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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林:難了的美中貿易戰

7月29日,川普總統在白宮重申,將繼續努力制止邪惡,阻止暴力,保護所有美國人的安全。。(亦平/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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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8月12日訊】峰迴路轉的「美中貿易戰」,打從一開戰,就有「持久戰」的聲音出現,經過一年多眼見就要簽約,中共又突然變卦全盤否定。 雖然雙方又再展開接觸,但中方鷹派抬頭,情況又更棘手。大家應都在問:究竟何時能了?

「戰爭」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代價卻是很大。人員的傷亡和財產、建物的破壞以及生產停頓等等的損傷是難以估計的,而且參與的各方也都會受損,只不過有程度差別而已。但,戰爭卻有勝方和敗方,然無論是勝方或敗方,都必須收拾殘局作重建工作。有這樣一句話:「非常的破壞、非常的建設」,戰後重建、起死回生的史跡斑斑。二戰後日本、德國的發展是典例,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得以終結的主因,更常被提及。不過,雖然戰爭能解決問題,但支付的代價卻是異常昂貴,所以,一般人是不會喜歡戰爭的。

「貿易戰」雖無煙硝味,但也會造成嚴重損傷,而且更是多面刃,不只真實參與者受損,諸多無形的第三者也都被掃到。所以,自古以來,「商戰」就是一個負面的名詞,可是卻往往被琅琅上口,而國際經濟竟然也都被視為「經濟戰爭」。各國競相出頭、搶占第一,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大家竟然都已視為理所當然,真是何其不幸也!是的!十八世紀以前就出現的「重商主義」就是這種主張者。到1776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這部經典出現,將重商主義否定掉,而以分工合作,以「比較利益」原理出發,各國發揮其比較利益(生產成本相對低)生產自己拿手的產物,進行相互交易而所有參與者都有利可圖,這是利己利人,利他又自利的交易、貿易方式,也就是「互通有無」、私利與公益相調和的方式,經由「無形之手」市場機能的自由運作,以「誠信」為基礎的和諧分工極致發揮,世人的財富、幸福也能臻極大。

這樣子的理念經過兩世紀,到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之後,就受到質疑。在凱因斯(J.M. Keynes)的「政府創造有效需求」的政策被認為消弭大恐慌之後,政府主導經濟成為主流,於是「經濟國家主義」復活,以「新重商主義」瀰漫全球。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國際經濟談判司空見慣,自由貿易受到抹黑、訕笑。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 Krugman)剛出道時,由其「國際貿易」專業領域立場,大力針砭「經濟國家主義」,對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佘羅(L. Thurow)大力撻伐。佘羅在1992年春出版的《世紀之爭》(Head to Head)一書暢銷全球,被克魯曼認為與該書副標題「一場即將來臨的經濟戰爭」密切相關。該書並獲得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及許多有影響力人士的支持,可見「經濟戰爭」、「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戰爭」普受認同。

雖如克魯曼所言,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來說,把國際貿易當作與軍事敵對相似的戰爭觀點,聽起來是非常奇怪的,但我們必須承認,現實世界是有許多貿易衝突和「策略性貿易政策」的事實。這也是各國政府決策者、商業領袖,以及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之看法,也就是這些地位關係重要人士抱持「貿易是類似軍事戰爭」的觀點,他們基於自身的利益,對於「競爭是互利的道理」故意無視或全然無知,於是「商戰」不但在輿論上居絕對優勢而流行,也表現在競逐「國家競爭力」上,致使「貿易保護」成為常態。其實,這也正是重商主義和新重商主義者的論點及主張,是亞當・史密斯反對、甚至要破除的。

就在新重商主義瀰漫之際,1980年代美國總統雷根曾努力撥亂反正,提出「公平貿易」主張,並逐漸向自由貿易趨近,到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出現,可說進展順利。不過,到2001年中共中國加入WTO之後,形勢丕變,中共的「紅色黨國資本主義」比新重商主義更具侵略性,其政府主導力更強更廣,而「假惡鬥」邪惡技巧的發揮,掀起「經濟侵略」,到2016年連美國都快被併吞。

幸好川普上台,揭開中共的伎倆,以「重振美國、重創中國、重建世界」為職志,利用「關稅」這項武器與中共進行貿易戰。「以惡制惡」、「以戰止戰」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逼迫中共進行「結構改革」,終極目標是拉中共下台,讓中國政治自由,進而建立民主法治社會。

美中貿易戰進展到今天,已出現瓶頸,中共一方的進退兩難是關鍵,而川普則不可能退縮,看來是有得磨了!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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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2 11: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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