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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8日訊】”天安門母親”，並不是想像天安門為祖國、大地或某政黨一類的喻體。在1949年政權下，”我把黨來比母親”的政治文學敘事，是一種很值得玩味的政治譬喻。這不僅在於它暗示了一種亂倫的傳統和源起。詩人石光華曾稱”殺父、奪妻、斷人財路、揭人老底”為四大罪。這比基督教所言訴諸本性的七宗罪更為經驗主義，也因而更加顯得可惡。因為本性尚未坐實為行徑，還可能引人憐憫。一般而言，殺父總是造反者的手段，奪妻總是造反者的標的。至於”斷人財路、揭人老底”，往往出於對前兩種壟斷權的維繫。吳稼祥先生曾撰文細細談過共產黨歷史上的奪妻傳統，但只囿於黨魁之間，至於革命之後陽具向著民間的挺進就更為人熟知。在中國傳統政治學的比喻中，國家和君主一貫被想像為陽性的存在，謂之君父，以一種擬制的父子關係構建起關於統治合道性的政治哲學。但在一個滿臉橫肉的現代極權主義國家，獨裁者踐履了前所未有的專制，其政治學譬喻卻反而走向陰性化。一面是陽具的碩大無比，一邊又被想像為”母親”來四面傳唱。現代極權主義相對於君主專制，專制者的政治超驗性如何從陽性變身為陰性？這一節我以前總是想不通的。
易大旗先生早年曾稱中國文化是殺子的文化，西方文化乃殺父的文化。這為意識形態革命的陰性化政治文學敘事提供了一個解釋。魯迅說翻開歷史盡是”吃人”二字，所謂吃人即是”食子”。我們的歷史就是先用五千年的文化殺子，後用一百年的革命來殺父。朱學勤嘗言，”前幾十年，他們消滅了貴族而冒充貴族。現在他們又消滅平民來冒充平民”。如果放在政治哲學的譬喻譜系中說，專制者以暴力摧毀文化、人心和自發演進的社會秩序，所犯下的罪孽就是殺父、奪妻，然後壯大膽子在遺孤孽子面前冒充”母親”。
如此看1989。1989的政治哲學意義就是獨裁者新一輪殺子的開始。天安門前的那一場殺子，使統治者假冒的”母親”身份在民眾眼前徹底幻滅。十數年來，以人大教授、死難者母親丁子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收集死難者名單，尋求母親（和少數遺孀）之間的相互安慰、支撐和援助。開始在一個完全喪失了”溫情與敬意”（錢穆對於國史的態度）的公共領域喚起真正的母性。從而將獨裁者殘存的留鬍子的蒙娜麗莎形象，從公共領域和亞細亞孤兒的靈魂深處驅趕出去。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天安門母親”運動使”母親”的公共形象開始與一個道貌岸然的政治領域相剝離，成為與公共權力相反的一種力量。重新成為私生活和個人自由的公共象徵，而不是意識形態專制下政教合一、雌雄同體的政治圖騰。
人窮極而呼天，哀極而思母。殺父與殺子的歷史，所留下的瀰漫在今日中國大陸社會的暴戾之氣，凌亂之息，一面需要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架構當中得以澄清，一面也需要在如”天安門母親”群體所代表的真正的母性與溫情之中獲得諒解和撫慰。讓這個多災變的民族在重建公共領域和政治空間之前，贏得一個在母親跟前痛哭一晚的機會。
也許這就是年初海內外民主人士積極爭取”天安門母親”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部分原因。一個在1999年阿根廷母親運動的鼓舞下逐漸形成的”以北京為中心、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運動”，具有多個層次上令人敬重的感染力。盡管當下中國讓人腦漿發熱的事件似乎多到罄竹難書的地步，但真正的和持久的感染力是如此稀缺。通常的發自受難者的追討之聲不免也包含了戾氣，但”天安門母親”以母性的溫情和一種本質上的寬恕，除去了這種戾氣。也正是因此，在一個連胸無大志的流氓都被逼成了民主鬥士的年代，她們沉痛和節制的面龐下陳述出來的要求，竟是如此微不足道，又如此天經地義。微不足道和天經地義之間，構成了一種有張力的感染力。通常的感染力也是效率遞減的，不斷被歷史和民眾遺忘。但”天安門母親”這一顛覆性的關鍵詞，將年復一年散落在民間和底層的怨忿和戾氣匯聚了起來，將當道者留下的孤兒寡母和罪孽之下一切相似的零余者圍攏來，逐漸成為一種道義的象徵。如同那個大眼睛的女孩使希望工程形象化，”天安門母親”蒼白而堅毅的面容，也使在當代中國日漸高漲但又缺乏具體內容和外觀設計的對於社會正義零亂的籲求，可能獲得一個具有身體性的說明。在民族文化和社會心理的形而上的超驗情感中，獲得一個如觀世音捨身救父一般的聖母形象。
這種母性的感染力，立足於對個體生命和對種種與公共領域密切相關的個體苦難的深切關懷。進而成為推動為1989年民主運動平反和啟動新一輪民主化浪潮的道義力量。甚至在涵養憲政民主所依賴的價值源泉上，成為與陽性化政治敘事相反的一個陰性化價值世界的新的圖騰。構成一個嶄新的”母失而求諸在野”的政治譬喻模式，化解獨裁者揮刀自宮、男扮女裝的假象。
今年初，包括林培瑞在內的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學者都向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推舉”天安門母親”為和平獎候選人。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特意致信”天安門母親”表示支持。國內知識分子劉曉波、廖亦武等人也發出簽名信公開支持”天安門母親”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中共十六大後，”天安門母親”和包括主流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和自由作家余傑在內的國內知識分子，分別發出公開信，再次呼籲為六四平反，要求新的當道者拋開歷史包袱，以遲來的行動堪慰死難者家屬和整個社會十數年淤積起來的透骨的悲涼。
若沒有網絡。我將對此一無所知。因為當道者無恥和孱弱的網絡封鎖，”天安門母親”成為被屏蔽的關鍵詞，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進入的另一個中文世界裡的聲音。道義被屏蔽，希望也被屏蔽。絕大多數中國人乃至絕大多數網民，依然對此一無所知。他們依然在紛亂的道德義憤中繼續”憤青”著，依然在社會的暴戾之氣中躲閃和被誤殺，依然在喪父喪母的文化語境中胡亂地選擇激進或者虛無。依然不知道自己可以被憐惜。
同樣因為這種愚蠢的屏蔽，當道者像一個殺父殺兄的孽子，打死也不相信自己會有機會獲得慈母的諒解。他破罐破摔，連嘗試一下的勇氣都沒有。一個讓母親受難的民族是最無能的民族。而一個讓母親受難然後冒充母親的孽子，除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外，就只能是”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戳，萬世不得人身，億載永沉末劫”（《水滸傳》）。
2002-12-22冬至。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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