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張清溪:根基腐蝕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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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12月20日訊】我本來對中國經濟或所謂的「兩岸經貿」相當隔閡,自認台灣的經濟問題已經夠多了,哪管到對岸去。不過,我也認同中國經濟以及它與台灣的關係,對台灣經濟影響很大。

有一個機緣引起我對中國經濟的興趣。此後,我接觸到的,大都是有關中國經濟各種問題的材料。這些問題實在太嚴重了,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中國經濟隨時會崩潰的結論。我把這個結論拿去跟幾個我尊敬的中國經濟專家請教,馬上被打回票。他們有不同的理由。

有人說,中國要是會崩潰,它早就崩潰了。意思是說,它那些經濟問題在別的國家不只是經濟承受不了,甚至早就讓政府跨台、國家分裂、體制瓦解;而中國既然能撐到現在,表示這個社會已經適應這樣的環境,已經免疫了,所以這些問題已經不會讓它崩潰了。

也有的人說,中國是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它對地方控制得很嚴密,對經濟也有能力掌握,所以它不會讓它倒的。有的人說,中國土地國有,它那些看起來非常嚴重的財政金融問題,光靠賣土地就可以解決了。

在學術研究上,有人比較蘇聯解體的經濟轉型與中國的經濟轉型,結論是:中國轉型成功、蘇聯轉型失敗。更樂觀的推論,甚至認為它不久就會成為世界工廠,進而成為世界強權。

當然也有許多人預測它會崩潰,而且似乎越來越多人有這種共識。但是不管各種主張多麼南轅北轍,大家都同意中國經濟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以下先提出這些問題,再說明為何中國經濟會崩潰,結論提出台灣的因應之道。

1.中國經濟的表相

自從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經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中間雖然經過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但延宕不久,成長重新上路。1997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國仍然表現「亮麗」,並成為一枝獨秀的世界奇葩。2001年,幾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相繼跌倒,經濟負成長,中國仍然「七上八下」(意思是成長率在7%以上、8%以下)的一路長紅。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又引發另一波蜂擁而入的外資。許多到過中國的人,眼見它到處都在建設,整個國家好像一個大工地,新的制度、新的措施也一再宣布,仿效他國的政策快速、甚至超越。

200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經濟研究室在一個內部研討會上提出報告,表示:當前經濟形勢,是改革開放以來,相對最穩定、最健康的。現已進入持續發展時期。在可見的十年至十五年,只要國際局勢不發生大的變化,大方針不發生大的失誤,中國經濟發展不僅能保持7~10%的年成長,且在2015年,國民經濟綜合實力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可達歐盟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峻宏2002)。

各級領導人對外的公開講話,信心滿滿。有些經歷中國優待、行政配合高效率的外商,認為中國簡直是投資者樂園。從產業發展的觀點,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包括多項產業的成長已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角色,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這「金玉其外」的表相,實已「敗絮其中」。我們分別從經濟成長、外資、國貿、財政、銀行、國企、失業、所得分配、社會道德等層面,提出討論。

2.經濟「成長」有玄機

2001年台灣遭遇幾十年來第一次經濟負成長,失業率創下1960年代中期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峰。不只台灣,連一向是健康寶寶的新加坡也負成長。全世界沒有什麼好消息,中國卻一枝獨秀,還有7.3%的經濟成長率。

但是,這個成長率有兩個問題:一是它與其他經濟指標充滿矛盾,也就是說,它的正確性令人懷疑;二是這個在極權之下的高成長,會不會像蘇聯當初的高成長一樣,暗藏毀滅的因素?這兩個問題隨後討論,我們就假設它確確實實有「七上八下」的成長。這個成長雖然高於當前所有其他國家,但從歷史上看也不過爾爾。日本在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都能維持在8%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同一時期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高達10%,南韓也維持9%成長率長達三十年。而且,這些國家「當時」的平均每人所得,都高過「現在」的中國。

回頭討論這個令人迷惑的成長率。首先,這個高成長率與其他經濟指標充滿矛盾,令許多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懷疑成長率的真實。代表人物之一的匹茲堡大學的Thomas Rawski教授說(Rawski 2002),中國的改革開放造成1978~1997年的高成長率,這似毋庸置疑;但1998年以後就難以令人信服了。理由很簡單,像中國這樣落後而快速發展的國家,不可能一邊快速成長(1997~2000之間,GDP累計成長了24.7%),而同時期的能源使用量卻減少(負成長12.8%),民航客運量、公路貨運量、鐵路貨運量成長率都低於GDP成長率,而且物價下跌、失業率增加。

中國國家統計局計算這段期間的國民所得,也不敢直接使用各省匯報資料。好笑的是,幾經調整,公布出來的各省成長率,以2001年為例,除了雲南外,都高於全國值(全國值應該是各省的加權平均)!統計局有鑑於地方的「假報浮誇風」,2001年5至10月進行一項調查,竟發現有62,000多件統計造假舞弊。

懷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不止是Rawski,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賓州大學Lawrence Klein,與MIT的Lester Thurow等著名經濟學者,以及許多專業經濟期刊(如Economists)、國際經濟顧問(如Lehman Brothers)、信用評鑑公司(如Moody’s)等,也紛紛著文質疑中國的經濟成長率(高長2002)。

MIT的Lester Thurow以中國城鄉差距大,而佔八成的農村基本沒有成長(中國有關部門也承認),那佔二成的城市,要多大的成長,才能創造全國超過7%的成長率?而且,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香港,2001年幾乎沒有成長,那麼中國其他城市又如何有超高的成長?賓州大學的Arthur Waldron則提醒國際注意,朱鎔基曾公開表示,若無政府大力財政赤字融通,中國經濟早於1998年就應該崩潰了。然而,有可能單靠政府融資,就能創造整個國家反敗為勝地成長7%以上?

