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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貧困与沉默中的陷落

張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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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1日訊】武漢,這座坐擁三鎮、怀抱兩江的華中重鎮,在經濟學家的審視中曾被無情地划為“第三世界”。但這似乎并不妨礙它成為京廣線上最飽滿的一個亮點。有人說,在漢口你的視線會得到最大程度的飽和。的确,解放大道上聚集了最時尚最活躍的商品社會元素,漢正街呈現著浮華熱鬧的市井風俗圖,游走在吉慶街的淘金藝人又不失時机地將這個城市的夜晚涂上班駁的聲色……

武漢很失落。在中國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高速發展中,它不東不西不南不北,近期西部大開發戰略更凸顯出其陷落在中部的恐慌。据說武漢正在提中部崛起的口號,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被擠壓的、凋敝的國有經濟,和大批行走在貧困邊緣的下崗失業群體。負重的大武漢。

六月,我走進這座被定義為中國最市民化的城市,循著街頭肆虐的“麻木”和夜市上的吆喝,走進“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的小市民生存背景中。經過十多年社會生活的變遷,武漢早已跨越了方方《風景》中令人窒息的棚戶區生存狀態,“父親帶著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漢口河南棚子一個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 的時代已經成為慘烈的記憶。

但是,另一种貧困開始在延續。相對于生存空間的仄狹,精神世界的蠻荒化、教育資源的匱乏以及相伴而來的知識貧困,對于一個群體、一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更為可怕的殺傷力。在這個苦夏,我不能停止自己深入的腳步。

“麻木”人生

我不知道武漢人為什么把這种裝著灰扑扑頂蓬的人力或電動三輪車叫做“麻木”,有一种說法是因為這些三輪車夫回到家里就喝酒,直至喝到身體和精神麻木為止,頗為類似舊社會漢口的碼頭工人。

走在武漢的大街小巷,經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在烈日下疲倦地等待或在警察嚴厲的注視下倉皇逃竄,象受惊的鳥。警察就是它們的天敵。從一個城市管理者的眼光看過去,它們就象泛濫成災的蝗虫,讓這座日趨現代化的都市為之難堪。
當地的一位政府官員頗為撓頭地告訴我,“麻木”絕對是城市交通、市容建設中的一大公害,市人大、政協為此論證了很多年,但遲遲下不了封殺的決心。因為對江城近年來劇增的下崗失業家庭來說,“麻木”成了他們微弱的家庭生計支柱,靠了它,許多家庭尚能維持著平民而不至于淪落到貧民的生活。

黃昏時分,劉凡生的“麻木”停在工農村門口。

我走過去的時候,有四、五雙“麻木”的眼睛不約而同地望向我,分明是期待。頭發花白的劉凡生年紀最大,今年54歲,干這行有3年了。

他只能跑些偏僻的線路,沿工農村一帶的鐵軌旁邊拉些客人,因而生意比不得街上的“麻木”。他開的是黑車,因為沒辦上執照。

“我想花錢辦哪,可人家不給辦,說是要控制數量。說到底,還不是沒關系!”他抱怨道。他整天提心吊膽的,一旦撞上“槍口”,就會被沒收。劉凡生和他的同行已經熟諳其中“貓抓老鼠”的游戲規則。但還是不能幸免于難。

那次他去漢口火車站拉貨,沒走多遠,四、五個警察就圍上來了,要他出示“三證”(行車證、駕駛證和執照)。他拿不出,几個人動手就要沒收“麻木”。
“我要吃飯!三口之家要養活!”他急紅了眼,嚷道。

“要吃飯,你到勞務市場去!”他們說。

“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年紀一大把,找工作誰敢要你?沒理可講!這象賭博,你抓住我是你贏,沒抓住是你輸!”劉凡生總結道。

“麻木”沒收后的一個月里,家里差點揭不開鍋。他急得到處托人,還是內部有人暗示,找黑道上的,趁黑將“麻木”偷了出來。為此他前后花了1500元打點“紅道”、黑道。

“這是什么社會?!”他張著眼,憤怒、無奈。

他的家光線暗淡,陳設簡單、陳舊。冰箱是几年前弟弟送的,坏了,一直舍不得花錢修。妻子站在門邊,疲乏無力地微笑。她有嚴重的糖尿病,拖了10年。下崗前是江岸西站勞動服務公司的清洁工。這种大集體企業說倒就倒,說散就散,下崗了沒有任何說法地在家坐等。醫藥費自然是無處報銷。她每月要吃400多元的藥,碰上住院,劉凡生几乎愁得要跳樓。

