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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童話世界招魂

---讀張郎郎《大雅寶舊事》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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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3日訊】我們都喜歡讀童年故事,原因無他,因為我們從來就不愿意長大。事實上,在我們成熟甚至滄桑的外表下,或多或少保留了一點童稚的心愿,誰不愿意無懮無慮、享受被人呵護和疼愛的特權呢?

怀著好奇之心,我讀了張郎郎的童年回憶--《大雅寶舊事》。這是郎郎的北京胡
同系列的第一本,描繪的是1949年以后,郎郎一家居住過的北京大雅寶胡同甲二號--中央美院藝術家們的四合院生活。

至今不肯承認自己已老的郎郎,以他頑童式的神奇語言,為我們叫開了那座四合院
的記憶之門,帶領我們穿越時空,重返他的童年時期。透過他詩一般的溫情筆触,那段逝去了的甜美歲月,那個不平凡的人間樂園,那种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畫卷般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特殊年代的“孤本童話”

這是一部特殊年代的歷史評傳。對于文學,昆德拉有這樣的看法:“只有在歷史之內,一部作品才可作為价值而存在,而被發現,而被評价。”郎郎的《大雅寶舊事》超越了我們通常讀到的童年回憶,進入了一种深入探詢歷史的境界。作者追憶“新中國”剛成立那几年的生活經歷,細膩而具體地寫出大雅寶胡同奇异有趣的人和事,道出不少著名文化人的生活細節与坎坷命運。

想要寫出大雅寶胡同故事的,不只是郎郎一個人,早就有被郎郎稱為“黃媽媽”的黃永
玉夫人,說她要寫一本小說,就講大雅寶孩子們的故事。多年前,著名畫家黃永玉就滿怀深情地說:“大雅寶胡同二號,不是一個畫派,而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謝,小的成長,遍布全球,見了面,免不了會說:‘我們大雅寶’如何如何---。”

然而,最終以當年這個院子里一個孩子的視角,寫出大雅寶那“有意思的生活”的,卻
是當時人們認為比較遲鈍的孩子郎郎。按照郎郎自己的說法,他是要和那些說新中國只有苦難家史的人“較勁”,要講一個絕對的“孤本童話”。雖然郎郎一不小心掉進童
話世界的時候,我還沒有在湖南鄉下出生呢,但比郎郎年輕的本人,卻有一個苦澀而半飢餓的童年,因此,郎郎那美麗的孤本童話,正是由眾多孩子的悲哀童年墊底的。

郎郎的“孤本”之所以“孤”,有其特殊的時代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在建國初期
,在嚴酷鎮壓如我家父輩之類的國民党人之后,給愿意忠誠于新政權的文化人一段短暫的寬松時期。“無產階級鐵拳”尚未對這部分人士露出太多的猙獰,暫時地讓他們保留了一定的獨立人格;另一方面,當時的知識分子,或受過中國优秀的文化傳統影響,或留過洋,耳濡目染了西方文化的精華。加之地位和待遇都較為优厚,不必為一日三餐發愁,因此,他們就在京城的一個胡同里,享受著一种被郎郎視之為“童話”的藝術生活。

如果我們了解郎郎家后來在政治運動中的苦難命運,了解郎郎自己在文革中坐大牢并押解刑場“陪斬”的經歷,我們就會理解,為什么在异國他鄉流亡多年的郎郎,非要
寫出這個孤本童話。傳記往往是人們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由。郎郎需要回顧童年,才能把這一生認識清楚:自己之所以壓根糊涂了几十年,原來是心理上一直沒有從幼年的童話里走出來。他小時候老以為自己是別的星球上的一個王子,被送到地球上來經受磨練。

正因為有那么多童話故事做心理底子,后來這孩子經歷了現實的九劫八十一難,盡管他沒有力量去對抗世上的不公平,但他總有辦法苦中取樂。他堅信厄運只是一場游戲,噩夢是暫時的,光明終將戰胜黑暗。就如同西游記里的孫悟空,他仿佛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在此書中,郎郎不但為他那無限珍貴的童年存檔,同時,也為時代和歷史存了檔。

