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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三部分 另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犧牲品(59)

《共產主義黑皮書》:「後恐怖時期」的中歐

作者:卡雷爾‧巴托賽克(Karel Bartosek)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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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8月21日訊】1956年和1968年的大暴動及其被蘇聯摧毀的事實,揭示了鎮壓邏輯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一個國家的事件會在其它地方產生反響,尤其是當有軍事參與的時候。由於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後斯大林主義者領導人,準備好了從捷克斯洛伐克派出部隊到匈牙利。與此同時,它加強了國內的壓迫,把剛放出來的一些政治犯又送回監獄,並起訴了同情匈牙利起義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1,163個被拘禁的人中,多數人主要是口頭上表達(與匈牙利的)團結,有53.5%是工人。然而,判刑很少超過一年的。阿爾巴尼亞那個時間的鎮壓要嚴重得多,在1956年11月25日,霍查當局宣判並處決了三名「鐵托份子」領導人:蓋加(Liri Gega)──阿爾巴尼亞中央委員會成員(當時在懷孕)、萊如(Dale Ndreu)將軍和布利(Petro Buli)。在羅馬尼亞,喬治烏-德治開始在他與蘇聯的關係中打中國牌,寬大處理了受迫害的民族主義者,雖然他煽動了一場針對參與國際貿易的高級實業家的大型審判,其中許多是猶太裔共產黨員。

1968年,許多共產黨政權,包括蘇聯,都擔心布拉格之春的思想蔓延開來,而在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干預前後強化了鎮壓。福斯科洛(Alfredo Foscolo)的命運很好地反映了當時時代的精神。福斯科洛的母親是保加利亞人,父親是法國人,直到1949年都在保加利亞任教。福斯科洛本人經常在保加利亞度假。1966年,他在巴黎學習法律和東方語言的時候,在法國自己打字製作了500份小冊子,帶給他在索菲亞的朋友。上面寫著要求選舉自由、新聞自由、行動自由、工人自治、廢除華沙條約,以及恢復鎮壓受害者的名譽的內容。同一年,他和保加利亞人Raina Aracheva有了一個女兒,兩人於是申請要求獲得官方許可結婚,但是很久沒成。然後1968年的事件發生了,福斯科洛描述了以下內容:

1968年初,我被選中服兵役。 7月份保加利亞大使館告訴我,如果我去索菲亞,我會獲准結婚。我有一個十四天的休假,趕緊過去。但當我到那裡時,又被拒絕了。這是1968年的8月,在8月21日,蘇聯人開進了布拉格;一週後,還是兩手空空的我,上了返回巴黎的東方快車。但好幾年後,我才回到家。我在邊境被來自國家安全部(Darzhavna sigurnost)的人逮捕了。被關在國家安全總部的兩週中,我實際上消失了。在那期間,納德科夫隊長([A.] Nedkov)告訴我,我有一個簡單的選擇:要麼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或者沒有人會再聽到我的消息。我接受了,希望真相可以在審判中出現。

審判於1969年1月6日開始。我的兩位朋友,還有Raina,出現在我身邊的證人席上。當檢察官要求判我死刑時,我的律師回答說這實際是我罪有應得,但他也在懇求寬大處理。整個審判都是假的,純粹是出於宣傳目的的作秀。我被判處27年徒刑,包括15年因間諜罪的單獨監禁。我的朋友被判了10年和12年,Raina對這些小冊子一無所知,也被判了一年。另一位朋友是巴黎的政治難民,被缺席判處死刑。

在索非亞中央監獄死囚室(第七分部)被關押一個月後,我被轉移到位於Stara Zagora的監獄,那裡關著保加利亞二三百名政治犯中的大部分。在那裡我了解到了共產主義保加利亞前25年監獄歷史的很多東西,並很快明白,我的經歷與成千上萬保加利亞人所經過的根本無法相比。1969年10月8日,我還目睹了一場暴動,導致了一些囚犯死亡。同時,在我們被拘押期間新發出的結婚許可的請求,再次被拒絕了。

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我於1971年4月30日被釋放並被送回法國。我們在1968年被捕以及隨後的大審判是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為背景的,顯然都是為了把「帝國主義勢力」牽扯進在東歐集團國的自由運動中。但是到了1971年,隨著赫爾辛基協議談判的進行,世界再次的改變,我存在於保加利亞監獄裡就沒用了。不幸的是,我的兩個保加利亞朋友沒有得到新的寬大對待。

當我回到巴黎時,我嘗試了各種方案讓Raina和我的女兒來與我團聚。最後,在1973年12月31日,我祕密前往索菲亞,用了假名還有兩本假的護照。感謝這些文件和很多好運氣,我們成功地在1974年1月1日至2日晚上的穿過了保加利亞—土耳其邊境。兩天後,我們到了巴黎。

在1955年至1989年期間,鎮壓沿襲了一個相當可預測的模式:一個強大的警察隊伍不斷騷擾反對派,無論反對派採取的是罷工或街頭抗議這樣自發的社會運動的形式,或者是刻意組織的、有著計劃好的要求和一個組織良好的網絡。在上世紀70年代後半期,鎮壓的機器發展出了一個日益龐大的線人網絡,來滲透和摧毀從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中受益的反對派運動。這種形式的控制在數量上的不斷增加本身,無疑標誌著這個系統的衰落。以捷克斯洛伐克為例,在1954至1958年,正式招募的告密者人數約為13.2萬人。到80年代末,這個數字上升到了20萬。

後恐怖時期的鎮壓邏輯,也反映了具體的國家特徵和有關國家內部權力鬥爭的軌跡。當局行事的不同,取決於他們對其合法性的信心或是政治和經濟項目的成敗。1961年8月13日,在德國統一社會黨(SED)領導的倡議下,並在蘇聯領導層的批准下,柏林牆,一個明顯地表明東德政權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恐慌的標誌,被豎立起來。(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林達而,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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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2 3: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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