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客气又鄭重地對他們說：“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我現在犯了政治錯誤。所以，請你們不要再叫我章部長了，可稱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側的王秘書赶緊聲明：“在我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須繼續稱呼您為章部長。”
此后，父親不止一次地對家人說：“我們准備過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雙雙獲得“又划又戴、降職降薪”的處理。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等九個職務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在由行政三級降至七級后，又特別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机、警衛、廚師、勤雜、秘書。國人社會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權力所給予物質待遇之厚薄上。父親既受政治貶損，又得生活厚待。如此發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預想。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慢慢地，父母開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國歷史同樣淵遠流長的世態炎涼。親近的、親切的、親密的，一個接一個地疏遠、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親近親切親密的，就越發地疏遠疏隔疏离。諸如，二十年代一起參加北伐戰爭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發起“國民党臨時革命行動委員會”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參与籌措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們當初當年當時結識章伯鈞，便是一种錯誤。唯有（19）57年的政治風雨，才撥正了他們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著他們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樣子，父親也跟著替他們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親到農工党北京市委會去參加政治學習。在回家的路上，大老遠便瞅見個老熟人。這也難怪，五十整的年紀，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書長，叫辛志超。他不僅和父親、母親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門坎儿，他是跨進跨出的。每每在与父親談正事之前，都要給我姐妹倆講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說的是燕都舊話，再与那滿嘴的京腔京韻相搭配，我倆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從沈鈞儒開始往下數，來家里開會、談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几十個。要論個生熟咸淡，眼下這位离母親不遠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內。所以，我很能想像母親認出他時的那股沖動、那般欣喜及那份熱情。
母親揮動著手，向他飛奔過去。辛副秘書長停住腳步,四下里張望。當他那雙近視加老花的眼睛透過厚重的鏡片，終于辨清來者為何人的時候，即毫不猶豫地轉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親傻站在街沿。她對老熟人或許有很多的話要說，或許只想問聲好。她有如一個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淚便扑簌簌地滾落出來。在父親的詢問下，母親講述了街頭剎那間的經歷。
站立一旁的我，簡值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會不理我們的媽媽呢？”我為如此熟識的人能做出如此絕情的事而憤怒。心底還有一种母親受辱自己也跟著受辱的感覺。
母親為自己的不識時務、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嘆道：“解放前看的《紅樓夢》和解放后讀的馬克思，都算白費了。連熟識的人才專做絕情事的起碼常識，都沒能學到手。”
父親則勸母親心放寬些、看得開些，語重心長地說：“大到一個政党的背信棄義，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國官場的傳統。”不過，父親也從中預見到自己的未來，必是孤獨自處的末路。除非欽定的章羅聯盟和反右運動被欽定者推翻，而這個“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懮心忡忡的我問道：“爸，人當了右派，怎么別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難過了？”
我的問話，使父親激憤起來，滔滔不絕：“只有在中國當右派，才是這個樣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曉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體面的。議會里，還有他們的席位呢！与左派僅僅是表明政見之不同罷了。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左派、右派、中間派各自發表看法，陳述主張，申明立場。因為各派所持立場、主張、看法不同，它們之間勢必要有激烈的辯論、爭執以及相互攻擊。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現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國家的官方政，往往也都要經過這些辯論、爭執和攻擊的考驗或矯正。現在，老毛把右派定性為反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划了個資產階級成分。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屬于思想差异，而視為革命与反動的政治對立了。在我們這個國度，誰一旦成了統治者的政治對頭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難過了。國家、權力、輿論、党派、社會、朋友、甚至家庭，都會糾合成為一股力量，不斷地打擊、迫害、除滅這個對頭和异端。在這個問題上，我原以為新社會要比國民党做得好一點。現在看起來，和過去沒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愛听父親說話。因為他說的，和報紙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課堂里講的，都不一樣。他不從屬于別人，他只屬于自己。
或許因為情緒激動，父親說話的聲調越來越高。母親不讓父親繼續往下講，打斷他的話頭：“當著孩子的面，不要說這些，而且一句一個共產党，一句一個老毛。從前你可以這樣說話，現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這樣講了。你在家里講，万一傳到外面，人家真要說章伯鈞反動到家了。雖然我們看不慣黃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共產党反倒更加親近。但是你也沒有必要和過去一樣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說出來。”
我知道母親“訓”父親，是因為母親疼父親。特別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沒剩下几個。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會，父親就像吞大魚大肉一樣，全部咽下。而母親這番雨絲風片般的“訓”，對父親來說，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親听完“訓”，一不反駁，二不申辯，三不堅持。自己一個人回到書房。我也緊跟著進去。當父親坐在寫字台前的皮轉椅上，他的臉色分明陰沉了許多。俗話說：樹怕剝皮，人怕傷心。我在想，社會上經失去“面子”的父親，是不是覺得在家庭里開始失去“里子”了。父親去的再多，哪怕父親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聲不吭，站立在父親的身后。父親也一聲不吭，雙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靜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難受。六十多個年頭的人生，在心窩子里一次次跌宕翻騰。
