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君子之交(二)

【大紀元9月6日訊】張伯駒另一個愛好，是戲曲。

　　我問父親：“看名角演戲就夠了，干嘛張伯駒還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親笑我不懂中國有錢的文人生活。他說：“戲子唱戲，是賤業；而文人票戲，就是極風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轉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本科戲文系讀書。張伯駒從這個時候開始，便經常主動地跟我談戲說藝。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專業教授，而且常常是無須我請教，他就開講了。話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上。他告訴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來決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戲子、或是名票与名伶的關系。他說：“我們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戲，他是必看的。看后，備好車等余卸裝，收拾停當，同去吃夜宵。飯后或送余回家，或同歸張的寓所。他們談的全是戲里的事。他向余叔岩學戲，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煙之后。

　　張伯駒說：“那些煙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備好的。”

　　“余叔岩干嘛非得抽鴉片？”

　　“那是他的一個嗜好，很多藝人都如此。”

　　我很詫异，因為在我父親所有的朋友中，沒有誰吃這個東西。也許，我的吃惊被張伯駒感覺到了，遂又補充道：“余叔岩在藝人中間，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學音韻、習書法。我還曾与他合作，寫了一本《亂彈音韻》。”

　　張伯駒最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戲的事了。諸如，梅蘭芳飾褚彪，他飾黃天霸的《虮蜡廟》。余叔岩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王鳳卿飾趙云，陳繼先飾馬岱，陳香云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他飾諸葛亮的《空城計》。這出戲是張伯駒四十壽辰，余叔岩倡議為河南旱災募捐的義演。前面的戲碼依次是：郭春山《回營打圍》，程繼先《臨江會》、魏蓮芳（因梅蘭芳在滬改由魏演）《女起解》，王鳳卿《魚腸劍》，楊小樓、錢寶森《英雄會》，筱翠花、王福山《丑榮歸》。

　　我說：“你和這些人同台演戲，一定很轟動吧？”

　　“報紙登出戲碼來，便轟動了。演出可謂極一時之盛。”張伯駒那張不易呈現喜怒哀樂的臉，流露出興奮之色。時隔數十載的一場戲，說起來有如品嚼剛剛上市的時新小菜一樣，鮮美無比。演出后，章士釗特作打油詩云：“坐在頭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這兩句玩笑詩連同那晚演出的盛況，令張伯駒陶醉了一輩子。

　　他自己亦做詩為記：

羽扇綸巾飾臥龍，
帳前四將鎮威風，
惊人一曲空城計，
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極必衰。演出后不久，即發生了七七事變。接著，余叔岩病重。楊小樓病逝。程繼先、王鳳卿也撒手人寰。用張伯駒自己的話來說：“所謂京劇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

　　我問：“死了几個名演員，就能讓京劇滑向下坡？”

　　張伯駒點頭，口气堅決地說：“是的。中國戲曲靠的就是角儿。”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的老師和當代戲曲理論家們，正在講台上和文章里宣布：“中國戲曲‘角儿’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天的觀眾看戲，看的是內容。欣賞的是藝術的整體。所以，我們的任務是把中國戲曲提高為一門整體性藝術。”

　　在理論上我的老師，當然是正确無比。但五十年的戲劇現像似乎又在為張伯駒的見解，做著反复的印證。

　　張伯駒愛好戲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個極有影響的專家和名票。而這個愛好的負面作用，是他當上了戲曲界頭號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后，官方對中國傳統戲曲的方針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八字方針是毛澤東定下的。而針對中國戲曲的具體文化政策是：“三并舉”（即傳統戲、新編歷史戲、現代戲三者并重）。我就讀期間，文化管理部門貫徹“三并舉”方針，特別強調大編大演新戲。不用說一向對新文藝抱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魚得水地推出了《義責王魁》《海瑞罷官》，就是一貫主張移步不換形的梅蘭芳，也以豫劇作底本，調動自己与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挂帥》。

　　我喜歡听舊戲。單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張君秋唱的，或是趙燕俠演的，都好。這么一個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戲，居然能讓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賞。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藝術處理与舞台細節，共同傳遞出一個含冤負屈的青樓女子的內心情感。它正如張伯駒所言：“這些角儿的本事，實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歡看新戲，尤其愛看余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戲，如《野豬林》。可我每每向張伯駒提及這些新戲，他都搖頭，一臉的鄙薄之色。其實，我所看的許多傳統京戲，也是經過“推陳出新”的。故我常問張伯駒一些老戲是怎么個演法。這時他的興致便來了，不厭其煩地說，細致入微地講。一句唱詞，老譚當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處理的，他為什么這樣處理我在惊嘆他的熱情与記憶的同時，便不由得想起在課堂上老師給張伯駒下的“保守派里的頑固派”的判定。我覺得如此判定，也恰當，也不恰當。他的确保守，保守到頑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与頑固，与其說是思想的，不如說是藝術的。他的保守頑固，是來自長期的藝術熏染和高度的鑒賞水准。要知道，中國戲曲是以遠离生活之法去表現生活的。這种表現性質注定它將形式美、高級的美，置放于藝術的核心。它的魅力也全在于此。而魅力產生的本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趨勢。張伯駒要抗拒和阻止這個趨勢。故爾，他的頑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對中國戲曲藝術的高度維護和深度痴迷。也正是這种維護的態度和痴迷的精神，讓張伯駒在（19）57年栽了跟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報紙，均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閉幕。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和劉芝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會上作了報告。他們都強調在劇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奮。

　　“錢俊瑞指出，現在仍有許多干部怕‘放’。他認為，怕坏戲多起來、怕藝人鬧亂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觀眾受害，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說，坏戲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開討論，這樣它可以成為提高群眾辨別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好題材。他還強調戲曲干部應當刻苦鑽研，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學會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草為有用之花的本領。

　　“劉芝明在報告中主張挖掘戲曲傳統的范圍要更廣泛、更深入；在戲曲之外，曲藝、雜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這樣做。

　　“周揚對國內目前形勢和變化作了分析。他揭發了戲曲工作中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并且作了尖銳的批評。他建議，過去文化部所禁止的26個劇目無妨拿來上演，請群眾發表意見。

　　“在戲曲劇目工作方面，周揚歸納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結合演出、重點加工’。他說，這些工作一定要緊密依靠藝人和群眾，堅決反對用行政命令和壓服的工作作風。

　　“周揚認為，‘戲改’這個名詞已成過去，因為戲曲工作者都成為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新劇目也大量出現，舞台面貌已經改觀，除了一部分遺產還沒有整理以外，還要‘改’到何時？‘戲改’工作，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任務了。?”

