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8日訊】一
1986年夏天，一本小書在捷克的地下出版物《愛迪斯．愛克思沛迪斯》叢刊上發表並在布拉格悄悄流行。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民主革命發生一周之內，這本書就在布拉格出版，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第1本公開出版的地下刊物。這就是《哈維爾自傳》。這本小冊子在1992年便被李義庚、周荔紅翻譯成中文，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這本自傳，是哈維爾在50歲生日之際，接受捷克記者卡雷爾．赫維茲達拉的長時間訪問整理而成的小冊子。在這本自傳中，哈維爾回顧了自己的童年經歷、成長歷程，回憶了他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經歷，在”77憲章”運動中的情況。在20世紀下半個世紀中，哈維爾始終處在捷克政壇的中心位置，從一個著名的異議人士到一個國家的總統，他的經歷之曲折與生命的傳奇性，只有南非的曼德拉可以與之媲美。1975年哈維爾就在致當時的捷克總統胡薩克的公開信中說：”到目前為止，您和您的政府所選擇的是對你們自己來說便當的方式，而對社會來說是最危險的道路：為了外在的表象使內在衰敗的途徑；為了不斷加深的統一令生活死亡的途徑；微不足道的保護你們自己權力而加深我們社會精神和道德的危機和無休止地損害人類尊嚴的途徑。”1976年，以”塑料人”樂隊被捕事件為導火線，哈維爾等人發起了”77憲章”運動，他為此付出了5年監禁的代價。1989年22月，哈維爾帶領”公民論壇”代表團與政府進行談判，他對胡薩克總統的預言成為現實。1990年，他當選為捷克總統。從一個劇作家，到一個持異議者，一個囚犯，乃至成為全國第一個民選總統，並在世界政壇上享有盛譽，哈維爾在他參與締造一個民主政府，通過不斷抗爭把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轉化成民主國家的鬥爭生涯中，留給世界豐富的啟示。
在接受採訪的1986年，哈維爾還一再宣稱他只是一個作家，他認為他的責任是表達他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真理，揭示這個世界上的恐懼與不幸，而不是告訴人們如何對付變化。到了1989年末，他已經決定在混亂的政局中順應民意，力挽狂瀾，競選總統。這一切都是處於對生命與對自己所處的時代的責任，正如他自己說的：”考驗一個人，並不在於看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給自己確定的角色，而在於看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運交給他的角色。”
二
哈維爾對他小時候的經歷的回憶，是從恐懼感開始的。他最初的恐懼的根源，是他作為資產階級出身的孩子高人一等的身份。他的爺爺白手起家，最終腰纏萬貫，他的父親子承父業，因此，哈維爾從小便享受許多優惠待遇，並且高人一等。他家請來了廚師、女傭、司機，他的資產階級少爺身份，都使他無法和其他人平等自由地相處。他回憶說：”我對所享受的優越待遇與高人一等的處境感到羞愧，請求取消這些東西，渴望與其他人平等。我的潛意識中好像有一種感覺或一種恐懼：每個人──都有理由──參加了反對我的共謀，或至少是達成了某種默契，認為我是不應得到那些優待並高人一等的。我擁有的優待和高人一等的處境使我顯得那麼可笑。簡單地說，由於我所處的’較高’地位，我感到孤立、受排斥、自卑。”一個人在受本能而非利益的支配的時候，他絕對是渴求與周圍的人平等，渴求集體的歸屬感的。因為心靈自由只有在平等的人群中才能得到。特權給人利益，卻不能給人自由與安全感。哈維爾的童年時期這種對不平等──經過自己是特權者──的不習慣乃至恐懼感，出自一個小孩子渴求平等自由的天性，而且可以說，在他心裡埋下了對特權的反抗的種子。
