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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傳統文化」徵文大賽參賽作品

【徵文】萬鈞:時窮節乃見——一個愛國反共的傳統知識分子(四)

(Bessi/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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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6月03日訊】(接上文

 

十月二十四日早上,他去大學參加德文考試,共三部分:默寫、語法、口試,考完後,補習學校的負責人告訴他大後天到祕書處去辦入學手續,也就是說他考試及格了。巴蓓爾祝賀他順利通過了德文考試,而他更是感謝她的無私付出,在過去的兩個多月,她一早就從家中趕來,特地為他補習德文,使他的德文提高很快。

二十七日一大早他就到大學去辦理手續,在填寫學生證的時候,女祕書一看他的表格,在雙親居留地一欄,他寫的是中國,居址不詳,她很驚異:「怎麼,你不知道你父母居住何處?」他告知,他是一個政治難民,獨自從中國大陸出亡,家中的情況,因久已斷絕音訊之故,已不知現狀。她去問負責人,然後回來問他是否住在本城?他回答是,她即在這一欄寫上「本人居留地——法蘭克福」。從大學回來,他靜坐室內,為自己成為一名德國大學生而高興,「年來的擔心緊張,現在算是過去了!我衷心感謝神的照顧。」他想到他的父母:「如果我的父母聽到這消息,他們一定也是為之欣喜不已的。」

在上經濟課時,一個突尼西亞學生,鼓吹中共的「德」政,說大陸上的中國人已無飢餓,云云,這「使我很生氣。那個女教員看出我的神色,在下課後對我說要忍耐。和她一道走路到車站,她聽說我是憑自己的力量到德國來的,感覺得很是驚異。事實上,像我這樣苦鬥,堅持自己理想,一步也不放鬆的,實在也為數不多。普通的人難以了解我,祗因為他們是普通的人,他們對於前途事業,沒有衝動和創造力,而每一位偉大的人物,都是並不自甘平凡而立志自拔於流俗的。」

巴蓓爾勸他不要為獎學金的事擔心,必要時,她可以去工作來扶持他,可是他卻不願她這樣做,無論如何,他得自己想辦法解決。在大學校園他倆見面的機會很多,儘管他們屬不同的學系,她學哲學文學,他學政治經濟,在走廊或教室門口常能碰到,有時她沒有課,就陪他去上課,幫他記筆記。他和巴蓓爾真是有緣,一見面就彼此情投意合,情感的發展至為迅速,她已將自己的一生託付於他,而且和他結婚後願意隨他到任何地方去。「我說我不是一個有錢人,她說那又有什麼關係?我們不必很多的錢一樣可以生活。同時我們也可以賺錢。她的父親就曾經三次重建家庭,從一無所有到該有的都有了,然後在戰亂中又全部失去,必得再從頭起,現在還不是又過得安適了。這女孩子有勇毅的精神和奮鬥的勇氣,她將會是我人生戰鬥途程中一個好的伴侶。自從結識她以後,她使我的生活過得充實有意義得多,我們有著許多美好的回憶,這種快樂是我以前所不曾有過的。我必得嚴肅認真的處理她的愛,以不負她對我的一片好心。」

BARBARA,現在他將之稱為白蓓,蓓者,蓓蕾也,如花蕾綻放,純潔美麗,一如其人。她對音樂繪畫都有興趣,她大學本來是想學藝術的,父母不同意,她就讀了哲學系。隨著相互了解越多,他們的愛情也益愈加深,她對他說:「假如你離我而去的話,我就自殺。」愛情是痴狂的,他也逐漸體會到了,他想:「我是不會離開她的,因為她是一個少見的優良女性,在學識品性上,都是符合我的願望的。」他向她保證絕不會棄她而另戀的。她說,祗有和他在一起,才會使她感到快樂。「這女孩子待我的真誠,使我衷心的為之感激,因為她和我相處,完全不是為了物質,我祗是一個窮苦的外國學生而已,但她的環境卻是較我遠為優越,她父親是當地一間著名公司的工程師,家中生活過得很豐裕,而她對我的友誼,純是基於精神意義上的,她愛我具有崇高遠大的理想,她愛我具有一種高貴的氣質,倔強而高傲,於是將她整個的心奉獻。這年方二十的德國女郎,在思想及體質方面,都已經是很成熟了,她使我感覺得從未有過的歡欣愉快,一切都是命運!我但願命運之神,在以後能給我們帶來更幸福安定的生活。」