父親面對政治壓力和應付社會環境的唯一選擇，是獨處，也只能獨處。假如他是個埋頭做學問的，面壁數十載，獨處一輩子，也算不得什么難事。偏偏父親從中國私塾讀到柏林大學，也沒能塌心做學問，而是起勁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靜，得參与，得活動，得鬧騰。開會，講演，結社，游行，擬指示，呼口號，寫文章，直至發動戰爭（可惜父親的本質是書生，他搞的政治始終未能上升到拿槍杆子的高級階段）。父親以此為生活，以此為追求，以此為樂趣。如今這种生活、追求和樂趣，給撅折掐斷，戛然而止了。這番光景，好似一個有名气的演員，戲唱得正帶勁儿的時侯，被轟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奮的鑼鼓，絲竹，燈光，油彩，底班，龍套，跟包，觀眾，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一大早起床，父親不必忙著漱洗用餐，既沒有机關讓他去上班，也沒有單位請他去講話。上午到下午，父親不必忙著東奔西跑，既沒有事情等候他處理，也沒有會議需要他參加。從早到晚，父不必忙著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沒有人按動大門的電鈴，客廳里也沒有響動電話，書房里更沒有擺放好的文件、報告、公函、書信，亟待拆閱。父親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從洪秘書手里接過當天的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厚厚一疊，他的眼睛像架掃描儀，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掃”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開大小的《參考消息》，讀得仔細，看的時間也最長。
父親說：“只有‘參考’上，還有一點消息。”有時侯《參考消息》送進門，正巧父親要去方便。他能拿著它，在衛生間里呆上几十分鐘。要不是母親催我也叫喚的話，不知他坐在馬桶上還得看多久。老實講，能得到這一點消息，也來之不易。因為父親在必須接受右派帽子時，向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唯一請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夠繼續看到一份《參考消息》。
把看“參考”的事做畢，父親也就終日無事可做了。在以往雜亂忙碌辛苦勞累疲憊困乏的時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靜恬淡閑适的日子。現在，他向往的日子來了，卻沒能給自己帶來安宁清靜恬淡閑适。（19）57年以前，那時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親每隔一、兩個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帶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頤和園、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現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親卻呆在家里，不愛動彈。說來也是，父親乃職業政治活動家，現在打發他去過既無治、又無活動的生活，他渾身上下能得勁儿嗎？父親常一個人獨坐書房。黃昏時分，書房內一片幽暗，他也不開燈，凄敗之色在臉上盡情地鋪展，猶如把自己自覺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顧茫然
年輕的我很難體會出父親內心的复雜感受，但我發現自己的日子過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團申請書，被告知作廢。政治課老師拿我的思想小結或學習心得作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發抖落。班干部和積極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學把我從圈內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學又不敢把我從圈外划入圈內。一個先是團支部書記后當上學生會主席的同學，時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緊一切可以抓緊的机會，隨時向我發動攻擊。站在學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動又總能糾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處境，就覺得自己也當上了爸。這時我心里也著實納悶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顆革命的心，怎就窮凶極惡起來？下午自習課后的自由活動，是我最難挨的時光。看著同學三三兩兩的閑聊天，拉幫結伙的搞活動，就好像一支行進中的浩蕩隊伍單把我拋撇在外頭。我孤零零地佇立于操場東頭的老楊樹下，看著漸褪的夕陽，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淚就流成了行。為了排遣空虛，我能借個藍球，一口气玩它几個小時。
我的同學、已是北京青少年業余體校籃球隊員的洪鈐，瞧我投籃的興致如此之高，便對我說：“你那么愛好體育，找個机會我推荐你去業余體校學打藍球吧？”
我回家把這事儿跟父親說了。父親這下可找到一個分析事理的机會。他若懸河地講起來，認為洪鈐的通脫，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響。然后，告訴我戲劇家洪深出身官宦門第，且畢業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講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變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親建議我去看看曾朴的《孽海花》，說那里面影射了許多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發現講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親的話頭。他，真的寂寞。
時間一長，我打球的熱情開始消衰，決定不再去體校。下午放學回家，把功課做完，就和父親一樣地無事可做。東翻翻，西看看，從北客廳遛到南書房，又從東客廳逛到西臥室；再不，打開收音机，從孫敬修娓娓道來的童話故事，一直听到斗嘴架勢的歌曲《社會主義就是好》。
無事可做的父親看不慣無事可做的女儿。他問：“你的心上是不是長了草？能不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個复雜的東西，像父親僅在1957年一個夏季，就能給官方提那么多條的批評意見；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問句方式批評我“心上長草”之外，至今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父親是否還教訓過我什么。
為了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親鄭重提出要學書畫。理由是：“如果我不學的話，將來你死了，你買的那么多的字畫由誰來欣賞呢？”听后，父親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奮，情緒之昂揚，活像當天我要給他做大壽。
父親立即張羅起來。首先讓母親把她的西書房騰給我，然后給我送來文房四寶、鎮尺印泥、碑帖、畫譜。他自己充當搬運工，不叫洪秘書插手。什么康熙時期造的墨，給乾隆爺進貢的紙，紫檀的筆架，端溪的硯台，還有祝允明、文徵明、吳昌碩、金農、鄭板橋、吳大澂、康有為等人，以及我當時就認不得、現在也記不起的許多名家寫的立軸、手卷、冊頁。父親每搬來一樣寶貝，都要數落給我听，抖落給我看。
見他兩手灰塵一臉汗，我心疼得叫：“爸，別搬了。”他卻樂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親被父女倆昂揚的熱情所感染，也陪著我們高興。可一旦發現父親有時亮出的寶貝是她壓根儿沒見過的，便有些憤憤然，對父親說：“你這個老頭子！居然藏了這么多好墨好紙。我給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寫了多少書信，你都不把好紙好墨給我，現在小女儿只說了一聲要學書畫，八字還沒見一撇，你就把好東西都擺出來了。”
