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從武漢市回到家中，并沒有發生什么嚴重的后果——也許會在今后結出苦果。家人反复要求我“遵照指示”按國安留下的號碼回個話。電話那頭倒是心平气和的很，只要我“今后別再參加這樣的活動了”。放下電話，老婆開始向我訴說這几天精神上受到的折磨。一方面，我對因自己的行為使得妻儿遭受無端的恐懼而愧疚，一方面為自己平安而慶幸，同時，卻又感到有些話必須与有關方面作些更深入的溝通。需要溝通的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据我妻子稱，國安的先生們對她威逼利誘，其中讓她擔心的一項就是要讓我下崗。我要請問先生們，我的工作職位是您們給予的？或者您們是人事行政机關？
我犯法了嗎？國安局有什么職能來威脅下我的崗？我与您們是同樣的公務員，國家公務員的根本職責是保護人民的權利，忠誠于國家利益，是為國家服務，為民眾做事，不是為哪一個政党的一己之私服務。作為國家公務員，秘密警察与我一樣，是靠納稅人的血汗錢養活的，不是靠哪個党的党費圈養的，不是保護哪一個政党永遠在台上，如果是靠一個党養活的，便應該改稱為“党安局”。秘密警察如果忘記了自身的根本職責，才真正應該下崗。我想，明智的國安局官員們應該比我更清楚。
國安局不是社會和全民總管，不可以為所欲為。政治文明的國家絕對不應該是秘密警察為所欲為的國家，秘密警察橫行不法的好日子已經伴隨戴笠王朝的腐臭和前蘇聯的崩潰而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在此我想提醒您們，不要在沒有證据的情況下就把一個公民當作敵對勢力來對待，在我國，把公民當敵人整的例子已經不少了，肅反，反右，文革，反擊右傾翻案風，都是自己在尋找和制造敵對勢力，都是一頁頁血淋淋的歷史，當時做的人無不認為絕對必須和絕對正确，后來的歷史卻證明了，全是悲劇。
第三，我的文章是不是發表在海外“反動刊物”上？据我妻子講，國安曾當著醫院院長的面嚴厲地指責我，不該經常在海外反動刊物上發表一些偏激的言論。這個話后半句可以商榷，前半部分我是根本不能接受的。首先，對于批評我的政論中存在偏激言論，我可以接受，對一個作家文風的批評是讀者的權利，我不作過多辯解，只想說一點，偏激与不偏激都在言論自由范圍之內，既不构成罪過，也不是我不能在海外發表的理由。其次，海外的刊物是否反動，我想這個就不能以國安的先生們的意見來定義了。我們先弄清什么是反動，詞典的解釋是：反動指思想上或行動上維護舊制度，破坏新制度。什么是舊制度？假民主的專制制度才是舊制度，什么是新制度？真民主制度才是新制度。大紀元等海外刊物積極促進中國民主進程，為實現真民主不懈努力，它們不是在維護舊制度，而正是在反對舊制度，它們不是反動，而是“正動”，標標准准的“正動”！我向正動刊物投稿，何錯之有呢？
我想，國安的先生們極可能是把反對派与反動派給搞“等于”了。反對派与反動派可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反動派一般是用來指涉違背人民意志和“時代潮流”的人或勢力。反對派則可用來指稱意見不同的雙方，當一方与另一方意見不同，彼此相對于對方都是反對派。反對派不一定是反動派，不反對派倒極可能是反動派，不能容忍反對派的則必定是反動派。這是歷史早已作過無數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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