另一個質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理由,是它的「存貨」特別多。存貨(實際上是期末存貨減期初存貨的增額)在國民生產統計中,列在投資項下,是本期的最終產品。在中國的國民所得帳上,1980~93年間存貨投資平均佔GDP的7%(Sachs,Woo,楊,1999),一般國家很少超過3%;台灣在過去五十年,除了經濟不景氣的幾年外,「存貨」基本上約佔GDP的1%。如此,保守估計至少有四個百分點是不應有的存貨(即積累賣不出去的產品),亦即其成長率就要調降四個百分點(從7%降至3%)。根據中國內部資料,國有企業積壓產品年達千億元以上(岳山2002)。

其實,不只國外專家或專業機構質疑,中國國內專家也對經濟發展現象表示不解。現任中國全國政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董輔礽,2002年8月在深圳舉辦的半山海景財經沙龍上,談到中國經濟的八大矛盾,包括經濟保持持續、穩定、高速成長,但商品價格連續下跌、失業率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城鄉貧困問題越嚴重;銀行存款增加的同時,部份企業資金短缺;財政收入迅速增長的同時,財政赤字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財政,從2001年9月份至今入不敷出,且跌勢未衰;部份沿海和城市異常繁榮,內陸許多地方差距越來越大;水土資源越來越短缺,資源的浪費又極其嚴重;經濟迅速增長,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未歇。

根據Rawski的估計,中國經濟成長率在1998~1999兩年各約在正2%與負2%之間,2000年約2~3%,2001年也只有3~4%。其他人的估計稍有不同,但也差不多。中國的官方與學者當然對此提出了解釋,但很難看到事實真相。

3.成長也是災難

中國高速經濟成長的第二個問題是,成長是否帶著毀滅因子?高經濟成長率是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成長不能當為一國經濟的唯一目標,因為它可能犧牲社會公平、環境安全、分配正義等社會目標。這些犧牲,在中國極為嚴重(見下文)。不只如此,中國式的改革開放,成長本身就是災難。

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對國企仍依舊制,由財政撥補虧損。但旋即出現鉅額的財政赤字,改革開放的第一年(1979),赤字即達170億元(人民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以及人民銀行受到地方政府操控等問題),1983年人民銀行(即其中央銀行)改制,並完成「撥改貸」政策。

所謂「撥改貸」,是把原來由財政「撥」補企業虧損或投資需求,「改」由國企向銀行「貸」款。這一方面是為解決財政困難,一方面也是要國企建立「償債」的責任。結果是償債的責任沒有建立,原來財政整合資源、支援企業的能力喪失,地方政府百花齊放、胡亂投資,不但浪費國家資源,也導致銀行壞帳直線上升。

「撥改貸」未能建立國企借款償債的觀念,是因為國營銀行只會審查書面資料,兼又政府介入銀行貸款案,以及官商勾結不實貸款等。許多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經營不善,照常理是不能貸款的,但因國企實質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負責居民的住房、上學、工作、退休、醫療,任令倒閉將引起社會問題。政府於是要求國營銀行貸款給這種國企。這種不當貸款與官商勾結的不實貸款,既不能培養還款責任心,也造成銀行呆帳。

毛澤東時代,財政支出半數以上作為基本建設與企業改造,是「建設財政」;現在,政府財政既不撥補國企,變成主要用於調升公務人員薪資之經常支出的「吃飯財政」;六五(第六個五年計畫,1978~1982)期間,沒有一個能源和原材料專案投資,七五(1983~1987)期間開始出現能源失調與緊張。國家財政從此不能主導資源整合,於是各級政府乃至各單位,各自為政,投資一窩蜂。

以電力為例,1983年起,許多地方企業只能「開三停四」或「開四停三」。為了鼓勵建設電廠,國家提出優惠政策,保證按商定價格收購。於是,全國「黨」「政」「軍」「公」「檢」「法」一起出動,各級電力管理部份與職工更是積極,一齊向銀行貸款興建電廠。十多年後,今日中國火力發電廠年發電時數平均不到4,200小時,低於全年8,760小時的一半。「過剩」發電量的投資額,接近8,000億人民幣。這些貸款怎麼有能力對銀行還款?

在毛澤東時代,手錶、自行車、縫紉機等產品都是緊俏貨,價高利厚。1980年代開放初期,這些都成為投資熱點,幾乎每一個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產工廠。這種無節制的設廠,加上國外產品的更新換代快(如機械表被電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有的工廠還沒等開工,產品的市場壽命就已經結束。今天,這三種產品的生產能力閑置已經達到90%以上。此外,成百條電視機、汽車和摩托車生產線的引進,也讓人吃驚。今天,世界電視機生產能力為7,000萬台,其中,4,000萬台生產能力在中國,而整個中國的市場容量不到2,000萬台,生產能力閑置50%以上。這些投資都是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哪還有指望收回?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個被中國學界稱為「吃完財政吃銀行」的過程,就是中國改革最輝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幾個行業破產、大量生產能力閑置、投資無法收回、進而導致銀行壞帳比例高達40~50%的根本原因。由於國家財政無力,加上地方和企業行為的短視,使得中國社會資源的浪費,達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4.走向毀滅的中國金融系統

中國的經濟妖魔很多,有的隱蔽,有的變形,沒有一個像金融問題那麼明目張膽,雖然中國政府也想幫它化妝,讓它不那麼可怕,但明眼人還是一目了然。不只是經濟學家,經濟專業雜誌、財經顧問社等,都指出它的邪惡、恐怖、難以馴服。

問題嚴重 美國信用等級評定公司Standardand Poor’s(S&P)在2002年6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呆賬比例超過總貸款的50%;Moody’s也以〈中國銀行系統在走鋼絲〉為題發表了中國信用等級報告,並說中國銀行系統技術上已經破產;一些西方中國經濟專家(例如Brookings Institution的Nicholas Lardy)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現在只缺導火線。《遠東經濟評論》發表〈走向毀滅的中國金融系統〉(Lague 2002)。不久以前,駐香港的國際清算銀行經濟學家馬國南表示,如果中國政府不解決銀行呆賬的根本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將不可能持續下去。稍早,Studwell(2002),或更早的章家敦(2001),都有類似的警告。問題只在於:災難發生時會有多大?何時爆發?誰來承擔?