　　周揚等人的這番話，在別人听來不過是領導發出的新指示、文藝政策的新調整。但傳到張伯駒耳朵里，那就變成了強大的驅動器和興奮劑。因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聯合齊白石、梅蘭芳、程硯秋等近百名藝術家，以父親、羅隆基、張云川等民主人士為贊助人，上書中央，要求糾正文化領導部門鄙視傳統藝術的傾向，成立京劇、書畫組織，以發揚國粹。現在終于從中共意識形態主管那里听到了“終止戲曲改革、維護文化遺產”的口令，張伯駒欣喜若。在“發揚國粹、保護遺產”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范，他要主動工作，自覺承擔。為了發掘傳統劇目，張伯駒把老藝人組織起來，成立了“老藝人演出委員會”，籌划每周演出一次。為了研究老戲，他又發起成立了“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會。”他聯絡其他專家和藝術家，開辦戲曲講座，舉行義演。

　　中國戲曲的藝術精粹在于表演，而表演的藝術精粹在于技術、技法和技巧。而這些高度技藝的東西，只存活在具體的劇目中。它實在不像西方的舞台藝術能夠拆解為元素或提煉為一种成分，并獨立出來。張伯駒眼瞅著一些包藏著高招絕技的傳統劇目，因內容落后、思想反動或被查禁、或被淘洗，而懮心如焚。張伯駒目睹一些身怀絕技的老藝人因從事教學不再演出，而憤憤不平。現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遺產”的政策精神下，技術含金量高的傳統劇目有了重見天日之机。張伯駒在這個時刻推出了老戲《宁武關》?《祥梅寺》?。他的選擇戲的標准，當然是純藝術的，甚至是純技術的、純形式的。張伯駒曾理直气壯地對我說：“只要是藝術作品，它的鑒賞評判標准只能是藝術性。思想被包裹于深處，是分离不出一個單獨的思想性的。”

　　情緒高昂的張伯駒，對老藝人說：“這兩出戲演出來，叫他們看看。”意思是說今天的人沒見過好的技藝，叫新社會的觀眾、包括那些領導文化的行政官員，都來長長見識吧。

　　張伯駒的話，沒說錯。《宁武關》里有聲淚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鋪排。不具備相當技術水准的文武老生，是過不了《宁武關》的。而《祥梅寺》，則是京劇打基礎的丑行戲。其中的舞蹈性動作，實在漂亮。這個時候的張伯駒全然不想：毛澤東是怎樣打下的江山？這兩出戲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黃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說，張伯駒為自己珍愛的國粹操勞了一個白天；那么，在夜深人靜之時，他是否應該無聲自問：事情是否真的樣簡單？事情是否還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現實已被涂得一派光亮的同時，還存在著別樣的色彩？

　　在那段時間里，張伯駒最為熱心張羅的一件事，便是京劇《馬思遠》的演出。這出戲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個劇目當中的一個。周揚、錢俊瑞建議戲曲界把禁戲拿出來演演的講話傳出以后，擅演此戲的筱翠花興奮得徹夜無眠。在張伯駒的支持籌划下，決定重新搬演《馬思遠》。演出的主持單位，就是他領導的京劇基本研究會。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猶胜不逢春。”張伯駒和一群只知唱戲、也只會唱戲的老藝人，被周揚的話喚起了青春般的熱情，熱火朝天地干起來。筱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攏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劇本，加緊排練，熟悉台詞。很快，一切准備妥當。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熱鬧的筱翠花收徒的儀式上，發布了擬于12日上演《馬思遠》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報》發表了《馬思遠》的消息。并說報社“馬上接到許多讀者的電話，他們急于想看這出多年未演的老戲。有的讀者為了看這出戲延遲离京的時間。”然而，就在當天下午，京劇基本研究會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電話，說這出戲是文化部明令禁止過的，現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暫時還不准公開演出。

　　“一沉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履。”君子風度的張伯駒，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輪”的道理，卻無論如何容忍不了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不管這個做派是一個人干的、一個單位干的，還是一個党派干的、一個政府干的。他气極，也怒極。气極怒極的他，下決心不但要兌現《馬思遠》，還要跟文化局理論理論。他讓京劇名丑王福山等人緊急出動，重新約班底，找配角，租劇場，發消息。自己則向官方請愿，給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寫信，陳述“如不公演，將影響藝人情緒”的后果。

　　5月12日這一天，張伯駒帶著王福山等人，在和平賓館舉行記者招待會。他掏出了事先寫好的一篇文章交給記者，請報社發表，以圖獲得輿論的聲援。在會上，缺乏政治性思維的他，還居然提了一個政治性問題：“在大鳴大放期間，出現了鳴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鳴放服從法令？還是法令服從鳴放？”

　　后來，文化部藝術局決定將《馬思遠》的公開演出改為內部試演，張伯駒仍執意不肯。他說：“既然開放劇目，《馬思遠》卻不能演，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等于沒開。”

　　《馬思遠》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謂的《馬思遠》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張伯駒。張伯駒划為右派分子，《馬思遠》事件是重要的罪證。就連報導此事的《北京日報》副刊記者、年輕的曹爾泗也未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農場監督勞動。

　　說白了，《馬思遠》不就是一出戲嗎？上邊讓演就演，不讓演就不演，有什么大不了的。為啥張伯駒肯把价值連城的東西捐給官方，卻要為几個演員一出戲跟官方叫板又較勁呢？我想來想去，覺得這和政治家為了維護自己的政見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處。藝術的衰落，令有識者尤感痛切。張伯駒從戲曲某些過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敗的消息，并隨著“戲改”深入進一步加劇和普遍。他認為這事和在戰亂中眼瞅著珍貴文物大量流失，沒啥別，無不屬于文化的流失。張伯駒痛心于這种有形的文化財富的流散和無的文化精神的墜落。而從前不惜以黃金房產購回文物和今天不顧利害地要對戲曲解禁，表達的正是一個中國傳統文人對當今社會日趨喪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慮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錢、地位、影響、眼力、社會交往在內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勢，盡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來的文化气質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戲曲界、國畫界聯合，連續兩天舉行了張伯駒批判會。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關》《祥梅寺》，無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場上，歪曲偉大的農民起義。

