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5月31日訊】編者按：六四三十周年前夕，現居澳洲的藝術家郭健作為一名當年的親歷者，講述了那件改變了他人生軌跡的往事。
（大紀元記者安平雅悉尼報導）三十年的時光，能否抹去一段血色的歷史？海外寧靜與自由的生活，能否療愈一個人心底的傷痛？
1992年，歷經波折，死裡逃生的郭健終於踏上了澳洲的土地。
郭健說自己曾經兩次出現「真切」的幻覺，「96年的一天，我在悉尼歌劇院門口看見了一輛坦克。大約十年後，我第二次看到這個景象，旁邊站著荷槍實彈的中國軍人。」
「在澳洲經常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聲，多年後，我聽到這個聲音仍覺得自己置身天安門廣場，還在長安街上，一聽到煙花的聲音，就覺得是槍聲」。他說。
是什麼樣的經歷，讓一個人在自由社會生活多年仍無法擺脫恐懼的陰影？
1987年，正在中央民族大學國畫專業讀書的郭健，一天在宿舍裡聽到隱隱約約的口號聲， 「我以為哪裡在放電影，奇怪的是，口號聲越來越近」 ，覺得肯定有事發生的郭健三步併作兩步跑到了學校門口，但學校大門鎖了，學校領導、保衛科的人站在大門前。
「誰出去就開除誰」保衛科的一個人喊道。
過了一段時間，再得知有學生遊行時，郭健往操場邊的圍牆那跑，跑到時，已經有很多學生在牆頭上往外看了，大概看了半個小時後，郭健一縱身跳了下去，「我站在遊行隊伍邊上看著，突然間心裡覺得很害怕，自己怎麼會在這裡，看著周圍所有人都像是警察、便衣，比遊行的學生還多。當時就是那樣的感覺，一種從心底升上來的恐懼感。」
1989年胡耀邦去世後，郭健和一個同學悄悄寫了一個標語，類似 「打倒貪官」 之類的，倆人半夜時戰戰兢兢地貼到了校園的告示欄上，第二天去看時沒了，以為自己要被抓的恐懼再次襲來，讓他倆吃驚的是「居然沒事」。
不久，郭健和同學跑到北大清華，一看校園裡到處是標語，像是受到了鼓勵。但看到站在那裡看標語的人就覺得他們是警察和便衣，郭健說，「危險無時無刻不在」的恐懼帶給他的感覺是「大學像監獄，好像所有人都在監視你。」
郭健在北大看到學生的遊行通知時，當晚就在學校操場的圍牆邊等著。「我從牆上跳下去了，走到了遊行的隊伍中。」
和遊行隊伍走到天亮的郭健，來到積水潭時看到綠綠的一堵人牆，全是精壯的小伙子。
「那時已經不是恐懼，已經是恐懼的極度版本，感覺他們快開槍了。」郭健說，「學生開始去衝人牆，隨著那堵人牆被沖開，我內心的恐懼在此刻好像得到了釋放。」
5月，得知學生要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那天晚上，郭健騎上自行車直奔廣場，加入了最初的一兩百人之中。在那裡堅持了七天半的郭健被強行送往醫院。
6月2日晚上，聽說軍隊已經到廣場的消息後，郭健趕去時看到人數眾多的軍人穿著白襯衫，背著背包，身上沒有攜帶武器。 「你別以為他們沒有武器，他們的武器都在大巴裡，被學生和市民劫下來了」。
6月3日，學生將大巴開到中南海，準備歸還給軍隊，歸還前，學生將車上的武器拿出來展示， 郭健說軍隊開始向人群仍催淚瓦斯， 「一顆就在我身邊爆開」， 他們將大巴搶走了。
郭健想起來，其實早在5月份他們絕食那會兒，一次去上廁所時看到很多軍人在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裡。「當時大家都已為軍隊還在城外面時，其實他們早就已經在那了。綠壓壓的一片，鋼盔閃著鋥亮的光」。他說。
當天吃晚飯的時間，郭健又騎著自行車去了天安門，發現沒什麼事，一些人在那裡慶祝勝利。大約10點左右，郭健聽到了遠處傳來像鞭炮的聲音，他看到有人從西邊向天安門廣場跑了過來，邊跑邊喊 「他們開槍了，他們開槍了」。
那一刻郭健都覺得不可能，應該是謠言。不一會，他看到三輪車拉著人過來了，血糊糊的，郭健心想可能是被打的吧，不會是開槍了。
想要弄清事實的他和同學一起向木樨地騎去。
郭健看到很多人拉著不知是受傷還是死掉的人就過來了。其中遇到一個被人扶著的人，他說剛從醫院出來，腿上中槍，子彈取出來了，拿給我們看，我還在想是假子彈吧，他扔到我手上，我一看是真的。直到那時，我還是不能完全相信。
繼續往前走，看到受傷的人越來越多。
一輛巴士橫在了路中間，有人要點巴士，郭健和同學去阻攔，認為不要給當局製造口實，巴士上的人憤怒喊道：「你們沒看到已經死了那麼多人了嗎？」郭健這時才注意到已經有很多人在他身邊倒下。
「子彈打在地上濺起的火星，我都不覺得那是真的，那些人就在我身邊倒下，完全和戰爭一樣，但當時就好像沒有意識。「郭健講述到。
郭健看到一面北大化學系的旗子在煙霧中若隱若現。透過煙霧散開的一瞬，郭健看到一群當兵的正在衝，學生迎著他們衝，一邊衝一邊倒下，不一會那面旗子就看不到了。
