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20年不知魯連下落了!
1979年3月5日，成都第一份民刊《野草》上街后，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3月24日，一篇重量級的稿件《馬克思捍衛出版自由》寄到了《野草》編輯部，作者署名魯連。
魯連，何許人也？編輯部同仁都不知道。來稿信封上無寄信地址，稿頁內無真姓實名。大家猜想，“魯連”乃筆名無誤，而且恐怕還相當崇拜魯迅。
來稿就“不能發表的思想和意見，既然分散在孤獨的個人的頭腦中，便只能落得悄悄消失的命運，或者作為群眾情緒模模糊糊地存在著，無法形成一种力量”的現狀，鮮明地提出“人民必須擁有出版的權利，以表達自已的意見和愿望”，“現代國家無不把‘出版自由’的條文，寫在各自的憲法上”，馬克思更對“出版自由”作出了多方面的論證，指出“出版自由關涉到普遍的自由”，“預防性法律不應存在，檢查法永遠非法”等等。
魯連在來稿中最后說：“我們相信，任何有思想、愛自由的人，讀到這些深刻有力熱情睿智的話語，都會神清气爽、痛快淋漓、激情振奮，獲得追求真理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在讀到此文章之前，我一直以為馬克思只能講些“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神話”，壓根儿沒有想到馬大胡子還能講些至今有用的人話！也真不明白那些信奉“馬列”的人為什么偏偏不提這些至理名言？
魯連，在那個陰霾密布、乍露天光的“地洞口”，將如此貴重的禮物投送給剛剛問世、隨時可能被掐死的民刊《野草》，能不使編輯部同仁欣喜若狂、如獲至寶嗎？能不使編輯部同仁刮目相看、視為知己嗎？
呵，魯連–一個令人終身難忘的名字！你在哪里？你該不是戰國時期的名士魯仲連轉世吧？
1979年4月初，魯連的這篇文章被第2期《野草》隆重推出。
第2期《野草》上街后，魯連又于4月9日寄來了一組文章《瑣議》，系3篇短文：《關于孫中山》、《關于郭沫若》、《北京市山水花鳥畫展》。
《關于孫中山》一文，是作者在春熙路口的尖岬上，看見“几乎引不起路人注意”的孫中山銅像，“總要默默地向他仰視，總覺得有愧于心”，總要想一想“自己為祖國和同胞，做了些什么”，一种深深的自責溢于言表，也令讀者沉浸其中，捫心自問。
此時《野草》已被宣布為“反動刊物”。既是“反動”的，就必然沒有“表達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權利！其后果肯定是滅胡風、抓右派、鬧文革所一脈相承的“大刑伺候”，能不令人膽戰心惊嗎？如若象當年誅滅“胡風集團”一樣，這魯連至少也會“撈”個“魯藜”、“綠原”等“重犯”的名份再關你30年！讓你“三十年河西”也成泡影！這种被“活埋”的滋味是外部世界極難想象的。
1979年5月初，第3期《野草》掙扎了一下，便被扼殺了。
這期《野草》，選用了魯連的《關于孫中山》。這篇文章，如同泰坦尼克號上的琴師，隨同《野草》這艘船，沉沒于冰冷的人海中。
《野草》消失了，魯連也消失了。
但《野草》沒有死。半年后，《野草》又以《詩友》之名轉入“地下”，以小報手抄不定期的形式，刊載諸友的詩文，在朋友中傳閱，至1980年10月已出刊《詩友》24期。
一年容易又秋風。
1980年10月16日上午，老友羅鶴跑來找我，告訴我一個惊人的消息：“魯連找到了！”我忙問詳情。羅鶴故作神秘，說：“想見一面嗎？若有此意，由我安排如何？”我當然求之不得，連連應允。17日，羅鶴又跑來，說：“已安排妥當，19日下午在敝舍見魯連！”我千恩万謝，并立馬將此消息告訴陳墨、徐坯等人。
10月19日是個星期天，約見魯連，又恰是魯迅逝世紀念日，真是天意了！
