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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的世界上，只有西歐最為發達，而法國又是西歐的一個中心。它在17世紀成為西歐最強大的封建君主制國家，以後出現了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拿破侖帝國、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普法戰爭、巴黎公社等等，這些人所共知的歷史事件，都使法國成為令世人矚目的中心，影響著歐洲乃至整個世界。
19世紀是法國社會最為動蕩的時代，但是動蕩不安的社會生活正是產生種種文學思潮的溫床，所以對於文學的發展來說，19世紀又是法國文學史上最輝煌的時代，雨果、巴爾扎克和左拉等光輝的名字，也正是由此傳遍了整個世界。
維克多·雨果生於1802年2月26日，正值拿破侖帝國的鼎盛時期。他的父親是拿破侖部下的將軍，母親則擁護王室，兩人因感情不合而分居，雨果跟隨母親生活。他天資聰穎，喜歡讀書，10多歲就寫了成千上萬行的詩歌。由於母親保守思想的影響，雨果在青年時代同情保王黨，曾因寫詩歌頌王朝和天主教而獲獎。17歲時與兄長一起創辦了名為《文學保守者》的刊物。1922年出版了《頌詩集》，獲得路易十八賞賜的年金。1925年寫詩歌頌查理十世，得到國王的接見和贈品。
在17世紀的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成為各國君主的楷模，為絕對王權服務的古典主義也應運而生。古典主義崇尚理性，歌頌王公貴族，從宮廷禮儀到貴族沙龍，從飲食服飾到言談舉止，都要講究高貴典雅。由於古典主義文化的影響，法國的一切都成了歐洲各國宮廷模倣的榜樣，上流社會裏人們都以會說法語為榮。因此古典主義在歐洲的統治持續了一兩百年之久，直到19世紀20年代才被浪漫主義所推翻。
雨果是在20年代逐漸從保守立場轉向浪漫主義的。1827年，雨果發表劇本《克倫威爾》，他在序言裏猛烈抨擊了古典主義的種種清規戒律，主張自然中存在的一切都可以成為藝術題材，並且提出了美醜對照的審美原則，從而使這篇序言成為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宣言。他的劇本《歐那尼》的上演，標誌著浪漫主義對古典主義的勝利。他的一系列劇本都是與古典主義的規則針鋒相對的，例如《瑪麗蓉·德·洛爾墨》（1831）歌頌了平民出身的青年狄傑和妓女瑪麗蓉的愛情；《國王取樂》（1832）寫平民姑娘愛上了喬裝的國王；《瑪麗·都鐸》（1833）裏的王后愛上了寵臣，而《呂伊·布拉斯》（1838）裏與王后相愛的竟是一個僕人等等。
與此同時，他出版了不少詩集和小說。其中有同情和支持希臘民族解放鬥爭、富於異國情調的《東方集》（1829），描寫家庭生活和內心感情、對貧苦受難者表示同情和憐憫的《秋葉集》（1831），歡呼七月革命和歌唱愛情的《黃昏歌集》（1835），諷刺富有階級、宣揚慈善主義的《心聲集》（1837），以及企圖在精神上引導民眾的《光與影集》（1840），這些詩集的內容涉及政治、哲理、祖國、家庭、愛情和雜感等種種題材，同時注重對詩句形式和語言的革新，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他的小說《一個死囚的末日》（1829）呼籲廢除死刑，《巴黎聖母院》（1831）將醜陋但善良的敲鐘人卡西莫多與道貌岸然但殘酷卑鄙的副主教弗羅洛進行美醜對照，更是家喻戶曉、人所共知。
雨果支持1830年的七月起義，並且隨著七月王朝金融資產階級統治的鞏固，採取了與現實妥協的態度。他於1841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1845年被路易·菲力普敕封為法蘭西貴族院議員，並被授予“法蘭西世卿”的稱號。他一方面活躍於政治舞臺，另一方面大女兒新婚不久和丈夫一起划船時在湖中淹死，他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所以將近10年沒有發表作品。
