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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7日訊】想問一句：有誰到過這樣的地方？那兒沒有絕美的景緻，卻能把你迷得神魂顛倒，恨不得也在那兒就地長眠。
我到過。
可大多數人一定認為我是痴人說夢。否則，當逢時與我在維也納的一家旅行社詢問去那兒的旅遊專線時，就不會被告之因為去的人太少，專線已經取消。那個小姐見我們失望，隨手畫了張自己乘車去的路線圖。好在維也納不大，說是在郊區，只需換一次車，距離也大大短於從北京市中心去八寶山。
可見沒人信我的話。話說回來，要是那兒仍是旅遊熱點，像市中心的聖斯蒂文大教堂那樣熙熙攘攘，我大概也就不想死在那兒了。
初春。維也納。
如果你懷疑，這裡曾是音樂天才們教勁兒抬扛的樂土，全城都是“追星族”們半醉半醒的酒館；如果你懷疑，這裡曾記載了世界音樂之都的繁榮，不到此地就算不得音樂泰斗，那我真心勸你去維也納中央公墓走一圈。
我不得不用“死”來證明輝煌。
說來也怪，我們居然在擁有三十三萬個墓穴的公墓中如此輕易地找到了“音樂家之墓”。究竟是中央公墓給了樂神們最好的位置，還是樂神們給了我們某種心靈感應？在離中心大教堂不遠的一條小路旁，樹林把一個籃球場大小的墓地圍成圓形，四個巨人在這里長眠：貝多芬，舒伯特，斯特勞斯與勃拉姆斯。每個名字都如一聲驚雷。
時間還早，周圍杳無人影。古木參天之中，我機械地在四個墓碑間來回踱步，一種沉重的歷史感漸漸地像稠濕的晨霧樣彌散。
……
（一）
在我懂得什麼是“音樂”之前，就聽說了貝多芬。但那會兒我甚至不知道貝多芬是一個“人”，卻把他作為一個“種類”。他的名字是與一厚疊黑紫色的唱片聯在一起的。大人告訴我，這叫“貝多芬”。唱片上的字跡已難辨認，隱隱記得，是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這是一疊噪音大於樂音的七十八轉的唱片，一疊比“舊社會”還舊的唱片。要把全曲聽完，不知得多少次打斷貝多芬的樂思，一張張地翻面。大概沒人有耐心結結巴巴地聽完全曲，因此整套唱片還算完好，但第一張卻嚴重磨損。樂曲開宗明義的兩個雷鳴般的和弦被“卡喳”一聲跳了過去，唱針正好落在了大提琴如敘如誦的第一主題。於是，這便成了我童年時代所獨有的貝多芬第三交響曲的特殊版本。直到成年後再聽貝多芬第三，我仍對誰為此曲加了兩個和弦而百思不解，驚愕不已。
現在想來，童年的誤解往往帶有極為真誠的直覺，甚至比多少帶幾分虛偽的深思熟慮的嚴謹論述更接近真理。貝多芬也許真的是與音樂平行而可自成種類。我突然想起曾為麥基羅（Ｍｉｃｈｅｌｏｂ）啤酒商賺了大錢的一楨廣告“是啤酒，還是麥基羅？”廣告的製作人顯然頗具天份，他操著莎翁的口氣，故意製造邏輯混亂，把水攪混，似乎麥基羅不是啤酒的一種，而是足以使哈姆雷特猶豫不決的與啤酒並駕齊驅的另一什麼飲料。此刻，凝視著貝多芬的墓碑，我甚至聽見了哈姆雷特又一次惶恐地發問：
是音樂，還是貝多芬？
犯有我童年的錯誤的非我一人。上海音樂學院的老院長丁善德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怒髮衝冠的工友指著鼻子質問：“丁善德！交代！你為啥寫巴赫小步舞曲來毒害我們工人階級？！”一向思路敏捷智慧過人的丁善德，此時卻是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再三逼問之下，他只好真誠地加以解釋：“巴赫小步舞曲是巴赫寫的，不是我寫的。”這是秀才對兵的無奈。但細想起來，“兵”也不無幾分道理。巴赫以超人的才智不僅創造了小步舞曲，而且創造了他自己，以至“巴赫”與“小步舞曲”已鑄成一體，不可分割。從這個意義上說，巴赫不僅是創造者，而且是創造的終極結果之一。貝多芬從巴赫出發，卻比巴赫走得更遠。他走出了時代，甚至走出了音樂。
人們往往滔滔不絕地讚頌著音樂史上的每一個奇才，從巴赫到莫紮特，從柴可夫斯基到蕭斯塔科維奇。可說起貝多芬，卻變得口訥思竭，不知所云。他的宏大令人吃驚，他的成就令人望而生畏。從初期的古典，到中期的浪漫，直至觸角伸向了二十世紀的後期弦樂四重奏。他就是音樂，是音樂的方方面面。他不是音樂，他是貝多芬。
任何一個作曲家，大概都有能力把海頓的冷門奏鳴曲中的某一段，神不知鬼不覺地移花接木，鑲進莫紮特的一個冷門作品中去。可沒人敢和貝多芬開這種玩笑。他的每一個音都姓“貝”，從頭到腳有著自身的統一與不容置疑的與眾不同。每一個權威的理論家都能總結個三五條來說明貝多芬的獨特，可我怎麼看都覺得似是而非。也許，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條，貝多芬，確實與音樂平行。他是另一類。
這實在是一座很普通的墓碑。古樸，敦厚，方正（上圖）。它不僅是四座中唯一沒有雕像的一座，而且除了一楨古豎琴圖案，沒有任何其他音樂或作曲家的標誌。還用得著以符號來提醒後人貝多芬為何留芳百世嗎？猜不透設計師真正的用意，我寧可相信他也犯了我童年的錯誤，將貝多芬分離出了音樂。等他明白過來為時已晚，於是便沿著這個美麗的錯誤一直走下去。