他看剛收到的《時代》週刊,上面登載美國新任總統堅尼地在今日就職的消息,也有中國大陸大飢荒的消息。他痛心疾首道:「離開祖國的大陸已經是十一年了,中共政權外表似強大,可是人民卻是苦極了,相信中國歷史上任何暴虐黑暗的時代,都難以與共產黨的統治並列。像這樣的政權,自動的毀滅是不可能的,必得以外來的力量影響,然而今日的自由世界,人皆厭言戰事,於是主動乃操之於共方了,祗有共黨蠢動後,自由世界加以反擊,然後才有機會去摧毀赤色暴政。「由於美國新總統上任,蘇聯馬上擺出」「和平共存」的姿態,將扣留的美國偵察轟炸機的飛行員釋放,他擔心美國會為蘇俄的手法所迷惑,為幾個美國人的安全,而影響到全體的安全,因小而失大。他想到:「美國當年對華的政策就是如此,不肯出力,到後來在韓國便要吃虧了,出了大力而仍不見好。假使當時在中國能堅持一點的話,則今日世界的情勢也不致如是。所以有時我們圍坐閒談,頗慨嘆政治家的錯誤決斷,使天下億萬生民受苦。我認為共黨是絕不可信賴的,誰輕信共黨的話,誰就吃虧上當。」

中國新年要到了,他冒著大雪到銀行去寄匯三百馬克給香港朋友陳光,請他代為償還一些舊賬給借他錢的朋友,要過年了,他們需要用錢。他說:「我在離開香港的時候,經濟上處於極端的困窘,在朋友處一百兩百的這樣湊,欠了人家的錢,是使我至為不安的事,每當想起來心中就為之紛亂。現在我節衣縮食的積下了這點錢,決定先寄還一部分急需清還者,這筆欠款其實為數也不大,祗是在沒有收入的我來說,會覺得困難而已。現在我正申請一項獎學金,如果能得到固定的獎學金,再在假期去覓致一份工作,則很快的就可以將欠債全部還清的。[…]我又請陳兄在過年時送三十元港幣給同鄉王老先生,這也是聊盡心意,實則我今日哪有去幫人的力量。」王老先生收到他幾次從德國寄去的錢後,來函道:「賢侄本身困難,概可想見,請以後不必在這樣的困苦中捨己為人的來救濟我,我的窮困無止境的,希望你早日發達,步入青雲的時候救援我,那時兩者無傷,受之有益。」

大學的第一個學期結束了,他不禁有了一種悚惶之感,他問自己:這一學期到底學到了什麼呢?他想到在大學的求學過程中,真能學到一點東西的,還是在香港新亞書院那一段時間。「來到德國之後,生活境地趨於穩定,可是在求學的精神上,卻反不如在香港時的振奮,這完全是由於怠惰,自己以為已獲安然,於是便鬆弛了下來。[…]我現在得到了暫時的安定,而心中因回想過去所經歷的人事磨折,心中卻反而充滿了憤怒之感,從而使自己變得愈加的冷傲孤僻這也是一項病態,而這種病態,乃是在香港那冷酷無人情味的社會所促成的。在戰亂中,剝奪了我正當求學的機會,從小就在一種不安定的氣氛之中長成,由是,我祗有一股堅銳勇猛精進之氣,而缺乏一種謙和雍容寬博之像。我知道自己的思想言行,實在失之過於偏激辛辣,所以我常想,我也許是一個好的軍人,但我卻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後者需要極大的容忍自製,而這卻是為我所欠缺的。我的品行修養,自己思量而形成,殊少外來影響。我十八歲就離開了家庭,以後在外飄泊,能入污泥而不染,我想這乃是由於自己立志向上,欲求自拔於流俗之故。是這種自負和強項,使得我不致沉淪毀滅,所以我今日不應稍加懈怠,應力加克制勉勵,求取更大的成就,否則是很危險的。」