據估計,中國銀行系統的呆賬總額有5,000億美元,如果加上社會福利和養老金上的虧空,中國政府的國內外債務估計超過中國一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約1兆1千億美元)。中國銀行系統的問題遠遠比日本嚴重,日本銀行呆賬的比例是GDP的10%,而中國呆賬的比例是GDP的43%。現在中國模仿十年前美國儲蓄貸款銀行破產時的解決辦法,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但十年前美國儲蓄和貸款銀行破產,僅耗費約1,600億美元,佔當時美國GDP的3%,只是中國壞帳比例的零頭。

恐怖平衡 公開場合,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只肯承認25%左右的壞帳率。其實,就算真的只有25%的壞帳率,中國的銀行系統也已經是債務沒頂。

問題是:為什麼中國金融現在還不崩潰?事實上,也有不少專家認為沒有必要擔心,因為中國的銀行資金非常充足。檢討起來,它還未垮掉的原因有二:

第一,銀行資金來源充足。這包括兩方面,一是人民極高的儲蓄率,二是源源不絕的外資。中國人的儲蓄率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的,1990年代每年大約都佔GDP的四成;而其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底餘額)佔GDP的比率,從1978年的6%,上升到1999年的70%。另外,中國吸引外資,已經造成所謂的磁吸效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外資4,500億美元,規模僅次於美國,沒有任何開發中國家可以與之抗衡。

第二,中國嚴密管制,包括新聞管制、外匯管制、外國銀行管制。由於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中國民眾盲目相信政府會確保他們的存款安全;中國的外匯管制,使一般百姓實際上不可能拋棄人民幣;中國雖已加入世貿組織(WTO),但尚未放棄對外國銀行在中國業務的嚴格管制。結果,老百姓只好把錢乖乖存在中國的銀行裏。

這是一種恐怖平衡,銀行就就像一具布偶,它需要源源不絕的儲蓄與外資來挹注讓它站立,若那一天補充不及,隨時就會崩塌。事實上,在WTO的架構要求下,國內市場、外資投資項目、外資銀行的設立與業務等,必然越來越開放。如此,一方面國企的競爭加溫,國企虧損愈大,銀行呆帳更嚴重。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特別是網路,終究會突破中共的封鎖。當真相越來越清楚,中國人民發現國營銀行虧空,會急速地提走存款;而寄望中國十幾億人口廣大市場的外資,則將發現它積重難返而收手撤退。任何這類的風吹草動,都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旦這種事情發生,問題之嚴重,恐怕不是南美或世界任何地方發生金融危機所能比擬的。Studwell在他的《中國夢》裏說得坦白,中國現在一切都繫於大眾心理。

政府挹注 中國政府其實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中國金融系統的崩潰,幾乎肯定將導致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出現政治和社會動盪。十六大(2002年11月)後,中國政府和銀行系統的高級官員表示,四大國有銀行將再次接受到一大筆資金挹注。過去,中國政府已經兩次向這些銀行注入資金。1998年,中國政府曾經提供給這些銀行高達330億美元的資金,以維持其存款準備。一年後,在中國官員所謂四大國有銀行「最後一次晚餐」的行動中,政府將這些銀行賬目上高達1,690億美元的呆賬一筆勾銷,轉移到中國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報告,這些國有資產管理公司隨後向四大銀行發行了1,410億美元債券,並支付了280億美元的現金紓困。

中國政府期望這些資產管理公司能夠收回部份呆賬。但是呆賬回收率非常低,使壞帳轉到資產管理公司的策略,不過是變換賬目、拖延時日而已,而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而且,這一策略還可能嚴重削弱了人民銀行,因為正是它向這些資產管理公司提供了用以收購四大銀行呆賬的資金。

什麼是導火線? 任何對中國銀行系統或者中國政府的信心潰散,都將可能導致公眾停止存款,成為擠兌的導火線。而只要經濟成長減緩,就足以引發危機的全面爆發。這也是為何這幾年中國政府都要用所謂的「積極性」財政政策,大量借款投入公共開支(例如大量公共建設、連續三年調高公務人員薪資),以刺激經濟。但是,中國高級官員已經警告說,這種做法不可能持續很久。

另外,全球經濟的持續停滯,如果導致對中國出口商品需求減少,或者外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減少,也會引爆中國的金融危機。如果中國政府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或因WTO允許外國銀行進入中國自由競爭,也可能導致民眾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黃金,從而引發信心危機。

沒有解決辦法 如何解決中國龐大的金融危機呢?說起來有好幾種方法解決銀行壞帳問題:一是印鈔票挹注;二是課稅來挹注;三是借款:可以在國內發行公債,或向國外借款,如向世界銀行求救;四是出售土地房舍;五是銀行股票上市;六是任其倒閉。但是,如果想要兼顧中國經濟與中共政權,沒有一樣是可行的。改革必然帶有傷痕,而且弄不好失去人民信心,演變成全盤皆輸。

