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訊】听到安娜.林德女士（Anna Lindh）遇刺身亡的噩耗，我正在圖書館里。剛從報架上取下報紙，想了解一下這位女外交大臣在醫院做手術的情況，一位熟悉的圖書管理員走到我面前，輕輕地說：“你看的這個已經是舊聞了，她已去世了。”
我拿報紙的手就僵在那里。兩個女人－－－瑞典的和中國的，站在圖書館的一角，無聲地淚眼相望，末了，我哽咽著說：“瑞典應該好好保護自己的政治家。”
瑞典政治家在街頭遇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86年2月，首相帕爾梅同夫人一起去看電影。電影結束后，老兩口挽臂并肩步行回家。夜色中突然几聲槍響。那位深受國內外人民敬重的59歲的首相，連一句遺言也沒留下，就匆匆地走了。此案至今未破。
今天，那么年輕快樂、生气勃勃的安娜（讓我還是和瑞典人一樣昵稱她的名字吧），竟然和她社會民主党的前任領袖一樣，血染斯德哥爾摩街頭。巨大的震惊和悲痛，再一次襲擊瑞典。
像瑞典這樣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國家，幸好有教堂給遭受心靈傷痛的人們，提供一個表示哀思的場所。听到噩耗后，成千上万的瑞典人排著隊，到各地教堂點上一支支蜡燭，默默地為安娜祈禱。哭泣著的人們互相擁抱，安慰自己也安慰他人。全國下半旗，在林德遇襲的百貨公司門外，地上擺滿了鮮花。
安娜去世的第二天，近五万瑞典人在首都Sergels Torg廣場聚集，沉痛悼念安娜林德，并抗議暴力活動。廣場上，人們手持著紅玫瑰或舉著瑞典國旗，面對那安娜面帶笑容的照片。安娜生前最愛的瑞典明星Eva Dahlgren，含淚演唱一首《房間里的天使》。优美的歌聲伴著無盡的哀思。在瑞典其他城市，也舉行了類似的紀念會，人們以默哀向去世的安娜致以敬意。這是自反越戰抗議活動以來，在瑞典舉行的最大型集會。
*開放社會和官員安全問題
慘案發生后，瑞典警方是備受公眾指責的對象。一位身居如此高位的部長大臣，居然沒有給配備安全保鏢，外出時沒有任何隨行人員，這不僅使外國人感到不可理解，就是在習慣于把政府官員當普通人的瑞典，人們不能不反复地質疑：為什么會發生這樣慘烈的悲劇，我們瑞典的制度是否需要改變？
就治安環境而言，瑞典犯罪率比較低，暴力事件相對來說比較少。有著兩百年和平的歷史，中立國瑞典在世界上沒有什么死敵，社會因此穩定祥和。因此，除了國王和首相安排有保鏢衛護之外，對于其他政府官員，不但是警方不認為有保護的必要，就是官員自己，也不喜歡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他人介入（當年帕爾梅首相和太太去看電影時就拒絕保鏢跟隨）。這种政治家平民化的作風，使得官員和人民之間沒有多大距离，因此也很被老百姓所欣賞。但這种作風，付出了鮮血作為代价。
這次外交大臣安娜之死，使瑞典人痛感有加強保護政府官員的必要，警方也在反省，并立即采取安全措施。但是，瑞典人民仍然不愿意放棄他們長期以來為之自豪的開放政治，他們聲稱絕不向暴力屈服，絕不讓暴力事件打擊瑞典的民主制度。因此，原定于14日舉行的全民公投將如期進行，這次公投將決定瑞典是否加入歐元區。安娜生前一直極力主張瑞典加入歐元區，在她去世后，反對和贊成的兩派公投拉票陣營，都立即停止了正熱烈進行的宣傳攻勢。大家決定以積極參与投票的行動（不管是支持那一方），向已故的安娜表示敬意。
*換一种眼光看政治人物
需要瑞典人反省的，不但是政府官員的安全保障問題，還有一個善待政治家的問題。前任外交大臣林娜，在電視台討論時悲哀地說：“安娜死后獲得了她生前沒有享受過的贊譽，但是，為什么人們不在她生前更慷慨一點？”她的意思是說，每日辛苦工作的安娜，生前也和其他瑞典官員一樣，是飽受責難的，很少得到肯定和贊揚。
來自有“官本位”傳統的東方國家，在我的眼里，這瑞典官員還真不那么好當。前不久，女部長蒙娜.莎琳來到筆者居住的城市，做勸說人民支持加入歐元的演講。蒙娜辛苦演講了一個多小時，沒有人給她倒一杯水喝，她就那樣干站在那里，不厭其煩地回答選民提出的各种尖銳的問題。蒙娜當年曾經官至副首相，地位不可謂不高，但在一般瑞典人眼里，她不過是一個普通公仆、一個需要討好選民才能實現其主張的政客而已。
安娜.林德去世后，人們說，以安娜有卓成效的工作、良好的聲譽，她本來可以成為下一屆瑞典首相。和安娜同在社民党內崛起，兩人做了三十年好朋友的蒙娜.莎琳，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有了成為瑞典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可能。但這位蒙娜一頭栽了，就栽在瑞典的一個查閱公開文件的原則（Offentlighets-principen)上。為了圖方便，蒙娜偶然使用公家的信用卡購買私人物品，雖然每次事后都一一還清，但仍然屬于挪用公款的性質。按照“公民有權查詢政府文件”的法律，有記者追蹤至蒙娜的辦公室，查出她共挪用了六千多美金的證据，蒙娜因此一度丟掉官職。