“最后貴族”的优雅与風華

今天已經年近花甲的郎郎,身上有一种令人們惊訝的文化气質,真誠而聰穎,善良而幽默。讀了《大雅寶舊事》,我們才知道,這种气質,來自那個胡同优雅氛圍的熏陶。在物質發達而精神粗俗的今天,痞子犬儒文化流行,京城的四合院被推倒,精神的廢墟上只剩下錢幣的气味和喧囂,郎郎筆下的那种雅韻,是無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

此書所追憶的人与事,時間多在中共建國的頭几年,書中的人物,大都是當年投奔中共的熱血青年,以及一批追隨新時代的著名文化人。他們覺得當時的新中國除舊更新,一切都欣欣向榮,進入社會主義理想境界了,于是,他們意气風發,忙著為新中國做貢獻,設計國旗、國徽。配合毛澤東的前進步伐,這些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師們,立志創造“啟發人民政治覺悟”的新中國美術。

這些追求革命的藝術家們,尚未預料到革命將會吃掉自己的孩子。雖然郎郎的父母曾在延安領教過共產党“肅反”的殘酷,但善良的人們以為,那只是我党一時的錯誤,只要糾正了,一切都會好起來。在建國后一派盛世景象面前,他們又重新做起藝術之夢來了。

在小郎郎的眼睛里,這些杰出的藝術家,豈是一個“雅”字了得?郎郎最大的本事,就
是能把任何事情都說得有趣,寫得活靈活現。于是我們看到那一代著名藝術家的日常風采。

每天清晨上學,郎郎會看到畫家李可染等人的畫室里還亮著燈,那是藝術家們趁夜深人靜潛心作畫的時候。中秋晚會時,李可染會在四合院葡萄架下拉京胡,孩子們會跟著黃永玉的手風琴唱歌。中央美術學院的晚會上,孩子們看到,老舍朗誦詩作歌頌北京的春天,郁風阿姨翩翩起舞,趙樹理打鼓唱山西梆子,李苦禪虎虎生風耍弄關公的青龍偃月刀,---。

而郎郎的父親張仃,更是一個藝術大儿童。他在延安時就熱愛畢加索,因此被指責為“傳播現代派歪風”。后來听說畢加索也是共產党員,張仃就把畢加索的油畫挂在窯洞里,因此被華君武取了一個“城隍廟加畢加索”的外號。后來,他終于有机會,代表“新中國”的畫家,在法國拜會了畢加索。

當時,這些想在新中國里大展宏圖的藝術家,最感興奮的一件事情,是籌備恢复三十年代上海摩登雜志《万象》,想把它辦成一個圖文并茂的文藝雜志,他們相信自己會辦得比官方雜志好得多。他們希望獻身藝術,干干淨淨、不卑不亢,以畫畫、寫文章來養活自己。1956年夏天,一個以吳祖光為首的十人籌委會成立,辦起了《創刊號》。

這個風雅也太大了一點,大得超過了我們湖南農家出身的領袖的容忍程度。幽默閑适的《万象》雜志尚未問世,反右派運動就已開始,不少作者被打成“反党右派”,這些尚在夢游的天真藝術家,終于嘗到了共產党“絞肉机”的厲害。一代优雅風華,從此夭折隕落。他們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代“精神貴族”。

四合院里的人情与童趣

《大雅寶舊事》除了讓我們一睹昔日藝術大師的迷人風采之外,還讓我們重溫了過去時代美好的大院人情。在郎郎筆下,那個大院里的藝術家個個真淳厚朴。他們共聚一處,既給生活注入藝術情趣,也享受了融洽的人情之美。對比今天人們的自私、孤獨和冷漠,人際關系的功利与險惡,那個昔日的大院,仿佛是中國土地上的一塊溫馨飛地。