要解決呆帳,至少不能再產生新的呆帳,這就要中國銀行先停止對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停止貸款。這也做不到。實際上,現在除了舊呆賬之外,仍然不斷增加新的呆賬。

S&P在2002年6月估計,中國呆賬的比例佔銀行貸款總額的50%以上,中國需要20年的時間才能將呆賬比例減少到「可以控制的」5%的比例,這將耗費大約5,180億美元。《遠東經濟評論》(Lague 2002)接著說,顯然中國當局知道,它沒有20年的時間了,特別是按照中國加入WTO協定,在2007年就必須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從事全面業務。

5.失業難評估

中國的失業到底多少,還是個謎。在這樣集權的國家,區區一個失業人口調查不出來,簡直匪夷所思。但如果知道它連「人口總數」都不清楚,有各種說法,從12億到15億人,那就不足為奇了。失業真相不清的原因有三,一是失業的定義問題;二是資料的可靠性問題;三是鄉村的失業問題。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仍否認有失業現象,所以也就沒有失業統計。一直到1986年,才承認有失業,但稱它為「待業」,統計上有城鎮待業人數和待業率資料。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待業人員」所下的定義是:「有非農戶口,在一定勞動年齡內(十六歲以上男五十歲以下、女四十五歲以下),有勞動能力,無業而要求就業,並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進行待業登記的人員。」1994年,開始接受「失業」這個名詞,待業的定義就過戶給失業,失業率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同城鎮從業人數與城鎮登記失業人數之和的比。」在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裏,發表的城市失業率1985年為1.8%,1990年2.5%,2000年3.1%。

同一網站還公布2001年年底,全國就業人員73,025萬人,其中城鎮23,940萬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515萬人(比去年底減少14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全國參加失業保險職工人數為10,355萬人,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為312萬人。我們根據這些資料推估,2001年底的城鎮失業人口為894萬人。官方發表的失業統計都只限於城市失業,而在廣大鄉村到底多少失業?不知道。因為農村裏有很多隱藏性失業,即表面上有工作做,但邊際生產力幾乎為零(意即這些人對總產量沒有幫助,把他們抽離出來不會減少產量),失業是隱藏在就業裏面。

根據中國自訂的失業定義,城市失業統計與世界共用標準比較,有嚴重低估的現象。官方把失業者界定在退休年齡前十歲,意思是從那時起,只有退休、不能失業。世界上通用的定義不但不以退休年齡為界,根本沒有年齡上限,意即任何人(在國民教育年齡之後),只要沒有工作而有能力且正在找工作者,都是失業。「非勞動力」裏的「退休」只是年紀大了又不找工作者的一種分類而已,即先是非勞動力,再依性質歸為「退休」。一個人即使真的退休了,但他還有工作能力且在找工作,都是失業者。

除了年齡上限外,中國的城市失業定義還有兩個低估失業的地方。一是它通常不包括所謂「下崗」工人;二是它要「登記求職」了才算失業。

官方「登記求職」阻礙失業統計,因為依規定,下崗工人不能登記失業。遼寧省在2002年6月一則報導說,從2001年開始,遼寧省對省內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允許下崗的工人正式登記失業領取政府失業救濟金,以解決下崗工人生活貧困的問題。原來,下崗工人的生活補助是原國企的責任,失業救濟則是國家的事。不少國企已經發不出這些錢了,2001年大慶油田的工潮就是這樣發生的。

到底中國城市失業率多少呢?相較於中國官方估算城鎮登記失業率3.6%,Rawski估計是8%。但其他估計的更高,超過10%的不少;有的高達20%,失業人口介於862萬到4,789萬之間。至於農村失業,那就更嚴重了,估計30%是很普遍的。

以下依上列不同標準,列出中國的幾組失業率數字:

一是中國政府發布的失業率,實際上就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1992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2.3%,1997~2000年則都維持在3.1%,失業人數在570~595萬人之間。2001年底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到3.6%,2002年預計在4.5%左右。

二是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再加上企業下崗職工。2001年全大陸大概有2,000萬下崗和失業人員,相當於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7.7%(2,000/(23,940+2,000))。

第三種則是在第二種的基礎上再加上現有企業冗員。估計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有1/3以上的冗員,約3,000萬人,亦即失業率19.3%((2,000+3,000)/25,940)。

第四種的廣義方法是第三種再加上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目前,全大陸的農村勞動力有4.7億(一說是鄉村從業人員為4.99億),大陸耕地19億畝,若按每個勞動力耕種10畝地計算(約0.67公頃),僅需農業勞動力1.9億,再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勞動力1.3億,共有3.2億的農村勞動力被充份利用,尚有1.5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另尋出路。若每個勞動力耕種面積大於10畝地,則農村剩餘勞動力人數將比1.5億人為高。亞洲開發銀行曾估計大陸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約為2億人。以此估計,全國失業率應為34.3%((5,000+20,000)/(25,940+47,000))。

何清漣(2002)說她根據1997年至2001年的中國統計年鑑計算,發現即使依據官方資料,真實失業率也高達21%,這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如果要計算城鄉總和失業率,那就高達35%以上。這與我們上述估計差不多。

