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4日訊】楊朔，1913－1968，作家，任中國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在文革中楊朔被”批斗”，1968年8月3日自殺。
楊朔可能是最為中國人知道名字和作品的作家之一，因為在文革前和文革后，他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賦》等印在中學的語文教科書里，因而得到相當普遍而徹底的閱讀：有老師詳細講解”詞語””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每個中學生都要反复朗讀甚至必須背誦這些文章。
文革開始后，楊朔的散文不再在語文教科書中。楊朔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斗爭”。他在1968年8月3日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死亡。
在文革結束后不久，楊朔得到平反。
1980年前后的一段時間，是對文革受害者的大規模平反時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級干部和社會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從那些文章的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報道這些被平反的人的事情，”內部”存在一些”規則”：比如關于劉少奇（1966年8月前最高權力圈子的第二號人物）和陶鑄（1966年8月后的第四號人物，1966年底被”打倒”）的悼念文章，有整版長。關于級別比他們低的人的文章則比較短，也不占明顯的位置。級別再低的人，一般僅僅提到名字，沒有故事。級別更低的受難者，名字和故事都不會見報。這种”規則”施行的結果之一，是可能給人造成一种錯誤印象，即文革主要就是迫害了一些高級干部和社會名人。
另外，在當時的報紙上，雖然登載了一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們的名字和介紹了他們的生平和美德，但是對他們死亡過程本身則回避直接描述或者含糊其辭。報紙上有一則為楊朔平反的簡短的消息。報道簡單地說楊朔”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是當時普遍運用的一個”說法”，指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自殺身亡的人的情況。
文革中發生的大量自殺，無法找到歷史上可比的情況，所以很難用現成的詞語來描述。”被迫害致死”這种說法，比簡單地說”自殺”要好，因為文革中的自殺遠遠不同于平常條件下的自殺。文革中自殺的人，在”斗爭會”上被”斗爭”，被咒罵，被打，被戴”高帽子”，被”游街”，被”挂黑牌”，被體罰，被侮辱，被恐嚇，被關押，他們是在遭受了种种殘酷的心理的和肉體的折磨之后自殺的。描述他們的死，必須強調指出他們死前身受的殘酷的迫害，因為他們不是僅僅因為善感多愁過于敏感而自殺的，不是僅僅因為長期的懮郁或者一時的气憤而死的，也不是象屈原那樣因為不愿意隨波逐流不愿意与世人同醉而選擇了自殺以表明個人意志。
但是，另一方面，”被迫害致死”這一表述回避說出”自殺”，會使以后的人無法知道他們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這种表述使得文革時代的恐怖比較模糊，減低了對文革事實的顯影的清晰度。這顯然也是這一表述那時被大量使用的原因之一，因為文革后的中國領導人雖然否定文革，但是不愿意暴露太多的文革陰暗面。
文革后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有詞條”楊朔”。詞條用一千多字介紹了他的生平和作品，但是，沒有提到他的文革中的遭遇，也沒有提他是怎么死的。這部書里其他的人物詞條，在文革中自殺的人，比如考古學家陳夢家，也都不說明這一點。
新一代的年輕的學生繼續在教科書里讀楊朔的文章。但是對他的死，可能完全不知道。
很多年過去了。1997年出版的張光年的《向陽日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版）寫到了楊朔的死。張光年即詩人”光未然”，《黃河大合唱》的作詞者，長期擔任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人。該書第259頁載1975年11月12日日記：
“晚楊朔的弟弟楊玉瑋、楊朔女儿楊渡來訪，嚴文井在座。玉瑋細談了楊朔因病逝世情況及他為此進行調查研究經過，談了兩小時。”
該書263頁載同年12月6日日記：
“上午九時，与嚴文井、韋君宜、王志遠同車到八寶山，參加楊朔同志移靈式……”
從這樣的記載可以看出，在1975年，楊朔去世七年之后，他的工作單位為他舉行了一次骨灰重新安放的儀式。當時這种由工作單位舉行的儀式的一個主要意義，是對他的”問題”的作了新的”結論”。這是因為在林彪死去、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之后，對文革中被”處理”的一部分人有了新的比較寬松的”政策”。不僅是楊朔一個人，有一批類似情況的共產党干部，在文革開始后受到”斗爭”或者關押后自殺，他們自殺的時候，自殺本身就成為他們的一大嚴重罪狀。在1975年，如果沒有發現他們有別的”問題”，就給他們重新作了一次新的”沒有問題”的”結論”。另外，他們早先死亡的時候，很多人的骨灰都被扔掉了，不准家屬保留，當然更談不上有葬禮，新的結論作出后，為他們舉行了追思儀式。
