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3月06日訊】由傅榆執導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主要以台灣學運領袖陳為廷與在台中國大陸留學生蔡博藝為拍攝對象，片名的「我們」包含導演傅榆本人，也是旁白和入鏡被記錄者之一。導演拍攝初衷是期待大家在看完此片後，能與自己不同的觀點的人創造更多討論。
歷經8年的拍攝與剪輯，最終這部紀錄片以總長116 分鐘，記錄了陳為廷和蔡博藝兩位青年在社運現場的身影。除了想要讓大家看看青春是如何被寫進這些社會運動當中，導演也希望透過記錄他們，尋找兩岸青年相互理解、對話的可能性。
傅榆的父母均為東南亞華僑，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早期「社會運動」對她來說非常陌生，受到大學教授文章的啟發，意識到當時台灣的紀錄片都還是「去政治化」，所以她才想要透過紀錄片，探索自己與政治的關係。
從《藍綠對話實驗室》、《完美墜地》到《不曾消失的台灣省》，傅榆拍攝的題材始終圍繞著「政治」，試圖從藍綠、本省外省、甚至是兩岸等不同族群中尋找「對話」的契機。
2011年，傅榆與陳為廷和蔡博藝相遇，從反國光石化、華隆罷工、反媒體壟斷、反對大埔強拆、淡海二期反徵收、苑裡反瘋車（註），到大眾所熟知的「太陽花學運」，鏡頭跟拍著兩位主角在街頭奔跑的身影，記錄著他們在社運現場的吶喊和衝撞，同時也捕捉了鎂光燈外抗爭者的脆弱及迷惘。
傅榆表示，「這部紀錄片，很多人都以為只是在講政治，但它更多是在談論青春。」如今8年過去，輿論對於這場「社運」褒貶不一，無論結果成敗與否，導演認為都是在青春當下所做的決定，而正因為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當時的青年才得以選擇用「社運」記錄青春，為台灣社會運動史寫下嶄新的一頁。
然而，傅榆經歷了很長時間的低潮期，一度質疑自己拍這部片的意義，記錄著別人的故事，卻無法將成果回饋給社會和受訪者。最後，在剪輯的過程，她發現自己沒有想像中那麼抽離，「鏡頭雖然沒有對著我，但我確實參與了每場社運，這部紀錄片不只是『他們』的故事，我應該也要把自己放在裡面」，傅榆說。
此外，傅榆更希望在榮獲「台北電影獎」及「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後，可以通過 2020 年的奧斯卡決選，讓發生在台灣這片土地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關注。
由於奧斯卡採用多數決的方式，需廣納美國影藝學院中近八千會員的意見，票選出最後的獎項得主。這意味著需要在國外有更多宣傳管道（參與國際巡迴影展、報名、宣傳費用等等），才有機會被世界看見。因此傅榆決定用群眾集資的方式，讓台灣民眾參與整個計劃（集資計劃），不僅希望可以走進電影院，也期盼它可以站上國際舞台。
責任編輯：梁夢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