母親說這話，最初只是嗔怪，后來她還真的嘔了點子气。父親赶緊陪笑。
繼而，是關于請誰來當我的老師問題。
父親說：“教你寫字的人不用請，你媽就是最好的老師。”
母親的書法特棒，這是党派圈內眾人皆知的事。抗戰時期“民盟”給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親用正楷謄寫的。她正經八百一手顏體楷書，連周恩來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國家決定在天安門前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母親接到被聘為紀念碑建筑委員會的委員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術家，怎地成了委員？后來遇見周恩來，周說是他提名的，說：李健生懂書法，對碑文的設計可以出些力。
母親從如何握筆提腕運气開始教我練字，讓我從篆隸練起。挑了一本鄧石如的《石鼓文》冊頁，叫我天天臨摹、反复書寫。說什么時候練熟了，寫得像個樣子，才能歇手。我愛練字，更愛父親給我布置的書房和他給我的每一支筆、每一張紙、每一塊墨。每天做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之前，先練字。母親不怎么看我寫，寫完后她用朱筆批閱。整個字都寫得好，在這個字上勾個大圈圈；字的某個局部寫得不錯，就在這個局部畫上小圈圈。一張大字經母親的批閱，變得像人工繪制的地圖。
父親則是個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紙提筆，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寫得好歹，父親是一概欣賞。他在不停地夸獎我的同時，還不斷地自責，說從小沒有把字練好，現在眼瞅著女儿超過了自己。其實他的自責，仍舊是對我的欣賞与疼愛。在我寫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們忘記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著快樂。尤其對于父親來說，無論是給我布置畫室，還是看我練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潤澤著他的心田。
誰來教我畫畫儿呢？父親決定給我找最好的國畫老師：“你看，陳半丁怎么樣？”
我說：“當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夠不著。”
父親笑了，說我傻。因為投師皆投于高門之下。
父親把洪秘書叫來，讓他与陳半丁聯系，問問：這個星期天陳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帶著他的女儿登門拜訪。不一會儿，就有了回話儿，說半丁老人非常歡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這“非常歡迎”四個字，父親實在舒心。
我問：“咱們去之前，干嘛要打听清楚陳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親答：“他有兩個家。”
我后來才弄懂父親說的“兩個家”，是個啥意思。
陳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陳半丁，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老頭，面部所有的線條都流暢圓潤，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銀盆，目如朗星”，是評書里形容男性的慣用詞語。我覺得把這個慣用詞語套在他身上，“銀盆”略有些過分，而“朗星”卻很是得當的。
沙發前面的茶几上，擺著用玻璃杯沏好的兩杯熱茶，這顯然是給我們的。望著杯子里尖細的茶葉載沉載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綠染濃，我怎么也沒有想到杯水之間，能呈現如此的清幽和美麗。它的誘惑，簡值有如餓漢面對著一道美食。實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開了，一口、兩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興奮得對父親叫嚷道：“爸，我喝的這是什么茶呀！會這么香？”
陳半丁說：“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給你們預備好的。”
父親見我如此牛飲，便道：“陳半老，請莫見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紅茶罷了。”
父親細細啜飲，對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綿長，贊不絕口：“這里的茶，讓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詩句和因吃茶把家產吃空的故事了。”
從這話里，我能感受到父親因獲得碧螺春規格的禮遇而產生的快慰。父親曾說過：如到別家作客，從外國人給你預備的杯盤刀叉和從中國人為你沖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別出這家主人對你歡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親問陳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陳答：“我在大躍進。”
父親困惑不解：“畫家怎么大躍進？”
“畫家的大躍進，就是把畫越畫越大。”陳半老從沙發上站起來，指著自己的畫桌說：“這張桌子夠大了吧？不行，不夠大，要畫更大張的，我就挪到地上畫。后來，這樣畫也不行了，要求畫更大更大張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畫。”
講到此，他把我們父女帶至客廳門口，讓我們目測這所四合院的庭院橫有多寬，豎有多長。父親听得直搖頭。
陳半老說：“因為大躍進的緣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這個院子的尺寸。躍進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畫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這樣大的畫，該如何畫呢？”
陳答：“脫了鞋，站在紙上、蹲在紙上或趴在紙上畫。西南角畫它一棵松，東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邊添石頭，藤蔓底下開菊花。至于這幅畫的全貌，我也難知。因為畫完以后，我家無法張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懸挂這樣的畫。”
一陣閑談后，父親將女儿想學畫的事說了。
陳半老一口答應收我為徒。父親向陳半老請教，畫壇收徒有何規矩及禮儀。陳半老說：“你家是下午喝紅茶的洋派，那些規矩就免了。”
我問陳半老，今后是怎樣個教法？答曰：“畫好一張或數張，拿來我看。”
在歸途，興致不減的父親還帶我到西單商場的舊書店逛了一圈。回家見到母親，我還沒來得及說個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搶先一步“報導”。我很知道父親足足高興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陳半丁沒把他當右派。
父親自己也看出來，要陳半老一枝一葉、一山一石地教我這個一竅不通的學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決定重新物色個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師。這時，父親想到女畫家潘素。
我問：“誰是潘素？”
“張伯駒夫人。”
“誰是張伯駒？”
父親說：“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親張鎮芳，曾當過直隸總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過軍界，搞過金融，最后成名在詩詞文物。你看的舊小說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詩詞歌賦，無所不曉，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嗎？張伯駒正是這樣的人。他与張學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稱為‘民國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為罕見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條、首飾乃至房產換來的。別看爸爸有字畫五千多件，即使都賣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嗎？”我不是不相信父親，而在是我的腦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東西能這樣地值錢。
