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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3日訊】77. 啊，綠洲
我坐著波音747飛机離開了那片生我育我的土地。
當夜﹐飛機在香港換機。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踏上香港這塊被人云亦云罵了幾十年的“臭”地方。當我坐在熙熙攘攘的候機大廳裡等候換機的時候﹐只覺得挺新鮮﹐目不暇接地環視著週圍的一切。突然一個高大身影出現在我的面前。我還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時﹐這人卻開口了﹕“這不是駱駝伯伯嗎﹖我是高思奇﹗”
“啊﹐小高﹐是你呀﹐”老伴在旁邊驚奇地喊起來。我感到驚喜﹐但我根本沒法認清他的面孔。十分感慨地說﹕“原來是高思奇啊﹐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快二十年不見了吧﹖你已經長成大人了﹗”
他鄉遇故知﹐雙方都很激動。我們馬上熱切地攀談起來。這時我才知道﹐當年“案發”時﹐他全家遷到鄉下外婆家去了。他父親在關進監獄的第二年就被折磨死了。文革結束後﹐他父親平了反。但他和母親都沒有搬回上海。他的一個舅公在台灣是個小有名氣的書法家﹐前年回鄉探親時在家鄉成立了一個書法協會﹐見高思奇的毛筆字寫得不錯﹐便讓他當了協會的主任。現在他舅公要開書法展覽﹐要高思奇帶上自己的書法前去交流。這會兒高思奇就是在去台灣的路上﹐他馬上就要轉乘華航的班機了。
“啊﹐原來你已經成了書法家﹐你小時候就寫得一筆好字呢﹐”我說﹐“能不能把你帶去的書法給我看看﹐讓我學習學習呀﹖”
“那當然可以﹐不過可不是讓您學習﹐您老人家要多指教。”高思奇說著就打開他的旅行袋﹐掏出一個大本子﹐又從本子裡翻出一個信封﹐從信封裡倒出一張二寸見方的照片。他用兩個指頭捏著這張照片﹐伸到我的眼皮底下﹐“您看﹗”
原來這是當年公安人員在弄堂裡拍下的“罪證”—“毛主席萬歲”幾個粉筆字﹐歪歪斜斜﹐寫得很蹩腳。
“這就是當初被認為是‘反動標語’的幾個字嗎﹖”我問﹐“你怎麼弄來的﹖”
“我趁平反的機會﹐親自跑到公安局﹐堅持討回這張照片﹐我說﹐‘當年你們迫害了我﹐害得我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現在應該把黑材料還給我﹗’他們要落實政策﹐就還給了我—嘿﹐它成了出土文物了﹗”
“當初聽我兒子說你寫得有多好﹐可是……”我未說完﹐就被高思奇打斷說﹕“那時都是小孩子﹐根本不懂得好壞。他說我寫得好﹐其實有啥好﹖你看﹐就像虫爬的﹗”
“可不是嗎﹖像虫爬﹐你看這‘毛’﹐不就像條毛毛虫嗎﹖看它那個神氣勁兒﹐尾巴翹得多高﹗哈哈……”
這時廣播裡傳出開往台北的飛機就要起飛的消息。高思奇趕快收拾好旅行袋﹐匆匆向我們告辭了。望著他的背影﹐老伴感慨地說﹕“你看人家﹐能應邀赴臺探親﹐就因為他的舅公是個普通老百姓﹐咱們卻沒有這個條件。”
“是啊﹐”我深有同感﹐“台灣當局顧慮重重﹐規定了許多條條框框﹐什麼人可以邀請﹐什麼人不可以﹐要不是爸爸跌了跟斗……不談了﹐咱只巴望很快能拿到澳洲護照﹐到那時就可以去台灣了。”
幾個小時後﹐飛機繼續在三萬公尺高空飛行。從艙窗望出去，天空瓦藍瓦藍，宛如大海的顏色，成群成群的白云也像波浪一樣，排山倒海從我們腳下匆匆拂過。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乘坐飛机，感覺是這么的奇特有趣，使我興奮不已。先前在机場上同司馬芬、老韓揮手告別時的惆悵情緒已經煙消云散。
