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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1日訊】在有佛教傳統的中國鄉村長大，如今又在以新教爲國教的瑞典生活，長期以來，我對天主教在現代民主人權運動中的作用不甚了然。第一次接觸這個問題，是我1999年的波蘭之行。
那一次訪問波蘭時，我問華沙大學的一位漢學家：中國工人和知識份子能不能學你們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很難。”追問其原因，他說由於波蘭天主教傳統很深，團結工會在當時得到了教會的支援。波蘭教會成爲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調停人，由於共同的信仰，雙方的對抗不像中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矛盾那樣尖銳。
從那時起，我開始瞭解天主教在推動民主、捍衛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可以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主要就是天主教的民主化。這個變化來自六十年代的梵蒂岡教廷會議，那次延續了好幾年的會議，強調進行社會變革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幫助窮人的獻身精神和個人的權利等等。從那時起，原本具有威權性、和新教相比較少民主傾向的天主教，在許多國家成了“反抗專制的道義中心”。
那麽，這樣一個確立了人權傳統的世界性的宗教組織，在中國的情況怎麽樣呢？目前中國大約有一千多萬天主教徒，其中五百萬人屬於中國官方的愛國天主教會，另外八百萬天主教徒追隨羅馬教廷，他們頂著政治高壓的危險，參加地下天主教聚會。地下教會領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軟禁，有的被置於嚴密監視之下，還有的被逼逃亡。在中國政府強化對天主教地下教會的打擊之際，一位勇敢的主教－－－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堅持不懈地批評北京的宗教迫害政策，他說：“如果他不站出來，歷史將認爲他在犯罪。”最新一期《遠東經濟評論》把這位主教稱爲“新的香港良心”。
儘管到任才半年多，但陳日君主教早已被當局視爲眼中釘。他不僅要維護天主教教徒的信仰自由，也竭力維護法輪功學員的信仰自由。當香港特首董建華將法輪功稱之爲“邪教”時，陳日君主教挺身而出，批評董特首損害香港的自治。陳日君主教說：他“不但爲法輪功擔心，也爲我們自己擔心”。
在對待《基本法》23條問題上，陳日君主教代表香港數十萬計的天主教徒，發出激烈的反對聲音。不僅聲援法輪功、指責23條，這位曾在羅馬進修過神學和哲學的博士，還在其他一系列有關人權的問題上和港府“打對台”，例如爲持行街紙的學童爭取入學權等等。
爲什麽一個信仰上帝的宗教界人士如此干預世事？陳日君主教從宗教的角度，解釋神與人權的關係。他說：“從信神者的角度看，這些權利也就是造人的神所給予人的。在神的眼中，每個人都一樣地寶貴，神也願意每個人的權利得到大衆的尊重。”爲了保障人權，陳日君主教還經常強調《國際人權宣言》的理念，宣傳“公民抗命不能避免”。
作爲一種宗教，天主教在全世界有多達10億以上的信徒。由於這個宗教本身提倡自我犧牲精神、贖罪意識和懺悔，一旦它改革成功，確立了保護人權的目標，其教會就在世界不少國家成了譴責壓迫、捍衛人權和推動向民主過渡的主要組織。1987年，教皇就曾這樣解釋教會的使命：“人權中的一切問題都與福音書中的啓示有關；而且，如果民主意味著人權，那麽，它也屬於教會的使命。”
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的天主教會湧現出不少介入現實、與專制抗爭的優秀主教，例如，巴西的阿恩斯紅衣主教、菲律賓的辛主教、薩爾瓦多的羅慕洛主教和韓國的金主教。我們欣喜地看到，在中國香港，也出現陳日君這麽一位勇敢的人權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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