因此，筆者曾經對朋友說，由于瑞典透明而平等的政治制度，政府官員的收入不太高，其地位也不是很受尊敬的，況且還需犧牲自己的私人生活，因此，一流、二流人才大都不愿意成為政治人物，他們更愿意去從事自己喜歡的專業研究，或者進入企業掙大錢。這樣，就導致政府官員普遍教育水平不高，不夠專家治國的水平。
然而，經過多年的觀察，筆者發現，這位在46歲突然辭世的外交大臣安娜，确實屬于一流人才。她法律專業出身，25歲就進入議會，1994年擔任環境部長，后升任外交大臣。2001年，瑞典擔任歐盟輪任主席國，安娜与其他高級外交家出訪了世界多個城市，在國際舞台上穿梭，以其個人魅力獲得成功，因此被稱為“歐盟女王”，成為瑞典對世界展示的形象。
安娜是一位溫暖的女性。作為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有令人們羡慕的家庭，一有空，她就回家和先生孩子團聚，很盡女人本份。在工作上，她具有廣泛的國際知識和敏銳的判斷力，熱情能干，富有凝聚力，善于与人合作，工作極有效率。在外交桌上，她是強硬而火辣的談判對手，且不時表現出幽默感，令她的對手和論敵為之折服。英國外交大臣斯特勞在安娜去世后說：“她是一個體現了瑞典乃至全歐洲最美好一面的女性。”
*安娜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
在安娜的性格中，有我非常喜歡的一种特點：直率敢言、勇敢無畏。她不但批評美國，批評其他歐盟國家，更是尖銳而毫不客气地指責侵犯人權的專制者。
例如，她曾經毫不留情指責土耳其政府鎮壓庫德族、迫害政治犯和濫用死刑，并對想要加入歐盟的土耳其提出改善人權的要求。這种不太講究“外交辭令”的率直做法，曾經在瑞典外交部門引起“太政治化”的批評。但后來證明，林德的這一做法是對了，歐盟各國采取了一致行動，把改善人權狀況作為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條件。
作為“歐盟女王”，安娜.琳德曾代表歐洲聯盟一方，与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對話，談話焦點集中在人權問題上。她直截了當地對北京濫用死刑、鎮壓少數民族和民主人士、壓制宗教信仰等問題提出了關注，并督促中國政府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人權侵犯。
筆者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1999年7月，在瑞典公開招聘大使館駐中國文化參贊之時，年輕的瑞典漢學家陳安娜，以中國現代史及當代文學博士的資格去申請報考，被視為最符合條件的人選。但由于她的丈夫陳邁平是中國异議人士，為當時的中國駐瑞典大使王桂生所不喜，因此，王桂生威脅說：如果瑞典任命安娜為駐華文化參贊，中國方面將行使拒絕權。
中國大使王桂生的一系列所作所為，嚴重地干涉了瑞典的內政──招聘人員的程序，在瑞典外交部動搖之際，休假歸來的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在听了輿論的強烈反應后，立即快刀斬亂麻地宣布：（一）瑞典暫停向中國派遣文化官員，凍結招聘工作，并對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進行調查。（二）外交大臣決定于7月12日召見中國大使，當面對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為了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這位小小王國的女外交大臣拒絕對一個強權大國屈服。瑞典大使館駐華文化參贊這個職務，至今仍然被凍結著。
至筆者撰稿時，殘殺安娜的凶手仍然在逃。在感嘆生命如此脆弱之時，筆者也為國際人權事業失去一位勇敢的捍衛者而痛心。正如大赦國際組織瑞典分部主席所說的：安娜對人權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她是一位無人可以替代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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