哈維爾成長的時代，正是歐洲存在主義哲學盛行的時代。加謬用了”荒誕”一詞揭示了那個時代的心理特徵。世界已經成為一個雜亂荒蕪的非人世界，人生變得毫無意義。而另一方面，在這無望與無意義中卻蘊涵這對幸福與理性的渴求。哈維爾對時代的描述是”失落感”：”對形而上的把握的失落，對先驗論經驗的失落，對一切超人的道德權威的失落，對一切更高境界的失落。”其原因，在我看來，首先是哈維爾所揭示的，人和上帝已經分離，人失去了上帝。”一旦人類開始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最高意義的源泉及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這個世界便失去其人情味，人類也就開始失去對世界的控制。”而其次，更直接的，則是極權社會之中生存的不確定狀態。在極權社會中，恐懼成為一種生活常態。人們每說一句話，每表達一個神情，每做一件事，都必須非常警惕，必須事先經過一番自我暗示與自我恐嚇。在奧威爾的《1984》中有一個細節，裘莉亞在和溫斯頓約會的時候，作出了一件讓溫斯頓看了比看到她赤身裸體還要驚奇的事，那就是用三分鐘的時間塗了胭脂，抹了粉。這個細節足以充分體現在人性泯滅社會中，在蜘蛛網一般的監控下人的生存的荒謬性。
時代普遍的思想特徵與社會特有的政治狀況，使”荒誕”成為哈維爾的思想母題，更是他的劇本的創作母題。他特別講到一次經歷。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後，胡薩克上台，一些創作機構的中央委員會舉行一次大型聚會，準備起草一個類似遺囑的宣言，因為這些機構無疑很快就會被政府重組或者解散。這個宣言”將作為我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會放棄真理的宣言；它將是一個具有一定約束力和影響力，甚至具有歷史性的文件”。哈維爾被任命為這個文件起草的三人委員之一。他們立刻退到電影俱樂部的一間小屋去草擬宣言。在這緊張的時刻，哈維爾偏偏必須去出席不遠的美術館他的朋友的畫展開幕式。他裝著去方便一下溜去參加了開幕式，並且唱起走調的愛國歌曲和吟誦，大有震驚四座之意。接著又悄悄溜回電影俱樂部起草宣言。哈維爾把這件事視為具有深刻象徵意義的事件，他說：”如果沒有那些歡笑我們就不能完成那些嚴肅的事情。如果一個人的面色隨著他所面臨的問題的嚴肅程度而越來越嚴肅，那麼他就會很快地變得僵硬，成為他自己的雕像。這麼個雕像是不可能再去寫出一篇歷史性的宣言，也不可能去完成任何一項人類使命的！”因此，”如果你不想墜入這種嚴肅而不能自拔並變得無比荒誕的話，那麼你就必須對自己的荒誕性和微不足道保持清醒的認識。真正的意義只能在荒誕中看到。”在一個沒有神的時代，生命本來就已經顯得荒誕，而極權主義加諸與人的一切則加重了這種荒誕感。認識了生命、世界的荒誕本質之後，如何去應對這種境遇呢？形而上的生命問題，與行而下的社會問題，應該如何對待呢？哈維爾所提出的與踐行的，是承擔個體責任，在極權社會中承擔個體責任──即使這種承擔面臨著無數不確定因素，面臨著牢獄之災。
三
極權社會必然產生的一種現象，是人與人之間、人與國家之間責任感的喪失。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哈維爾舉一個例子：”某個水果店經理在洋蔥、胡蘿蔔陳列櫥窗上貼了一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這樣做目的何在？究竟向人們傳送什麼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促使他非得讓公眾都來瞭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麼實現，實現了又怎麼樣？”如果我們追究水果店的標語的本質，可以發現這樣的標語所體現出來的是極權社會中的荒誕的生活狀況。對哈維爾提出的一切問題，商店經理們無疑是不會過問的，因為貼上一個標語，僅僅是一種極權主義社會的習慣。但是他們必須貼出他們所不知所云的東西，哈維爾說：”標語確實是一個符號，包含了一個說不出口來但卻十分明確的信息。口頭上說起來，可以這樣表達：’我，水果商某某，是懂得我該作什麼，是守本分的。我是個靠得住的人，無可挑剔。我很聽話，所以該過上平安日子。’這個符號當然有一個接受者，那就是水果商的上級領導；符號同時也是一個擋箭牌，用來防範那些揭發舉報者。標語的真實意義因此深紮在水果商的生存之中，反映了他的根本利益。”明顯，貼出這種標語的動機，就是恐懼，官員恐懼受壓制而每天一再強調著陳詞濫調，並且自以為真理；教師恐懼失業而對學生講授自己也不相信的東西；作家恐懼失寵而寫出並非出自他們心靈深處的作品。因為恐懼，整個社會的謊言有了最現實也最妥當的理由，其結果就是責任感，對自己的良知的責任感，對社會正義的責任感的喪失。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談論個人責任的承擔往往看起來是蒼白無力的。”77憲章”運動充分暴露了這樣的問題：面對國家機器，個人的自由聯合，作出類似唐．吉珂德的努力到底是有沒有效果的。在這個問題面前，捷克兩位同樣著名的作家，哈維爾與米蘭．昆德拉作出了兩種選擇。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有這樣一個場景：托瑪斯的兒子和一家報紙的編輯要求他在一個呼籲共和國主席赦免所有政治犯的請願書上簽名，托瑪斯的看法是，有沒有簽名對政治犯來說不能改變什麼，甚至如果當局恰好有赦免政治犯的計劃，請願書的結果會適得其反。而哈維爾的意見則是截然相反。哈維爾在自述中清楚的說明這種以聯合請願的反思表明個人責任的承擔的意義：