“你從小背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這是李白的詩。”
“張伯駒就藏有李白的真跡，叫《上陽台帖》。他把這個帖送給了毛澤東。”
“你的羅伯伯（指羅隆基）不是常愛嘮叨‘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么？這詩句是誰寫的？”
“杜牧。”
“對，張伯駒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懮而懮，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陽樓記》里的，我們中學的課本里有。”
“張伯駒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親一路說下去，我听著，听著，仿佛覺得他不是在陳述某個事實，而是在編造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王國，該是什么樣子的？想必張伯駒是風流倜儻，器宇軒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滿堂。
可父親又說：“我們去他家，這些東西都看不到了。”
“為什么？”
“因為張伯駒把這些最好的藏品，捐給了國家。我們只能見到文化部長沈雁冰發給他的一張獎狀。”
父親認為：張伯駒此舉雖行于一時，其事卻足以傳后。
我繼續追問：“爸爸，那張伯駒曾經擔任過什么職務？或做過什么工作呢？”
父親笑了，說：“他曾是鹽業銀行的董事。其實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這個回答讓我吃惊不小。
父親隨即解釋：“別以為說個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閑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國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統治階層里沒有出息的子弟們創造的。張伯駒就在玩古董字畫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貢獻。”
經過洪秘書的聯系，与張氏夫婦會面的時間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說，頭回去拜望陳半丁是怀著尊敬和不安的話；那么，我這次去拜望則是揣著興奮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門，張宅位于什剎海。兩地相距不遠，我們還是驅車而往。老“別克”小轎車馱著父親和我，慢慢駛出慈慧殿，經地安門，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過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牆緊鎖園內的美景，大門正面精致壯觀的影壁，足以顯示出主人的尊貴地位与搸赫身份。“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司机告訴我們：“郭老（沫若）搬到這里來住了。”
父親听后，默不作聲。我知道，這個從1926年留德歸來便相識，一起參加北伐戰爭、南昌起義，一道流亡日本，搭檔數十載，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車繞過銀錠橋，便是后海。岸邊的垂柳在風中搖曳，蕩漾的湖水在陽光下閃亮。這儿像是一個不收門票的公園，据說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銀錠觀山”。老“別克”在一扇朱漆斑駁的小門旁邊停下。
警衛員按按電鈴，沒有響動；拍拍門環，無人應承；再伸手一推，那門便開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張伯駒，不設門房罷了，怎地連大門也不關？
跟著父親走進去，發現這座宅院不大，也不規整，既非中規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錯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勢挺高，座北朝南。進門是個小天井，東頭有個門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間起脊北房，西邊是一間偏廈。南頭，一張石桌兩個石墩依牆而立。東牆，挖了個月亮門，門里另立一棟小閣樓，高高在上，并以石階將閣樓与北面的正房連接起來。院子里，有几棵桃樹，還有一棵大芭蕉。看來，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設定的。
一位四十來歲年紀，身著藏青色華達呢制服的女士從北房快步走出。她體態丰盈，面孔白晰，雙眸烏黑，腮邊的笑靨，生出許多嫵媚。惟有開闊而优雅的額頭上，刻著光陰碾過的印痕。
“章部長，歡迎您光臨寒舍。”雖然說的是北京話，卻帶著吳音。溫聲細語，吹气如蘭，而這恰与她的端麗玲瓏的容貌相配。我斷定，她不可能是別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著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還沒等爸介紹，便說：“這就是女公子吧？”接著，把我們引入了北房正廳。
她見廳內無人，即轉向西側的里屋，喊道：“伯駒，章部長來了。”
与正廳相連的西側里屋，是畫室。張伯駒穿著古銅色中式夾襖，站在闊大而周正的畫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傾，雙手背在腰后，眼睛半開半闔地打量著鋪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畫作。听見夫人的喊話，他不緊不慢地离開畫室，跨進正廳，把目光投向了我們父女，并用手勢招呼我們坐下。
与陳半丁的熱情相比，張伯駒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親發問，他作答，且措辭簡短。倒是滿臉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許多話。夫人的巧于酬酢，越發地顯出張伯駒的閑散平淡。父親是第一次登門造訪，西服領帶，高車駟馬，極其鄭重。而張伯駒似乎就沒把父親當做貴客、遠客或稀客。好像我們這一老一少，是三天兩頭來這里串門聊天的。
父親很快与張氏夫婦切入正題，說：“我這個讀高中的女儿，想學點國畫。不知潘先生可愿收這個學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語几句，爾后一團和气地說：“既是章部長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學，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個章部長，仿佛不知中國有反右，不知父親是欽定天下第一右。
父親問潘素：“小女該如何拜師？”
沒等她回答，張伯駒把手一擺，說：“不用。”
“小愚，快，快給老師鞠躬吧！”
父親令下，我立即雙腳并攏，雙手垂直，向初次見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問：“潘先生，我什么時候到您這里來學畫呢？”
听了我的問話，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邊，兩人又在低聲交談。父親大概以為他們有什么不便之處，就主動開口：“貴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車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剛才的情形一樣，沒容夫人說話，張伯駒把手一搖，說：“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們誤會這“不用”二字的意思，連忙帶著歉意和解釋的口吻說：“有個中央音樂學院彈古琴的學生，也在跟我學畫。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后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紹來的。我在与伯駒商量，是將你們兩人合起來教，還是分開來學。伯駒的意思是分開好。”
事情談妥：我隔周來一次，時間定于禮拜天的上午。那位音樂學院的學生也是隔周一次，時間也定于禮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別強調：如果我是本周日來學習，那么就讓彈琴的孩子，下周日來。