郎郎在書里,真實而具體地再現了當時的許多生活細節。那時的人情味多濃啊,人們隨意串門子,自己畫的畫儿,朋友來了說聲喜歡就可卷走。有什么新鮮菜,東家給西家送,西家給東家拿。就連大名鼎鼎的齊白石老爺爺,到了春節,也給院里的孩子發壓歲錢。這家的孩子,搬個板凳就到那家窗戶下听音樂,那家的孩子,被這家的叔叔帶著去吹笛划船,---。

那時候,大院里的孩子一個個玩得不亦樂乎。郎郎几乎回憶了大雅寶胡同所有的逗事儿,坦白交代了孩提時代的惡作劇。對于這些小土匪,彈球儿、拍洋畫儿、逮佬儿贏三角什么的,只是游戲小儿科而已,更刺激的是爬到房頂上去偷棗子,和國際友人在胡同里踢足球。除了逮蜻蜓、招蝴蝶、沾知了之外,他們最重要的活動還有斗蛐蛐儿。兵多將廣的他們,雄赳赳地帶著蛐蛐儿,不但和其他胡同的孩子斗,也和大儿童黃永玉的蛐蛐斗,最后只得乖乖地拜倒在黃叔叔門下。春節的獅子隊里,郎郎參加伴奏,他以為自己是“會吹魔法笛子的牧童”,因而樂不可支。

在那种良好的環境下,孩子們潛移默化地接受藝術熏陶,自我成長起來。例如,他們自作主張辦壁報,畫漫畫,用透明的硫酸紙臨摹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他們從大人的雕塑工作室里得到膠泥,學著用模子扣泥人。在大人創作的時候,他們會安靜收聲,聚精會神地觀看。胡同里經常有小蘑菇、面人湯一類的民間藝人出現,孩子們向民間藝人買手工藝品,也和他們交上朋友。

這些故事經有說書天賦的郎郎一描繪,立刻趣味無窮。大雅寶的孩子,不像今天的少年儿童那樣被“催熟”。他們的家長自己喜歡自由,因此不強迫孩子們去适應社會,
也不去逼他們為了高分去做枯燥的重复性練習,他們的活蹦亂跳的個性被家長尊重,因而能夠自己教育自己,不僅僅從書本獲得知識,更是從玩得發瘋的游戲中,獲得了精神的活力和創造性。

据說從大雅寶出來的孩子,長大后個個都很精彩。這一點我毫不奇怪,因為他們信奉的一個“絕招”就妙不可言:“把玩儿的事情,當正經事來辦,一定會有出乎意外的收獲。正經的事,要和玩儿一樣,一定不會傷了身子骨。”看起來耽于玩樂的郎郎,把童稚時的每一件逗事儿都描寫得淋漓盡致,并盡最大的努力去發掘其中的樂趣所在。我想,經歷了人生的艱難与慘厲,已經患病的郎郎,在執筆撰寫這一切時,一定是在悲哀的眼淚里伴著響亮的歡笑,充滿了對童年歲月的感謝之情。

像月亮一樣完美的童年殘缺了

不管大雅寶的家長們是如何呵護孩子們純洁幼小的心靈,他們童年時看到的那些唱著歌飛過胡同上空的鳥,是再也不會飛回來了。

天公妒人美。繼孩子們歡樂的童年故事之后,卻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續集。要完全了解后來發生的事情,我們還需要等待郎郎的胡同系列之二、之三、之四。但在這本《大雅寶舊事》里,他已經在對胡同生活的描寫中,預告了這批文化人日后的悲慘命運,一葉知秋,光是這本書所透露出來的歷史真相,就已經夠令人触目惊心了。

首先是延安時期中共對自己人的殘酷。在延安窯洞出生,坐在馬背上進入北京城的郎郎,從父母和叔叔阿姨的竊竊私語中,听到了不少令孩子惊恐的事情:不少當年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遭到嚴酷的迫害。例如,延安美術學院的石泊夫,被指為“國民党奸細”而抓走,他的太太拉著兩個孩子,在窯洞里自殺。