「有幾槍打在我旁邊，有人倒下了，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這是真的」。和郭健一起的同學無意識的仍往前衝，「我一把抓住他說，『別跑了，跟我走』。我們倆開始掉頭跑，往路邊的胡同裡跑。進去才發現，胡同的地上全部是鮮血，那裡是復興醫院， 醫院裡面的過道上、走廊上全部是人，死的、傷的，牆上、地上到處是血，我當時完全傻了。」
醫院的醫生找人幫忙，郭健和一些人跟著到了一個房間，醫生讓把這些屍體抬出來，郭健一進去就被嚇壞了，全都是摞起來的屍體。「奇形怪狀的，地上的血這麼厚，我同學一進去就差點摔倒了，我們都要吐了，幹不下去，醫生還在分配任務的時候，我和同學就走了。」
有人提議我們去街上救那些沒死的人，我和同學就跟著去了。一個人拿著一塊白手巾綁在一根棍子上，當白旗，我們就這樣出去了。看到路邊有個人躺在地上，血流如注，我們抬著他就往醫院跑。交給醫生後，我們又出去，我們四個人抬，拿白旗的人斷後，突然這個人被打中後腦倒下了。「我和同學哭都哭不出了」。
醫院門口的停車棚臨時改成停屍體的地方，好多死掉的人就堆在那。
「有人問我們，你們是哪個學院的，趕快去認認你們的同學，我坐在那裡，根本不敢去認，那時才發現那個血腥比想像中要殘酷得多，是人根本承受不了的」。郭健說，「我和我的同學當時不要說勇氣，人已經崩潰了、癱掉了，我們坐在路邊一句話都說不出，坐了很久很久。」
回到學校的郭健已經失去了語言的組織能力，在學校副院長的詢問下他努力表達，「不要讓學生再出去了，出去就是送死」。精疲力盡的他回到宿舍倒頭睡下。
「坦克已經開到了學校」，郭健被這樣的噩夢驚醒後，發現現實中雖然不是坦克，「但真的有裝甲車正在學校周圍巡邏」。
「6月5、6號時，有車開進學校來抓人，到8、9號時，學校沒人了，街上也沒人了，只剩崗哨，呼嘯而過的軍車，零星的槍聲伴隨高音喇叭的呼號」。郭健說，「 整個城市像座死城」。
槍聲後的覺醒
三十年後，再講起那段往事，郭健聲色平靜，但能感受到那結了疤但已烙進他生命的傷痛再次被碰觸。
在郭健看來，「中共的體制註定了這場屠殺的發生，沒有六四，還會有『七四』、『八四』，中共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三反、五反、文革，這些都是屠殺行為，只是被冠以了革命的名義。只要老百姓有一點反對的聲音，中共就會認為失控了，就會下手，這是中共的本質註定的，中共的性質不變，中國就註定不會有改變。」
六四的槍聲驚醒了他。
「（六四前）我當過兵，我認為當兵的人只能向敵人、壞人開槍，而現在我被他們（軍人）看成了壞人，我作為學生的角色被看成了敵人。我當時很震驚，才明白了以前那些被我看成是壞人的、被中共鎮壓的人原來和現在的我是一模一樣的，只是場景變了」。內心受到衝擊的郭健說，「你突然發現你站的位置不對了，你曾經認為是敵人的人竟然是你自己。我看到了兩個自己，一個是當兵的我，一個是學生的我」。他說。
郭健說自己最後終於明白了，（在中共治下）敵人的定義就是，中共認為你是敵人你就是敵人。你根本沒有任何主動權判斷對錯，中共說你是錯的你就是錯的。只有到那一天你才會明白過來，我們只是他們把玩的工具，中共想滅掉你就可以隨時滅掉。別人受的難就可能是我們面臨的，我們受的難也是別人可能會遭遇的。
「六四徹底改變了我的世界觀，不會再上中共的當了，人的轉變就是你怎麼從一個騙局中站出來，就這麼簡單。對藝術家來說你的創作方式、創作思維全都改變了、完全改變了。我根本不會再在中共的體系中行事了，也因此，我比較能看清楚他們在幹嘛。中共的騙局不是一個，是很多個。洗腦也不是一種，是很多方式。」
歷經波折 擺脫恐懼
屠殺發生的第二天，郭健得知很多人準備去廣州那邊，需要去派出所辦邊防證，他看到派出所的人很同情學生，很幫忙，痛快地辦理和蓋章。他由於當時有點事情沒走成，等到他6月8、9日再去派出所蓋章，氣氛就變了，郭健被趕了出來。
各國撤僑時，郭健的澳洲朋友找來一些護照，當時誰稍微像點能沾點邊的，就都可以拿著護照登機，「不巧的是，裡面沒有和我像的」。他說。
後來，學校復課，郭健回到了學校，學校開始了整肅，要參與過六四的人寫檢討，郭健寫到第十一天，抄報紙上的內容，交了11頁紙的檢查，勉強過了關。
帶有懲罰性質的，郭健被分配到家鄉貴州的一個工廠裡當宣傳幹部，他那時就決定不要跟中共這個體制再有任何關係。畢業時，就留在北京成了一名北漂，搬去了圓明園，那裡也是中國的第一個藝術家村。
郭健申請了三年護照，都未獲批准。他被變相禁止離開中國。
我被警察騷擾，從很早就開始了。我離開中國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我自己的生活經常被干擾。
善良的澳洲人給了郭健很多的溫暖與感動，
那段人生經歷「從頭到尾都是在掙脫恐懼感的過程」。 郭健說，「直到1998年我做個展，創作一些軍人的角色，
責任編輯：宗敏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