端詳著貝多芬的墓碑，耳際似響起陣陣滾動的雷鳴，直攪得我心神不寧。終於明白了，耳邊響起的，分明是第三交響曲那開宗明義的兩個和弦，可隨後的大提琴主題卻久等不來。那兩個和弦不斷反覆，像是要補足那疊黑紫色唱片的疏漏。又像是提醒著我，童年時所聽的“特殊版本”實在是委屈了貝多芬。被忽略的不僅是貝多芬與眾不同的極端化力度對比，被忽略的是英雄的宣言。唱針跳過的不是兩個和弦，而是一個時代。一個給了我殘缺的貝多芬的時代，一個丁善德寫巴赫小步舞曲的時代。也許，直到今天，童年留下的缺憾才得以補償。我就是這樣被那兩個轟鳴的和弦推到了貝多芬面前，誠惶誠恐，把一個時代的誤解講講清楚。
我想，貝多芬是會原諒我的。至少來說，這個墓碑的設計師與童年的我有著某種程度的“英雄所見略同”。
（二）
可曾有人發現，被稱之為“維也納古典樂派”的三大巨星，竟沒有一個人生於維也納。就像今日的紐約。要想在藝術上功成名就，就非得削尖腦袋去紐約折騰一番。成功與否另當別論，起碼對得起命運與機會。十九世紀的維也納人有足夠的理由得意非凡。這裡是世界的樂都，他們是藝術的寵兒。可海頓、莫紮特、貝多芬畢竟更多地屬於世界。雖然他們的“籍貫”比起世界性的輝煌顯得不那麼重要，可“外地人”在維也納的馳騁風雲又多少引起維也納人美中不足的隱酸。
真正全身心屬於維也納的，當推舒伯特。他完全的土生土長，就是外出旅行也是屁股沒坐熱就轉身回來。三十一歲便英年早逝，使他最終以死來實現了對維也納絕對忠誠的最高形式。他，才是真正的維也納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如果再多給他二十年，很難說他是否能享有貝多芬今天的聲譽。像個必定會光芒四射的巨星剛剛從學校畢業，他實在是還沒來得及才華一番。他明明寫下了世界一流的交響曲，卻僅被稱為“聲樂作曲家”而離開人世。原因很簡單，他所有的九部交響曲幾乎全部鎖在抽屜裡沉睡。最著名的“未完成”交響曲竟然在他死後的三十七年才重見天日。藝術，本來就是個痛苦的行當。而創造聽覺藝術的藝術家的痛苦則又多了幾分。他們無法左右創造的第二階段，從符號到聲音的階段。他們所能完成的，不過是記錄他們的內心聽覺和組織內心聽覺的思維活動。也許，梵高要比舒伯特幸運得多。他盡管窮困潦倒，神經兮兮，但畢竟“看”見了自己的全部作品。而舒伯特不可能“聽”得見他的交響曲。他沒有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舒伯特的全部交響曲都未完成。他死時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價值。
可他卻深知貝多芬的價值。貝多芬的與世長辭使他痛苦萬分。一八二七年，年僅三十歲的舒伯特手持火把為貝多芬送行。葬禮之後，舒伯特與朋友們聚會。他舉起酒杯不無傷感地說：“這一杯，是為那個剛剛被埋葬的人。”然後，他又一次斟上酒，神情更顯淒慘：“這一杯，是為隨他而去的下一個人。”他的話不幸言中。僅僅二十個月後，這“下一個人”果然出現。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在去世的前兩天，他在幻覺中苦苦哀求他的哥哥不要離他而去，把他扔在這沒人知道的角落。他反覆說著：“貝多芬不在這裡。”根據他在彌留之際的願望，他被安葬在緊靠著貝多芬的墓穴，而且葬禮上舉行了同樣的火把送行。也許，這是舒伯特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時刻。
這就是眼前貝多芬與舒伯特的墓碑僅幾步之遙的原因。盡管現在的中央公墓並不是他們始初的安葬之地，但維也納人卻嚴格地遵照了舒伯特的遺願。他們按照原始的格局，讓歷史在此重現。
據說，舒伯特著名的小夜曲是喝酒之後無錢付帳而即興寫在餐巾紙上抵酒錢的。這個故事是真是假無從考證，但他的囊中羞澀卻是事實，以至引起了我好一陣心痛。可心痛之余，我又對維也納酒館的老闆如此“識貨”而略感欣慰。北京也有一個才華橫溢的作曲家英年早逝，名叫施光南。他的成就不用多說，那個年代的人誰都能哼上幾句他寫的歌就是明證。可他畢竟沒能達到舒伯特的高度。我不敢妄斷這是否因為他的才能仍無法與舒伯特攀比。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原因之一是北京沒有像維也納這麼“文化”的酒館老闆。據說施光南極愛吃魚，而且也如舒伯特樣囊中羞澀。他的去世曾引起報刊上好一陣對“中年知識分子”待遇的討論。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物價飛漲使他吃魚也成了問題。我想，倘若施光南能在某飯館裡叫一條清蒸蛙魚，然後在餐巾紙上寫一首”希望的田野”用以付帳，也許還不至於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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