在這個”移靈式”（這似乎不是當時所用的名稱，可能是張光年沿用了他習慣的說法）之前，楊朔的弟弟和女儿与張光年以及另一負責人嚴文井談話，大概就是為了這第二次結論的事情。可以看出，他們的意圖很明顯，說楊朔是服用安眠藥過量而死的，是要說明楊朔并非自殺。他們作了調查，頗費了一番時間，要說服張光年和嚴文井。從張光年的記敘的口气來說，他未說是否信服這一說法，也沒有對此發表評論。他只是記載了這一段談話。
這樣的談話可能很難被未經歷過文革的讀者理解。為什么在楊朔死了7年之后，他的家屬要為他作這樣的抗爭。出現這樣的談話，是由文革的特定背景決定的。
在筆者所作的關于文革的調查之中，以下四個實例都相當有代表性，可以說明為什么會有楊朔的家屬和張光年的那一場談話，那個談話的里面的意義是什么。
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勞改隊”中勞動時，被逼迫喝了校園中水溝里的污水，其中從附近化工厂排出廢水，然后中毒昏倒，當天晚上死亡，時年44歲。但是北大那時的權力者硬說他是自殺的，是”對抗運動”，”畏罪自殺”。他們命令醫院解剖尸體。在這种情況下，主導對話的題目是他是否自殺，而不是追究是什么人強迫他喝了污水而害死了他。
1966年8月，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謝家榮，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斗爭”（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他寫下了遺書。家屬發現他死亡時，也看到了遺書。但是他們當即燒毀了遺書，報告說他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盡管如此，謝家榮還是被送上解剖台進行尸體解剖。解剖后醫生作證說沒有證据說他是自殺的。他被打開的胸腔還未縫合，就被拖走火葬。這樣作，尸體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為自殺者會遭到的死后斗爭。
李季谷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李因其”歷史問題”被”審查”。7月25日，他的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問題”，強迫他跪了一整天，并用燃燒的香煙多次燙他的后背和脖頸。審問延續到深夜。當天夜里，李季谷教授投入華東師范大學校園中的麗娃河自殺身死。學校當局說他”畏罪自殺”，召開了對他的”批斗會”。因為李季谷已經身死，就畫了一張他的漫畫像，由歷史系的另外兩個也在被”審查”的”牛鬼蛇神”舉著這張像站在台前，替他接受”批斗”。李季谷和楊朔的死日相隔不到10日。
吳偉能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干部。1968年年底，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一种形式。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反動言論”被揭發出來。吳偉能的父親，1958年冬天在江蘇北部的一個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為沒飯吃而餓死。為此，据說吳偉能對別人說過”幸福公社不幸福”。這被當作”攻擊三面紅旗”的”反動言論”。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４日晚上，吳偉能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殺）等六項罪名。雖然他已經身死，不能前來与會。
人出自本能就熱愛生命，愿意活而不愿意死。如果不是因為遭到難以忍受的殘酷的毆打和侮辱，很多人是絕不會自殺的。但是，文革當局卻把在遭受侮辱摧殘后的自殺，視為對文革的反抗，視為對他們的權威的挑戰，把自殺也當作一項”反革命罪行”。在當時，無數人被”斗爭”，他們下跪，他們低頭彎腰作”噴气式飛机”狀挨斗，他們詛咒自己是”牛鬼蛇神”，他們承認他們應該被”砸爛砸碎”，他們寫下”檢查””交代”和”認罪書”，他們胸前挂著大牌子，牌子上面他們的名字打上了紅色的大叉子。當時的社會制度，使他們無處可逃。最后，他們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文革當局甚至不准人通過死亡來逃避迫害。文革當局要強迫人變成甘愿被斗、甘愿下跪、甘愿詛咒自己、甘愿不象人樣子地苟活著的人。
文革中，一大批人遭到”斗爭”后自殺，死后，還被稱為”畏罪自殺”，”自絕于人民，自絕于党”，是”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語），要”遺臭万年”。 自殺可以成為進一步迫害的借口。他們死后仍然要被戴上各种罪名，一旦”定案”，家屬子女繼續蒙受迫害，上學就業都受到大的影響。文革的殘酷不但在于逼人自殺，還在于繼續殘害已經自殺的人。這种對人的逼迫的極端程度，后人很難想象。
在文革的這种話語系統中，在害人者方面，他們對自殺者大張撻伐，另外，還竭力要把不是自殺的人說成是自殺的，以此制造對死者以及死者家屬的進一步的迫害。在被害者家屬方面，不能指責和追究造成死亡的害人者，卻只好聲明死者不是”自殺”以保護死者及其家庭避免更多的迫害。了解了這种背景，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在1975年，楊朔死去7年之后，家屬前往說明的是他并未自殺是病死，而不是追究誰把楊朔關押起來”斗爭”而害死了他。在文革的話語系統中，他們只能爭辯這個問題。
細察文革時代的邏輯，當時的話語系統，論證方式，象當時的無數的死亡一樣，令人气憤，也令人難過。
楊朔的遭遇令人感嘆。
楊朔以优美的散文著名。楊朔最优美的散文，如收在語文教課書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賦》，都寫在1961年。從題目就可以看出，這些散文寫的都是一些被普遍認為美的好的東西。同時，借物抒情，他通過描寫這些東西來表現他的感情。