心愿了卻，心情便放松了，驀地想起那些名貴得令人頭暈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張口結舌的捐獻。我坐在太師椅上，環顧四壁，很想找到父親說的“獎狀”。牆壁張有潘素新繪的青綠山水，懸有張伯駒的鳥羽體詩詞，還有日歷牌，就是沒有嘉獎令。也許，它被置于臥室，畢竟是耗盡一生財力、半輩心血之物，彌足珍貴。
一會儿，父親起身准備告辭。我向張氏夫婦執弟子禮。然而，我禮畢抬頭之際，眼睛向上一瞥，卻發現“獎狀”高高而悄悄地懸靠在貼近房梁的地方。“獎狀”不甚考究，還蒙著塵土。這不禁使我聯想起另一位頗負盛名的文人柳亞子來。父母曾帶著我去他家吃晚飯。從黃昏到夜深，我不記得大人們喝了多少壇紹興老酒，說了多少古今閑話。我只記得：他家大客廳里有四幅用金絲絨裝幀的、与毛澤東等人唱和的詩詞手跡。這兩個文人做派很不同：一個把極顯眼的東西，擱在極不顯眼的地方,浪漫地對待；一個將極重要的物件，作了極重要的強調，現實地處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張伯駒家學畫，從臨摹開始。在一點一滴的臨摹中，潘素向我講述國畫的基本法則与技巧。在教學的時候，張伯駒不進畫室。他做自己的事；沒事，就閑坐在客廳。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報刊雜志，似乎只訂有一份《北京日報》。而且，張伯駒看報，再大的新聞、再長的文章也是一晃而過。
我把第一幅完整臨摹老師的山水習作，呈上。潘素仔細看后，連呼：“伯駒，你來看，這孩子畫得蠻可以。”
張先生聞聲進來，瞧了瞧，點點頭。他沒有妻子的那份激動、那种肯定。
我每畫完一張，潘素看后，都要拿給張伯駒過目。潘素總說我有慧根,好教。張先生總是點頭而已，既不夸獎，也不批評。
他的模糊態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終于開口了：“張伯伯，我的習作您也看過不少。能說說嗎？”
張伯駒對我說：“你的每張習作都有進步，足見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個人即使聘請再好的老師，若無這些條件，是學不了畫的。但是藝術和其他門類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傳授的。她（指潘素）當老師，僅僅是向你講解一些繪畫的規則、技法罷了。拿作詩填詞來說，也是一樣。老師只能講些格律音韻，或者告訴你，什么樣的詩才是好詩。至于能否畫出一張好畫、寫出一首好詩，那就是學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養、悟性和創造力。”
我与張氏夫婦混熟了。潘素不讓我稱她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個地喊著：潘姨，潘姨。說來，中國的稱呼也怪。人的稱謂變了，人的關系跟著也就變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親熱的。除了授課，我們還說閑話；后來，除了說閑話，我們還說私房話。潘姨說我不僅懂畫，而且懂事，她喜歡懂事的女孩儿。
在張伯駒面前，我保持著敬重，但不再拘謹。我漸漸發現，在授課之后張先生時不時地要和我閑聊一陣子，談棋、談詩、談字、談戲，其中尤喜談戲。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從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標准中州韻，話又說得極專業，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從不打斷他的話頭，也不發問，更不會對他說：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納悶儿，一位飽學之士，怎么能和一個毛丫頭聊天呢？琢磨來，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在“三面紅旗”“大躍進”“政治挂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時代烈焰之中，還有我這樣一個女學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時人冷落的老話、舊話、無用之話。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牽動出他的熱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養，稟賦，學識，品行，愛好，趣味等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覺不自覺地要充任一個文化的傳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漸漸地，我看出這對夫婦相處，是完全以張伯駒為軸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識的老中醫告訴我，潘素對張伯駒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從他，特別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張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畫，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時的張伯駒，已不是彼時的張公子。他不供職于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而所擔任的北京棋藝社理事，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會理事，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總部文教委員等等，皆為虛職，并無實惠。潘素作為家庭主婦，支撐日常生活的諸多開支，應付昔日名門的瑣細關系，并將家里家外維持在一條不低的水平線上，就夠她操心費勁的。每月不僅把所有的工資花光，而且尚須從“家底儿”中掏點出來，以為貼補。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畫雖好，但想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和未來漫長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猶豫。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來。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一個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學習“淺絳”。畫得正起勁，張伯駒把妻子叫出去，耳語几句。沒過多久，張伯駒又進來，又看看我倆。不大功夫，張伯駒再進來，再看看我倆。如此往复數次。
我問：“潘姨，張伯伯有事嗎？”
“就是有事，他才這個樣子。”
“那您和張伯伯去辦事吧。今天我就學到這里，告辭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張伯伯叫我們吃飯去。”
正說著，張伯駒又進來。潘素邊看表，邊對他說：“剛十點多，還早。”
“走。”張先生聲音不大，可語气堅定，一點沒商量。潘素忙著收拾畫具，盡管嘴里還在嘟囔。
張宅沒有電話，我無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訴父母了。心想，反正時間還早，等我飯畢歸來，可能家里的菜還沒做得呢。順便說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務繁忙，飯桌上即使見不到我們，也極少問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間，親情大增。別說是吃飯，就是佐以餅干或面包的午茶，父親無論如何也要等我放學回來。“小愚儿，快來喝熱茶，我和老媽媽都在等你呢！”第一次听父親這么說，讓我好感動，也好感謝“反右”。
我們師徒三人，從細窄細窄的煙袋斜街穿出，沿鼓樓大街向南走去。我以為不過是在這條北城最熱鬧的街上找個飯館，就近而餐罷了。可看張伯駒雙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視，大步疾行的樣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標。我們走過地安門南大街，又走過景山東街。張伯駒遠沖在前，像只領頭羊，潘素和我則緊緊尾隨于后。天气轉暖，太陽高懸，幸好我穿得不多。
體態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額角的汗珠，對我說：“只要上街，你張伯伯就是這樣走路，一個人像在打沖鋒，不管別人。”