他去找愛人單位領導,領導說管不了。他去找居委會,居委會愛莫能助。

幸虧他每月還有500元退休金,所在單位武漢鐵路分局江岸建筑段照顧到他的實際情況,每年發給他100元補助。但面對越來越高昂的醫藥費和女儿即將升入中學令人咋舌的贊助費,這點錢無异于杯水車薪。女儿學習不錯,每次考試都是班上前五名,但要進重點中學,贊助費就要交6000元到1万元以上。沒奈何,他說服女儿上了學費低廉的鐵二中。

去年冬天,妻子又病倒了,要住院。家里只剩50元錢過年。他只好跑到單位,又借了800元錢。這种東挪西借的日子,他是過怕了。他開“麻木”每天從早上6點起到晚上10點收工,每月淨掙600元,碰上吸毒的、地痞什么的,不給錢還要打人,他也只能忍气吞聲。而家里每月的生活費支出就要700元,大都花在食品消費上。遵醫囑,妻子每天得要有3兩瘦肉的進補。

一切能省則省。劉凡生腳上的5元錢涼鞋,穿了整整四個年頭,鞋跟磨得破爛不堪。

我無法知道在700万武漢市民中有多少象劉凡生這樣的沒有“准生證”的黑戶“麻木”。他們每天穿行在如過江之鯽般的豪華奔馳、神龍富康中,搖搖欲墜地行進在城市的窮街陋巷,帶著過分的小心和謹慎。一位守候在渣家小區的“麻木”懮心忡忡地對我說,如果哪天下令取締“麻木”,這個飯碗說沒就沒了。

失業的陰影籠罩著人們。來自2000年武漢年鑒的統計數字表明,近年來武漢市下崗人員和城鎮待業人員呈逐年上升態勢,就業和再就業壓力增大。1999年末城鎮登記失業人數8.1万人,比上年增長了3.1%;登記失業率為2.95%,比上年上升了0.15%。值得注意的是,集體企業的下崗失業狀況遠比國有企業要嚴重的多,1999年國有經濟單位在崗職工人數比上年下降5.3%,集體經濟單位在崗職工人數則下降了14%。

當地勞動部門官員告訴我,在武漢生活最窮困的,不是武鋼、武重這樣國有大型企業的下崗工人,他們尚能拿到一定的基本生活費,而是那些倒閉、破產和半破產的集體企業的職工。他們是真正生活無著的群體。而在武漢,集體企業占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數24%,從業人員約占全市職工數的16%。近年來集體企業經濟效益連年下滑,就工業總產值來說,1999年國有經濟比1998年增長了2.3%,集體經濟則下降了7.2%。

由于地方財政困難,管理集體企業的行業辦、集體企業辦現在基本處于癱瘓狀態,市、區兩級都不管。“沒法管,也管不了。”這位官員說。目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失業救濟政策主要向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傾斜,集體企業職工家庭很難納入低保范圍,成為被政策遺忘的群體,只能在生存夾縫中艱難地求著生存。

触礁的“問題家庭”

福建村在二七路上,二七路距离漢口最繁華的商業街——江漢路不過十分鐘的車程。

不遠處,“二七大罷工紀念館”肅然而立。

上午的日光洒在福建村南區的路面上。

街邊早點攤的油鍋還滾熱著。過早的人很稀落了。

油煙和著路邊隔夜的垃圾發出難聞的濁味。酷熱。

這是每個城市最基層最大眾化的生存角落,居民們延續著工薪階層的清貧日子,現在,這种日子似乎也正在失去。開“麻木”的、皮鞋的、賣水果的守在小區門口,困頓地等待生意。一些人懶洋洋地在街道間晃萊晃去。

陳玉萍的家就在福建村南區的樓房深處。

屋里很安靜。一個小男孩在地板上爬來爬去。這是陳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幫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

客廳的牆上,一個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

7個月前,這個男人用繩索在臥室的門上結束了自己。當時他剛滿45歲。他結繩的方式很特別,女儿從另一間房里沖出去的時候,他的身子已經冰涼。前后不到10分鐘。當時,陳玉萍正在里屋織毛衣。

他以前做過水手。那种毀滅性的結繩方式据說是長期的水手生涯磨練出來的。這個細節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時,總免不了一番唏噓。那种對生活純淨、徹底的絕望象迷霧一樣籠罩著福建村好一陣子。類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人們在不安之后又繼續著他們尋常的苦難日子。

還有一年,他們的女儿倩倩——一個聰明、漂亮的女孩即將高考,照老師的預言上大學應該極有希望。這個在晦暗中苦撐的家即將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這樣放棄了。

說到此,陳玉萍放聲大哭。他們婚后19年的日子也還算幸福。那時,她在武漢港務局做裝卸工,拿400元工資;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500元的穩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貧卻和樂。這一切都是怎樣發生的?