微微覺得有些倦意，往后一仰，正想閉目養神，做在我身旁的杜鵑用胳膊肘触了触我，問道：“ 你的腦子里在想些什么？”
“什么也沒想。”我答。
“有什麼感覺？”她又問。
“感覺嗎？先前曾以為坐飛机象乘電梯，現在感覺比乘電梯還平穩。”
“ 我的意思是，你不覺得咱們离故鄉越來越遠了嗎？”
“唔，那當然！往后看，离故鄉越來越遠了，可往前看，离儿子越來越近了。所以我沒有離愁。我只覺得我踏上了人生的又一段里程。”
“你多次說過，你走的是印蒂的路，這會儿你已經在這條路上走到頭了。”
這句話一下子提醒了我。
“是啊，應該說走到頭了。”我說，“我的生活道路和印蒂的可以說一模一樣—年輕時抱著滿腔熱情投入革命，奮力拼搏一生卻始終沒有得到党的信任。就是這個模式，連婚姻生活都和印蒂一樣：和表妹結了婚。”
“世界上沒有任何兩件事情是完全相同的。無名氏的那本<<野獸，野獸，野獸>>我也讀過。你看，你有很多地方和印蒂不一樣。”杜鵑側過身來，扳著手指數下去，“第一，他心灰意冷离開革命隊伍時可能還不到三十歲，而你現在已經六十多歲了；第二，他是在‘四一二’事件中被捕入獄，經受了敵人的酷刑折磨，你沒有這樣的經歷；第三，他被自己信賴的組織拋棄后，躲到南洋去過隱居生活了，他那時還沒結婚，而你現在比他走得更遠，到澳大利亞去，而且你是去和儿子團聚的，你這會儿的心情比印蒂好得多，是不？”
她的分析啟發了我，我便補充說：“除了你說的以外，還有几點不同：第四，我為之奮斗的祖國現在比我年輕時強大了，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負了。第五，我最後享受了离休待遇，這是印蒂連做夢也夢不到的。”
“因此，你現在的心情應當比當初印蒂的心情要好得多。”她是在安慰我。我感激地報以微笑。她又緊追了一句：“我以為你比印蒂更堅強。他雖然經住了敵人的酷刑，可是經不住組織的怀疑，他一听說被開除了党籍就甩手不干了。而你卻在經過了無數次急風暴雨式政治運動，都成了‘老運動員’，都不曾灰心，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地工作﹐最後還看到了祖國的強大……”
“好啦好啦﹐別再給我戴高帽子了。我之所以能做到這﹐是因為孟老夫子的教導在我心里生了根：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我總認為苦不是 白吃的﹐回顧我的經歷，我覺得酸甜苦辣都有營養，風霜雨雪都是鍛煉。看上去我是吃了苦﹐受了罪，其實這都是意志的磨煉，力量的集聚和人格的升華，所以將來我回台灣時是滿載而歸。我將把我的收獲介紹給世界人民，通過我這枝筆。”
“你真是一匹名副其實的駱駝！”她嘆了口气說，“你經過長途跋涉，千辛万苦，最后終于找到了綠洲！”
“但愿如此！”
“在你的想象中，澳大利亞這塊綠洲是什么樣子？”
“我沒有多想，我只想換換環境而已。”我這樣說，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話，我對妻子應該和盤端出一切想法，因此我又補充說：“其實我對澳大利亞這塊土地并不陌生，早在五十五年前，我還是初小學生的時候，我就從教科書上看到了澳洲地圖，那時，我覺得它的形狀如同中國的菜肉包子。老師說這是一個島國，四周都是大海，因此我就想它是個很閉塞的國家。我想住在那里有多悶呀，我還覺得它非常遙遠，我永遠也不會到那里去。可是今天，我卻直往那里飛去，這簡直不可思議。”
“听說那是個袋鼠王國，還有鴨嘴獸，樹熊等等奇妙動物。”杜鵑興奮非常，調皮地又問我：“現在那里又要添上一种動物了，你猜是啥？”