我上早班，拆換水泥球磨机馬達時傷了腿，下午，咬著牙、跛著腳赶往羅宅。那是一處干打壘式一樓一底的舊民宅。從一幢房子的中間木梯上樓，一通面南臨街的走廊向東西兩頭伸過去，北邊依次為門住著各色人等，通道上塞滿各家各戶的案台、水桶、蜂窩煤爐子等。羅鶴与癱瘓在床的老母住在西頭兩間各自為門的房間。
我攀住扶手上了樓，痛出了一頭虛汗，心里卻不覺苦。陳墨提著一只鹵鴨赶來了，徐坯也買了各种鹵菜提來，都有些喜不自禁的興奮，仿佛難友重逢。臨5點，羅鶴老友張仁榮在羅宅門外一聲斷喝：“貴客到！”接著把一個30歲左右、眉清目秀、個子高瘦、身著西裝的青年推進門來。我們都猜到了來者何人，遂全體起立，异口同聲道：“應是魯連吧！”羅鶴一一介紹，握手落座。魯連把他帶來的一位貴州朋友也介紹給大家。
据介紹，他与張仁榮系獄友，6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曾關在一起，平反出獄后各自謀生。他在一家街道小厂工作，姓周（那么巧！魯迅也姓周），名永年，因与當地文壇一人同名，遂改為周永嚴。他即以此名在當年的《四川文學》上發表《阿龐》、《阿菊》等小說，另寫有《江洋大盜》、《木吉爾》、《楊雪華》、《鮮紅的發結》等小說。靠著他的勤奮与才華，就這樣闖進了文壇，并破格錄用為《四川文學》編輯。
眼下這位就是寫《馬克思捍衛出版自由》的魯連。我打量著他清瘦的臉，注視他小而深邃的眼睛，努力尋找著“文如其人”的相通之處。當我第一眼看見他時，腦子里立即跳出“弱不禁風”四個字來。在那個年代，“文弱”似乎專找這些有骨气的文化人附身。哀哉！他說話細聲細气，語調平和，但分明能使你感到話語的份量。他說他寫了一篇游江油太白故居的散文，有意在其中夾議了几句很出格的感慨，不想竟被主編刪去了。他為此拒絕發表。他對主編說，他的這篇散文，就靠這几句話“撐”著，刪了這几句話，全篇就毫無意義了。是呵，在這塊黃土地上，“檢查法永遠非法”只是一句反革命口號，哪怕這是馬克思100多年前喊出來的！
我想，進入了文壇的魯連，對“意識形態的監控”理解得一定比我們更為深刻！
一夜長談，腦海中塞滿了“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一類字眼。
然后是短暫的你來我往的“蜜月”期。他當時住在黃瓦街一座雅舊的庭院內，与其母、兄弟住在一起。后又遷往水碾河，那是他成家之后。這其中有3次聚會值得一提。
一次是1980年11月22日，魯連与他的几位文友同《野草》諸友的草堂聚會。20余人在草堂內穿梭照像，草亭猜謎，聆听剛剛進入中國大陸的收錄机所播放鄧麗君、奚秀蘭等人的歌聲。“制謎大師”何歸的一條用解帶格打一詞牌名的“皆大歡喜”被魯連破解，為《齊天樂》。徐坯所采購的一大堆食品，成了大家的臨時午餐。下午4點過，眾友又“移師”草堂大門外的浣花茶園，圍坐在楠木林中一張寬長的石條桌周圍飲酒會餐。魯連即席朗誦了他的一首詩《醉飲歌》（魯連此詩后載于《詩友》第26期）。黃昏后，大家又赶往藝峰照像館，合影了一張至今定格在《野草之路》扉頁上的照片。
一次是1980年12月4日，魯連与《野草》諸友的望江樓聚會（《野草之路》一書中有關照片所署日期有誤）。這天聚會最“奢侈”的禮品是九九從香港寄回來的几個彩色膠卷（當時在大陸彩色膠卷還不多見且無從沖印，須寄香港），主要由樂加兄“操刀”拍攝。連羅鶴之女牙牙學語的曦曦、吳鴻之女滔滔及陳墨之子不足9個月的凡凡等小字輩都大沾其光。魯連隨手帶來一冊樂山某厂的民刊《覓》交我。我手握這刊物与魯連在崇麗閣下合影了一張照片，至今感覺特別有意義。照片沖印出來后，才發現此卷是黑白膠卷，讓九九在香港气得跳腳！