“我爸走路和張伯伯一個樣儿。有一年春節全家逛厂甸的書肆，我爸帶著警衛員把我和媽媽甩出半里地遠，害得我們母女啥也沒看，只顧拉直脖子，活似兩只呆頭鵝。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兩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媽大大發了一頓脾气，說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話不說，滿臉陪笑。我媽回到寢室，他跟到寢室；我媽躲進書房，他跟到書房；直到消气為止。”潘素听了我這一番話，略感自慰。原來天下男人的許多毛病，是一個模子“磕”出來的。
我們三個人，繼續南行。我忍不住問：“潘姨，咱們這是去哪儿呀？”
“去歐美同學會（曾改為政協的文化俱樂部），你張伯伯喜歡吃西餐。”
從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邊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車，咱們干嘛不坐車？我心里這么想，嘴上可不敢說，乖乖地跟在張伯駒的身后，走著，走著。
阿彌陀佛，終于走到了。我們剛踏進門，歐美同學會西餐廳的男侍便迎了上來。看來，他們都認得張氏夫婦。在吩咐几句之后，涼菜、湯菜、熱菜、面包、黃油、果醬依次端上。
這里，也是父親常帶我來的地方。每次在點菜前，父親要問我和姐姐：“想吃點什么？”
我便舉著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張伯駒，沒有問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屬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倆道謝。
三人剛走出歐美同學會的大門，張伯駒立即對我說：“小愚，你赶公共汽車回家吧。”
我問潘素：“那您和張伯伯呢？”
“張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車。隔著玻璃窗看見他們夫婦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著。張伯駒的鬢發在正午的陽光下，呈現出近乎透明的色澤。坐在汽車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腳板脹。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覺得累嗎？——看來，喜好与興致對張伯駒真是個極其頑強的東西。
回家即對父親描述了這頓拉練式的西餐。父親听后，大為不安。說：“事情被顛倒了。學生居然吃起老師來了，該請客的是我們。”
父親決定讓廚師備上一席佳肴，回請張氏夫婦。我家的這位大廚師姓梁，東興樓出身，是高崗出事后調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戲。听說來客是名票張伯駒，便發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沒請客，作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難耐了。
一個周末的下午，父親叫司机用車把張氏夫婦接到家中。張伯駒穿的，還是那件中式舊夾襖。一襲剪裁得體的黑絲絨套裝，將潘素的白晰嬌好，映襯得分外動人。离吃晚飯的時間尚早，大人們開始閑談。由于我是名正言順的學生，自可一側旁听。況且听大人的談話，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閑談之后，父親拿出張大千的畫，請他過目。
張伯駒比較欣賞其中的十二幅黃山山水圖，說：“東西不錯。雖然屬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別具匠心。筆法也很空靈。”張伯駒又轉身對我說：“小愚，你在家要跟著父親多看。因為繪畫作品的真价，不是從認識、而是從直觀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親的臉堆滿了笑，別提多高興了。他告訴張伯駒：“我主要是藏書，其次才是藏畫。買書畫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為（19）49年從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馬路上看到一車車的線裝書送往造紙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況告訴了鄭振鐸，請他制止這种行為。西諦回答說：‘文物局要辦的事太多。這樣的事，一時顧不過來。伯鈞，你發動党外的朋友，大家都來收藏一些吧。’這樣，我除了日常開支，所有的錢就都用來買書、買畫。健生也很支持。”
“書畫還算幸運，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來，恐怕就困難了。”
“你是指城牆，大屋頂和牌樓吧？”父親問，張伯駒點點頭。
父親慨然道：“對中共的某些領導人而言，他們沒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這樣一來，從昨天延續到今天的許多偉大之物，如城牆、牌樓，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
談到當代畫家，父親用請教的口气問張伯駒：“你覺得劉海粟的畫，水平如何？”
“他和謝稚柳，都不錯。”
父親說：“我也覺得他的畫很好。劉海粟?和朱光潛?，一個是畫家，一個是學者，兩個都是我們安徽人。解放前，他們就已經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為政治歷史問題，兩個人都抬不起頭。連人都不好做了，還怎么做畫，做學問？（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國的時候，跟他談了談楊嘯天（即楊虎）?的問題。我聯絡任公（即李濟深）和其他几個党外人士愿意做擔保，希望能把他放出來。那次是全國人大代表團，走訪的國家特別多。日程排得滿滿的，几乎沒有私下交談的時間。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國后，再找專門的時間，約上羅瑞卿一起討論這件事情。我打算在談楊虎問題的時候，也反映一下劉海粟和朱光潛的處境。有政歷問題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底應該如何對待？怎樣使用？中共有關方面負責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來，共同研究研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關系到人的后半輩子，關系到中國的藝術和學術發展。”
“后來呢？”張伯駒關切地問。
“（19）57年春，我們這個人大代表團才回國。回來就是整風，接著便反右。我失去了說話的資格，替誰都講不了情。我現在和今后的情況，可能比劉海粟、朱光潛還要槽糕。”
而后，他們話題又不可繞避地轉到了“反右”。
父親說：“共產党可以不需要我們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學家、藝術家。（19）56年因為文化部和中國美協有輕視國畫的傾向，我聯絡努生（羅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濟深），向周恩來反映了這個問題。后來又与葉恭綽、汪慎生、王雪濤、徐燕蓀等人，一道發起成立北京畫院，為的是把國畫創作和研究獨立出來。結果凡是与此事有關的畫家，除白石外其余一概划為右派。葉譽虎（葉恭綽）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畫院當院長的，不想也給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劇院的葉盛蘭，葉盛長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為參加農工（即中國農工民主党）或參加農工組織的鳴放座談會，也都划了右派。總之，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難消卻。但我很不理解的是——為什么你捐獻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沒有起到作用？”
張伯駒擺擺手，打斷了父親的話頭：“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講這些話。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為怪。再說，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并不怎么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党用我，我是這樣。共產党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那時，到我家做客的，已多為同類。無論是博學雄辯的羅隆基，還是北伐名將黃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憤憤不平就是淚流滿面。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會主義政治課教給我們對待挫折的一句豪邁的話語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來！再前進。”可跌倒了的張伯駒，怎么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沒跌倒，所以，張伯駒不必“爬起來”，而我父親，羅隆基，黃琪翔，就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