雨果始終在君主立憲制度與共和政體之間搖擺不定。他在1848年總統選舉中支持路易·波拿巴，後來又成為國民議會中左派的領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恢復帝制，稱拿破侖第三。雨果發表演說，鼓舞民眾起義反抗，遭到鎮壓後被迫化裝成一個排字工人逃到了比利時，接著又先後居住在英國的澤西島和蓋納西島。這段經歷使雨果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在流亡國外的19年期間，他寫出了《小拿破侖》（1852）等揭露拿破侖第三的檄文，同時緊密配合現實的政治鬥爭，發表了辛辣諷刺拿破侖第三背信棄義的《懲罰集》（1853）、題材多樣的《靜觀集》（1856）和大型史詩《歷代傳說》（1859）等詩篇，改抒個人之情為抒民族之情、抒愛國之情，吹響了反對專制統治、歌頌光明和進步的鬥爭號角，同時使用富有表現力的跨行，大膽地改變了音節的頓挫，使這些感情奔放、想像奇特、色彩瑰麗、形象豐富的詩篇成為浪漫主義詩歌的傑作，雨果也因此而成為傑出的民主鬥士和法蘭西不朽的民族詩人。
雨果的鬥志是堅定的。1859年，拿破侖第三對他予以特赦，但是他拒絕回國。他在流亡期間完成了他的傑作《悲慘世界》，揭露社會上存在的“愚昧和窮困”，顯示出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是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海上勞工》（1866）寫漁民吉裏亞特為了愛情而在海上搏鬥，戰勝了狂風惡浪和章魚暗礁等千難萬險，事後卻發現未婚妻愛著青年牧師，他為了成全別人的幸福而在海水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說以此歌頌了捨己為人的犧牲精神。《笑面人》（1869）取材於17和18世紀之交的英國，透過貴族後裔關伯倫的悲慘遭遇，將封建貴族的醜惡與勞動人民的善良進行了鮮明的對比。這些小說都內容豐富、情節感人，蘊含著向非正義宣戰的浪漫主義激情，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他在流亡期間也關注著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民。1860年，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他寫信痛斥聯軍是強盜，譴責他們毀滅東方文化的罪惡行徑；1862年，法軍入侵墨西哥，他寫信號召墨西哥人民進行抵抗；1863年，他支持波蘭人民反抗俄國沙皇的鬥爭；1868年，他在瑞士洛桑主持世界和平大會。凡此種種，都表明他宣揚的人道主義並非空談，而是貫徹始終、身體力行。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拿破侖第三被俘垮臺，雨果回到法國，受到巴黎人民盛大熱烈的歡迎。他立即投入了保衛祖國的戰鬥，發表演說，探望傷員，捐款購買大炮。當巴黎公社被鎮壓的時候，他呼籲赦免公社社員，並把自己在布魯塞爾的住宅作為他們的避難所，為此自己被比利時政府驅逐出境。他同時寫作了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九三年》（1874），內容是反革命叛亂頭子朗特納克侯爵在逃跑的時候，為了救出在火中的三個孩子而被捕，共和國軍隊的司令官郭文為此私自放走了侯爵，結果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是判處他死刑的法官薛木爾登的內心也十分矛盾，最後在郭文被處決的同時開槍自殺。小說宣揚了 “在人世的一切問題之上，還有人心的無限仁慈”的觀點，這在當時巴黎公社起義被殘酷鎮壓、公社社員們面臨死亡威脅的形勢下，應該說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雨果在晚年仍堅持創作，完成了詩集《做祖父的藝術》（1877）、《歷代傳說》的二、三集（1877、1883）等作品。1881年2月26日，60萬巴黎人在他窗前遊行，慶賀他的80壽辰。他在1883年的遺囑裏宣佈給窮人5萬法郎，並希望用窮人的送葬馬車把他的靈柩送到墓地。1885年5月18日去世，法國政府和人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由來自法國和世界各地的200萬人排成的行列，把他的遺體送進了偉人公墓。
（作者：吳岳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南歐拉美室主任，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
中國網 200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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