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知識分子與鄉村的關系，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母題。相對于歷史悠久的「鄉村中國」來說，「都市中國」的誕生不足百年；相對于海洋般廣袤的「鄉村中國」來說，「都市中國」不過是大海中的幾個孤島而已。知識分子只有身處都市方能發揮其「文化催化器」的功用，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都來自於鄉村，即便是最為「西化」和「洋化」的胡適，也終身不改他那鄉下人的氣質。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在觀照鄉村的時候，一般都從兩個角度鍥入：一是個體生命與鄉村的關系，二是權力與鄉村的關系，而這兩個角度卻又「剪不斷、理還亂」，無法間離與分割。
於是，在我們面前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經過知識分子的眼睛和大腦「過濾」的鄉村：有魯迅的紹興，有沈從文的湘西，有蕭紅的東北，也有沙汀的四川；有莫言的高密，有陳忠實的白鹿原，有李銳的呂梁山，也有劉亮程的新疆。今天，又多了許宏泉在《鄉村十記》中為我們描述的皖東鄉村。
魯迅的《阿Q正傳》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農村小說」和「農民小說」。《阿Q正傳》揭示了鄉村與現代國家權力之間荒謬的關系：現代國家權力無力全面統治鄉村，卻又開始入侵鄉村並企圖將鄉村納入到自己的「政治網絡」之中；同時，鄉村裏的人們依然處於某種「自然狀態」，在「不爭」與「不幸」的漫長循環中麻木著。魯迅精闢地描述了鄉下人對「革命」的看法——
「知縣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麽，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麽——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夾在裏面搗亂，第二天就動手剪辮子，聽說鄰村的航船七斤便著了道兒，弄得不像人樣子了。但這卻還不算大恐怖，因為未莊人本來少上城，即使偶爾有想進城的，也就立刻變了計，碰不著這危險。阿Q本也想進城去尋他的老朋友，一得這消息，也只得作罷了。」
這種「蒙昧」的狀況，未免讓激情澎湃的孫中山和黃興們感到沮喪。但這卻是真實的「鄉下人的思維」。他們對於「改朝換代」漠不關心，卻為保存自己的辮子而杞人懮天。他們天真地以為，「不上城」就可以避免受到現代國家權力的支配和改造，繼續過自己原有的生活——這種生活盡管並不「幸福」、並不「詩情畫意」，卻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也就是魯迅所說的「坐穩了奴隸的時代」。然而，自從「革命興起」之後，阿Q們便再也不能享受「化外之民」的「自由」了。根本不知道「革命」為何物的阿Q，卻被冠以「革命」的罪名而被殺。這一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標志著現代中國「等待戈多」式的開端。
在許宏泉的《鄉村十記》中，我特別注意到《生與死》一篇。這篇幾千字的短文堪稱《阿Q正傳》的「姊妹篇」，它是為「後阿Q時代」所作的一個小小的「腳注」。在中國的鄉村裏，「生命意識」淡如水、薄如紙，正如《生與死》的開頭所說的那樣：「鄉下人說，生和死就像一根繩子，一頭是生，一頭是死，生的開始就是朝死奔走的日子。繩子拉個圈，生和死本就挨著，人死如燈滅，人死了就是回到生之前的那個地方。」這就是數千年來中國「各安其命」的民間信仰，人們以此來麻醉日常的苦難、來消解對死亡的恐懼。而近一個世紀以來，國家權力開始向鄉村的每一個角落滲透，也就是美國學者杜贊奇所說的「國家權力的內卷化」。杜贊奇在以二十世紀上半葉華北農村為研究對象的《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指出，在傳統中國，「國家利用合作性的商人團體、廟會組織、神話以及大眾文化中的象徵性資源等渠道深入下層社會。」但是在近代以來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國，國家權力則逐步摧毀了以上所有的渠道，而直接粗暴地對鄉村進行干涉。