先是她下崗,辦了內退后工資降到了220元,她到處打零工,到飯店給人洗菜、送盒飯,什么都干;99年他下崗,單位一次性買斷工齡付給他3万元,從此一切脫鉤。原本開朗的他一下子情緒低落起來。

單位房改,買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約定,余下的錢再也不能動了,留給女儿上大學。為此,他們夫婦倆不吃早點,省下來給女儿;他常常餓著肚子喝空酒,患上了嚴重的胃病,越來越瘦。

不久他花了2000元買了“麻木”,沒辦上執照,只能偷偷開。警察搜得緊時,他只好窩在家里不出車。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車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動彈不得,不敢去醫院。這樣陸陸續續地開了兩年“麻木”,一個月下來能掙個三、四百塊。那段時間,陳玉萍又沒了工作,連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紀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煩,口角由此而起。苦悶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發不滿。家里的空气頓時緊張起來。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擺地攤的事儿。他很煩躁地否決了,這個生性膽小、守規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過那种隨時被驅逐的擔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擺地攤又能做什么?面對妻子的詰問,他不再言語。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這种不祥的預感,陳玉萍不是沒有體察到。很多次,她听見丈夫沉重的腳步在屋里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活著真累!”他的嘆息里充滿了惶恐和無助。她現在肯定自殺的幽靈一直在他腦際頑強地縈回,揮之不去。

對于生存的恐慌、對于未來的失望甚至絕望,襲擊著城市原本超穩定的家庭結构。貧困使相當一部分家庭走向分崩离析,自殺、离异,“問題家庭”越來越多。武漢市總工會最新一項統計數据表明,貧困已經成為導致武漢相當一部分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調查460戶最貧困的特困家庭中,30%以上家庭离异。而下崗失業后沒有技能、在就業中處于劣勢的群體,由于找不到生存出路,一些人就走上了諸如自殺、犯罪這樣極端的道路。就在我采訪的工人村和福建村,下崗的多,無業的多,治安問題越來越突出。有時自行車一天丟10輛。小偷也是窮瘋了。据說有一戶人家被光顧的那回,連衣服、桌上的一只苹果和2塊錢一盒的東湖煙都被搜刮得干干淨淨。賊也是內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也許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是,當生存成為人的全部世界時,赤貧,尤其是精神的赤貧必將逼近疲于應付种种沉重壓力的人們。而在一個平等、公正原則并非主導財富分配的社會里,人們在備受物質貧困折磨之時,面臨的將是令人更為懮慮的精神蠻荒化和道德底線的崩潰。

而陳玉萍們依然得守著殘缺的家,背負起女儿每年6000元的大學費用和拮据的貧民生活。將來怎么辦?她茫然的發問在屋子里發出空洞的回響。

可怕的知識貧困

73歲的彭啟忠坐在家門口,深陷的眼窩看上去有种被耗盡的空蕩蕩的感覺。

他左眼失明的妻子坐在他身邊,以一個窮人的慣常口吻嘮嘮叨叨地訴說著家事。

你听我說說,你听我說說。他忙不迭地將我拉進里屋,准備長聊。

窮。這是這間黑洞洞的屋子留給我的全部印象。人在那种赤貧的狀態下,只能稱為苟活。屋里堆著成袋的貨,那是彭啟忠批發來的在夜市上叫賣的廉价衣服。
彭啟忠一直沒有工作,靠賣菜、賣水果為營生。妻子三年前才從鄉下接到城里。一家四口人的吃飯問題全巴望著這個年已七旬的老人。根据政策,他家可享受每月160元的特困補助。

“這兩年不比以前,下崗的多了,做小買賣的多了,生意難做哇……”他反反复复地念叨著。以前家里的日子還能維持,現在在夜市賣衣服,連著几天不開張是常有的事儿,一天還賺不來10元錢。

最讓他發愁的還是儿子的大學費用。小儿子的高考分數离重點大學差几分,本來交2万元贊助費可以保證上重點。但這個天文數字讓一家人犯了難。最后只好自費念江漢大學本科。第一年要交4000元,彭家向親戚朋友東拼西湊,好歹應付過去。但接下來每年3000多元的學雜費壓迫得彭啟忠喘不過气來。