6.社會問題像定時炸彈

除了純經濟問題外,中國社會問題龐雜,失業洪水、貧富懸殊、道德淪喪、貪污腐化、社會不公等等現象,都像是個定時炸彈,可能間接引爆經濟崩潰。

失業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業學大慶」的東北黑龍江省工業重鎮大慶,有幾千工人上街示威遊行,到6日已有5萬之眾。上街的群眾除了普通工人外,還有科級和處級幹部。有些機關被他們佔據,鐵路交通也受到影響。當地警力不夠用,駐軍的坦克團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現差錯,就可能發生流血事件。3月11日,遼寧省遼陽市不同行業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這次示威,由遼陽鐵合金廠、遼陽紡織廠、遼陽活塞環廠、遼陽儀表廠、遼陽皮革廠及遼陽精密元件廠等六家工廠的工人組成,這六家工廠都是瀕臨破產和已破產的國企。這是在中國首次出現不同行業工人的聯合示威(凌鋒2002)。之後,撫順、烏魯木齊、吉安、廣元、北京等城市先後爆發了規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罷工等抗議活動。十六大期間,大慶又有工運重現的報導。

自從1997年9月對國企進行改革以來,已有數以千萬的勞工失業,再就業機會極低:1998年還有五成的機率,1999年四成二,2000年掉到三成五,2001年則是三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僅有9%的機會。大慶的工潮是因為下崗工人被「買斷工齡」後,原還保留一些福利被幹部污掉;遼陽工潮是由於企業領導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資,逼使這些工人走上街頭。

由於失業問題惡化,以及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問題之嚴重如同一顆「定時炸彈」。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區的失業率正不斷上升,極有可能從現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會的貧窮人口達3,700萬人,佔現有都市人口的12%強。而中國在加入WTO之後,情況將更為嚴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長張左己表示失業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隨時會出現。根據世界銀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未來的十年裏必須創造一億個就業機會,才能解決下崗工人、移民人口、社會新鮮人等的就業問題。

貧富懸殊 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世界最高,吉尼係數(專門用來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標,介於零與一之間,指標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國官方統計,2000年是0.417,超過九十年代平均數0.338;民間估計,近年實際上應該已超過0.5了。一般的說法是,貧富懸殊到引起社會不安的國際警戒線是0.4的吉尼係數。台灣過去三十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間。

中國的貧富懸殊,實在是太明顯了。城鄉差異、沿海與內陸差異、農與非農的差異似乎已到了難以打破的「兩元」經濟。由於吉尼係數實在太高了,據聞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厲以寧居然建議將城鄉分開計算吉尼係數。這實在是匪夷所思,因為本來「不均度」就是要來衡量這種差異的,把所得高的與所得低的它分開計算,顯示問題已嚴重到難以解決。

不公平 農民世代「農子農孫」:中國以戶籍法規定農人不能在城市設籍,實質把農民綁在農村。農民在農村幹部的壓榨下,過的簡直是奴隸的生活,許多農村暴動,大都是因為農民負擔過重。

事實上,農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沒有居住與擇業的自由、租稅負擔較重,連上學、政治代表、社會保障,甚至生活等層面,都受到歧視。例如,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但1998年第九屆人大,佔人口70%的農民只有佔8%的人大代表。農民沒有社會保障,甚至連電費、電話費都比都市貴。而農家子弟唯一脫農的途徑,即教育,對農人更是歧視。例如,1999年國家考試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數控制線,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換言之,在湖南連專科都上不了的學生,在北京已達到第一批院校標準了。每年,全國教育經費200億,主要用於城市,農村得自己解決。農民專有的負擔「三提五統」已包括教育統籌費,但每當缺乏教育經費,農民還要獨自負擔「教育附加費」。

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籌備小組轉發各處一個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報告。根據這個調查,大陸私有財富85兆人民幣,其中超過96%是由佔38%的城市人口所有;佔總人口62%的八億農人,僅擁有不到4%。相對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將近五百萬人是千萬富豪;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蘇、浙江、廣東、山東、遼寧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調查這些千萬富豪,赫然發現有九成以上是來自有黨、政、軍幹部背景,以及在政壇、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高幹子女與親屬。他們的財富怎麼來的呢?該報告披露,主要是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不斷的官場操控經商、盜買盜賣國家計劃分配的物資、盜買盜賣進出口物資的批文、炒作國土、靠有來頭的人物批條從銀行得到千億元免息免擔保的借貸、炒作上市股票;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操控、包攬國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約,從引進外資中、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等。報告中說,國家級、省級工程中,高達40~60%的工程費,實際進了私人口袋。

何清漣(2001)在檢討中國九十年代官僚與國企主管全面性轟轟烈烈的掏空國家財產(所謂「自發性私有化」)的過程後,強烈駁斥中國流行的「腐敗有理」論。為了改革開放時減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國創造出「以腐敗來消滅舊體制的頑抗」的論調;結果發現,腐敗消滅的不是舊體制,而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頁381)。腐敗自上而下,社會各階層都傾向腐敗,「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出賣靈魂」成為社會的客觀寫照(頁384)。

浪費 在產權不清下,社會資源大量的浪費;在貪污腐敗中,國有財產也可怕的流失。

鄭義在《中國之毀滅》的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盜伐、礦產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驚人的浪費。舉一礦產耗竭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譽,是低灰、低硫、底磷、高發熱優質的無煙煤。因為產權不清,自燃加亂採濫掘,煤田大火處處。據估計,從1966年起的二十年間,用掉了儲存量7,000萬噸,實際開採出來的只有1,500萬噸,丟失5,500萬噸,利用率僅21%。

何清漣(2001,頁385)論及貪污腐化造成的浪費,可能不比濫伐森林、耗竭礦產遜色。她說,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一萬元國有資產,其中70%是用來作為掩飾這種貪污的「成本」,在無盡的中間環節中流失(結果刺激了黃色產業的畸形發展),而那剩下的30%也還不一定轉化為有用的國內生產資本,更可能捲逃出國,成為國外資本。

