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余杰﹕王實味:前文革時代的祭品

作者﹕余杰
【大紀元10月9日訊】一九四七年七月,山西興縣。一名被押綁的中年知識分子被武裝人員押送到破廟后的僻靜處,大刀掄起,刀落頭落,鮮血狂噴。之后,尸首被扔進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蓋,從此消失。

被殺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經不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卻開啟了一幕悲劇,一幕本世紀下半葉知識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劇。人們以為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卻認為,那僅僅是高潮,一切早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那位被殺戮的書生,是前文革時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實味。

一九二五年,王實味考入北京大學。“五四”運動之后的北京大學,宛如百川歸大海,有容乃大。与王實味同班的同學里,有一位也是將在本世紀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風。一九二六年,王實味在北大四齋創作短篇小說《楊五奶奶》、中篇小說《毀滅的精神》,并向《現代評論》投稿。主編陳西瀅讀完之后,大加贊賞,破例開出三十元的稿費。在自敘傳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与怒濤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華。王實味以稿費維持生活,后來實在無法繼續學業,不得不半途休學。此后,他開始大量翻譯外國文學名著。數年間,他一共翻譯了上百万字,如奧尼爾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還鄉記》、都德的《薩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譯文別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熱与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實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燈塔与明燈”。他投入到馬列著作的翻譯与研究之中,四年內譯出兩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國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潤》、兩卷半《列宁選集》。由于在文藝和翻譯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

隨著對經典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對延安現實的全面觀察,王實味發現了一個歷史的悖論: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擇手段而達到目的?在這樣的思路下,尖銳的對立產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否必須以犧牲個體的精神自由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會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國民性的改造統一起來?龍种是何以變成跳蚤的?

理論家的悲劇緣于理論的尖銳和實踐的固執。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開始。這實際上是十五年之后那場規模更大的“陽謀”的預演。二月十七日,王實味在《谷雨》雜志上發表雜文《政治家、藝術家》,接著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野百合花》。他承續了魯迅“改造靈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貴的一面“常与黑暗勢力抗戰,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見到了深淵,他毫不留情地批評“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气象,批評“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堅持藝術家的責任是“揭露一切肮臟和黑暗”,從而与“欣欣向榮”的主潮形成激烈的沖突。

醫生遇到了諱疾忌醫的病人,“真”与“假”的命題被強權置換了。在延安,王實味大概是研讀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但是,當眾多不讀馬列的“真馬列主義者”把他當作“异端”之后,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馬列主義者”。假如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連苦笑也笑不出來吧?正如魯迅所說:“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于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樣感嘆。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她。待到偉大的人物化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大時,他已經變為傀儡了。”

“我們決不能讓邪气更大的人得勢”,批判一開始,王實味沒有低頭認錯。自東漢以來,河南人就頗有“強項”之气。身為河南人的王實味又稟賦了北大的抗爭精神,喊出了“絕對民主”的口號。他說,作為人格獨立的知識著“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對經典理論的爬梳与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駭俗的結論,“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

正如卡夫卡所說,太陽的光芒市場會被烏鴉的翅膀所掩蓋。扑面而來的是對王實味暴風驟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壓力下,王實味被迫檢討自己錯誤的根源在于“有濃厚的虛無主義傾向”,“小資產階級病態的懮郁性”和“極端頑強的自以為是”,并說自己“神經确實有些异狀”。然而,隨著毛澤東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質很快發生改變,由“思想錯誤”變成“敵我問題”。与王實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陳傳綱、王汝琪夫婦和潘芳、宗諍夫婦也被牽連進來。一個“反党五人集團”產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實味被關押,受到殘酷的“逼供信”的審訊。一九四六年,康生親自作出王實味是“反革命奸細分子”的結論。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軍隊占領延安。在撤离過程中,保衛部門認為王始終是禍害,因此“根据王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准后,我們于昨夜在興縣將王秘密處死”。