對政治犯來說，民眾與知識界的普遍支持，才是他們堅持下去的動力。”當這些政治犯刑滿出獄的時候，他們都說，那篇請願書使他們感到巨大的滿足。由於這篇請願書，他們感到他們坐牢是有意義的：它有利於恢復團結。他們比我們在外面的人更知道請願書的意義已經超出了他們是否獲釋的問題，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不會獲釋的。但是當得知在人們普遍表現冷漠無情。聽之任之的時候，仍然有人瞭解他們、有人公開地站在他們一邊對他們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這本身就有著無可替代的價值。即使沒有別的理由，這種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請願書顯得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外面的人對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夠幫助一個人在獄中生存下去。”
對政府來說，貌似毫無力量的請願，同樣可能產生強大的威懾力，並且促進政治狀況的改變。哈維爾說到：”它（請願書）還有著更深的意義：這標誌人們重振士氣，恢復公德心過程的開始。儘管政府對這些請願書並沒有作出反應，但對於這無限的要求最終所造成的局勢卻不得不作出反應。這些結果是間接的、不過分的和大範圍的，但是它們是存在著的。這裡有一個例子：70年代初期，犯人們動不動就被判長期徒刑，而且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都幾乎沒有人去注意它，所以政府能不受到任何指責。經過15年堅持不懈的、常常被看作唐吉珂德式的努力之後，儘管有人不斷地懷疑那些請願者們不過是想出風頭、想照亮’全世界之全部痛苦’和他們自己的善良品質，但70年代那種情況終於發生了變化。現在，官方因政治原因只能把某個人關押48個小時，而且世界各地的報紙會刊登有關的文章。換句話說，已引起國際上的關注，政府必須對這種關注予以考慮，對過去所能逃脫的指責現在已經難以逃脫。”
1989年發生的一切充分證明，哈維爾的選擇是正確的──甚至，哈維爾的選擇，是一個公民使自己能夠擺脫奴役狀態走向自由，使國家擺脫奴役狀態走向民主的唯一途徑。在一個只有臣民的國度，需要臣民們自己努力成為公民，在一個沒有任何責任感的國度，需要國民自己起來承擔歷史責任，在一個沒有自由可言的國度，需要人民逐漸培養健康的自由精神，並實踐自由。1989年12月，捷克的和平革命正在進行之中，哈維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被問及他在”77憲章”運動中接受了什麼教訓，他回答道：”我得想一想，但現在有一點可以告訴你，那就是，一個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去行事，說實話，即使在公民身份被貶低的情況下仍然像一個公民一樣去行事，雖然不一定會有什麼好的結果，但總是有可能有所作為的。有一件事是永遠不會有好結果的，那就是投機取巧並以為這樣的行為會有好結果。”
四
在一個社會裡，知識份子可能必須承擔比一般人更多的社會責任。在《知識份子的責任》一文中，哈維爾為”知識份子”下了一個定義：”在我看來，一個知識份子是這樣一個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說都致力于思索這個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廣泛的背景。當然，知識份子並非唯一做這種事的人，但他們是以專業態度──我可否用這個詞──來做的。就是說，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研究、閱讀、教授、寫作、出版、向公眾發表演說。通常──儘管並非永遠──這使他們更能夠接受較為普遍的問題；通常──儘管並非永遠──這導致他們對世界事態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廣闊的責任感。”也就是說，知識份子的職責，決定了他們經常更能夠接受較為普遍的問題，因此對社會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感，代表著”社會的良心”。
