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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曉:也談洗腦

唐浩:「實質上打壓其他人的言論空間和新聞自由,這種挾著中共黨國力量,來踐踏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行為,已經不只是自由民主的成長挑戰,而是一種變相的、極端的入侵和社會顛覆。」(授權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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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12月08日訊】「洗腦」本是極權體制的專利,最近我卻發現,中共媒體和其代言人竟也拿著它向香港青少年揮舞,說是他們之所以成為民主自由鬥士,是被外來反動勢力洗了腦。這倒讓我在驚詫之餘,有了跟他們理論一番的興趣。

我們先來看看「洗腦」一說的歷史。

根據維基百科,這一說法最早見之於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他在一九五四年前後採訪朝鮮戰爭中被中共釋放的美軍俘虜之後發現,這幫人由於在戰俘營被中共洗腦(是他將這一中文詞首譯為英文詞brainwash),回國後都變成了中共的擁護者。

其實早在亨特之前就有「洗腦」的說法。它源自於另一位美國記者白修德(teddy write)。白修德1944年赴延安採訪,與時任中共抗大校長的彭真有過一番交談。他後來回憶道:
「令彭真傷心的是,入讀他這所新大學的3000名學生只有兩年的學習時間,之後就得去肩負更大的職責了。他用一個詞解釋了他所遭遇的根本性問題:「大腦重塑」(brain remolding)。據他說,那些從戰場來的學生,無論是半文盲的營級指揮官,還是上過大學的知識分子,都必須將腦中原有的思想清洗乾淨,接受意識形態的重塑。起初他以為這個過程三個月內就能完成;如今才明白,學生們必須要先花一整年「重塑大腦」,然後才能繼續學習與軍事、經濟學、健康或管理相關的課程。我和他的口譯員大腦重塑「這個詞不太滿意,想找個更好的表達,絞盡腦汁後,這位口譯員終於想出了『提昇他們的意識水平』這一說法。」

必須說明,白修德可是中共的好朋友,以上這段話他完全是實話實說。

綜合以上這兩條史料,我們可以總結出洗腦的目的是:將被洗腦人原有的思想清洗乾淨。

洗腦得以實施的條件是:被洗腦者處於一個信息封閉的空間,只能從單一渠道接受信息。

所以無論從洗腦的目的來看還是從洗腦的條件來看,處於極權統治國家的民眾才是被洗腦的對象。統治者要讓被統治者聽信他們的宣傳變成馴服工具,須將其頭腦中原有的思想清除乾淨。所以中共從延安整風到文革,歷次運動的主旨之一就是洗腦。八十年代有個運動乾脆就叫作「清除精神污染」,而五十年代初各大學各科研機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肅反運動被叫作「脫褲子」、「割尾巴」運動,這一農民式粗俗表達正符合毛澤東本人的話語風格,毫不掩飾地強令知識分子清除他們從「舊社會」帶來的「舊思想」,代之以「無產階級革命」之「新思想」。楊絳的《洗澡》和巫寧坤的《一滴淚》對那場運動都有驚心動魄的描述。

不過,要讓人甘心情願被洗腦,還得要有一個必要條件,那就是新聞封鎖。讓人除了官方媒體沒有其他獲得信息的渠道,這才可以令戈培爾的那一宣傳金句成為事實:「謊言重複一百遍就成了真理。」

這也是這次香港反送中運動在大陸民眾眼裡變成「港獨分子暴亂」,而示威人士都變成暴徒的奧妙。

香港青少年從小在新聞自由的環境中成長,可以自由接收四方思想八面來風。如果一定要說他們被洗了腦,那麼「九七回歸」之後中共對香港教育和媒體的不斷滲透,倒是令九零後和二零零後青少年接受了比七零後八零後更多的「愛國愛黨」洗腦教育。君不見,學校裡天天昇國旗唱國歌,十大紙質媒體有九家淪為中共喉舌,打開電視新聞,更是國歌不絕於耳,五星紅旗整天在熒幕上飄。當局之洗腦用心,不可謂不良苦矣。

可是為何這一代青少年不僅沒被洗腦,反而比他們的兄姊更加嚮往民主自由、更加願意為這一願景付出犧牲呢?答案就是:他們還享有新聞自由,缺乏被洗腦的這一基本條件。

除了灌輸給他們的那一套信息,他們還能從各種渠道各種網絡接受東西南北古今中外各種不同信息,比之於報紙電視廣播這些傳統媒體,年青一代更熱衷的是互聯網等高科技新型媒體。這又讓洗腦效果降低了許多。更兼他們生長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嘗過了民主自由的滋味,免於被洗腦的安全系數又因而加大。

洗腦者反誣反洗腦者洗腦,賊喊捉賊,這是中共文宣戰慣用的伎倆,正如當年他們從大後方衝出來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反誣頂在抗戰前線的國民黨下山摘桃子一樣。可是今天的世界不是當年的世界了,竹幕鐵幕都不管用了,翻牆軟件也已讓網警這種洗腦怪胎疲於奔命,而一旦網絡封鎖像柏林牆一樣被時代大潮衝垮,「洗腦」這一詞語便會跟「牛鬼蛇神」、「三忠於四無限」等等邪惡詞語一起,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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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8 2: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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