據「南方網」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一項專題調查顯示,1997至1999年的三年內,中國累計資本外逃530餘億美元,平均每年177億美元。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此一資料已十分驚人,但北京經濟學家樊綱指出,僅2000年資本外逃總額就高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

《爭鳴》雜誌2002年10月刊報導,9月12日中紀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內部通報:2001年全年外逃資金達4,530億元人民幣,合540億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外逃資金達2,550億元人民幣,合305億美元。9月初,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在內部通報:至2002年7月底,失蹤、潛逃、外逃黨政幹部9,440多人,已證實潛逃到外國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門已發出通緝令6,275份,有關當局現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幹正準備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開始打壓法輪功,集中全國所有媒體,鋪天蓋地的污衊、造謠,用公權力對無犯罪的法輪功學員打、抓、監、關、押、勞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開除學籍、開除黨籍、抄家、沒收財產,對女學員性虐待,甚多學員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過五百名學員受害身亡。

社會貪官污吏橫行,上行下效,社會道德淪喪。在官場上,貪污納賄、包庇走私、包攬工程、挪用公帑、勾結黑社會;在商場上,假冒偽劣泛濫、不顧損害人命,製造毒米、毒油,誠信全失;在民間,教育界抄襲、剽竊成風,假新聞、假文憑,路見事故集體圍觀、見死不救,鄙視私德與公德。

7.中國內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會認為,看衰中國只是外國人的歧視,中國政府與學者都對中國滿懷信心。一味稱讚中國經濟的當然有,還包括日本的專家。但即使在中國內部,已有許多警告之聲。

三位被認為對中國決策頗有影響力的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發表的報告(2002)指出,中國在繁榮的經濟表象下,隱藏著極嚴重的社會危機,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最大經濟損失;以及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他們發現,經濟情況相對很好的五億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2億人,佔各城鎮人口的22~45%。迅速擴大的不滿情緒,正在積累演化成社會動盪的導火線,一有風吹草動,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成為「燎原之勢」。

2002年10月中旬,中國國務院召開了一個有關當前經濟工作和形勢的研討會,會議長達四天。總理朱鎔基親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財經單位、五大名校與研究機構都有代表參加。會中,朱鎔基坦承中國的泡沫經濟正在形成,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和腐敗局面得不到收斂,失業、下崗工人和農民要起來抗議。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危機隨時可以爆發……。

院校的經濟學專家、學者,在會上論證了中國大陸泡沫經濟的基本狀況如下:違規入市資金持續,據不完全統計達8,000億元以上,約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9%;積極擴大內需市場政策五年基本上是停滯,受阻於產業結構、低效率;金融不良資產、貸款壞賬高達40%,超越了金融破產的界限;國民經濟產值成長,主要依靠加大對基礎建設的赤字預算和外資投入的拉動;國債、外債具有高度的政治、社會風險,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國債,共累積4,580億美元(另一說為9,000億元),外債為2,300億美元;中長期國內市場是供給大於需求;社會失業率以15%上升,農村剩餘勞動力達二億五千萬人;出口增長和比例,外資由1990年佔15%,上升到60%,而國有企業積壓產品年達千億元以上;資金外流失控,年達500~550億美元,相當於2001年引進外資額的120%。

研討會中,有人比較中國泡沫經濟和日本泡沫經濟,認為中國經濟泡沫更嚴重。有的意見指出:中國泡沫經濟如惡化將是大災難,很可能如巴西、阿根廷式泡沫經濟轉變為政治危機;因為中國大陸不具備日本相對穩定的政治體制,不具有日本科技、工業、經濟綜合性力量的基礎,不具有日本有85%中產階級的基礎,不具有日本社會的凝聚力、能承受著十年泡沫經濟所帶來的通縮壓力。日本沒有外債,而持有的外匯儲備量卻居世界第一,這都是中國不能相比的。

對於這個當前金融困境的泡沫經濟,各單位也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財政部、央行提出:動用2,500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1,500億美元,約為13,000億元人民幣,分期注入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一次性解決銀行積壓的壞賬、不良資產。問題是,此一方案可能造成人民幣的政治性貶值。

國務院研究中心提出的辦法是:凡在銀行以假名帳號存款都是非法的,或是挪用公款轉移的,一律沒入國庫,估計資產額達二萬億以上,佔目前銀行存款的25%以上。這個方案,中紀委在二年前也曾建議過,在政治局也曾討論過多次,但無下文。有的意見指出:這個決策,百姓會擁護,但社會會震盪,直接涉及到官場千絲萬縷的關係;有人會藉此製造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中國的銀行容許用假名開立帳戶。據估計,目前中國大陸,以假名開立帳號的存款上高達四兆人民幣,其中疑是公款的約二兆元。

朱鎔基在會上表示:好的意見不一定適用,因為「國情」的關係。他說:「我坦白地向在座的各位交個底: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也都研究過泡沫經濟的問題,擔心泡沫經濟正在形成和它的後果。誰都打不了保票,泡沫經濟帶來的將是一場大的災難。」辦法呢?採取加大力度投入,拉大國民經濟增長持續在7.5~8%以上,積極財政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等政策是正確的,沒有其他良方。他承認經濟形勢、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具有爆炸性;黨政腐敗局面還得不到收斂:下崗、失業數以千萬的百姓在罵政府、罵共產黨,農民面對沈重的負擔要起來造反。這三大問題再處理不好、解決不及時,政局危機隨時會爆炸。到時可能不是幾個城市,而是幾萬、幾十萬人上街示威,要共產黨下台……。