在哈維爾這裡，知識份子絕對是社會的，不是國家的和政府的。在他的自述中，他這樣表達一個作家的責任：”我是一個作家，我一直認為我的責任是表達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真理，揭示這個世界上的恐怖與不幸。換句話說就是要告誡人們注意世界的變化，而不是告訴人們如何對付變化。提出好的方案並付諸實踐是政治家的事。”如果按照當前國內知識界某些論調為標準，哈維爾的知識份子觀是”有破壞，沒建設”的，是為這些文人所不屑的，彷彿只要知識份子在書齋之中提出幾個指導性的方案，經過權力者的實施，便可實現社會的變化。哈維爾對知識份子的角色定位，則是民間性與獨立性。他說：”知識份子應該不斷使人不安，應該成為世界之痛苦的見證人，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反抗一切隱藏著的和公開的壓力和操縱，應該是體制的和權力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它們的謊言的見證人。””他實際上通過自己的失敗而勝利，因此，他的地位是雙重的。”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薩義德在《知識份子論》中描述的那種知識份子肖像的影子。在中國，我們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即使現代化轉型以來，知識份子的身份由傳統的士大夫轉成今天的教授、作家、編輯、記者，但是那種士大夫情結始終還是相當明顯。從胡適一直企盼這一個”好政府”，到最後連”好”字也甘願去掉，只剩一個”政府”，到今天知識界一些知識份子仍然以政府的立場考慮社會的問題，知識界以外的人們以有沒有”建設”來衡量一個知識份子的價值，人們始終想到的只有”政府”而沒有”社會”。一個作家在為某個問題吶喊，在公開場合提醒這個社會存在的問題與癰疽的時候，這種聲音就是民間良知的聲音，是社會的聲音，作家的責任主要不在回答問題，而在提出問題，在預言恐怖，在提醒麻木──而不是在為政府與社會設計方案。甚至作家應該特別警惕那種設計方案者，那種自命建設者。因為一個社會，是全體公民的社會，哈維爾對自己在涉足政治的時候扮演的角色有一種想法，他說：”我承認我偶爾也想大聲疾呼：我已厭倦了做一個建設者，我只想做一個作家該做的，我只想說真話！不要期望有專人為你提供希望了，從自己身上找希望吧！自己去承擔風險吧！我不是救星！”哈維爾把費斯土拉的這句話作為他的創作信條：”我不提供實際建議，我不為任何人做什麼安排。我最多不過偶爾激勵人們的行動。”因為在極權社會中，只有每個人自己找到的解決方法才是他自己的，只有每個人創造的東西才是屬於他自己的。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承擔責任，認識到了常識而不踐行常識，就等於不認識常識；認識到了不民主卻不踐行民主，就等於不認識民主；意識到不自由卻不敢實踐自由，就等於不認識自由。一個新社會的締造需要一個一個的個體承擔自己的責任與使命。
從理論上談理論”建設”，與其建設”國家”，不如建設”社會”，與其設計方案然後教導統治者，不如發出民間的吶喊鼓勵人們自我保護和為自己爭取權利。希望永遠寄托在民間與社會，有沒有希望也寄托在民間與社會。當哈維爾在1986年的這本自傳中被問及”你是否認為80年代會有一些希望”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我對此（指來自’上面’，即權力機構的變化）從沒有寄托過任何希望；我向來都是對’下面’所發生的一切更感興趣，對寄於’下面’的期望，對那裡所能贏得的和所能保護的更感興趣。所有權力都有支配的對象並總是要不知不覺地而不是故意地對其支配的對象的精神和行為做出反應。”
五
極權社會對人的影響，最可怕的並非權力本身對人的支配，而是極權主義對社會無孔不入的控制，不但鉗制了人們的行為，而且控制了人們的思想，甚至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即使是一個反極權主義的人，也往往在巨大的壓力下為了喚起蘊藏著的鬥爭意志而傷害了健康的思想狀態，其表現，往往是非此即彼的思維，自我崇拜，受迫害的心理。