郎郎的父親張仃也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關押審訊,生孩子后缺少營養的母親几乎完
全失明。父親的問題更連累了一位仗義執言的朋友。因為為張仃鳴冤叫屈,歌唱家杜士甲也被抓起來。一气之下,杜士甲跳井自殺,幸虧只傷了皮肉。

對那些真心追隨中共、幫助中共的知識分子,中共強行給他們“洗澡”,可以說負心負
義到了極點。例如,著名政治學家張東蓀,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洗澡運動”中,第一個被以“間諜罪”拖出去,文革后死于秦城監獄。著名的熱帶病學專家李宗恩,曾拒絕胡适等人去台灣的邀請,誠心留在國內奉獻,后來被打成右派,死在發配地云南。從法國回來的雕塑家王臨乙,當時在中央美術學院被批判時,被逼著頂鐵掀跪在舞台上。有恩于新政權的黃紹竑先生被迫在反右運動風暴中自我了斷,雖然那次被搶救過來了,可是他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拂袖而去…

當然,中共在建國前后對知識分子的整治,比起后來的反右和文革,還是小巫見大巫。在文化人開始懮心忡忡時,小郎郎也吃惊地發現北京平民的赤貧生活。有一次,他和小伙伴去一個瘸子家,發現那里家徒四壁,那家人餓得面黃肌瘦,女孩子甚至窮得一絲不挂。

《大雅寶舊事》一書結束在一片大字報和反右派的批斗聲中。大雅寶中院晾衣服的地方拉起了麻繩,麻繩上挂滿了惡狠狠的大字報和漫畫。孩子們的天真小臉開始發白,巨大的困惑和震惊壓住了他們。這個曾有過無窮樂趣的大雅寶胡同,現在不好玩了。

一幫曾經在胡同里快樂呼嘯的小土匪,一個總是在幻想中夢游的小小男孩,他們稚嫩的心,是怎樣面對后來一波又一波,一波比一波更凶狠的政治運動呢?在沒有看到郎郎的續集之前,我們只知道,災難并沒有因為他們可愛而放過他們,那原本像月亮一樣明亮完美的童年,殘缺了。

以文字魔力為大雅寶招魂

在文革期間,大雅寶被改名叫做“蓬勃”。在北京市大興坼胡同之風的今天,据說大雅寶胡同已經缺頭去尾了,原來的那個院子是否還安然無恙?我想,即使那四合院的建筑還保留了原狀,恐怕也是遠离了當年的优美和風雅。后來听郎郎說:那個院子還在,可是找不到當年的絲毫痕跡了。

在文化和人性方面,中國早已不是昔日的中國。歷史總是在和人們開玩笑。那些曾經被人強行拋棄的東西,今天卻令人無比緬怀。但在一個迅速粗鄙化、野蠻化的社會,無論怎樣的怀念和嗟嘆,都已經無濟于事了。

几十年過去,共產党制度損毀了一切文化和人性的美好。今天,那個會吹笛子的小牧童郎郎,卻在遙遠的美洲,以他魔法般的文字,為一個質朴、溫暖的大院招來亡魂。郎郎的文字接近化境,它娓娓道來,不帶一絲火气,于從容宁靜之中盡顯功力。大雅寶那短暫而美麗的時光,因這樣的文字,定格為一個個永恒閃爍的、韻味無窮的意境。

一本迷人的書,一場完美的道別,一部精致而怀舊的蒙太奇電影,一朵由眼淚和微笑澆灌的奇花。對于那個非同尋常的時代,這本傳記是一份非常有意義的證詞。來自一個孩子的純真記憶,此書不但具有審美的文學性,更具有相當高的歷史价值,我們從中獲得一种奇特的審美愉悅和歷史沉思。它正是胡适所鼓勵的一种傳記:“給史家做材料,為文學開生路”。

注:《大雅寶舊事》由未來書城出版社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在台灣出版。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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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9-03 5: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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