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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5日訊】在“三皇”若干版本的傳說中，沒有“有巢氏”。但是如果和“三皇”們比較起來，我以為，在“燧人氏”之后，就該輪到“有巢氏”出場。“燧人氏”和“有巢氏”，同是遠古兩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發展時期。
關于“有巢氏”的傳說，也見于《韓非子-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胜禽獸虫蛇。有圣人作，构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說（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有巢氏時代，是人類走出洞穴的時代，也就應該是山頂洞人以后的事。如果可以做一個對應的話，我傾向于認為：將“有巢氏”時代定位在河姆渡文化早期，較為有意味。盡管北方的仰韶文化与南方的河姆渡文化几乎是在同一時期，但“构木為巢”的生活，落在南方似更具說服力。据河姆渡文化方面的挖掘報告稱：河姆渡文化的木工手工工藝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而且，已經有房屋模型被考證出來——他們的房屋屬于栽樁架板的干欄式建筑，木架的連接采用榫卯技術，木板的拼合采用企口技術。在遺址中，還發現有木質漆碗。而這類技術和文物，是仰韶文化所不具備的。河姆渡文化或有巢氏時期應在7000年前，即公元前5000年左右。
歐洲人一般認亞當夏娃做他們的始祖。四世紀時教會歷史的作家凱撒利亞主教尤塞比烏斯、基督教教父耶羅姆，五世紀的西班牙神學家奧羅西烏斯，以及阿奎丹人維克托里烏斯，都在做著這方面的努力。到了六世紀的法蘭克都爾主教格雷戈里時代，仍然“愿意遵循上述作家的前例”并把“全部年代一直推算到”他所在的時代。都爾主教的代表作《法蘭克人史》，從亞當夏娃算起，直至他就任主教的第二十一年（公元594年），總計五千七百九十二年（這個數字与他自己統計的年代有些出入）。如果再算上這個主教身后的1400年，那么他所推算的亞當夏娃時期，也正是有巢氏時期。
有巢氏時代就是亞當夏娃時代。有巢氏率領著他的人民走出洞穴；亞當夏娃則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園——大約從此也需要有一個“构木為巢”的活動時期。如果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亞當夏娃也就是最初的“圣人”。
像“燧人氏”一樣，“有巢氏”在走出洞穴以后，在采集果實的活動中，或在圍捕狩獵的活動中，他發現了多根木棍可以交叉支撐的特點。在對力學規律的把握中，他領先氏族所有的人，并經由不懈的努力，建造了第一個小屋。我猜想這個小屋大概与東北人進山狩獵，或看管菜園瓜地，臨時居住的“馬架子”沒有什么區別。但是，作為從無到有的創造，這個東西已經足夠偉大了。第一個“馬架子”的出現，其意義肯定要大于一座后來的皇宮，以及商業貿易中心大廈。
繼“燧人氏”之后，新一代的“圣人”就這樣誕生了。
“燧人氏”解決的是人類的吃的問題，營養改善問題；“有巢氏”解決的是人類的住的問題，生存安全問題。一般來說，吃的問題，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而住的問題，也即安全問題乃是更為迫切的問題。按照馬斯洛的原理，安全問題是生存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如此看來，“有巢氏”作為“圣人”，他所作出的貢獻，絲毫不比“燧人氏”遜色，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
古人建造一間房屋，應該是一項比較重要的工程。一般小康之家在平安歲月，或可能有一套設施比較齊全的房屋，貧寒之士就往往居住湫隘了。所謂“地無一畝，房無一間”，說的就是無巢可居的貧困狀態。
几千年來，中國人的貧富程度，往往就在居住房屋方面看出等級。戰國秦漢以后，國家開始頒布所謂“營造法式”，不同的官階、品級住不同的房屋。帝王的宮殿是絕不允許民間仿造的。這個“營造法式”，几千年來沒有多大變化，所以中國的建筑，几千年來一個模樣，鮮有重要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士大夫階層身居陋巷，讀著圣賢書，是從來不曾想過這些“規矩”（而不是規則）合理与否的——他們想得也只是讀書做官，將來弄些良田多少畝，蓋起府第多少間，所謂“光宗耀祖”，而已。或者學了犬儒做派，自甘貧賤，如《文子》所說：“古之為道者，量腹而食，容身而居”，以為這樣才高尚什么的。事實上，也并沒有解決“巢”的問題。
讀《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便知道老杜家的住房狀況多么糟糕。有趣的是，人老杜家房頂的茅草都叫秋風掀了去，屋里還四處漏雨，卻居然可以被郭沫若看出另外的美妙來：“詩人說他所住的茅屋，屋頂的茅草有三重。這是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次。一般地說來，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候比起瓦房來還要講究。”老杜道：“安得廣廈千万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現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郭沫若据此發明道：“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歡，自己就住破房子凍死也不要緊。但如果那么多的‘廣廈’真正像蘑菇那樣在一夜之間涌現了，詩人豈不早就住了進去，哪里還會凍死呢？所謂‘民吾同胞，物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契稷經綸，只是一些士大夫們不著邊際的主觀臆想而已。”——這個便是弄《李白与杜甫》的郭沫若。
（“所謂‘民吾同胞，物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契稷經綸”，盡管确實不過“只是一些士大夫們不著邊際的主觀臆想而已”，但有這個“主觀臆想”，和沒有這個“主觀臆想”，是不一樣的。在中國所有的傳統文化中，這類“契稷經綸”，是最可珍貴的東西。這是住在深宅大院，享受著錦衣玉食，由官府養起來，弄著《李白与杜甫》的“郭老”，和拒絕官俸，決絕了去做自由人，弄著《阿Q正傳》的魯迅，不一樣的地方；我想，也是每一個富有社會良知的讀書人与“郭老”不一樣的地方。）
看來杜甫的時代，并沒有解決人類的住房問題。一些“貧無立錐之地”的窮苦人常常容身于破廟，橋洞，地下管道里，几千年不曾有過多大變化，阿Q就住在土谷祠里。我曾見過有人在北京的立交橋下搭了鋪蓋，用撿來的瓦楞紙圍作小屋遮擋風寒；也曾在天津街頭燈紅酒綠的飯店台階旁，看到有人圍著破棉絮，頭頂一塊塑料薄膜，瑟瑟地抖著過夜——其時，天上正降著大雪……還看過一個專題片，介紹“幸福工程”。片中一個山區的貧困家庭，“房屋”就搭蓋在山坡叢林間，沒有門，沒有窗，一家人几乎就是露天而居……
讀一讀中國歷史，注意一下身邊的底層窮苦百姓，到貧困山區走一走，便知道，几千年來，“巢”的問題始終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而這個“有巢氏”已經過去了將近7000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