哈維爾在接受採訪的1986年，已經因為他的持異議者的身份而多次陷入牢獄之災。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情況：強權君臨於正義頭上，並且借助國家機器直接威懾一切異端的聲音。加爾文的日內瓦把新教異端塞爾維特放到文火之上烤了半個小時，沙皇治下的俄國，把一批又一批的知識份子驅逐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斯大林統治的蘇聯，對知識份子進行大清洗。在這樣的時代，一個人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奮起反抗，便是良心對暴力的抗爭，是一個人對一個帝國的抗爭。他不可避免的接受無情的命運：一次次牢獄之災，連續不斷的監控、跟蹤、審判與拷問，長久的反抗與妥協、良心與麻木、救贖與背叛的心靈掙扎。哈維爾的個人意志力面臨國家機器的鐵蹄的時候，是那樣脆弱無力，不堪一擊，任何吶喊都彷彿只是一箭入海，稍瞬即逝，任何反抗都彷彿是螳臂擋車，自尋死路。在這樣的時候，個人只有憑借全部的力量，在自己心中不斷自我暗示，自我確認，喚起自己的鬥爭意志，才能在無望的反抗中堅持到底。哈維爾在他的反抗之路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他說：”我聽到過許多表示同情、聲援、尊敬和讚美之聲；有人甚至還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不認識的人也打電話給我為我所做的一切向我表示感謝。對於這些聲音我當然非常高興，因為這表明我們的努力得到了共鳴，表明了我不只是在狂喊亂叫。”他人的支持與溫情，是一個反抗者獲得繼續反抗的力量的重要源泉。然而這也很容易使反抗者產生自我崇拜心理與受迫害心理。這種心態對反抗者的思想、學術可能帶來極其嚴重的影響。思想需要彭湃的激情與澄明的理性，彭湃的激情保證思想旺盛的生命力與豐富的內涵，澄明的理性則保證思想的健康性與不可動搖的說服力。而受迫害心態有可能阻礙思想的理性，阻礙思想向深處推進，損害思想的健康。哈維爾自述他能夠克服自我崇拜的心理的原因，是性格使然，他說：”我是那種總是在懷疑自己的人。”對人們的稱許，他”總是捫心自問我對這些關心是不是受之無愧呢，我能否不使人們的期望落空呢，我能否滿足人們這些要求呢？”
哈維爾也有他的愛國主義，愛國意味著對國家的責任。在被問及對政治避難的看法的時候，哈維爾說：”偶爾提醒一下那些生活在集權國家的人們，除了逃避之外還可以對自己國家的集權主義採取一些行動。如果我們要求西方人不要只照顧到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要像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到的那樣──即我們要為整個社會的命運負起責任──那麼我就完全有理由同樣要求生活在集權國家的人們。””我從來就不敢要求任何人為我們的自由而流血，但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批評這裡的無神論教育體制要比逃到西方的上帝那裡去更有意義得多。”愛國意味著對國家進步的一點一滴的努力，也就是承擔，是說出真話，是向集權體制挑戰。
六
經過了數十年漫長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哈維爾終於和他的同伴一起，共同締造了一個民主國家，把一個極權體制轉化為民主政體。哈維爾問心無愧地享受著勝利的果實，當之無愧的成為捷克總統，帶領捷克人民走出極權主義的陰霾，迎接民主自由的曙光。在1990年的新年獻詞中，哈維爾深情地說：
“人們也許會詢問我所夢想的共和國到底是什麼面貌。請允許我回答：我夢想的是一個獨立、自信、民主、擁有繁榮的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共和國，簡言之，是服務於個人並因此希望個人也來為其服務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內，人們都受過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決人為的、經濟的、環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問題，一定要有具有優秀素質的人。”
而接下來的日子裡，哈維爾將帶領他的人民，向著這樣一個共和國前進。哈維爾戰鬥的大半生，換來了一個足以在任何世界上任何一個集權國家產生震撼，足以鼓舞一切為著民主自由承擔著，前進著，奮鬥著，犧牲著的人的宣言：
“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
（2003.10.13）
《哈維爾自傳》，李義庚、周荔紅譯，東方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