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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4日訊】六四屠殺後幾天、幾個月內，無數人認為，在世界的聚光燈下向平民開槍的政權一定會很快垮台。但是，13年過去了，中共不僅沒有垮，中國的經濟還在繼續發展，並加入世貿，去年更獲得了奧運會主辦權。
與此同時，當年主導八九民運的領袖們星光逐年暗淡；國內的任何民運“星火”都被嚴酷鎮壓，看不到“燎原”的可能；海外民運又被自身的問題摧毀。於是，親共人士更理直氣壯﹕還是得靠共產黨領導中國；反共人士則悲哀﹕如此下去，共產黨豈不是沒時候垮台了。尤其是在海外的反共華人們，眼看著越來越多的前大陸中國人慶祝“十．一”（89年哪裡有？有的只是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歡迎出訪的江澤民、胡錦濤，甚至李鵬，於是對中國的現狀悲憤，對中國的民主未來悲觀。
但是，“六四”共產黨真的贏了嗎？這13年來共產黨真的越來越強大嗎？中國的民主未來真的遙遙無期嗎？不，絕不是！
在六四屠殺的第二天，西方主要大報全都發表社論，譴責那場殺害平民的暴行。台灣曾把那些社論結集出版了《對共產中國北京屠殺的全球反應》一書，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來自《多倫多太陽報》﹕“中國的軍隊和強硬派可能贏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戰役，但他們在人民心中輸了一場戰爭。”
這13年來，中國發生的所有變化都在印證這句預言，無論表面上它是多么紅火、繁榮。共產黨用暴力奪回了天安門廣場，但它輸了人心；它的失敗，從那個血腥的夜晚就不是悄然地，而是明顯地開始了﹕人民對共產黨的看法發生了永遠無法再逆轉的“質”的變化。
在六四屠殺前，太多的中國人對共產黨抱有幻想，沒有比學生跪著請願更形象地表明這種幻想了。今天還有人荒唐地讚美那種下跪，但是即使面對英國和美國這種民主政府，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也沒有下跪。對那種完全放棄人的尊嚴、向獨裁者下跪乞求的行為，屠殺就是獨裁者給予的最直接、最清楚的回答。人的自由、權利和尊嚴從來都是昂著頭，站著爭取來的，而絕不是垂首跪著乞求來的。
在六四屠殺前，絕大多數人不相信共產黨真會殘忍到直接殺平民。即使軍隊兵臨城下，多數人仍認為共產黨不會下令開槍，軍人可能強行把學生架走，或用催淚彈驅逐。屠殺前幾小時，在廣場絕食的人和紐約通越洋電話時還強調，軍隊頂多使用橡皮子彈。但解放軍的子彈卻把人的心、肺炸開了花。
真子彈才使人們看清了邪惡的真面目。人類無數的邪惡在發生之前都是﹕要么根本沒有被想到，要么被認為“聳人聽聞”，所以才有了發生之後的“難以置信”。納粹在進攻法國之前的一個星期，巴黎的絕大多數人都不相信希特勒真會攻佔法國，許多人還在開party，悠閑地觀望別國的戰事，至到炸彈落到頭頂上。這才導致美國以犧牲9,000士兵的代價登上諾曼底，解放法國。911更以近3,000平民的生命代價讓世界明白了一次什么叫恐怖主義。但許多人至今仍不相信恐怖份子如果有能力就會使用核武器。
看不清邪惡，你下一步的發現就是腦袋不在肩膀上了。人類致命的弱點就是非得走到被用鮮血教育那一步。所以前美國眾議員，以堅定反共著稱的周以德（Walter
Judd，已去世）當時在華盛頓的演講語驚四座，“六四屠殺是長期以來發生在中國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之一”，面對聽眾的惊愕，他說，中共“已經把自己暴露到即使最盲目的人都能看到他們是野蠻人的地步。”
六四，共產黨的徹底失敗就從它的開槍開始。一位逃出來的學生領袖曾感慨地對我說，下次再有機會，目標絕對是鏟除共產黨政權，絕不會再有幻想。這種認識的本質性的轉變，絕不僅僅發生在天安門學生身上。它發生在無數中國人心中，那屠殺的一夜開始了共產黨自殺的一刻。13年來，雖然表面上人人都在熱心賺錢，中國經濟也在熱熱鬧鬧地往前走，又加入世貿，又要主辦奧運會。似乎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個強大的中國正在騰飛。
但這就是共產社會的“秘密”，它的真正變化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人心裡。雖然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目前是共產黨建政後最高的；但人們對共產黨的不滿，在心裡對它的否定，也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中國民眾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遠比89年時更強烈，更廣泛。美國“布魯克斯研究所”上周發表研究員耶普（Ray Yep）的論文“保持中國農村的穩定﹕挑戰和因應”中引述統計說，僅在1993年，就有6,230起農民抗議事件發生，在軍民沖突中有8,200多人傷亡。在1996年冬到97年春，中國有9個省的36個鄉鎮發生騷亂，有38萬農民參加。前中共人大委員長萬里曾對此說，他下鄉視察時問一個農民，現在鄉下人需要什么，得到的回答是，“需要陳勝吳廣”。