瑞士小學演講

1961年4月,他收到瑞士朋友雪萊的來信,邀請他去度假兩週,乘大學還未開學,他應邀前往。4月24日,他到朋友任教的小學去演講,雪萊擔任六年級的級任教師,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管學生管得很嚴。當他剛從火車下來時,就有一個年紀約十一二歲的小學生走上前來打招呼,帶他去他們學校。他的名字叫安東,長得很伶俐,所以他的先生才派他到火車站來接他。「走進教室的時候,幾十個小孩子的眼睛都看著我,雪萊先生走上來和我握手,然後一聲口令,全級的小學生起立,大家齊聲的說:『陳先生,你早。』好像當我是視學先生似的。然後雪萊兄向他們作介紹,說我來自遙遠的中國,今天請我介紹一些關於中國的情形。他們全班又起立唱了一首歡迎歌。我以德國話站在台上對他們開始講述,我說聽到他們這樣好聽的歌聲,使我回想到我在小學時的生活,那時,從書本上,我們小學生就已學到關於瑞士的一切,知道瑞士是一個風景很美麗的國家,出產聞名於全世界的鐘錶。雖然我們相隔是這麽的遠,坐飛機差不多要三四天才能到,可是,中國的小朋友,在心靈中已熟識了瑞士,和瑞士的小朋友們打起交道來了。[…]他們在凝神的肅聽,於是我繼續的講中國的歷史,其疆土有9,740,000平方公里,人口有六億五千萬,而瑞士的人口則祗不過是五六百萬而已,我們中國的一個城市如上海,就有這樣多的人口。他們聽了發出驚歎聲。我又講到目前中國的大陸,陷於共黨的虐政下,被共黨所殘害的人民,據早幾年的統計,已經達到了兩千萬之多,這也就是等於瑞士全國總人口的四倍,這給予他們以強烈的印象。我又說長江,萬裡長城,然後是由他們發問。一個頑皮的小學生問中國的大山在哪裡?我說中國的大山有許許多多,但是其中最高的,也是世界第一的最高峯,額非爾士山峯,有8,848公尺。我一下將數目字詳細的報出來,也就將他震懾住了。其實,他已經學到這一課,明知故問,看我們中國人是否也知道?好在我平時書看得不少,不是祗限於一門,所以當他們發問時,所有的問題,都應付裕如的打發了過去。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很輕鬆的就應付下來了。雖然還有許多的小學生,舉起手來要問,可惜雪萊兄站起來發言了,他說由於我們必得趕乘下一班火車回去,所以不得不宣告結束。[…]雪萊兄很興奮,顯然的他認為這次演講非常的成功。在歸程的火車上,他老是談到我剛才在他學校的表現,將使學生們留下一個難忘的印象,遠比從課本上的記憶學習為有用。」

在年底,他收到雪萊賀聖誕的信,附寄了小學生的作文,「那是我拜訪一間小學後其級任導師出的題目:『中國陳先生的來訪』,由作文中,可以看到小學生們天真無邪的心靈。他們早就為了我的拜訪而感覺得興奮了,大體上是記錄我所說的,說中國有近千萬平方公里的面積,9,740,000平方公里,有六憶五千萬人口,他們大概對此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瑞士祗是一個極小的國家,當我說及中共政權屠殺人口近兩千萬,這尚是在1958年最保守的統計,這就是等於瑞士總人口的四倍了,無怪他們印象深刻,都將之寫了出來。」

對於中共的邪惡有透徹深刻的認識

他看到最近的新聞,在以色列審訊前祕密警察軍官艾希曼,控告在他主持操縱下,將六百萬猶太人殺害,「不過,像這樣集體的大屠殺,共產黨的殘酷尤有甚之,蘇俄在清黨的時候,不也是一片血腥恐怖麽?現在的中共,殺害的人據統計達兩千萬之多!」「我想,今日的共黨國家,厲行所謂階級鬥爭,將無數的人處死或折磨,他們學的是納粹德國的一套方法,其規模之大,猶有過之,為什麼今日世界上的人,又不注意到共黨的無人性表現呢?這也就是勢力的問題了,成功在台上之時,人家便也無可奈何,待倒下去之後,才能將這些案件公諸於世。我想,將來共黨政權垮了之後,還更有使人驚心動魄的新聞出現呢。共黨的那些祕密警察頭子,何嘗又沒有殺過幾百萬人的紀錄。」