一顆“對于一切被踐踏与被欺侮著怀有無上悲憫”的心靈停止了跳動。這不僅僅是一顆心靈停止跳動。我把王實味的被殺看作“前文革時代”的開始。因為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處決”的命運。

一九零三年“蘇報案”,清廷暴怒,欲凌遲處死章炳麟、鄒容。但租界當局堅持依法處理“國是犯”,判決極為輕微。由此給這個“思想獄”的大帝國帶來一線生机。“蘇報案”下啟五四新文化運動,十六年之后,思想狂飆得以突進。中國邁出走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在失控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真空里,言論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制度上得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与中國共產党的建立,均有賴于此自由之風。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最明顯的跡象就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風”。此前,有蘇區“肅反”、“AB團”等一系列事件,所殺者亦不計其數。相比之下,王實味僅僅是一介書生、一個純粹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而是馬列思想內部的“修正派”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者。他連“國是犯”的資格都不夠,至多算個“党是犯”——而且僅僅是思想、理論意義上的。對這樣的一名知識人“秘密處死”,使崇高的理論吞噬了理論的崇高。鮮血流淌,人頭落下,祭品擺上,祭禮開始。一旦殺戮被賦予正義性,那么茹毛飲血的狂歡就將在“最現代”的情境中展開。

思想的出格導致生命的終結,對思想者的屠殺則導致整個民族患上了靈魂的“敗血症”。理性的謀殺在線性進化的歷史觀中得到了開脫。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在此后的半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里,“思想”將不再成為“可能”。

王實味与胡風、路翎一樣,与陳獨秀、瞿秋白一樣,是詩人,是軟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熱情的、悲憫的、懮郁的詩人。詩人注定了要被“歷史”所謀殺。詩人是純粹的反叛者。因此,在革命之初,詩人是阿波羅,赶著馬車奔跑;在革命之后,詩人立刻被扔下馬車、五馬分尸。我想起加繆的預言——“革命首先企圖實現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實味,這個貧困的農民的儿子,這個輟學的學生,這個愛好文學的青年,這位詩人和思人,我已經很難想象他的相貌与气質了。僅有几張模糊的照片与發黃的書頁是不夠的。他的慘死,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注。那是一個生命比草賤的時代,也是一個凱歌高奏的時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滲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气中,越來越濃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終于匯集成了“血海飄香”。

巴金聲討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們普遍的贊揚,這說明半個世紀的困頓之后,思想的疲軟和空虛。就問個本身來反思文革時沒有任何意義和作用的。文革僅僅是歷史鏈條上的一環。文革是風暴,風暴的前夜,醞釀的過程比風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為止,關于“前文革時代”的反思仍沒有展開。

加繆說過:“真正反叛的行動只是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為了使反叛的行動成體系才統一武裝自己。一場革命只有當它保證取消死刑的情況下才值得人們為它而死,只有它事先拒絕進行無限期的懲罰的情況下才值得人們為它去坐牢。”拒絕參与歷史罪惡并揭露這一罪惡的王實味立即被革命消滅了肉體。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經無法阻止。一切試圖阻止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思想者”都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手段的墮落終于演變成目的的墮落。跳蚤突然以龍种自居。奧斯維辛集中營、古拉格群島与文化大革命,它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讓“你們”不再存在。

一個人死去,靈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夢死去。一個時代到來,災難到來,暴虐到來,奴役到來,与夢背道而馳的現實到來。沒有人關注那個被殺害的“敵人”,同樣也沒有人對將要來臨的一切作任何的准備。在把他人當作祭品獻祭的時候,誰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個祭品呢?

殺人如草不聞聲,王實味無聲無息地被殺害了。与此同時,千山万水之間尸橫遍野,革命的車輪滾滾向前。誰也沒有意識到,“前文革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喜劇演員們想不扮演悲劇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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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時間: 2003-10-08 21:50:52 PM 【萬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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