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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曉農:中共官場新「氣象」

中共官場如今人人自危,官員消極怠工。(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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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5月01日訊】最近幾年中國官場出現了一種新「氣象」,那就是官員們普遍有了「二心」,最典型的表現是消極怠工,但他們的「二心」與民眾對體制的不滿完全不同。官場與高層的關係已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之「同夥」關係,重回類似於毛時代的那種「貓鼠」關係,「眾鼠懼一貓,貓在鼠愁困」。

一、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

官員們多半在消極怠工,這是官媒最近不斷發表文章批評的官場時弊。習近平前一段時間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中共在各個方面都面臨著重大風險,如果官員讓危險升級為真正的威脅,他們都將為此負責。這話的潛台詞是,官員們在坐看風險升級,彷彿他們身處這個政權之外,無關痛癢。

中共現在面臨的風險,最大的不是民間廣泛存在的不滿和零星的反抗,而是經濟風險,因為後者是全局性的。中國經濟已進入下行狀態,其原因,我在《2018年:中國經濟下行成定勢》(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2/26/n10932910.htm)中解釋過。在集權體制下,推動經濟的主要手段,要靠各級官員運用高層提供的政策工具,設法在各地營造經濟增長的機會。在江胡時代,各級官員們曾經「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管後效該如何評價,至少產生了某種短期效果。就眼前形勢來說,當局賴以克服經濟困難的主要辦法,仍然是指望各級政府努力想辦法,找出擺脫困境的各種策略來。然而,如果各級官員普遍消極怠工,則當局試圖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的種種設想就可能落空。

事實上,恰恰與高層的期待相反,和經濟下行同步出現的是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這種新模式大致有三個特點,「靜觀」、「惰怠」、「胡幹」。所謂「靜觀」,就是對經濟形勢惡化無動於衷,等著看笑話,看你們上面怎麼辦;所謂「惰怠」,就是懶得出力,本著少幹少錯的宗旨,坐著不動,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職查辦;所謂「胡幹」,就是單純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簡單模仿,不顧經濟社會效果是好是壞,上面的要求已經執行過了,至於有沒有用,是否做過了頭,那就不在乎了。

對中共高層來說,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構成了當局的政治風險,其要害不僅僅在於挽救經濟的意圖難以落實;更重要的是,官場上的這種新「行為模式」標誌著,官員們有了「二心」,與高層的關係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變成了「上下異心、軟磨硬泡」。

二、江胡時代的官場「蜜月」

要了解官場與高層的關係為何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變成了如今的「上下異心」,首先得明白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是個什麼樣的局面。中國的官場,在江胡時代堪稱是為官者的「蜜月」:舉國之域,盡為「龍潭」,「九龍治水」,一「龍」一「潭」;各顯神通,化權為財,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貪官,斂財無數,全球驚駭。

這種局面的形成,並非偶然。在集權體制下,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個人獨裁領導模式無法自然延續到下一代領導者身上;隨後必然出現所謂的「集體領導」模式。一旦這種轉換完成後,在集體領導模式下,「九龍治水」的局面就產生了。在蘇聯,從赫魯曉夫到契爾年科時代(戈爾巴喬夫後來實行了個人集權的總統制),在中國,從鄧時代到江胡時代,都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由於政府不能再用個人崇拜、意識形態等手段有效地動員並控制社會和官場,高層與官場之間就從斯大林和毛時代單純的「命令–服從」關係,變成了一種互利式交換關係,各自向對方提供對方所需要的,來換取自己所需要的;換言之,統治者向官場提供官位的穩定和特權福利,而官員們則順從高層的領導和控制。這樣,在高層與官場之間事實上存在著一種雙方體認的「契約」,只要這個「契約」不被打破,官場的穩定和上下互動就可以維持下去。

這種官場與高層的「蜜月」必然導致腐敗橫行,但前蘇聯與中國江胡時代的腐敗規模不可同日而語,因為腐敗的規模取決於經濟改革的深入程度。經濟改革引入私有化之前,比如前蘇聯和中國的鄧時代,官場腐敗主要表現為特權消費、受賄(現金、貴金屬、古董、藝術品)等;而一旦國有資產私有化了(中國此舉始於朱鎔基1997年推動的國企改制),全面腐敗的量級就起飛了,原因是,官員們可以獲取並持有企業產權、金融資產、房地產等,還可將國內財富轉移到境外投資。江胡時代官場與高層的「蜜月」,就是後一種情況。

一旦官員們通過腐敗而成了資本家,他們的斂財目標就變得「無窮大」;而掙業績升官就不再是唯一的仕途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個人安全係數的途徑。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提拔起來的官場混混們,往往不會終日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相反,他們會想盡辦法推動經濟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政績,也因為這是斂財的主要途徑。

三、習時代的官惰之源:重回「貓鼠關係」

官員們的「二心」究從何來?主要是由於官場全面對高層的反腐行動極度不滿,因此出現了耳語詆毀和消極怠工。他們的這種不滿和對江朱、胡溫時代的懷念,是對過去高層實施的「用腐敗換合作」官場管理方針非常懷念,而對過去幾年來高層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牴觸。這種官場情緒的本質無非是熱愛腐敗而不可得所表現出來的反彈。其不滿,首先是因為失去了安全感,許多官員都處在漏網之後終日驚心的恐懼之中;其次是財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樂趣」;最後是斷了退路,海外房產、海外金融資產以及逍遙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幻夢,多年心血,化為泡影。

官員們最大的難處還在於,誰也不能出頭,去公開抵制反腐敗,那等於是不打自招,自求速死;那怕有再多的仇恨和不滿,也只能悶在心裡,於是,「仇恨入心要發芽」(《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詞),自然就有了「二心」。但是,官員們恨習近平,並不等於他們嚮往政治民主;他們並不笨,知道民主化同樣會反腐,也可能是他們的死期,他們所真正盼望的,是終結目前這種官場與高層的關係。

事實上,官場與高層的關係現在已經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之「同夥」關係,重回類似於毛時代的那種「貓鼠」關係,即「眾鼠懼一貓,貓在鼠愁困」。中共的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今年3月29日刊登過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南海與官僚體系的無休戰爭》,這個標題意味深長。江胡時代中共官場與高層的那種「上下同心」的關係,顯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此文還提到,「政權之安定與整個吏治的環境唇齒相依」。可見,當局對官員們的離心離德其實心中有數。

滿懷「二心」的官員們離心離德,表面上與蘇共垮台時的官場普遍心態十分相似,但它的政治意涵卻截然不同。2016年我在華盛頓的一個智庫曾介紹過我提出的一個新觀點:私有化和民主化是相容還是對立,取決於兩者的時間順序,若民主化在前,兩者可以相容,例如在俄國,民主化不會妨礙原紅色精英的發財舉動,而紅色精英可以利用民主化帶來的新機會;若私有化在前,比如中國,則私有化造就的共產黨資本家們必然傾全力撲滅任何民主化活動,因為民主化可能是奪命之舉。正因為中國屬於後一種情況,所以,當下及今後中國的官員們雖然有「二心」,卻多半不會有「反心」,在維護現體制這一點上,有「二心」的官員們與高層始終是一致的。因此,在所有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當中,中國的轉型之路有可能最為漫長。

(大紀元首發,轉載需經授權)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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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1 11: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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