“啥？”
“就是你這匹駱駝呀！” 兩人都大笑起來。……
當飛机在墨爾本机場著陸后，我走下飛机時，心情是多么激動！這完全是一個嶄新的環境：這里的天空特別藍，這里的空气特別新鮮，碧綠的草坪一望無際，這里的海關人員也都和气待人，而且助人為樂，當他們知道我不會說英語時﹐就特地派專人幫助我辦理出關手續。出了關﹐儿子和小孫子杰力已經守候在那里了，他們用自家的小汽車把我們帶到“家中”。
在一片歡笑聲中，我催儿子赶快去派出所報臨時戶口，以防受罰，儿子大笑，說：“這里沒有派出所，沒有戶口制度，你要怎么住就怎么住，誰也不會來管你，爸爸放心好了。”
听儿子這一說，我立即產生一种受寵若惊之感，我的人權受到尊重，這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們住在奧童納街的一座花園別墅里，隔壁就是一個大公園。在家里稍事休息之后，我就偕同老伴來逛公園，這里是一個廣闊的草坪，到處是高大的樹木，令人賞心悅目。然而除了我們二人以外，卻看不到第三個人。仿佛這偌大的公園就是為我們二人開放的。緊挨公園旁邊是一個建筑群，那邊四五棟高樓，參差不齊，最高的大約十几層，最低的是五六層，這一組建筑物掩映在綠樹林中，環境幽靜，美麗。我們轉過建筑群跟前，發現它們前面有一個廣闊的庭院，各式各樣的小汽車一排排停在那里，院子是用一人高的金屬絲圍起來的，有几個入口，沒有可以關鎖的門，也沒有門衛人員，說明可以隨便出入。往里看，大草坪上，樹蔭下有几排長椅，有几位老人正在那里閑聊。一派太平景象。我們又轉到建筑群的后面，那里又是一片樹林，有兩個黑皮膚的男孩在玩球。
這一切景物使我感到自己仿佛進入了天堂。
次日早晨，儿子向我們宣布游玩計划，這個風景區，那個旅游點，說了一大堆，我都不感興趣，對他說：所謂風景，不過就是山山水水嘛，這些我都不稀罕，在國內看得多了，我希望你帶我去看看貧民窟，看看那些窮朋友是怎樣生活的。在中國几十年受的教育使我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貧民窟印下極深的印象，十分同情那些窮苦人。
儿子听了哈哈、大笑：“爸爸，你要看貧民窟，那算是找錯了地方，澳大利亞有這有那，就是沒有貧民窟。”
這句話使我頗不愉快，心想儿子夸獎澳大利亞夸得太過頭了，于是我反問： “難道在澳大利亞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就沒有窮人？”
“當然不是人人都富，窮人還是有。”
“那就帶我去看看窮人居住的地方。”
“行啊，我馬上帶你去，跟我來！”儿子把我帶到家門口，站停下來，他指著對面的那個建筑群說：“看到那儿的高樓嗎？那就是墨爾本最窮的人住的地方。”
我怔住了。儿子是在開玩笑吧？我說：“那地方我看過了，你的意思是說窮乞丐們一到晚上就住在那大樓的走廊里牆角下，對嗎？”
儿子又笑了：“那大樓是政府專為收入最低的人蓋的，房租最便宜，免費供應暖气，洗衣也免費，政府還派專人定期前來檢修設備。工資最低的人以及無工資而靠福利金生活的人就住在那里。”
一股暖流立刻通過了我的全身，我又問： “那些小汽車……”
“哎呀爸爸，小汽車又有什么稀奇？在澳大利亞，誰沒有小汽車？你再注意看看，那里沒有豪華型的汽車，因為他們窮，買不起豪華型，都是普通汽車。”
听到這里，我的眼睛濕潤了，不由感慨万端，脫口而出：“可是在中國……”
儿子馬上打斷說：“這里怎可以和中國比！這是兩個世界，兩种社會制度，中國屬第三世界，這里是第二世界，中國是社會主義，這里是資本主義，完全是兩碼事，爸爸來到這里，一切觀念也都要來個轉變！”