小儿子已經讀到第三年。新學期快要臨近,彭家又開始發愁了。

“這是為國家培養人才,不讓他念吧,將來更沒出路了。他哥就是因為沒文化,找不到工作,靠我們老的養活…”彭啟忠一籌莫展。

在接受采訪的貧困家庭中,几乎無一例外地出現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學費和入學贊助費,許多有著良好潛質的貧困生不得不放棄進入重點中學或上大學的机會。針對這种令人堪懮的現象,江岸區規定,凡家庭中有子女考上國家承認的大學學歷的,一經錄用,社區可考慮救濟,對其就讀期間的學費和生活費給予相應的補助。但就我所知,這种補助金額十分有限,且覆蓋面極窄,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据調查,武漢高校大約有20%的學生月均生活費低于110元,這一低于武漢最低生活線的群落應界定為貧困學生。湖北省高校有4.7万多名貧困大學生,占在校學生總數的20%,他們沒有任何經濟來源,連最基本的吃飯穿衣都成問題。据湖北大學學生處介紹,該校月生活費在150元以下的占15%。為了保證這些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進得了校,按時完成學業,湖北省自上而下建立了資助高校貧困學生工作體系。勤工儉學、助學貸款包括獎學金、助學金,還有不固定的一些捐助和贊助,對于困難大學生的确如同甘霖,但對大多數特困生來說無异于杯水車薪。据介紹,目前有相當一部分困難學生因欠學校的費用畢業了還有可能拿不到畢業證。調查中還發現一個令人吃惊的事實,城市和農村的貧困生比例几乎各占一半。造成家庭貧困的原因多种多樣,其中因父母一方下崗或雙方下崗的呈逐年上升之勢。

一位社會學者指出,在一個合理的社會里階層之間應該是可以流動的,中、下層可以通過接受教育改變自己的生活和命運。目前我國已經出現了階層的分化,但值得警醒的是,從上掉到下容易,從下往上走卻非常艱難。造成這种管道不暢的症結在于,隨著教育收費的門坎逐步提高,窮人距离教育資源越來越遠,貧困階層普遍面臨知識貧困的危境,直接導致人口素質的低下和失業叢生,由此帶來貧困的代際傳遞。

更為重要的是,一旦貧困群體很難通過自身努力回歸主流社會時,不僅在經濟生活上陷入社會底層,而且相應地會帶來其社會地位及政治地位的低落。而政治生活的低下對一個社會的影響是致命的。在導致貧困過程中,窮人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低下形成一种互為因果的關系,這种惡性循環使許多人一旦陷入貧困的境地就難以自拔。因此從長遠著想,為了減輕這個群體的后代在教育机會上的不平等,還應該采取有效的措施。

“汪洋中的一條船”
我是那晚夜市服裝攤上陳榮珍的唯一顧客。從夜幕剛剛降臨擺到晚上11點多,她只賺了2元錢。照理說夏天是夜市旺季,可是二七路夜市硬是紅火不起來。

“江岸這一帶下崗的多,大家都做小買賣,誰來買呢?盡管价格低,可位置偏,不比江漢路那邊…”陳榮珍發愁地說。這段日子,連著兩、三天才開一次張,最好的一晚賺了十几塊錢。輪到冬天,連續20天都不開張。每月得定期交納80元攤位費。這樣算起來,擺夜市的月收入只有200元左右。

“只夠買小菜錢。”她說。武漢人把茄子、白菜等大眾蔬菜稱為“小菜”。半斤肉他們三口之家可吃個三、四天。即便如此,每月生活費開支至少得花500-600元。
二七路夜市足有八百米長,与明亮的燈光和熱鬧的吆喝聲形成對比的是人流的稀落。這里的衣服价低得令我吃惊,据說它們大都來自漢正街的私人小作坊。賣小吃的夜市攤還有些人气,烤肉串的煙霧彌漫在城市上空凝滯的熱空气中,赤膊的男人坐在臟兮兮的碗筷間大快朵頤。在這里,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就這樣毫無遮攔地展開:大聲叫罵,污水橫流和衣著時尚的艷裝女人眼神空洞地來回遛達。

這是當下几乎每個城市在發展中呈現出的共同表征,在一個由艱難謀生的下崗失業者和游手好閑者聚居的群落里,生活保持著低水平的有序,但在這种脆弱的秩序底下潛伏的是不安定的破坏因子。現代貧民區開始浮出水面。