　　張伯駒不服，反倒質問批判者：“我們今天不是也講忠嗎？那么，我們統戰是統忠孝的周遇吉呢？還是統開城迎李自成的太監呢？”剎時間，群情激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負責人張夢庚在《北京日報》撰文批判張伯駒，說：共產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劉胡蘭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于崇禎，反對農民起義。——張伯駒讀后，仍然不服。

　　父親曾說：“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伯駒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頑固的。他不想拖時代的后腿，更無意通過反對戲改（即戲曲改革）去和新政權作對。他的“右派”言論，只不過是在全力維護自己鐘愛的東西——我把這個看法對潘素講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動：“要是那些管文藝的人，也能這樣看待你張伯伯，他就不會划為右派了。”繼而，又用詛咒的口气說：“他這個人就是那么簡單。自己喜歡老戲，便到處去講，一些藝人也慫恿他講。結果，非說張伯伯是在主張禁戲開放，提倡鬼戲和色情。那些領導反右的人也坏，還專門把唱老生的演員找來批判你張伯伯。藝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會挖苦和嘲諷，講的話還很難听。比如，譚富英就面對面地說：‘你算什么名票，唱戲的聲音像蚊子叫的！’你張伯伯回家不跟我講批判會上的情況，是我自己從報紙上看到的。報沒有看完，我的眼淚就下來了。”

　　張伯駒見我們在說話，也走過來。听清楚我們是在說這件事，他一句話也不講，躲得遠遠的。也許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許他早已齒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著潘素學畫。有些微進步，便受夸獎。

　　秋天的一個周日上午，我去了張宅。進門后，便問潘素：“我今天學什么？”

　　“今天不學新東西了。”說著，潘素遞過一張畫著山水的小書簽。書簽約三指寬，三寸長。上端中央的小圓孔，系著一條極細的紅絲帶。我接過來，准備放進書包。以為這是潘素送我的小禮品。

　　“這不是禮品，是我畫的一個樣子。你要照著它畫。”說著，潘素遂從抽屜里取出一大疊空白書簽。讓我拿回家去畫，兩周以內全部畫完。

　　書簽雖小，畫面卻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遠山，有近石。潘素叫我當場就照著畫一張，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鐘，便畫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邊說，邊拿起筆給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問：“潘姨，這樣一張書簽能賣多少錢？”

　　“五分。”她頭也不抬，繼續修改我的小書簽；還給我講解畫面無論大小，必須講究布局的道理。

　　小書簽經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來。可潘素說：“不行，你一張也不能要。工厂發下來的書簽，是有數的。畫好后，要如數交回。”

　　在以后的兩周時間里，我每做完學校的作業，便在燈下畫書簽。畫得很認真，很嚴肅。我的嚴肅認真，不是為了學什么布局，只是為了潘素。父親舉著我畫好的書簽仔細端詳，挺高興。夸我能幫著老師干活儿了。我不敢告訴父親書簽的价格。我更不敢問潘素：每畫一個書簽，您能得多少。是一分，還是二分？

　　我把畫好的書簽整整齊齊地交給潘素的時候，她一個勁儿地謝我，說我幫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務。我覺得北京市成立國畫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創作國畫的机构或組織，怎么能叫工厂？從名稱上看，政府似乎就沒把潘素視為畫家，而是當作職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書簽翻檢了一過儿，發現在一個書簽里，我畫丟了一座淡青色遠山。她當即補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對我說：“今天，帶你去故宮。”

　　我問張伯駒：“您去嗎？”

　　“怎么不去？是我提議的。每年故宮要舉辦院藏書畫展，東西是一流的。我們都該去看看。”

　　我們三人，步行至故宮。仍然是張伯駒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陳列大廳內，佳作濟濟，觀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學的青綠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細細講了起來。她告訴我：山水、人物、花竹、鳥獸，陶孟學無不擅長，筆法直逼南宋。特別是山水，多用青綠。她讓我仔細觀摩這幅長卷。因為下個星期，要教我畫青綠山水了。

　　張伯駒背著手，獨自瀏覽。大廳里有些陰冷，清鼻涕流出來，他順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賞這些故宮藏畫，遠沒有潘素看得細致。好像自己与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這次來，不過是抽空會個面罷了。我越接近張伯駒，就越覺得他是云間的野鶴、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沒人能比。

　　我想听他講講這些故宮珍品，便問道：“張伯伯，您能給我講解講解嗎？”

　　他說：“你又不學字畫鑒定。字畫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講的。紙張、題款、印章、裝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現在是學畫，在家教了你畫法，到了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領會。”

　　只參觀了一個多時辰，張伯駒便催著出門。

　　“為什么？”我偷偷問潘素。

　　“先頭在家就說好的。看完展覽，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張伯駒對我說：“小愚，這樣的展覽，你來一趟是不夠的。”

　　我是听話的。按張伯駒的要求，一個人多次去參觀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覽。但我從沒有看到陳列張伯駒捐獻的陸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圖》。据說，《游春圖》里的馬，畫得最好。后人稱之為“天下第一馬”。我又想，官方這樣做似乎是對的。寶馬歸新主，何必見舊人。再說，舊人還被新主划為了右派。

　　一天晚上，飯后無事，大家在北屋客廳閑坐。警衛秘書王鎖柱進來，對父親說：“有一對夫婦來訪。”

　　“是誰？”我問。父親接過會客單，那上面在來賓姓名一欄里，填著：潘素。

　　“快請他們進來。”父親邊說邊從沙發上站起來，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務員赶快把前后院的電燈統統打開，并瞪著眼對我說：“你的老師登門，跟著我做什么？還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剎時變得明晃晃。張伯駒夫婦在光暈樹影間，快步而行。我跑了過去。父親帶著興奮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賓坐定后，父親先開口：“這么晚了，你們又徒步而來。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潘素告訴我們：她受聘，要到吉林藝術專科學校去教國畫。

　　父親即問：“那伯駒先生呢？”