《生與死》講述了這樣一個悲慘的故事：樹的女人改快要臨產了。改曾經三胎難產，孩子一落地就沒了氣。這次，樹精心呵護著女人，巴望著她生下一個生龍活虎的小子。恰恰在這個時候，隊長來催促樹參加集會。樹要留在家裏照顧女人，隊長訓斥他說：「樹，你想過沒有，毛主席死了，全國人民都戴孝，今天上午九點輪到我們大隊去追悼，你還推三落四，你還是不是黨員，你有沒有良心。」是毛主席重要，還是孩子老婆重要？對於樹以及那個年代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問題。
主席的靈堂設在公社的大會堂。追悼儀式開始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人們哭成一片。樹卻好像聽見了女人在淒涼地叫喊，他使勁咬著嘴唇，心裏念著：毛主席啊，樹壞心了，樹忘本了，很私心了，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們，沒有我和改了。他默默念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保佑平安……
儀式結束了，樹拼命往家裏跑，他和鄰居們一起用門板將改擡往衛生院。孩子生下了，醫生卻說，來晚了，大人保不住了，失血太多了。
在這個白描式的故事中，我卻感受到了一種撕心裂肺的疼痛。許宏泉就這樣不加任何評說地結束了他的故事。不，這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的鄉親們活生生的生活。許宏泉選擇了「筆記小說」的形式，但他的「筆記小說」與賈平凹裝神弄鬼的「商州系列」迥然不同，他筆下的是一個「帶著血的蒸汽」的鄉村，一個被權力淩辱和扭曲的鄉村。
《牛奔子》一篇講述了另一個故事：在大躍進的年代裏，擔任隊書記的老牛奔子發現了兩個來偷公家洋芋的女人，一個是李家的女人，一個是她娘家的妹子。老牛奔子威脅要告發她們「破壞生產」的罪行，兩個女人嚇得攤倒在他的腳下。老六奔子淫心大起，提出如果十六歲的小妹子任他玩弄，他不僅會放過她們，而且讓姐姐在田埂上任意挖一些洋芋。田埂下，妹子發出一聲聲的哀求和慘叫；田埂上，姐姐感到一陣陣的揪心，扔下了鋤頭，掄起雙手死命地扒，指頭已經滲出了血，她好像一點也沒感覺，一個勁，不停地扒……這個殘酷的場景仿佛就在我的面前，我想起了《聖經》中的話：「你們一切過路的人哪，這事你們不介意嗎？你們要觀看，有像這樣臨到我的痛苦沒有？」（《耶利米哀歌》1：12）那個受到侮辱的鄉村小妹，就是我們自己的妹妹；她並不是「遠在天邊」，而是「近在眼前」。忽視乃至蔑視她們的命運，我們自己不久之後也會招致滅頂之災。然而，在中國的當代文學中，我們卻很少看到這樣驚心動魄的真實。文學已經墮落為權力的裝飾和謊言的奴僕，與此同時，作家們則升華為高雅的「城裏人」。
《鄉村十記》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但在我的心目中卻無比沈重。許宏泉既非文壇達士，也非學界名流，而是一名自我放逐的「邊緣人」。在人人都在標榜「邊緣」的今天，連劉心武也開始自稱為「邊緣作家」了。於是，「邊緣」變成了一個值得懷疑的詞語。但是，許宏泉的「邊緣」是真正的「邊緣」，這本《鄉村十記》便是他的「身份證」。他是邊緣人，自由人和鄉下人。我們不能背叛我們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都還生活著的鄉村，用天才女作家蕭紅的話來說，那裏是沒有邊際的「生死場」。卑微的我們，能夠在生與死之間作出改變嗎？我們是否真的無能為力或者可以袖手旁觀？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韋塞爾作出了堅定的判斷：「只要還有一個持異議者關在牢裏，我們的自由就不是真實的；只要還有一個兒童在挨餓，我們的生命就會充滿了痛苦和恥辱。所有這些犧牲者的最高需求，是知道他們並不孤獨，知道我們沒有遺忘他們，知道當他們的聲音被壓抑了時，我們會把自己的借給他們，知道他們的自由依賴於我們的自由時，我們自由的質量也依賴於他們的自由。」那麽，許宏泉筆下的那些沈默者、痛苦者和犧牲者們，孤苦的祥子媽、憨厚的老鐵匠、因信基督而被批鬥致死的表嬸以及喝農藥的女人們，都將因為許宏泉的記憶、描述、理解、同情和悲憫而再度復活。
2003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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