8.失控:中央政府令出不行

中國各省發現,縱使對中央命令置之不理,也不會遭到處罰,地方遂有自行其是的態勢。中央政府不得不積極鞏固本身權力,以調動省級官員、嚴刑峻罰、甚至語言暴力來試圖控制地方(Studwell 2002,Ch.11)。由於毛澤東時代即開始的地方分權,使各省甚至各縣市財政自主。縣市、甚至鄉鎮可以自行開徵新稅,以及許多不合法的「費」。這導致後來中央難以調控地方。

不少人以為中國經濟不會出問題,至少在短期內(例如十年)不會崩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國中央控制嚴密。事實不然。由於新聞封鎖,外界很難了解中國真相,特別僅從官方統計或觀察幾個櫥窗城市(何清漣2002)。最近因為東北大慶油田工人示威,外界略知工運狀況,但是事實上中國內部農人工人抗議事件層出不窮,有些規模甚大,只是不為外界所知。

白沙洲在《中國二等公民》(2001,頁9~10)開宗明義,就記錄了中國農民在2000年8月間發生的幾次大規模暴動:首先是江西省四萬農民集體進行五天暴動(多維新聞網);8月19日,河南省南陽市發生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焚毀十輛警車、一個警亭,十二名警察受傷(多維新聞網);8月中旬,江西省豐城爆發兩萬農民抗稅大暴動,當局出動兩千武警鎮壓(香港《開放》,2000年10月);8月17日,江西省萬名農民起來造反,要求減輕農民負擔(New York Times,9月17日報導);8月31日,江西省二萬農民暴動(合眾社8月29日、法新社8月31日國際報導)。文內還提到,抗爭事件中產生了不少「農民頭領」「減負英雄」等一呼百諾的農民領袖。

總部設在美國的華文網站多維新聞網,援引中國內部消息說,2000年中國各地共發生十萬件民眾抗議事件,比1999年增加了70%;但一般相信,實際案件遠高於此。

為了解決三農問題,「費改稅」在安徽省試辦一年,據說取得了可觀的效果,準備從2001年全國逐步推廣,並有配套措施。但2001年2月檢討成果,並宣布要全國通行後,6月突然喊停;表面理由是配套措施準備不及,實際上是地方反彈,威脅說一旦施行「費改稅」,要把國民教育停掉。因為「費改稅」使農人負擔減輕四成,相對的,鄉鎮村收入銳減,地方官員說沒有經費辦理國民教育了。原來農村教育佔縣級政府財政開支50%以上,佔鄉鎮級政府甚至高達80~90%。惟認真訪查,發現各級政府都超編,反對「費改稅」,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

改革開放,往市場經濟發展,照理說應該減少政府管制,公務員也應減少。事實卻相反,公務員人數增加,公務預算提高。1978年鄧小平上台,公務員及共黨黨工人數430萬人,1990增加到900萬人,1998年逼近1,100萬人;對應的行政費用佔政府預算比例,從4%一直增加到15%。中央政府體察到要在人事案減肥,但各級政府陽奉陰違,先把公務員調往國企單位,再以契約聘回來,並不斷續約,使得統計上公務員減少,但名不符實(Studwell 2002,Ch.8)。

杜拉克(Drucker 2002,中譯本頁180~181)預期十年內中國將分裂,因為現在就有許多像是自治區的地方,對北京「好話說得多、上繳的稅少」,只想從中央得到對當地國企的補助。

9.中國會不會崩潰?

「中國會不會崩潰」是個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它早就應該崩潰了!從各種數據,不論是金融性或實質面、經濟面或社會面、微觀或宏觀、國內專家或國際觀察家,大都認為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Studwell(2002)以「中國夢」(The China Dream;中譯本譯為《中國熱》,有違作者本意)為書名,配合詳盡的資料,從「奇蹟出現」的第一篇,到第二篇「奇蹟幻滅」,到第三篇「面對現實」,具體地討論中國改革開放的種種問題,以及投資中國雖然大都鎩羽而歸,但卻毫無畏懼地前仆後繼,像是朝向光明的撲火飛蛾,最終將發現這恆久的期待,只是大夢一場而已。其最後一章指出蠢蠢欲動、伺機吞噬獵物的兩個危機:一是結構改革未見成效,落得債台高築,成長蝸牛化;這其實與事實相去不遠。二是比低成長更令投資者與人民膽戰心驚的,即對銀行或股票失去信心,引發擠兌;這可導致比拉丁美洲更可怕的後果,一旦人民終身儲蓄化為烏有,共黨政權也將一併告終。

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2001),書名已道盡一切。在他長期擔任跨國公司律師,與中國國企與官員的接觸中,發現窘態畢露的國營企業、深陷泥沼的國有銀行、債台高築的政府財政,加上雙軌制改革帶來的貪污腐化、脫離群眾,使中國無力進行體制的變革,只能一再強調「安定至上」。就在魂不附體、搖搖欲墜時,中國不幸登上了WTO列車,註定要被震得四分五裂,導致經濟與政治同時崩潰的結局。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在他九十三高齡出版的《下一個社會》,簡短的提到中國。他以觀察到的官方控制與自由市場混合下的混亂,認為整頓國企而不引起社會動亂,是中國最大的挑戰。目前的情勢發展下去,終將使中國分裂。

外國人對中國經濟前途的觀察,兩個日本人,大前研一(2002)與黑田篤郎(2002),算是有比較正面的評價。大前研一研究中國沿海的工業區,認為中國將分裂成六國國家,或說六個新加坡,並成為世界工廠。他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租位子」的遊戲,只要你願意出租,就可以順利發展;而中國正有六塊分區出租。黑田篤郎也是著眼於中國沿海省份的競爭優勢,預期它會成會世界工廠。

大前研一完全不考慮整個中國的大環境,而他對江澤民與朱鎔基高度評價,簡直到了阿諛奉承的地步。黑田篤郎最後還是檢討了中國的總體表現,並質疑其成功的可能性;他稱中國為「世界工廠」只是作為有備無患的思考策略。