　　“當然，我們是一起去了。”

　　父親又問：“伯駒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談妥了嗎？”

　　張伯駒答：“我到藝專也能做點事。如教教詩詞，或講講書法。”

　　父親舍不得他們离京北去，但終歸是高興的。他說：“張先生，這可是大材小用哇！你們夫婦是有才气和有學問的人，北京埋沒了你們。現在，有吉林的學校請過去教書，也好。不過，總覺得有些委屈你們。你們的才學，靠我們這些民主人士欣賞是沒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樂去發現，才能發揮出來。”

　　潘素說：“我想，起碼那里的生活環境，會比這里好一些。”

　　父親停頓片刻后，說：“我如今是個被撤了職的人，在行政方面沒有什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還有几個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壽軒，是我們民盟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沒有被牽累進去，如果沒有意外，現在可能還在擔任副省長。他即使不擔任副省長，中共也會安排他充任其他領導職務的。你們去后，我會与他聯系，把你們夫婦的詳細情況告訴他，請他關照你們。”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說：“那就多謝了。章部長自己身處逆境，還要去操心別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邊的張伯駒，是不會說這些的。父親要給他們餞行，約他們后天來吃晚飯，說：“憑個政協常委和350元的工資，我請你們吃一餐飯的能力還是有的。”

　　張氏夫婦推辭了，說行期緊，還有許多事情等著去處理。今晚就是特來辭行的。送客時，父親執意送至大門。月亮升起來，樹影花香，庭院另有一番朦朧的景致。父親与張伯駒并排走在前面，倆人一路無話。晚風裹著涼意，輕輕吹拂他倆已經開始灰白的額角。

　　父親無論如何要用老別克車，送他們。張伯駒答應了。到了大門口，父親雙手握住張伯駒的手，說：“如果你們夫婦休假回北京，一定要來我這里！”

　　人走了，燈滅了。我們的家又恢复了宁靜。

　　夜已轉深，父親仍無睡意。說：“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會儿吧。”不想，父親与張伯駒的淡泊之交，于短別之際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張氏夫婦去長春不久，民盟召開中委會。開會期間，爸特意請徐壽軒吃飯。謝天謝地，徐壽軒沒有回絕，來了。雖是老友重逢，但沒有了以往那种無拘無束、無所不談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不過，父親已經很知足了。那時國家已進入了自然災害時期。一桌飯菜是用心准備了的。在飯桌上，父親提起了張伯駒，遂問徐壽軒，是否知曉其人。徐以點頭做答。

　　父親鄭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詳細地介紹了張伯駒和潘素后，說：“希望你在吉林能關心、照顧這對有貢獻的夫婦。潘素的工作已經定了，是在一個藝術專科學校教書。張伯駒的工作好像還沒有确定，他在文物鑒定、藝術鑒賞方面是中國一流專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壽軒，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給張伯駒安排個妥當的、能發揮他專長的工作？”徐壽軒當時滿口答應。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關心、照顧過張伯駒夫婦。

　　父親万分慨嘆張伯駒夫婦的离京謀職。徐壽軒走后，父親說：“凡是有才能的人，總會受到外在世界的壓迫。中國這樣，外國也如此。”1962年1月，春節即臨。北京的老百姓都在為國家配給的几斤豬肉雞蛋、几兩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張伯駒夫婦徒步來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們從吉林返京的消息，讓我的父母頗感突然。

　　張伯駒只解釋了一句：“前兩天從吉林回的北京，節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他倆是下午來的。父親說什么也要留他們吃晚飯，于是，馬上叫洪秘書和梁師傅想方設法弄几個菜來。

　　從張氏夫婦的神情气色上看，他們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暢些。張伯駒告訴我們，他擔任了吉林省博物館的第一副館長。潘素則說，她的教學搞得不錯，還在那里開了畫展，觀者踊躍，備受贊譽。特別是她的大幅青綠山水畫，引起東北畫界的極大震動。——我知道，無論教學，還是畫展，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發達的北京，不讓她做。從事文物博物的指導工作，對張伯駒來說，可謂人盡其才。可傳統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見他們在吉林工作順手，生活舒坦，父親特別興奮，連連舉杯向他們祝賀。

　　我對潘素說：“自您走后，我再沒有畫畫了。”潘素听了，直說可惜。

　　張伯駒卻道：“關系不大，詩畫是一輩子的事。”

　　飯后，潘素細言細語對我說，抽個時間把借我以供臨摹之用的她的畫作，清理出來還回去。她還特別做了解釋：“要這些畫，是為了帶去吉林作教學示范。”

　　潘素的《什剎海冬景》水墨畫，是我最喜歡的，一直存放在我的書房。蒼遒的樹干，無葉的柳枝，不過寥寥數筆。晦暗的天空，含雪的遠山，盡在隨意點染之中。我指著畫對父親說：“我太喜歡它了，不想還給潘素。爸，我能請求她把這張畫送給我做個紀念嗎？”

　　“不行，必須還。”父親口气無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親見我面帶不悅，便道：“我的小女儿，請記住，畫只能由畫家主動送你，而你決不能向畫家討要。這是規矩，也是修養。我有不少齊白石的畫，卻沒有一張徐悲鴻。其實，我跟悲鴻的關系要比齊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他身邊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學生的老婆當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風韻的，令許多的光棍學生暗羡不已。現在悲鴻的馬，被認為是他最拿手的。而我始終認為悲鴻的油畫，特別是裸體女人畫，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濟深）家中，他對我說：‘伯鈞，我送你一匹馬吧。’我說：‘我不要你的馬，我要你的女人。’悲鴻听了，搖頭說：‘那些畫，是不能送的。’”

　　父親的确喜歡油畫和西畫中的裸體作品。他每次去歐洲開會，用公家發的外匯除了買黑格爾的書，就要買些油畫畫冊和裸體素描畫冊。与之同行的畫家邵宇吃惊于他的這一愛好，曾主動送過不少質量很高的西方繪畫圖冊。

