,2009年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掀起的「打黑專項運動」已經預演了這次「掃黑運動」的命運。薄熙來落馬之後,「打黑」被視作薄熙來的政績工程之一,重慶發生了多起平反打黑期間冤假錯案的訴訟案件。

其二,「加強黨的領導」。

最突出的一個舉動就是,今年6月24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自8月19日起施行。

該《條例》要求,「全面推行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委會主任」。而現行中共法律的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簡單的說,以後,大陸行政村將「黨政合一」,村主任和黨支書兩個職位將由一人擔任,保證中共掌握基層政權。目前大陸約有691,510個行政村,也就是說,約70萬村支部書記將更有實權。

而於今年1月印發的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其中增寫了「鄉村治理」一章,明確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等重點任務;去年中共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中就有「組織振興」一條,要「健全以黨組織為核心的組織體系」。

在社會衰敗、人心思變、矛盾尖銳、中共全面解體之際,企圖通過向「毛時代」回歸,村支書、村主任一肩挑等等幾碗雞血,就能重整農村,真是幻想之極、荒繆之至。

其三,加速推出「鄉村振興戰略」,企圖對沖經濟下滑,緩解全面危機。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1月2日,國務院公布的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即為《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同年9月26日,印發《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今年2月19日,中共發布2019年一號文件,加快農村經濟改革,回歸「集體化」盤活農村資源,為中國經濟提供新的動力 。

外界評論,迫於2018年糟糕的中國經濟形勢,中共突然加快了作為中國經濟「壓艙石」的農村經濟改革,尤其是農村土地改革。中共似乎已經沒有時間顧慮太多的農村社會穩定問題,以及可能帶來經濟隱患。

中共重點推動了4項制度改革。第一,今年8月26日,中共修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變了原先建設用地只能用國有土地的格局。這個修改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農民期盼「農村宅基地抵押貸款」沒有進行得到支持。中共反而開始強調「鼓勵進城落戶的農村村民依法自願有償退出宅基地。」宅基地的處理將更多地被納入集體土地的統一管理,按照集體資產處置。)

第二,大力推動「二次集體化」。隨著2018年農村土地確權、宅基地確權,加快完成全國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加快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平台建設,加快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繼續擴大試點範圍。

為配合「二次集體化」,今年11月26日,中共印發《關於保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的意見》,提出在農村土地第二輪承包到期後再延長三十年,以充分保障農民土地承包權益。此次「意見」提出基本保持二輪承包人地關係不變,除了特殊情況外不得將承包地打亂重分。

一般估計,農村集體資產大約10萬億人民幣;7億農民中,2億多農村戶籍人口將進入城市居住外,有將近5億農民將被重新整合進新型的「農村集體」。

中共試圖通過股份合作的形式把近7億的農村人口,近2億戶小農經濟,整合成為一個又一個具有法人資格的「股份公司」,並且通過逐步試點更大規模的縣級,甚至是市級的經濟合作組織,形成針對某一農產品、優勢產業的具有區域壟斷性質的農業經濟組織。(當然,中共內部也有爭論,有人提出「集體經濟」不是「共有制經濟」,因為不論「公共共有」還是「安份共有」,共有制經濟的實質是私有經濟;中共文件也從來沒有講過要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制為股份制經濟組織。)

「二次集體化」在產權上,採取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立的做法;在經營上,同時,採取「承包權」入股,集體經營的方案;在合作上,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擴大聯合範圍,試點縣級合作、市級合作,以增強整體協調應對風險的能力。

但是,在政治上,「二次集體化」仍著力強化基層共產黨組織和中共對於基層的治理,農民仍沒有基本的政治權利與人格尊嚴,仍沒有民主化;因此,不管中共如何鼓譟,人們不難預見,「二次集體化」難逃「人民公社」的命運。

第三,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 。今年4月8日,國家發改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要求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其中提到,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

今年5月5日,中共出台《關於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提出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給出了包含戶籍制度在內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發展路線圖和時間表。

廣西發布的戶籍制度改革新規規定,12月1日起,廣西全面放開城鎮落戶,取消參保、居住等落戶限制。目前,31省份均已出台戶籍制度改革相關意見,2020年將集體「交卷」。

但是,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後,城市的相關配套服務如何跟進?有論者指出,政府在解決城市人口在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時,需要進行相關方面體制改革,讓市場主體介入進來,但不要把民生問題全部市場化;就業才是最大的民生,醫療和養老均跟就業相掛鉤,所以政府如何導入相關產業,保障入城的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就業,才是最關鍵的。

但是,當今,大陸經濟下墜,絕大部分省級政府入不敷出,地方債務高企,從哪裡拿出這一大筆真金白銀來把「農民變市民」呢?原本長期存在的城市貧困問題就沒解決,原本大陸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就不同步,現在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相關問題恐怕將更加嚴重、更趨惡化。最後,「農民變市民」這個「變」的費用,農民不得不背負,還沒享受到「市民」的好處,就被掏空了荷包,甚至負債纍纍。

第四,「合村並鎮」。多年來,中共都在「合村並鎮」,但2019年以來力度更大。

中共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第九章「分類推進鄉村發展」的第四節「搬遷撤併類村莊」中提出:「對位於生存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等地區的村莊,因重大項目建設需要搬遷的村莊,以及人口流失特別嚴重的村莊,可通過易地扶貧搬遷、生態宜居搬遷、農村集聚發展搬遷等方式,實施村莊搬遷撤併,統籌解決村民生計、生態保護等問題。」

與「合村並鎮」相關的是,中共在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合理利用土地,規範建房制度,進行統一規劃建房。將「合村並鎮」與 「統一規劃建房」聯繫起來,可以看出,中共的真實用意在於土地。事實上,實施「合村並鎮」計劃後,無論是「承包地」還是「宅基地」,農村許多土地將被收走,「宅基地」將用於復墾。

有論者提出,中共搞「合村並鎮」有三方面目的:一是提高城鎮化率,利用土地招商引資,當地官員搞政績,或騙取補貼;二是房地產開發,和棚戶區改造一樣,換了個名字;三是把人集中起來管理,便於監控。

結語

總括上文,我們看到,中共的「三農政策」是高度政治化了的。不論具體措辭如何有理、美妙,但其實質是沒有變化的。這個實質概括起來,就是兩條:

第一,維護和鞏固中共的統治,而非農民的利益和未來。有論者指出,解決「三農」問題是表面目的,中共真正的目的是強化統治,穩定社會的管理基礎,它是要「維穩」。

第二,繼續剝奪農民。土地是農民手中僅剩下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利用各種方式,都要儘量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企圖以此來挽救當今經濟的下墜。

據資料,從1949年到1979年,各種建設徵用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約8000萬畝;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在經濟、社會、生活等建設項目中又從農村徵用了1億多畝耕地。現在的「鄉村振興戰略」,不知道又要剝奪多少土地。

中共建政史,就是一部農民苦難史。僅就經濟利益而言,據十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從1949年到2010年左右,中國農民一共為國家貢獻了60萬億的收益。包括通過工業產品的價格和農業產品收購價的剪刀差,農民犧牲了30萬億。因為國家兼并土地,在土地買賣當中低價行為,又導致農民損失了自己利益30萬億。合計60萬億。在過程中,「中國特色」的三農問題凸顯出來:農業邊緣化、農村空心化、農民貧困化。

因此,由中共的前述兩點「實質」決定了的,農民被迫反抗中共邪政的大火,必將點燃,熊熊燃燒,勢必燎原。#

責任編輯:林詩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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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1 1: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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