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6月28日訊】6月26日，李克強主持召開本月最後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
李克強這場會議重心「穩民企經營」，仍然強調「融資要增量、更要降成本」，且再次聚焦小微企業。這也再度說明當前民企經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難、融資貴」是重中之重。
中共央行行長易綱2018年6月在陸家嘴論壇演講時，特別提到一組關於小微企業（從業人員20人以下或營收300萬元以下）的數據：中國有2000多萬的小微企業法人，此外還有6000多萬的個體工商戶，這合計8000多萬小微企業占我國全部市場主體的比重超過90%，貢獻了全國80%的就業，70%左右的專利發明權，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
易綱披露的數據表明，小微企業（包含個體工商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並不微小，小微企業不僅數量龐大，關乎經濟活力與繁榮，還是創新、創業、就業等方面的生力軍。
而當前小微企業在高層和官方信息中開始被反復強調，側面說明的是，中美貿易戰加速經濟下滑的負效應已經傳導到了小微企業──這原本具有高分散性、高靈活性、適應力強，總能隨時順應經濟波動的微型企業。
據大陸門戶網站網易報導指出，進入2019年，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又爆出「註銷潮」，每天在媒體登記註銷的中小企業及微型企業超過2000家。還有值得參考的非數據，有些老闆自我解嘲，「現在申請破產要比申請註冊公司要難的多」。
不過，包括小微在內的中小企業普遍融資難與貴的問題，非因目前經濟放緩或中美貿易戰才出現的，而是長期存在的困境。
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報導中曾間接引用的官方銀行數據，2016年，中國國有銀行發放的新增貸款中，80%以上流向國有企業，只有11%流向非國有企業。這2016年相較以往還算是有所改善的數據，民企的融資難可見一般。
至於民企的融資貴，曾任瑞銀證券中國區研究部主管張化橋2018年撰文稱：表面上，銀行信貸最便宜，但是，多次聽到中小企業主說，把所有的費用加起來，銀行的錢最貴。
一個佐證的公開報導，2017年數據顯示，央企、國企融資可能給予的是基準利率，而最弱勢的小微企業可能要上浮50%才能申請到貸款。
張化橋的文章還進一步指出，中小企業之所以要用那麼貴的錢，是因為市場有個均衡利率（均衡的資金價格），既然有人用了便宜的錢，那就必然有人要支付高昂的利率。換言之，民企的融資貴，其實是在為用了便宜資金的國央企和有特權的那些民企在買單。
異曲同工的是，陸媒《南風窗》2018年第20期封面報導指出，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們的民營背景，背靠國家信用的主體，即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以及其他「類國企」都是金融市場的「一等公民」。而「非國有主體」則沒有這種待遇。從本質上講，這種信用定價的「雙軌制」──國有信用和民營信用，正是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不斷加劇的關鍵所在。
中國經濟的發展依賴於千千萬萬中小企業的成長，包括就業需求，國央企不能解決的就業問題，但如果一家小微企業增聘1個人就是幾千萬人。而中小企業的「出口創匯」更是金融體系的信用基礎之一。《南風窗》文章直言，這些「功臣」卻無法享受金融體系的「國民待遇」。
在2018年下半年，即中美貿易戰背景下，「民企退場論」竟然甚囂塵上，李克強為安定軍心公開表態：銀行對民企融資要一視同仁。
這次李克強會議最新指示也不是無的放矢。陸媒《時代週報》6月11日報導，截至2019年4月末，金融機構近萬億債轉股落地，國央企債轉股占比9成，民企占比不足十分之一。
事實上，如果今天不是中美貿易博弈還在繼續，中共不會想到刺激民營經濟、挽救中小企業。
在2018年之前的幾年，宣傳口已開始散播國企入主民企的「國進民退」。自2018年初以來，證交所文件顯示，有多家民企被國企吞併。中共社科院金研究所原所長李揚曾評論這波收購潮說：「國有企業的效率通常不及民營企業，如果民營企業被併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會開始把領導人和黨委書記派到民營企業，這很有可能會扼殺民營企業的原始活力。」
不論主流媒體，還是中共體制內官員和專家學者，其實也都知道問題的關鍵，卻因受制於黨而不能直接說破，中共治下金融體系「厚此薄彼」，是因為國央企業容易掌控，民企不容易控制。
當前中美貿易戰不過又一次揭示，中共凡事先決條件「穩政權」，只顧一黨私利，而國家經濟民生大計碰到黨的利益都要讓步。
早在十幾年前，中國剛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時，輿論熱議從國富到民富還有多久？當時就有聲音說中國不是國富而是黨富。果然十幾年後，對中國經濟居功厥偉的民企，至今不能解其融資難又貴的問題。因為民企和老百姓若真正富了之後追求法治人權，對中共政權是種威脅。其實朝野都知道，民富才是真正的富，要想中國真正富起來，遏制民富的中共政權就不能不去除。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