　　父親說：“人體繪畫，中國不行。”他見我也喜歡，遂將這類藏品全都搬到我的畫室存放。

　　后來，父親又送我一張18世紀德國印刷的鉛筆素描畫。畫面是位端坐在鋼琴旁、一手扶鍵的美麗少女。

　　“你看，她的神態有多美。”父親贊嘆不已，并親自將素描畫鑲嵌在銀灰色的木質雕花相框內，懸挂在我的畫室。

　　有一次，父親發現了我臨摹潘素的一尺見方的習作，畫的是中國山水畫中司空見慣的松林与石崖。父親說：“我來收藏它。”

　　我說：“是我的臨摹。”

　　“我知道。”

　　“爸，等我畫一張自己的，送你。”

　　父親擺出一派庄嚴的樣子，說：“好。我等著，等我女儿的畫作問世。”說罷，我倆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張氏夫婦失去了聯系，父親与他們也沒有了往來。

　　1966年“文革”開始，父親已是万念俱灰。對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真的寫起詩來。他一做詩，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詩比說話還要利索的張伯駒，便要自語道：“這對夫婦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父親的詩，絕句為多，都是信手寫來。樹上的麻雀，窗外的細雨，爐上的藥罐，外孫的手指，他都拿來入詩，唯獨不寫政治。一個搞了一輩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榮，因政治而辱，而最終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應為他悲傷，還是該向他祝賀？

　　1969年5月17日父親走了，离開了這個世界。他走時，我正關押在四川大邑縣劉文彩的地主庄園。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四川省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為現行反革命罪犯，從寬處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獄中產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場勞改。苗溪茶場地跨天（泉）廬（山）寶（興）三縣。那里与我同在的，還有一個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風夫人）。我站在茶園，遙望大雪山，覺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親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開了這個世界。我被宣布：無罪釋放。宣讀時，我無喜無悲，宣讀后，我面對一紙裁定書和滿屋子公檢法，拒不說“感謝政府感謝党”之類的話。因為我覺得是政府和党長期虧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著四川省第一監獄發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襖布褲，回到北京。我從擁擠不堪的火車車廂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見一面的女儿，親睹我的丑陋憔悴，嚇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別人拖也拖不出來。

　　為慶祝我的無罪釋放，也為歡迎我回歸故里，母親將晚餐定在東安市場的“東來順”，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紅紅亮亮規規正正地橫臥在洁淨的青花瓷盤里。我仿佛有一個世紀沒見過沒吃過酒席了。看著圍坐在我身邊的至親的興奮面孔，我很想說點什么，但我什么也說不出；至少我該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虧在至親當中有個老公安，他以極富經驗的口吻，低聲解釋道：“關久了剛放出來的人，都不會說笑。以后會好的。”謝謝他的理解，我可以專心致志地吃東西了。我的那雙紅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盤与火鍋之間。我一個人干了六盤，每盤的羊肉片重小四兩。

　　“小愚吃了一斤八兩（老秤說法）！”不知誰報出了數字。

　　這個數字把全席震了，也讓我笑了，當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這時和我一起高興的，還該有我的母親。可扭臉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墮出的滴滴老淚，而她面前的那盤羊肉，紋絲未動。

　　這一夜，母親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張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与母親，夜深不寐。

　　這一夜，我要問清十年人間事。

　　我問的第一件事，就是父親的死。母親敘述的每一句話，我都死死記住，記到我死。

　　母親告訴我：首先得知死訊的，是梁漱溟和張申府。那日，父親死在了北京人民醫院。母親從白塔寺大街出來，走到西四的時候，便碰上了迎面走來的梁、張二人。

　　在街頭，他倆問道：“伯鈞現在怎么樣了？”

　　母親說：“他去世了，剛剛走的。”

　　張申府，這個与父親從青年時代就相識，一道飄洋過海去歐洲留學的人，滿臉凄愴，低頭無語。梁漱溟，這個同我爸一起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號，又先后被民盟摒棄在外的人，佇立良久。爾后，梁公說：“也好，免得伯鈞受苦。”

　　接著，母親又告訴我：父親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懇請搬家。好不容易上邊開恩，給了建國門外永安里的兩居一套的單元房。早就搬進樓住的蔣光鼐夫人，蔡廷鍇夫人，龍云夫人，李覺夫婦，以及陳銘德、鄧季惺夫婦見到母親居然有些吃惊。

　　母親說：“自搬到建國門，我就清靜了，誰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嗎？是誰第一個來看我？”

　　我從親戚系列里，說了一長串名字。母親說，不是他們。

　　我從“農工”系列里，挑了几個名字。母親說，不是他們。

　　我從民盟系列里，揀了几個名字。母親說，不是他們。

　　我說：“如果這些人，都不是的話，那我就實在想不出，還有誰能來咱們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連我也沒想到。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在家，揀米准備燜晚飯。忽听咚咚敲門聲，我的心縮緊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們家地址，找上門來打砸搶。我提心吊膽地問：‘誰？’門外是一個女人的聲音：‘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話帶有江浙口音，我一點也不熟悉。忙問：‘你是誰？’門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來看望李大姐的。’我赶緊把門打開，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將她拉進門來。我更沒有想到的是，她身后還站著張伯駒。几年不見，老人家身體已不如前，頭發都白了。腳上的布鞋，滿是泥和土。為了看我，從地安門到建國門，不知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這里，我猛地從床上坐起，只覺一股熱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關押中接到父亡的電報，悲慟欲絕。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卻不能。獄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親凄苦而死，母親悲苦無告。有誰敢到我那屈死的父親跟前，看上一眼？有誰敢對我那可怜的母親，說上几句哪怕是應酬的話？我遍尋于上上下下親親疏疏遠遠近近的親朋友好，万沒有想到張伯駒是登門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問：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全部社會關系中，究竟占個什么位置？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往中，到底有著多少分量？不過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過是看看畫，吃吃飯，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親的那些血脈相通的至親相比？他怎能与父親的那些共患難的戰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親提拔、關照与接濟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親相關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墜逝，如浮云飄散。而一個非親非故無干無系之人，在這時卻悄悄叩響你的家門，向遠去的亡靈，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遞來撫慰与同情。

　　母親又說：張伯駒夫婦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鐘，恐怕還不及他倆走路的時間長。

　　母親要沏茶，潘素不讓，說：“伯駒看到你，便放心了。我們坐坐就走，還要赶路。”

