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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3日訊】30年前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可以說那是人權記錄中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然而，在美中兩國接触的過程中，人權并沒有成為一個問題。1989年之后，美國不斷在人權問題上抨擊中國，甚至對中國采取制裁措施。分析人士指出，這是因為在國際政治中，某個特定時間較為次要的利益不得不讓位于更全局性的考慮。
據美國之音2月1972年2月22日報道﹐尼克松訪問中國并簽署上海公報，兩個敵對多年的大國為了抗衡蘇聯不斷增長的威脅，終于走到了一起。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仍在繼續，多少人的基本人權遭到踐踏，多少人為滿足最低生存需求而苦苦掙扎。可以說，那是中國人權記錄中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
尊重人權、保護人權，一向是美國推崇的基本价值。然而，在尼克松訪華期間，在美中關系的頭20多年，中國的人權記錄似乎根本沒有引起美國的興趣。以1989年天安門事件為轉折，人權突然成了美中沖突的一個焦點，美國甚至因此而對中國采取制裁措施。人們不禁要問，美國推崇的一些价值觀，是否只不過是些權宜手段，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呢？
*美國的利益可以分為三類*
當年參与打開美中關系大門的前駐華大使洛德指出，事實上，美國一直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但在冷戰時期，美國政府最關注的還是戰略利益。洛德說：“70年代初到80年代，美國關注的是地緣政治。盡管我們也向中國人提出人權問題，但人權當時不是我們之間的主要問題。在我擔任駐華大使的那個時期，人權問題就比較突出了。我和中國方面多次談過這個問題，特別是中國對西藏和政治犯的政策。”“毫無疑問，冷戰結束以來，人權在我們同中國等國家打交道的時候，成為一個更受關注的因素了。而冷戰期間，由于蘇聯的威脅，由于我們在同莫斯科的全球戰略競爭中需要盟友，所以我們往往淡化人權問題。”
這也正如尼克松中心中國研究部主任蘭普頓所分析的那樣，在一個國家的諸多利益當中，必須依特定時期的特定需要做出取舍。蘭普頓說：“美國的利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安全利益，二是經濟利益，三是人道方面的利益。當美國人必須在人權和經濟利益當中做出選擇的時候，會覺得十分困難。但是一旦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安全利益就壓倒了對人權和經濟利益的考慮。1989年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對美國的安全威脅不复存在，把美國和中國連接在一起的這根紐帶不复存在，這樣，人權和經濟領域的矛盾就突顯出來了。”
蘭普頓認為，這同樣可以解釋美中關系在布什政府初期陷入緊張、現在又趨于緩和的原因。9月11號之前，人權在美中關系中非常突出。但是9月11號之后，許多人就開始用比較溫和的口气來談論這個問題了，因為他們認識到，目前美國在更重要的領域、也就是反恐戰爭中需要中國的合作。蘭普頓說：“當安全看上去受到威脅、而中國會對我們的安全有所幫助的時候，我們就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在經濟和人權等方面的分歧。”
*布什會特別關注宗教自由問題*
不過，洛德認為，和他80年代在中國擔任大使的時候相比，中國現在在某些方面的人權記錄惡化了。布什政府不會對這些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洛德說：“特別是宗教自由這個問題，這也是人權的一部份。布什總統是個很虔誠的教徒。他特別關注中國的基督徒、穆斯林以及藏人受迫害的情況。所以我不認為布什政府會相對淡化人權問題，人權問題會成為我們關系中一個重要內容，盡管不會是唯一的內容。”
瑪麗埃塔大學的易小熊教授則認為，美中在政治、文化和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注定了人權問題會長期存在下去：“中國現在民族主義的情緒在上升，他們認為美國所謂人權是橫加于民族主義之上的西方的攻擊性的、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東西。這個問題我認為不但不會降溫，而且會加溫，很可能成為跟台灣問題一樣大的問題。”
易小熊指出，多年來，中國政府可以通過釋放几名异議人士等方法，緩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的批評，緩和一下國際壓力。但現在中國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使得中國政府不能再輕易對西方做出讓步姿態，因此人權問題會變得更加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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