陳榮珍說有時候只要將福建村人家的尋常日子比照比照,你就會發現自己活得還不算太慘。因為在福建村南區80%的下崗洪流中,那些雙下崗的家庭面臨的是無米下鍋的窘境。而現在丈夫還在上班,盡管是有一天沒一天,但令人稍覺安慰的是還能開出一點工資。他們從牙縫里省出錢來支撐女儿每學期380元的學費,象福建村的大多數人家一樣,早就取消了早點,男人們喝那种10元買5斤的零售酒,就著小菜照樣能夠酩酊大醉。女人們坐在一起的時候,總會為每月的房租、水電費嘮嘮叨叨。可是日子就這樣熬過來了。

但是誰也說不准將來。他們就象汪洋中的一條船,經不起一點風浪的沖擊,那种山雨欲來的危机感隨時壓迫著他們脆弱的身心。前不久,小區里一位新婚不久的33歲男子死于胃出血。動手術的費用是3000元,家里東挪西借只湊足了1000元。家人把他從醫院里抬回來的那天,他伸出無力的手對街坊們說,大姐救救我,幫我先墊一點錢。可是,人們摸摸干癟的口袋,只能默然。陳榮珍說那男子渴望生存的哀怜眼神,她怎么也忘不了。

貧困,使人們對身邊頻繁發生的災難習以為常。与此同時出現的另一非常態就是,找不到工作的失業者開始靠吃父輩的養老金維持生計。老人們感嘆,以前是“養儿防老”,沒想到現在是“養儿養到老”。在小區的街道邊,麻將擺了一桌又一桌。据福建村南區居委會介紹,下崗職工大多集中在35-45歲之間的中年人,沒有技術專長或身體不好使他們長期處于無所事事的游蕩中,偶爾打打小工根本不能維持一家的開銷,因此在許多家庭老人每月400多元的退休金勉強支撐著三代人的基本生活。

据介紹,武漢市自1996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來,旨在建立一個欲將全民納入的制度,但是在計算申請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時,其家庭成員中凡能与職工最低工資標准、下崗工人最低生活補助標准等社會保障政策挂上鉤的,都按最低標准計算收入,如在職職工按最低工資標准線,為200元;下崗工人按最低生活補助線,為90元等等,有不足的再補充其差額部分。按照這种政策設計,結果把相當一部分救助對象又推了出去。另外,在制度出台之初,按人口的1.2%計算貧困人口(一說4%),預算金額為1000万元。到1996年3月實際運行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僅占0.05%;到1998年2月,也才上升到0.15%。實際支出与預算數有較大的差距,財政撥款大量結余。

福建村南區共有2130戶居民,有2000-3000名職工,其中有80%職工下崗,但能享受低保待遇的不到20戶,低保覆蓋率只有千分之二十五。盡管1999年武漢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由原來的150元/月提高到195元/月,增幅達30%,但由于經費來源和覆蓋面的有限,使得大部分貧困戶生活難以得到實質性的改善。

在武漢采訪的日子里,來自當地官方的緘默是我始料未及的。從最基層的社區居委會到市一級的政府机關,辦事人員對于我所做的話題采訪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十分謹慎甚至冷漠、回避的態度。我能理解這种態度后的隱懮,這座歷史悠久的老工商業城市是被冷落得太久了,眼下正攢著勁儿追赶東部和沿海。客觀地講,經過過去十多年的奮斗,武漢經濟業已形成全面騰飛態勢。在1992–1998年七年間,作為一個擁有7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武漢經濟年均遞增16%,一度被稱為九十年代中國經濟界的“武漢現象”。從1998年起,類似于九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巨變,武漢的面貌開始“一年一個樣”; 在美國《未來學家》雜志預言的“21世紀世界十大超級城市”中,武漢位列第二,排名比上海(第四)還要靠前!但誰也無法否認的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城市發展中的“馬太效應”——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現象在這里也表現得越來越突出。1999年,武漢市10%最高收入戶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12%;10%最低收入戶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下降1.6%。高低收入戶收入之比,1998年為4.7:1,1999年又擴大到5.3:1。從恩格爾系數看,也反映出高低收入戶貧富差距繼續加大。

武漢,這座集現代化鋼鐵、汽車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一體的特大城市,在走向國際化、現代化的同時日益走向正在加劇的貧困。但沉默,終究會被打破。
──原載《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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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2-21 11: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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