本以為到了澳洲之后，很快就可以去台灣，誰知由于我們持著中國護照，仍不可以進入台灣，我們在這里得先辦理定居手續，兩年后拿到澳洲護照，才可去台灣。不過在這里向台灣打電話比在中國方便得多。我們安頓停當以后就同台灣親人通了電話，父母得知我們已來到澳洲，异常高興，老人家勸我們不必急于赴台，先在這里休養一段時間再去，這里生活條件好，眼科醫療條件也好，要我趁此机會把眼睛醫治好。
果然不錯，在這里住了几個月，由于心情舒暢，生活安定，再是環境美好，尤其是醫療條件好，使我的眼睛有好轉。醫生診斷下來，确定我為“法定盲人”（Legal blind)并將我的情況通報給社會福利部，讓我享受了殘疾待遇，從而解決了我的生計。不久又為了克服心理障礙，鑒于我已年逾六旬，便給我改為“老年福利”，使我感覺良好。同時，政府的“盲人學會”也對我關怀備至，那天上午，學會的負責人親自登門看望，此人名叫妮考，是一位中年婦女，她十分親切的同我談話，問我患眼疾的過程，態度十分友好。我雖然看不清楚她的面孔。但我想她一定長得很美。
妮考走后，過了一個星期，又來了一位名叫安娜的中年婦女，自報是盲人學會服務部的負責人，她說，妮考已將我的情況轉告了她，她今天特地來了解我需要什么幫助。比如，要不要找人幫我整理花園，做廚房工作，要不要特殊的生活設施，例如專為盲人特制的茶具等等。我告訴她，我不是生來的盲人，我是成年以后由于勞累過度導致失明的，因此，我仍可以自理生活。我現最迫切的需要是學英語，你能不能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她馬上說，學會有個文化教育部，她將向這個部匯報情況，讓他們來處理這件事。談話結束時，她站起來告辭時同我握手，我感覺我握的不是一只手，卻像一個眼鏡盒子。再看她漸漸遠去的背影，模模糊糊地見她身子向左傾斜。杜鵑送她出門后，回來告訴我，這個安娜是個殘疾人，她沒有手指，兩手都纏著布，她的汽車方向盤邊有特殊裝置，她的左腳是跛的。這使我非常感動，作為一個殘疾人，她本人生活要克服一切困難，卻還這樣全心全意關怀別人。
又過了一個月，“學會”的教育部負責人魯斯小姐來訪，她坐的是出租車，把我帶到移民學校。在那里，一位叫“蘇”的女士友好地接待了我。當場沒有翻譯，她馬上接通傳譯電話，我們就這樣通過“三角”方式詳細地討論了如何幫我學英語的問題。她提出兩個方案，第一，每天派車子接送我到移民學校上課，第二，找一位義務勞動教師上門教課。我想，人家已經這樣關心我，為我提供這麼多的方便，我怎么好意思再讓他們每天開車接送呢，因此，我接受了第二方案。蘇告訴我，“義工”教師不是馬上可以找到的，需要等一段時間，在等待期間，她可以寄給我教課錄音帶供我自學。從移民學校回家時，我和魯斯在車上聊了天，這時我才知道她也是一個“法定盲人”，而且她的視力比我的還差，所以無法開車。這又是一個“安娜”！
澳洲啊澳洲！你所以這樣美好，是因為有著美好的人民，他們具備著克服困難的勇气和關怀他人的善良品德。庇護寒士的大廈就建筑在這些人的心里。經過這段時間的接触，我對澳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慶幸自己來到了這塊美麗的綠洲。盡管我的眼睛還看不清具體的事物，如房屋，車輛等等，但我卻看清了抽象的東西，如澳洲社會，這是個安靜的、祥和的社會。我看不清人的面孔，但我看清了澳洲人的精神面貌，他們都是好人。中國有句話“ 大難不死，必有后福”，這句話從我身上得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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