　　張伯駒對母親說：“對伯鈞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雖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鈞先生。他不以榮辱待己，不以成敗論人。自己本已不幸，卻為他人之不幸所慟，是個大丈夫。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看看。現在又听說小愚在四川被抓起來，心里就更有說不出的沉重。早前，對身處困境的袁克定，憑著個人的能力還能幫上忙。今天，看著李大姐的痛苦和艱辛，自己已是有心無力。”

　　“張先生，快莫說這些。伯鈞相識遍天下，逝后的慰問者，你們夫婦是第一人。此情此義，重過黃金。伯鈞地下有知，當感激涕零。”話說到此，母親已是淚流滿面。

　　母親問潘素：“這些年，張先生受到沖擊沒有？”

　　潘素說：“伯駒因為兩首金縷曲，和小愚一樣，成了現行反革命。關了八個月，最后做了個‘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遣送舒蘭鄉下。人家農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們什剎海的家，也不像個家了。抄家時紅衛兵，造反派，街道居委會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進來住。四合院一旦成雜院，日子就難了。你家來什么人，你說什么話，家里吃什么東西，都有眼睛盯著。”

　　母親則叮囑潘素：“如有机會，就給伯駒先生弄點好吃的吧。年歲大了，身體要緊。”

　　告辭的時候，張伯駒握住母親的手，說：“李大姐，我們都得活下去。”

　　倍受感動的母親，送他們夫婦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燈，一盞盞地亮了。他們的背影，在漸沉的暮靄中遠去

　　母親還告訴我：原來張伯駒是從一張報紙上，讀到了父親去世的消息。翌日，他和潘素即去東吉祥胡同10號看母親。剛進胡同口，便見10號的大門敞開著，有輛小轎車停放在那里，不少人進進出出。潘素上前打听，問章伯鈞的家人是不是還住在這里？人家說已經搬家了。他們是給新首長來看房的，早就曉得這所宅院極好。接著，張伯駒就讓潘素四處打听母親的新址，可一點線索也沒有。后來，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門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員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農工党北京市委會，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對章伯鈞生前所欠帳目，人家才把住址寫給了他。

　　母親的敘述，令我心潮難平。革命吞沒人，尤其像中國的各种政治運動和‘文革’，其吞沒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當然，知識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難消化的部分。張伯駒自然屬于最難消化的一類人，而他的硬度則來自那优游態度、閑逸情調、仗義作風、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飽滿個性与獨立意志。他以此抗拒著革命對人的品質和心靈的銷蝕。任各种潮汐的潮漲潮落，張伯駒都一如既往地守著做人的根本，過著他那份生活。張伯駒的一生見過許許多多的昂貴之物。而我所見到的昂貴之物，就是他的一顆心，一顆充滿人類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節，我對母親說：“咱們去給張伯駒、潘素夫婦拜年吧。”母親同意了，我們還去友誼商店買了上等的水果。

　　當我見到潘素的時候，她比我們還要高興，特意拿出當時還是稀有之物的雀巢咖啡加伴侶，給我和母親各沖一大杯。沖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滿滿三勺白糖。她讓我倆趁熱喝。

　　喝的時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著看著眼圈就紅了，喃喃自語道：“小愚可怜，怎么也沒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問：“張伯伯呢？在家嗎？”

　　潘素笑著說：“他現在比我忙，他供職的中央文史館事情不多，可其他單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詩詞學會，書法學會，畫院，京劇院，昆曲社，文物學會，文史資料委員會，都來請他，甚至連那些雜七雜八的事，也都來找他。今天，又不曉得讓什么人請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無抱怨，但也裹著一點小小的得意。我認識的國民党太太和共產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資格為丈夫得意的，只是這种得意來得太晚了。

　　潘素問我是否還想繼續學畫？并說：在我走后還有個唱京戲的，叫楊秋玲的女演員跟她學了一陣子畫。

　　我告訴她：自從四川調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戲研所。它的前身就是我當年就讀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師長，便為學友。然而，我的遭遇与歸隊，未得他們多少的同情和歡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課題，或進入國家項目。領導給我的任務不外乎做記錄整理，拿著錄音机跟在別人屁股后頭。一個好心人偷偷對我說：‘令尊大人還是頭號右派，你雖說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說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實。講老實話，你能四川調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夠吃惊的了。’”

　　講到這里，我自己的情緒也激動起來，竟大聲地說：“潘姨，共產党虧待了我章家兩代人。我不背叛這個政權，就算對得起他們。眼下人家如此輕賤我，我就必須自強。所以，我顧不上跟您學畫了，先得把業務抓起來。”

　　潘素對母親說：“小愚被關了那么多年，性情絲毫未改。”

　　坐了一個多小時，見張伯駒仍未回來，我們母女便告辭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關下班食堂開飯的時候，我竟在單位的二門口，看見了張伯駒。他已是龍鐘老態，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緩緩而行，身著寬大的絲棉衣褲，越發顯得單薄。他老人家在這個時刻出現，我估計肯定是院領導請包括他在內的院外學者，參加什么座談會。一個清水衙門請一群無官階的文人開會，當然只有清談，談到肚餓為止。此刻，我覺得自己當請他老人家吃頓飯。哪怕是去斜對面的小面館，我倆各吃一碗晉陽刀削面，也好。于是，我一邊向張伯駒招手，一邊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沒有看見我，只顧使勁地拄著手杖，逕直奔向自己的目標。順著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個小伙子站立在大門口，扶著輛自行車。仔細辨認我才看出，那推車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孫孫。小孫孫伸手接過張伯駒的拐杖，一把將他扶上自行車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車，馱著自己的爺爺，走了。我痴痴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領導乘坐的小轎車，一輛輛從身邊掠過。不知為什么，我心里酸酸的。在張伯駒“發揮余熱”的夕陽情調里，含著一點傷感，一縷悲涼。

　　翌年春節，我和母親去什剎海給張伯駒夫婦拜年。大家好高興，天上地下，啥都聊。話題自然又談到了戲曲。我向張伯駒談出了自己對繼承傳統，振興戲曲的看法。我說：“經過几十年的實踐，現在的理論界對傳統亦有了新的認識。傳統的价值恐怕不僅是針對藝術而言，它對于人，有著絕對的意義。傳統究竟是導致社會進步還是退化？傳統的對立面是否就是現代化？‘推陳出新’里‘推’是指推開、推倒？還是也包含著推廣的意思？其中的‘陳’，是否就是指傳統而言？這些問題現在下結論，恐怕為時過早。我們最大的問題不在傳統，而在沒有把人的創造力充分激發出來。”