父親听罷翹起大拇指，贊道：“張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親想到另一個公子--袁克定。父親問：“袁克定后來的情況怎么樣？想必張先生是清楚的。”
父親的提問，使不太愛講話的張先生有了話頭儿。他開始侃侃而談：“克定大半生隨父，為袁世凱出謀划策，自己也身受榮華富貴。到了抗戰時期，克定的家境就每況日下，手頭拮据。那時他還想通過關系，請求蔣介石返還他被沒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產。老蔣沒答應，克定只好以典當為生。華北淪陷，有一次曹汝霖勸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園賣給日本人。袁家的親戚听說這個消息，也都議論紛紛。贊同的、慫恿的頗多，其目的無非是每個人借机能分得些“條子”（金條）罷了。克定堅決不同意，說這是先人發祥地，為子孫者不可出售。當時占領華北的日本陸軍長官土肥原賢二，由于從前与老袁認識，所以在网羅到吳佩孚、靳云鵬之后，還想攏絡袁氏之后，尤其是長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華北偽政權任職，恐怕對北洋舊部還能施加些影響。克定曾几次向我談到這事。他掂量再三，說出任則從此有了財源，但也從此當了漢奸，得不償失，決計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頤和園內。”
張伯駒講到這里，不無感慨地說：“人知梅蘭芳蓄須明志，其實北京淪陷八載，克定身處困頓之境，拒任偽職，也是有气節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來，我看他家產耗盡，生活難以為繼，便將他從頤和園接到我的承澤園寓所。他住在樓上，滿屋子的書，以德文書最多。他這個人，儒雅正派，每日讀書譯述。我們家里的詩詞書畫，弦歌聚會，他是不下樓的。后來，我把承澤園賣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壽，他是在我家過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
“他的生活由誰負擔？有經濟來源嗎？”父親問。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資吧。這還是行嚴（即章士釗）以中央文史館館長身份，在文史館給克定弄個名義，按月發下的生活費。他每次拿到錢，都要交給潘素。我不讓潘素收他的錢。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錢上就不能計較了。”
張伯駒說話的口气，平靜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張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個七、八十歲的垂暮之人。這樣一件天天費神化錢、時時勞心出力的事要是輪到我，說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廚師把晚餐伺弄得極其精美，連盛菜的盤碟，也一律換成了官窯清（代）瓷。席間，張伯駒只是吃，既不評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盤的質地。喜歡听兩句好話的父親和站在那邊廂等著叫好的梁師傅，算是白費了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著點點頭，連連夸道：“這個菜做得不錯。”
飯后，他們夫婦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辭。爸叫洪秘書通知司机將老“別克”開出來，送客歸家。
潘素听后，忙說：“不用叫車。地安門离什剎海很近。”而此刻，張伯駒什么客气話也不說，背著雙手走出大客廳，一個人站在庭院當中，打量起我家的這座四合院來。
從此，父親每年都要在家請張、潘夫婦吃几次便飯。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節初五至十五之間。我想，這頓飯，是在替我謝師了。父親若是新購得几件字畫，飯前必拿出來請張伯駒過目，說說真假，評評优劣。他們不談政治。
父親曾問：“你認為徐邦達的鑒定水平如何？”
張伯駒搖著頭，說：“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說成假的。”
張伯駒在看過父親的藏畫目錄后，認為爸的收藏除了盡量搜集皖籍文人、畫家的作品，顯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過雜，建議今后以明清佳品為主。他說：“現在想找宋元字畫，已經很困難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東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給康生、鄧拓。你莫說買，連見都見不到。”
父親苦笑著說：“我哪有野心和財力去買夏圭、馬遠，能弄到一兩幅石濤、八大，就很滿足了。我現在是右派，好東西更不易搞到，工資也減了很多。就是當部長的時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畫，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領導干部，或者直接送到他們的家里。對他們，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講康生、鄧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畫不比我多，卻比我好。而他們化的錢，卻要比我少。有時候，一幅字畫在跑了几個中共首長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們這些人手里。价錢嘛，標价是多少，我們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錢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資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資大減。有時買些古書，字畫就很少問津了。再說，從前還能借些錢，現在誰借給你？”
說到字畫的价錢，父親遂問張伯駒：“你的那些名貴字畫，听說全是用金條、房產換來的？”
張先生點頭，對我們講：“陸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從溥心畬的手里買的。這個价錢算便宜的，因為溥心畬開口就要二十万大洋。買展子虔的《游春圖》，是我把公學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說是李蓮舊居）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來的。那老板張口索要的黃金是八百兩！《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陽台帖》、唐寅《蜀官妓圖》，當時老袁的庶務司長郭世五愿以十万大洋賣我。我一時也搞不到這么個數目的錢，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訂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給郭家。范仲淹手書《道服贊》是我用一百一十兩黃金購來的。”
講到這里，張伯駒喟嘆道：“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唐代韓干的《照夜白圖》，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賣給了外國人。當時我在上海，想辦法阻止都來不及。七七事變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國文物就更厲害了。所以我從30歲到60歲，一直收藏字畫名跡。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書畫錄里寫下的一話--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潘素還告訴我們，抗戰爆發以后，他倆為保護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畫一一縫入衣被，全部攜往西安。一路的擔惊受怕，日夜的寢食不安。怕土匪搶，怕日本人來，怕意外的閃失，怕自己的疏忽，時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動靜，气不敢大出，心跳個不停。總之，為了這些死人的東西，活人是受夠了顛簸和惊嚇。
