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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3日訊】當聽到余紀忠先生因病重入院療治的消息時，感到極大的擔心，同時也帶了三分哀傷。余先生年事已高，生過癌症，雖然他過去憑著堅強的鬥志，康復了過來，但聽中國時報的朋友聲音之中充滿著憂慮，感覺到情況不可樂觀，我當即發電報去醫院慰問，祝他早日平安出院，可惜事與願違，第二天傳來了使得許多人悲痛的訊息。
我和余先生在六十年代初便相識結交，那時我在辦「明報」，一見面便言談投機。我們工作相同，職責相同，都是報紙的創辦人、投資人，並且全面負責報紙的內容和言論。「明報」規模小得多，職工人數、版面數目、銷數、廣告、影響力、盈利都遠遠及不到「中國時報」。但我們對辦報的理想，對新聞工作者的職責有共同的想法，我們都認為所辦的報紙必須正正派派，新聞不可有絲毫偏離事實，評論必須公道誠實，要竭盡全力抵禦外界的任何壓力，即使犧牲自己性命、犧牲整個事業（當時我們所有的整個事業就是一張報紙），也在所不惜。這共同的信念把我們拉攏在一起。每次見面，他總是毫不吝嗇的給我讚譽和勉勵，當時台灣所享有的新聞自由比現在有更多限制，新聞工作者曾為了工作和言論而失卻自由，受到懲罰。我總是表示，我所處的環境比他好得多，比較容易，如果再向壓力低頭，簡直不配辦報了。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心中常會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包括余先生。我會想，「這次倘若我投降妥協，余紀忠先生，還有某某人、某某人，他們會瞧我不起的。」余先生在無形之中，曾許多次幫了我做一個正直的報人。在他生前，我不能對他說這件事，因為朋友之道，重在互相砥礪，而對於切磋互勉的感謝，是不能宣之於口的，現在，卻再也沒有機會向他說了。
每次到台灣，一定去拜訪他，他也一定約我餐敘。他九十歲生日那一天，我剛去台灣，就上門祝壽。他正和上門祝壽的幾位親友玩麻將娛樂。他推辭了親友，請他夫人設宴招待，我很不好意思，告辭不果。還有一次，是在開國建會期間。會期很密，中午、晚間都有人宴請，余先生安排了早餐作會晤。我們做報紙的人，通常清晨三、四點鐘才睡，次日中午才起床，早餐是向來不吃的。他這樣盛意拳拳，我自然應約，他一早就到我住宿的旅館來，等我起身。他問起早一日蔣經國先生約我見面時，我提了什麼建議。這並沒有秘密，我就直言說了。那時正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緊張的時候，台灣方面在高呼「反攻大陸」的口號。我對蔣先生說，台灣如果真的出兵反攻大陸，對中國和對台灣都是極大的災禍，沒有成功的可能。我說我年輕識淺，不敢對國家大事亂發議論，但愛國之心，和蔣先生並無二致，盼望蔣先生保重健康、適當節勞，學一學諸葛亮，偏安一隅，建設台灣，發展經濟和社會，千載之後，遺愛在人，不要學諸葛亮六出歧山，大耗資源和民力兵力。余先生一拍大腿，大聲說：「說得好，所見略同，所見略同！」
前幾年蔣緯國先生病重，我去台灣探訪，又見到余先生。我對余先生說，我懇請蔣先生，一定要竭力制止台獨的發生。因為宣告獨立，就是正式向北京宣戰。談到這件事之時，余先生憂形於色，表示：無論如何，台灣決不能跟中共宣戰打仗。
「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是台灣輿論的兩大重鎮，「聯合報」的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同余先生一樣，也時時刻刻，以國家民族的福祉為念。兩家大報雖然數十年來劇烈競爭，但兩報的主持人基本信念是一致的：國家民族，重於一切。
我和余先生、王先生兩位都熟識，以前常同去外國出席報界的國際會議。我跟台灣和香港報界的朋友們說，余、王二先生，就像是晉初的羊祜和陸抗，二人在業務上儘管拚鬥激烈，但背後從來不說對方的壞話，一切光明正大，是君子之爭。余先生常跟我討論兩報之間的分歧，他評論聯合報的優點缺點，也評論中時的優點缺點，也分析兩報人才的得失。我也是行家，自然知道他說得很公正而公道，雙方都是知己知彼，可說勢均力敵。
余先生待人親切，對待屬下同事，猶似家人。我識得中時機構的朋友極多，但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一人在背後說過半句對余先生的不滿之言，甚至有人剛被余先生下調了職位，或者明顯的被投閒置散，他怨言不可能沒有，但對象總是另有其人，而不是余先生。
想到余先生微笑的面容，溫文爾雅的表情，我寫這篇短文時，眼淚不禁涔涔而下了。那一年在美國三藩市，我和妻子在街上閒逛，忽然迎面撞到余先生，真正是意外之喜。余先生從紙袋中拿出一隻剛買的新皮包，一定要送給我妻子，他說這皮包設計得很好，他準備送給女兒的。我們推辭、堅決不肯要，說余小姐知道了要不開心的。余先生非要我們接受不可，連說：「朋友要緊，朋友要緊！」我們只好收了，想另外買一件禮物送給余小姐，但余先生為了辦中時美國版的事，匆匆趕去紐約了。這隻皮包，我妻子一直好好保存著，以紀念這份溫暖的友情，現在睹物思人，我們感到很傷心，很難過。
（作者查良鏞筆名金庸，為名報人，亦為華人世界最著名的武俠小說家,此文原载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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