　　張伯駒對我的看法，反應冷淡。他只是嘆息：“現在對中國文化上的老傳統，懂得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就拿戲曲來講，能在舞台上掌握戲曲傳統的人，就不多。今后的戲曲為何物，也只有后來人才曉得。”顯然，他對戲曲的發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測的悲觀。

　　我向張伯駒請教：“今后搞戲曲研究，我該從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舊物，則決不能言新。你要從研究傳統入手，而且越具體越好。”

　　話說了一陣子，張伯駒忽然問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個單位開會，怎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說：“張伯伯，我尚無資格參加您所參加的學術會議。”我心疼他，始終沒有勇气提及二門口曾經見到的坐自行車后座歸家的情景。

　　我和母親品著香茶，仿佛歲月全溶化在漸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覺得張伯駒的經歷，就像中國純正的茶葉。不管怎樣的烘制和壓縮，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識貨的好茶客，便會舒展自如，輕輕浮起，滲出舊日的湯色來。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來電話說：張伯駒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親全嚇呆了。因為此前從未听說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下子就突然撒手歸去？

　　第二天清晨，母親帶著我赶到張宅。跨進已變為靈堂的客廳，失魂落魄、老淚縱橫的潘素扑向我的母親，二人抱頭痛哭。

　　母親問：“張先生不是好好的嗎？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駒是好好的，只不過得了感冒。几天不見好，才把他送進醫院，他不愿意去，是邊勸邊哄的。我原以為送他進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曉得我把他一送就送進了鬼門關。”說到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頭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張先生住的什么醫院？”母親又問。

　　潘素說：“后庫的北大醫院。伯駒走進病房見是八個病人住在一起，就鬧著要回家，而且這几個病人的病情都比他嚴重。我好說歹說，才把他安頓下來，跟著我就向院方請求，能不能換個單人或雙人病房？誰知醫院的人說：‘張伯駒不夠級別，不能換。’兩天以后，同房的一個病人死了，伯駒的病情也不見好，反而比進來時重了。他情緒更坏，鬧得也更厲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醫院的人請求換病房，人家還是那么講，說我們伯駒不夠格。過了兩天，又死了一個。這時伯駒想鬧也鬧不動了，他從感冒轉成肺炎。”

　　潘素又告訴我們：“伯駒死后，有人跑到北大醫院，站在大門口叫罵：‘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他是國寶！你們說他不夠級別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訴你們——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個的貢獻，能赶上張伯駒？’”

　　擔任北京市衛生局顧問的母親感嘆道：“醫院壓根儿就不該這個樣子。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們的醫院就認部長、局長、紅卡、藍卡，不認得張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實，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個民族對文化的認識尚未達到成熟的話，像張伯駒這樣的文人，其社會地位就一定會排在要人，貴人，闊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張伯駒的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悼者無數，挽聯無數。我代表母親赴會，在人群中被推來搡去，根本無法去貴賓室慰問潘素。薩空了和千家駒看見了我，一把將我塞進了他們倆個當中，叫我別再亂跑，安心等候開會。在等候的時間里，三人不禁對張伯駒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薩、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積極分子。

　　薩空了說：“伯駒先生是我們民盟的驕傲。說句老實話，把我們現在的三個部長的作為加在一起，還抵不上張伯駒一個人的貢獻。”

　　千家駒講：“這几年，我參加的八寶山追悼會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辭上都無一例外寫著‘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張伯駒是一個。”

　　不久，潘素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据說是當時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副校長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張伯駒在長春，擔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也是他的安排。那時，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書記。這一點，恰恰應驗了父親生前說的一句話——“你們的才學，靠我們這些民主人士欣賞是沒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樂去發現，才能發揮出來。”

　　張伯駒晚年患白內障，極少出門。閑坐無聊，便回憶起自七歲以來所觀之戲、所演之戲、以及菊苑佚聞。于是，“拉雜寫七絕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補注，名《紅毹記夢詩注》”。張伯駒還特意說明這本書“其內容不屬歷史，無關政治，只為自以遣時。”不想，書流入民間，即獲贊譽。1978年，“詩注”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吳祖光從香港將此書帶回。他請我的同事轉呈給中國劇協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張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張庚看了，對我的同事說：“這是在用沒落的情緒去看戲。這樣的書，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張伯駒去世后的第四個年頭，《紅毹記夢詩注》才由寶文堂書局出版。

　　然而，也有讓我感到寬慰的事。一次，我參加一個戲曲學術會議，旁邊坐的是京劇名演員袁世海。

　　我的學友低聲問我：“你認識袁老嗎？”我搖搖頭。

　　學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說：“我來介紹介紹吧。”

　　當介紹我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戲研所的研究員的時候，袁老不過點點頭，很有些冷淡。當介紹到我的父親叫章伯鈞的時候，袁世海的態度大變，變得熱情而恭敬。他握著我的手說：“令尊大人是我們非常景仰敬佩的專家、學者。他對我們戲曲界的貢獻是我們這些演員所不及的”

　　頓時，我心里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鈞當成了張伯駒。而這樣的錯認，是我后來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听到許多令人感動的話。

　　張伯駒去世后的第一個春節，母親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見到我們，特別高興。說清晨起來，就听見喜鵲叫了。

　　那時，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實。潘素指著兩件造型獨特、工藝复雜的硬木雕花古舊家具，說：“這是抄家退還的東西。算是落實政策了。不過，在退賠的時候，人家還問：‘你認領它們，有什么證据嗎？’我也發火了，說：‘請你去打听打听，除了張伯駒之外，誰家還有這樣的東西？’”

　　母親問潘素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說：“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這所宅院搞成伯駒的紀念館。”母親非常支持她的想法。兩個老人越談越投机。

　　我坐在一邊沉思：無論從什么角度去看，張伯駒的這所私人宅院都應該開辟為紀念館。但在我們今天的意識形態背景下，有關方面是不會批准的。盡管公認張伯駒是愛國的，卻不會像某個受寵作家，其作品大部已被歷史淘洗，其故居卻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盡管張伯駒是中國第一收藏家，但他已不可能像現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擺滿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館。因為張伯駒早把天下絕品統統捐了出去。