不久前和一位來訪的在大陸時熟悉的大學教授交談，他本來屬於謹小慎微、保守型的，即使私下也不直接批評共產黨。現在則開口、閉口用“共產黨專制政權”等詞匯，雖然他還要返回中國。這位70多歲、受了一輩子官方教育的共產黨員教授，口氣中不僅對共產黨充滿蔑視，其對共產主義本質的清晰認識遠超過我們海外的許多年輕華僑們。
近來由於給“美國之音”做電視評論節目，我有機會直接聽到從中國大陸打過來的電話，很多觀眾、聽眾對中共的批評完全是口無遮攔，而且非常自然地使用“中共”這種字眼，比海外的許多人還大膽。即使對江澤民、朱鎔基和胡錦濤，也敢直呼其名地嘲諷。連對台灣、西藏、新疆等敏感問題，也敢提出不同於北京當局的看法。這在89年的時候是不可想像的。
從蘇聯、東歐共產國家的例子來看，正是這種人心的變化，導致那些政權的“突然”垮台。實際上這個“崩潰”的過程早就在發生，只不過突發事件的刺激使它找到一個爆發點。有70多年歷史的蘇共帝國，竟在72小時內，在沒有任何大規模反對派組織運作的情況下，轟然倒塌、一敗涂地。這根本不是當時振臂一呼的葉利欽手裡有“魔杖”，而是蘇聯人民心中早就積蘊的不滿有了爆發機會。但美國的成百上千的“蘇聯問題專家”，竟沒有一個人預測到蘇共帝國會在三天內結束。
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中的專家”的哈佛教授費正清，面對六四屠殺更是困惑不解地說，“中國確實是獨特的，深不可測的。”為什么這些研究共產主義的西方專家們總是在驚訝？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總是看那些共產社會的表面現象，而忽視或看不到那個社會人心發生的變化，那個社會真正涌動的潛流。
今天在中國，即使是共產社會的最大受益者“高幹子弟們”都對這個政府沒有信心，他們要把巧取豪奪到的錢以最快速度轉移到西方的銀行存起來。據中共財政部辦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報告顯示，中國大陸1997年“外逃資本”364億美元；1998年是386億。據中國經濟學者樊綱的研究，2000年中國大陸外逃資本達480億美元，比外商對中國實際投資的407億美元還多。
中國大陸的民眾儲蓄率已成為全球之冠，把收入的一半以上全部存入銀行。中國老百姓為什么不敢消費？因為他們對未來沒有信心，他們要把錢存起來，一旦出現危機，有點“救命錢”。據報載，連鄧小平的女兒分娩前也急著趕到美國，要把孩子生成美國公民。連中國最高獨裁者的兒女都對這個政權的前景如此不看好，要為將來安排“後路”，可想而知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在共產社會，由於沒有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反抗運動往往難以產生；所以“突發事件”扮演重要角色﹕它起到了新聞傳播的群體溝通作用，同時又具有調動民眾情緒的鼓動作用。所以中國的兩次大規模抗議運動，都由突發事件引起﹕一個是周恩來去世後的四五天安門運動；另一個就是胡耀邦去世後的八九民運。這兩次運動已預示突發事件在中國這種政治制度中的特殊作用。
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多傾向認為，對共產國家政治的預測如同天氣預報，往往難以準確，因為鐵幕世界總是黑箱作業。但在鐵幕的平靜下面，隱藏著民心變化而積蘊的岩漿。突然事件則往往起到刺激火山爆發、淹沒整個專制政權的效果。表面“強大”的蘇聯在三天之內就崩潰，接著整個東歐的變化都證明共產世界這一特點。任何一個突發點，都可能把共產党的統治突然結束。下次再有我們今天完全無法預測的“突發事件”的時候，運動的主體很可能就是那幾千萬涌向城市的農民盲流、下崗人員、大慶油田的工人、法輪功信徒，還有曾經幻想，現已幻滅的學生、教授們。
共產黨的統治歷來靠兩條腿﹕意識形態和暴力。今天共產黨在北韓和古巴之所以還能穩當地統治，這兩個條件都還存在。但在中國，六四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全面崩潰。單靠暴力這一條腿往前蹦，中共不僅步履艱難，更危機四伏。
無論中共政府和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怎么強調中國的所謂“特殊國情”，但中國人是人類的一部份，眼前的泡沫金錢利益絕不可能永久地澆滅中國人心中對自由的渴望，對成為文明世界一員的向往。
海外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們不必悲哀，無論多少人舉著滴血的五星紅旗去歡迎李鵬，中國的民主進程和這些人的“民意”毫無關係。以台灣的例子來看，當年海外台灣人投給國民黨的票是絕對壓倒多數，但民進党贏了。在海外享受著民主、自由，獨立於獨裁統治之外、不必面對隨時隨地的難受、卻可以隨時飛回美國、飛回歐洲的人們，自然有資本對邪惡有瀟灑的寬容之心。但那些生活在那個制度之下、每天目睹各種腐敗、親身體驗著制度造成的巨大不公平的中國人卻不能！
誰說中國人不想擁有我們今天在海外的這份自由，這份尊嚴，這份對明天的日子確信的安全感？這份渴望就是岩漿，它從中共屠殺開始醞釀，爆發是必然的。從六四那一刻起，共產黨每一天都在輸掉這場和人民較量的“戰爭”。所以，人們對中國的民主前景應該充滿信心。
2002年6月3日（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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