他寫荔枝蜜： “吃著這樣的好蜜，你會覺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他寫茶花：”如果用最濃最艷的朱砂，畫一大朵含露乍開的童子面茶花，豈不正可以象征著祖國的面貌？”
他寫浪花：”老泰山（文中的一個人物）恰似一點浪花，跟無數浪花集到一起，形成這個時代的浪潮，激揚飛濺，早已經把舊日的江山變了個樣儿，正在勤勤懇懇塑造著人民的江山。”
然而，如果看到當年發表這些优美的文章的雜志，1961年的文學雜志，會叫人吃惊：印刷那些文章的紙張糟糕極了，不但粗糙，而且根本不是漂白的。直白地說，就跟那時候人們上廁所用的草紙差不多。
1961年，正值大飢餓的年代。几千万人被餓死。沒餓死的人，普遍得了浮腫病：病人看似白胖，在用手指在手臂上腿上按一下，會出現一個小凹窩，在失去彈性的身體上，這個小凹窩要好一陣才能平复消失。食物匱乏給人們留下的印象自然是最深的，因為飢餓的感覺是最令人難受的感覺之一。但是實際上，當時不僅嚴重缺乏食物，也嚴重缺乏別的東西，比如，紙張，布匹，做飯用的鍋子，吃飯用的碗，小學生用的作業本子，全都買不到。雜志用草紙一樣的紙張印書，就是由于沒有平常用的白紙。
政權推行的荒唐的經濟政策以及對人民的生死漠不關心的態度，造成了全面的經濟災難。這种災難不僅造成了生命的死亡，而且帶來了心靈上的創傷。在家庭中，人們為食品而起糾紛，在社會上，人們為了得到一些生活必須品而不惜道德上的虧損。
從楊朔那一時期的文章看，他常常在外國；在中國的時候，也總在旅行，住在風景區的旅館里，比如，在廣東的從化溫泉、四季如春的昆明，北戴河。他顯然是一個有些特權的人，也許沒有餓肚子。但是他不是聾子瞎子，楊朔一定不會不知道普通人民在經受的苦難。他應該知道高級賓館里的生活，并不是大多數人的生活，浮腫的人并不是營養過剩引起的肥胖。1961年的生活里沒有蜂蜜，飢餓中的祖國不象含露乍開的茶花，人民不但沒有民主權利而且還在餓死的地方也不能叫作”人民的江山”。
但是1961年的苦難現實好象一點都沒有影響到他的筆。他寫出的文句，和現實中的飢餓和貧困好象沒有一點聯系，如果不是印在那么難看的紙張上的話。
用傳統的批評文學作品的話語說，他的文章是在”粉飾太平”。這种批評也許過于簡單。也許他的文章背后有他的复雜而審慎的考慮。但是除了這些散文，他好象沒有留下關于他的感受的另一類記錄。
而且，更為諷刺性的是，如果要把他的這种寫法指為”謊言”的話，還只有在那一由于經濟困難而在出版方針上較為”寬松”的時期，才允許寫這种优美型的謊言，才對這种文章予以高的評价并選入語文教科書中。在大飢餓年代之前和之后，他都不能有這种机會。1961年，他的文章回避了飢餓、匱乏和死亡，但是至少還在歌唱优美，這些文章沒有在吹畝產糧食几十万斤的牛皮，歌頌毛澤東也不到后來那种肉麻和荒誕的程度，也不在提倡”斗爭”、”專政”和殺戮。
1966年文革開始。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党組《關于1966－1967學年讀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教育部的報告說：原有的政治語文歷史教材，未印的均停止印刷，已印的也停止發行。中學歷史課暫停開設；政治和語文合開，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這一報告的批示寫道：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挂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違背了党的教育方針，不能再用。
在這种背景下，楊朔的文章被清除出教科書。文革連虛假的优美也不再需要。從文革的發動者方面說，他們已經徹底鞏固了權力，接著要”繼續革命”，所以不在乎美化現實；而且，粉飾太平畢竟還意味著對太平的价值肯定，美化現實也仍包含有對美的向往。新起的文革文體，一方面充斥著夸張、暴力、和粗野的詞句，正和現實中對人的殘酷的迫害相稱；另一方面充斥著”最最最最””藍天為紙，大海為墨，也寫不下我們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無限敬仰”這樣的迷狂語言，和毛澤東絕對權威的樹立配合。楊朔風格不能為文革所容。
早在1966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就明确寫了文藝界”被一條与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党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在這樣的理論下，原來的文藝單位都成了”反党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文革領導人派軍代表管理控制了所有的文藝机构，并且領導那里的文革運動。在那些地方，雖然沒有象在學校那樣紅衛兵學生打罵甚至活活打死被斗者，但是也相當野蠻。作家隊伍在1957年就遭到一次大規模清洗，在文革中，從1966年開始，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几乎是全部被打擊。
1968年，楊朔在單位里被列為重點批斗對象。他在”斗爭會”上被”斗爭”。他自殺的時候，55歲。
文革后，楊朔的文章重新被印入中學語文教科書，但是，他的死卻沒有真實地記載在百科全書里他的小傳中。當局也始終不准許對1959到1962年的大飢餓以及文革的恐怖和殺戮發表真實的記錄和報告。說出真實，現在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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