一次是1981年元旦，魯連及其文友在衣冠廟鋁材厂一文友家舉行小說評選活動，邀請陳墨、蔡楚和我參加。上午我們購了些糖果、花生、瓜子等，冒霧赶去。魯連在一環路口（現衣冠廟立交橋）接我們。他的6、7個文友（包括“藝峰”合影的張浩民等3人）已到齊。主婦熱情地端出各种涼菜、熱菜和散裝啤酒。大家一邊飲酒、一邊捧讀各位的作品，并予以直率的點評。參評的小說有8、9篇，另有一首長詩。從上午一直進行到下午6點。評選結果是張浩民的《小青草》獲獎。獎品是一套美國辛格的短篇小說選。魯連無疑是這個“團體”的組識者，后來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1981年2月1日，一個意想不到的“內部消息”使《詩友》炸了鍋：“當局已查明《野草》的一批人以《詩友》的名義仍在猖狂活動，對這些人要加強監視”云云。一時間人心惶惶，由蔡楚剛剛編成的第27期《詩友》也在一片忙亂中不知所終。《詩友》活動至此消隱。与魯連的“熱戀”也至此中斷。中國，什么時候才會讓人過上不再“心惊肉跳”的日子？
時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2002年10月31日，九九突然打來電話，稱已打听到魯連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一個塵封了20年的記憶象龍卷風似地把惊喜的我拋向了高空！我立即撥通了魯連的電話。那端傳來了魯連久違的無力的話音。“真沒有想到”成了我們雙方的共同語言。第二天，我即拜托懸壺西門的明輝給魯連送去《野草詩遜》、《野草之路》及近期的《野草》雜志。
今天下午（2月16日），我和徐坯、明輝、廷孝、劍秋從茶店子“大家庭農家樂”出來，相邀去拜訪魯連。在茶店子西街一幢臨街的4樓上，我們叩響了房門。一個中年男子來開了門，据稱是魯連的一位鄉下親戚，長年在此護理魯連。我們被引領進魯連的臥室。眼前的景象令人窒息。臥室很窄，兩只鐵制的大氧气瓶立在進門的壁角；一張大床橫放在屋中，占据了大半個房間，床頭靠一排書櫥。魯連背靠床頭躺在床上，蓋一床薄被，一只輸氧管插在右鼻孔里，較長的頭發分披在更加清瘦蒼白的雙頰。床頭邊放著電話机。臥室的頂棚上開著日光燈，臨街窗戶挂著遮光、但卻擋不住街上市聲的塑料窗帘。天空陰沉，沒有天光流進來。壁角柜上的電視机正播著什么節目。這大約是他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了。
我們一一与魯連握手，几多苦澀涌上心頭。我們知道，正是因為多年的獄中折磨，才至使他落得于今長臥病榻的下場。他的記憶力真令人稱奇，臥病5、6年了，少有人來，与我們音容隔絕也已20余年了，他卻還清楚地記得40年前在敘永茶場与廷孝、劍秋共事的情景。他見到徐坯、明輝和我時，竟激動得一時語塞，說《野草之路》一書中，有篇文章記錄了一幅諧對，點了4個人名，今日就來了3個云云。徐坯忙說：“我知道你說的是40年前昭覺寺題竹的事。鄧墾、明輝64年春游昭覺寺，刻竹是‘城南學士鄧雪夢殷翰卿到此一游’。64年秋陳墨陪我去磨盤山給亡父掃墓回來路過昭覺寺看見了這刻竹。陳墨遂捉刀戲刻了一句‘江畔頑童徐跛子陳瓜娃嚇個坐讀’”。魯連笑道：“對，對，就是指這事，請代問陳墨好！”
他因激動，一邊不停地用手將輸氧管往鼻孔里塞，一邊喘著气說：“你們送我的《野草詩選》、《野草之路》以及近期的《野草》雜志，我都仔細地讀過了，謝謝你們！”接著，他又情緒亢奮地談起中國的現狀及文壇的丑態等問題，眼中分明透出束束強烈的光亮來。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而我們的話題似乎是一江春水，不見盡頭。該告辭了，回首20多年的風風雨雨，說什么呢？是戴望舒的“生活，漫漫無盡的苦路”？是魯連20多年前的那首《醉飲歌》：“一旦歸于天邊的黑暗／光明的大門牢牢閉掩／誰還知道哀戚的一生／有過几多未曾償付的宿愿”？不，還是說一句最平實的話吧：“早日康复，在陽光底下大聲說‘檢查法永遠非法’！”
（2003年2月16日夜草于沙河水岸花園）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