最後回到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完整的記錄分析中國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原始累積」。原始累積原本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早期壓榨工人的評語;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所描繪的這個資本原始累積現象,可能不太適合真正的資本主義;但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官僚瘋狂累積財富的過程,就像是量身訂製一般適配!何清漣這本《中國的陷阱》,忠實地記錄了大批這些現象。她說,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稱為「權力的市場化」,或說「權錢交換」、「自發性私有化」。地方幹部和其黨羽,利用經濟改革開放,但法制機能尚未建立的空檔(即雙軌制),手執公共資源的鎖匙,利用攤派費用、貪污、回扣、誇大帳單、轉售公家廉價貨品、公帑炒作房地產和股票等等手段,獲取了龐大的國家財富。其結果引發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包括貧富差距、犯罪、三農問題、黑社會等,非常嚴重。

小說家鄭義出版了《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鉅細靡遺地記載了中國從森林毀滅、水土流失、荒漠化、地質災變、耕地流失、水資源枯竭、江河湖庫乾涸、水污染、大氣污染、垃圾、近海之死、物種滅絕、礦藏耗盡。從制度面分析中國的生態災難,鄭義認為,主要是因為產權不清、「公有私營」的結果。他預測中國不久將有生態的浩劫。

白沙洲的《中國二等公民》,副標題「當代中國農民考察報告」,述說中國在戶籍政策下,農民變成農奴的悲慘情境。他與李昌平(2002)都記錄了農民如何入不敷出。這些中國本土人士,披露中國問題之深切,令人讀後仍心有餘悸。

10.亂邦不入,危邦不居

中國經濟崩潰只是時間問題,而且隨時可能發生。台灣怎麼辦?我想有兩個做法:了解真相,宣導真相。

真相是什麼呢?對外資而言,雖然也有賺錢的,但因中國社會極難預期,很多跨國企業大舉投資中國,最後卻認賠撤出。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在中國投資漳州電廠虧本,投資大型醫院則是胎死腹中。其實,世界有更多大型跨國企業,同樣在中國陰溝裏翻船。麥道飛機製造公司在中國布椿20年,本來想一擊勝過波音公司,結果除了造就了四十椿中美聯婚之外,一事無成,最後還被波音併購。百事可樂1981年率先投資中國,先後成立十五家合資公司,經過20年的慘澹經營,雖然創造了百事可樂在中國銷售超過可口可樂的佳績,但一直沒有賺錢,2002年終於與中國合資者決裂而去。

日本零售鉅子「八百伴百貨」的和田一夫,深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在九十年代投入香港、中國的零售、娛樂市場。九十年代,一向保守的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也進軍中國。新加坡、香港、台灣、日本、歐美等國商人蜂擁而入,炒高房地產、炒熱股票。中國經濟發展佳評如潮,政商名人紛紛往北京朝聖,絡繹於途。在一切講「關係」的中國,中共太子黨成為炙手可熱的拉攏對象。於是,建立關係、搶執照,橫跨汽車、金融、百貨、發電工業、醫院等行業。

1993-94年中國通貨膨脹,政府宏觀調控,政府支出減少,一下子榮景不再,股市下跌。高盛投入電力開發,一敗塗地。和田一夫如日中天的事業,在中國陣亡,最後連他在日本的八百伴也賠了進去。連精明能幹的李光耀,也在中國栽了跟斗,在蘇州市的造鎮計畫,九十年代一路虧損,到2001年終於放棄。

雖然商人仍舊前仆後繼,不少國家改由政府出面訪問兼簽訂商業契約。這些金額龐大的商機,到頭來還是一籌莫展。

更多真象相繼出世。日本第一互惠人壽公司(Dai-IchiMutualLife)和德國格寧集團(Gerling),分別在2001年底和2002年8月很艱難地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營業執照。但兩公司在2002年11月18日不約而同宣布撤資。這對剛剛加入WTO、銳意向外資逐步開放金融業的中國,無異是一記喪鐘。

台灣以小家電掘起的燦坤集團,十五年來在全球家電市場斬獲頗豐,惟獨在大陸內需市場敗陣。大陸《中國企業家》雜誌報導,燦坤集團在大陸市場十多年來虧損三億餘人民幣(4,000多萬美元),僅2001年就虧損了2,000多萬。

更多但卻很少報導的,是外商受騙。擔任重慶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的新竹市民鮑揚波,在重慶遭吞噬二億元資產,血本無歸落寞回台。中國合資者由入股、霸佔到完全吞併,使他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說:「投資前大陸政府百般承諾,投資後冷漠對待」。另一位受騙的台商林志升,最後居然要用「偷渡」的方式回台!有誰會想到,在大陸兢兢業業從事教育事業,最後居然發現有生命危險,乃棄1億5,000萬人民幣投資如敝屣,從四川成都展開三千里驚心動魄大逃亡,最後像偷渡犯一樣由金門搶灘回台(見林志升2002)。從學術界轉行到實務界的台商高為邦,在天津建立玻璃纖維外銷工廠,最後卻被一手提拔的中國青年連騙帶搶,侵佔整個公司(高為邦2002)。這些案件有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中國商人都夥同法官、檢察官與警察人員,共犯作案。

何清漣(2001,頁386)討論中國九十年代的「權力市場化」「權錢交換」時,就認為腐敗必將滲透到司法部門,導致公義退位。被稱為社會公平正義的「阿基米德支點」的司法系統,一旦也制度性地淪陷腐敗時,社會道德、人民公義也沒有什麼防線了。這個社會將伊於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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