我知道，朱自清、聞一多是極有气節的愛國者。可我翻來覆去地想，怎么都覺得張伯駒也是個極有气節的愛國者。我搞不懂：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產党動過刀槍的人物，在57年風浪中被認為表現良好；而“民盟”里傳播知識的教授，如潘光旦；“農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這個把用黃金房產買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獻給國家的張伯駒，倒成了右派？其實，我的搞不懂，也是父親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對父親說：“听張伯伯講買字畫又捐字畫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划為右派，你到底還說過共產党的長短，可人家張伯駒呢！把家產都拿去共產了，共產党也給他扣上個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對他高抬貴手？”
父親用一句話回答了我：“老毛的動机從來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國的文化里，詩的地位是最高的。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也是詩的。張伯駒在任何場合，都忘不了詩。隨時可吟詩，可賦詩。這風度，傾倒了包括毛澤東、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共高官。別說是外出作客、看戲歸來，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風，也能引出詩興。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詩吟聯填詞，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還快。我隨便出個題，他張口就來。既合格律又切題，真叫絕了。這是什么？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与他的詩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獨創一格，人稱鳥羽體。我甚至覺得張伯駒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詩作中的人物。或者說他的詩作是一面鏡子，里面映照出來的一個風流俊賞之人，那便是張伯駒自己。
張伯駒瘦削的臉型和冷漠面容所顯示的一种尊貴神情，常使人感到難以接近。其實，素不相識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愛好的領域，便可體味到一個詩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義的熱情。正是這個天性，讓張伯駒在一般中國人尚不知書法、韻文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組織了“北京中國書法研究會”“北京中國韻文學會”等民間團體。他經常親自出面，辦展覽，開講座。不僅在北京搞，還跑到濟南、青島去搞。因為活動內容的高質量，單是書法研會的會員在1957年就從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張伯駒這樣做，無非希望喜詩的人，能寫出合乎規范的好詩；但愿喜好書法的人，能通過指導寫出好字來。反右時，那些左派說他如此賣力是在擴大個人影響和共產党搶奪文化陣地，實在是冤枉。
父親也好詩。在他的藏書里，單是杜甫詩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右以后，就更愛讀詩了，而且開始學寫詩。偶爾謅几首絕句、律詩什么的，就舉著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詩作，從書房里狂奔出來，大呼小叫地讓我和母親都來听他的吟誦。
我對父親說：“怎么張伯駒作詩填詞，連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詞譜》放在書桌上，翻來翻去，顛來倒去，也沒當成詩家詞手？”
已是一張老臉的父親，被我說得還真有點不好意思，不無辯解地說：“我怎么能和張伯駒比？他九歲就能詩，人稱神童，是極有天賦的。寫出來的東西，頗有納蘭之風。你的爸爸本科讀的是英語，留學攻的是西方哲學，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學詩呢。”
父親寫的詩，僅用于自我欣賞。他拿給母親和我看，也是為了能獲得我們對他的欣賞。他有一首題為《車嘆》的五言絕句。
軸与輪相輔，
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
行旅徒呼苦。
這詩一讀，便知父親還處在練手階段。
寫在這同一張紙片上的，還有題為《我說》的另一首五言絕句。
先我原無我，
有我還無我。
我既非常我，
今我實非我。
這首詩，有點意思，不過与其說它是詩，倒不如講更像是一段哲學短語。總之，父親很想把詩寫好，這個念頭從（19）57年一直持續到病重之時。
“張先生的詩詞，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親恭敬地向他請教。
張伯駒答：“我這個人要學什么，非要學到精通不可！盡管詩詞創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則只有兩條。一是諳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這兩條，唯一的辦法就是強記。”接著，又補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詩詞，還是在三十歲以后。但是自幼記憶力就好，朝誦夕讀，過目不忘。有一次去個朋友家，隨便翻閱主人的藏書。過了段時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還能背誦出主人藏書里的詩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記不起了。”
張伯駒一席話，令我痛下決心：這輩子是永不學詩的了。因為我的記性差得惊人。記得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級才讀了半載，在學校的失物招領處，就找回自己不慎丟失的東西大大小小34件。剛剛發生的事情，我先后說給三個人听，那就一定是講述了三則大處相同、小處各异的故事。三人同時質對，我委屈万分，誠懇辯解——決非添油加醋，實實地是記性不好。
張伯駒創作的詩詞不求發表，是興之所致，是習慣使然。一段時間下來，他就自掏腰包，把這些新作油印成冊。這些灰蘭封面、薄薄軟軟的小冊子，一摞一摞地碼放在客廳沿壁而立的竹質書架上。我有時會覺得它們酷似一個身著素色長衫的文人，長久靜立，沉默無語。我有時一不小心碰及書架，那老竹杆發出的“吱吱”聲，仿佛在提醒人們：這里還有詩。
我對張伯駒說：“您的詩集，能給我一本嗎？”
他抽出兩本，遞過來。道：“拿一本給你的父親。”
張伯駒既不在詩集的扉頁上題款，也不說請我父親指正之類的話。以后，但凡有了新作，張伯駒一定送我，且一定是兩本。每本我大多翻閱前面几頁，然后束之高閣。不是不愛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讀不大懂。好在張伯駒從來不問讀后感想。
父親是讀完的，從開篇到頁尾。他的讀后感是：“中國的文學再發達，以后不會再有張伯駒。”
和張伯駒對比，父親認為自己算是個粗人。比如對一年四季的感受，不過就是涼与熱、冷和暖罷了。事情到了張伯駒那里，便大不一樣。春天的梅、鵲，夏日的蟬、螢，秋天的七夕、白露、紅葉，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細致的描摹。現在的人提起張伯駒，便說他是大收藏家，認為他最愛文物。但我認為，張伯駒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詩。他曾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文物，有錢則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請人幫忙。而詩，完全要靠自己。”
──原載《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9/5/2003 10:16: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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