他去項神父處,項神父是在共黨剛到時出走的,對共黨的認識祗是皮毛而已,他現在從書本上看共產主義,「他認為我憑本身的體會認識反共還不夠,應多看理論方面的書,介紹幾本馬克斯主義的書給我看。我說現在根本沒有時間去看這些閒書,也無意鑽牛角尖的去空談理論,我暫時憑主觀的意願反共,堅定不移,這已經是很夠了,並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成為理論家。老實說,能夠像我這樣具有認識的人還不多呢。當然,有充分的時間,對於那些書本也不妨的閱讀,以認識其巧辭狡論之一般。我覺得衡量一個政黨,不應從主義著手,因為主義總是好的,無非為救國救民,總沒有一個主義是倡導飢餓或殺人的。我們應從其表現來看,像共產黨,一無人性,將人當作工具,一下子就幾千上百萬的使之死亡,這總不能信其詭辯說是為了將來的幸福了。將來的天堂是虛無縹緲的,宗教之倡天堂幸福論,乃是勸人為善,而共產黨卻是藉之為惡。我同項神父談論了好久,他無法說服我。」

在課堂上,一個德國女同學看他學習有困難主動幫助,她十年前與家人從東德來到西德。知道他是中國人,她似乎感到驚奇,現在外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就已祗是大陸中國的共產黨,他告訴她,他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但他們與共產黨毫無關係,他們這批人是堅決反共的。她問他在以後是打算回去呢亦是如何?「我說祗要共產黨政權崩潰之後,我當然是要回去的,否則我即在外面漂流。她說懷疑共黨毀滅的可能性。我說局勢誠然顯得很灰暗,但是我們不應喪失信心和希望,而是應該勇敢的去進行戰鬥,祗有這樣,才有可能將理想付之實現。如果因為困難而就沮喪屈服於現實,則永遠也不能達到目標了。她似乎感到很有興趣,約我明天到她家裡去。」第二天他去她家做客,她有父母和一個弟弟,父親在政府做事,一家人都生活得很好,她家在梅恩河岸,從客廳望去,可以看到緩緩流淌的梅恩河水,岸邊柳絲飄拂,對岸教堂尖塔聳立於藍天中,景色很美。這些屋宇乃是在1954年新建的,戰時,全城因轟炸而幾乎夷為廢墟,現在德國人又站起來了,「我總是愛連想到自己的國家,看到人家的安定和康樂,每每的想到了自己的國家又是如何,人家還是一個戰敗國家呢。」喝咖啡時,他談到中國的情況,她的父親很悲觀,認為共黨的統治是無法改變的了,他認為形勢盡管危困,但我們必得繼續的奮鬥,不能放棄我們的希望。他們對中共仍是一知半解,他談到中共的殘暴和絕無人性超過東歐各國的共產黨。

六十年代的法蘭克福美茵河畔

他認識了一個德國的王子Prinz Friedrich Ernstvon Sachsen Altenburg,「他對中國的問題很有興趣,拉著我和我談了許久。在此我遇到許多人,對中國的文化都是欽佩得不得了。我將東方人精神重於物質的觀念說給他聽,因為他認為台灣的國軍祗有六十萬,用來對抗大陸中共的三百萬軍隊,乃是不可能取勝的。我告訴他,從表面上看來,中共的武力似乎是很強大,而實際上,有許多是心意不屬,心存反抗共黨之念的,一等適當的時機來到,他們不但是不會為共黨去拚命,而且會反正過來打共黨。心是隱藏於內而不能看到的,它實在遠比能看得到的為重要。他又將禹分天下為九州的說法,來問毛澤東是否也具有此一野心?將天下歸納於中國之掌內。我說這乃是國際共黨的野心,所謂世界革命,他們以此為目的,至於有時用戰爭,有時使用內部傾覆,有時又大叫『和平共存』,完全是相機行事,而其目的則不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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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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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3 11: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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