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雙十節”又要到了，台北的陳水扁政權對這一“國民党的節日”興趣不大，國民党也只是將其作為炫耀昔日輝煌的資本，而北京的中共政權一直將其作為“統戰秀”來利用。也就是說，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及其相關人物，海峽兩岸的政客們只是“為我所用”罷了，并不在乎還原歷史且從中汲取教訓的意義。
盡管，清末民初的史實大都公之于眾，然而，國人對那段充滿戲劇性的歷史的認知，在某种意義上，仍然陷于“成王敗寇”的思維慣性或意識形態化的解讀之中，以至于，將确鑿的史實變成党派私利的腳注。其中，最大迷思就是褒孫貶袁的偏見：孫中山被奉為推翻滿清和創建民國的象征。國民党尊孫為“國父”，中共尊孫為“革命先行者”，而另一位對終結“家天下”政權做出實質性貢獻的袁世凱，則一直被貶為“帝制余孽”，特別是在當代國人眼中，袁更是保守僵化、厚黑弄權的絕對獨裁者。
然而，只要尊重歷史，這樣的結論就會大打折扣。
袁世凱當上大總統之后，固然干過暗殺宋教仁、操縱國會、媒體、法院和選舉的下流勾當，他的稱帝，在為他自己留下了千古罵名的同時，更遺留下軍閥混戰的亂相，致使本來開端良好的現代化進程走向企圖，但這并不能抹煞袁在清末民初的積極作為：他曾經主持“新政”、支持“君主立憲”和“地方自治”，特別是他与南方革命軍合作，在逼迫清王朝最終退位上起到了關鍵作用。所以，要論推翻滿清和創建民國的功績，袁的實質性貢獻決不在孫之下。實際上，縱觀袁在當時的政治作為，袁是一位新舊參半的人物，他复辟帝制之過并不能抹煞他對終結滿清王朝的貢獻。
李鴻章死后，袁便成為體制內漸進改革的領軍人物，他支持地方自治和君主立憲，被清廷任命為第一任內閣總理而統領新政，既得到國內改革派的諸多頭面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复、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也贏得了西方列強的普遍支持。1906年7月周游考察14國立憲的五大臣回國，向慈禧力陳君主立憲的緊迫性和諸种益處，全國8位總督之奏請立憲者就有5位，袁世凱無疑是這些力主君主立憲的朝廷重臣的領袖。清廷在9月1日終于頒布了“預備立憲先行厘定官制諭”。于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立憲運動在全國興起，各地紛紛成立民間的立憲團體，向民眾普及憲政知識和敦促政府加快立憲進程，為后來建立民國做了良好的准備。可以設想，如果由袁領導的新政之漸進改革，不被體制內的保守派与體制外的激進革命派所形成的合力所中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許就會完全不同。
袁世凱開明的一面，也可以通過美國記者的眼睛得到證實。《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F米拉德于1908年4月采訪了袁世凱（見鄭曦原所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三聯書店2001年5月版）。在美國記者的眼中，袁世凱“雖然不是清國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讓改革繼續進行下去。”袁世凱是中國改革之父李鴻章的最佳傳人，“一直負責推動整個大清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少數可以左右李鴻章之后的大變局、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政治人物。外國記者稱他“素質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善于利用政治時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權力的寶座；他吸取了中日戰爭和義和團式反西方的教訓，主張盡量尋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支持和諒解，以便推動漸進改革。
首先，袁表現出強烈的親美傾向，他說對記者說：美國“一直是大清國的朋友，從未錯過任何机會以無私的方式表示出這一點，……我們更加信任美國。”因為，美國一直對東方國家非常友好，且“從未顯示過哪怕是輕微的軍事部署要去攻擊它們。”大清國如果遭遇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峻時刻，我們抗爭“會期待并信賴美國能夠為保護我們的權利而在國際上善施影響。”而中國近現代歷史表明，保持良好而穩定的中美關系，對于中國的現代化而言，顯然是利大于弊的選擇，清末民初如此，抗日戰爭如此，改革開放亦如此。
其次，袁世凱作為體制內漸進改革的頭面人物，表現了開明和穩健的施政能力。這位美國記者認為：袁所推動的是“允許進步分子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适當采取些行動”的改革，“并沒有激進到會立即引起新舊體制的決定性對抗”的程度。當談到中國民眾對民主制度的態度時，袁世凱說：“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存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机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如果沒有這些開明思想、穩健作風和實力性權威，袁世凱也不可能成為首任民國總統。
2003年10月5日于北京家中
大紀元首發 轉載請注明大紀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