　　有人說：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觀賞月色，古往今來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個單純愛好，它還是個一夜致富的行當。于是，張伯駒的价值便更多地體現在獻寶上了。我不這樣看。他的一生，比捐獻的文物生動得多；他的為人，更比國寶珍貴。我和他相處，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澤。而這，才是永恒之物。張伯駒絕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評价的——僅僅是個把“平复帖”“游春圖”捐了出去的有愛國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脫的他，在新社會是很有些孤獨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獨和落伍，要透過時間才能說明其含義。他在時代里消磨，但卻由時間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時代里稱雄，卻被時間湮沒。張伯駒富貴一生亦清貧一生。他正以這樣的特殊的經歷，演示了一個“人”的主題，一個中國文人的模樣和心情。

　　在潘素去世后，我便再沒有去過什剎海，更沒有勇气去叩響后海南沿（今）26號的小門。

　　后來，听我的一個朋友說：北京東城燈市口附近有一家很不錯的文物小店，是張伯駒孫輩開的。

　　最近，听我的一個同事說：北京西城黃城根附近有一家江浙風味的餐館。里面裝修得像書齋，擺設似徐文長故居。去就餐的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介紹說，老板是張伯駒的孫輩。

　　這兩條信息，我無法判斷真假，卻令我想起潘素對我說的私房話：“我的孩子都很聰明，可惜了，沒能讀太多的書。女儿的琴彈得好，也沒能堅持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長，才可安身立命；無論世事怎么變，心里也是踏實的。”

　　她的話，令我長久地記憶。我想：張伯駒夫婦把數億元的私人財富給了國家，卻把一個文人的清貧留給了后代。應該說，后輩們在精神上繼承了張伯駒夫婦的遺產，他們不依附于權勢，憑一己之力去營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4—6月于守愚齋

注釋:

　　張伯駒(1898—1982)原名家騏，字叢碧，別號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項城人。系張錦芳之子，過繼其伯父張鎮芳，幼年入私塾，后就讀天津新學書院。1916年入袁世凱混成模范團騎兵科學習，畢業后曾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部任提調參議等職（皆名譽職）。因不滿軍閥混戰，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歷任鹽業銀行總管理處稽核，南京鹽業銀行經理、常務董事。秦隴實業銀行經理等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寫詩填詞。抗戰胜利后，曾任國民党第11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議、河北省政府顧問、華北文法學院國文系教授，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北平美術分會理事長等職。1947年6月在北平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臨時委員會委員，參加北大學生會助學運動、反迫害反飢餓運動、抗議槍殺東北學生等愛國民主運動。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學國文系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兼總干事、北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員、公私合營銀行聯合會董事、第1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副館長。“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誣陷。1972年周恩來得悉后，指示聘任他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晚年還擔任過北京中山書畫社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京華藝術學會名譽會長、北京戲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昆曲研習社顧問、民盟中央文教委員等職。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1958年划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与夫人潘素將其收藏的西晉陸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圖》，唐李白《上陽台帖》，杜牧《贈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帖》，元趙孟頑《千字文》等珍貴書畫捐獻國家。在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期間，積極征購古代文物字畫，使流落于社會的許多优秀文化遺產得以妥善保存。著有《叢碧詞》，《春游詞》，《秋碧詞》，《零中詞》，《無名詞》，《斷續詞》，《詩鐘分詠》，《叢碧詞話》，《叢碧書畫錄》，《亂彈音韻輯要》，《宋詞韻与京劇韻》，《紅毹記夢詩注》，《洪憲記事詩注》，《續洪憲記事詩補注》，《張伯駒潘素書畫集》，《張伯駒詞集》，《中國書法》，《京劇音韻》，《中國楹聯話》，《素月樓聯語》，《春游瑣談》等。

　　注釋?

　　關于民國四公子，張伯駒在《續洪憲記事詩補注》一書中曾著這樣寫道：“人謂近代四公子，一為寒云，二為余，三為張學良，四、一說為盧永祥之子小嘉，一說為張謇之子孝若。又有謂：一謂紅豆館主溥侗，二為寒云，三為余，四為張學良。

　　注釋?

　　劉海粟（1896—1994）字季芳。江蘇武進人，祖籍安徽。6歲讀私塾，喜愛繪畫。1905年入繩正學堂。1909年赴上海，入畫家周湘主持的布景畫傳習所習西洋畫。1912年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所美術學校上海國畫美術院，任院長。1919年赴日本考察繪畫及美術教育。回國后創辦天馬會。1925年任江蘇教育會美術研究會會長。1931年—1940年先后在德國、法國、英國、印尼、新加坡舉辦畫展。講授中國繪畫。1942年被日軍逮捕，解送上海。1952年任華東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5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8年任南京藝術學院院長。1979年任院長。1884年任名譽院長，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

　　注釋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桐城人。幼年入私塾，15歲升入桐城中學，次年考入武昌高等師范中文系。1918年考取香港大學。1922年畢業，應邀赴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教授英文。1925年考取安徽官費留學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學習文學、哲學。1929年畢業后轉入倫敦大學學院。翌年轉入法國巴黎大學斯特拉斯堡大學學習，先后獲碩士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并在清華大學、中央藝術學院兼課。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赴四川大學文學院，任院長。越一年，任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1941年9月任教務長兼外文系主任。按國民党大學里“長字號”人物必須參加國民党的規定，參加了國民党（朱光潛對這段歷史感到終身遺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北京大學一級教授，第2、3、4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第3、4屆中央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后任第6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同盟第6屆中央委員，中國美學學會名譽會長等職。終年83歲。著有《談美書簡》《文藝心理學》《給青年十二封信》等。

　　注釋?

　　楊虎(1889—卒年不詳)字嘯天，畢業于南京將弁學堂。1915年袁世凱稱帝時，任江蘇軍總司令，海軍陸戰隊司令兼代理海軍總司令。1918年任廣州大本營參軍，后任鄂軍總司令。1922年任廣州非常大總統府參軍。1924年任北伐討賊軍第二軍第一師師長。1926年赴江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1927年任上海警備
司令。1931年當選為中國國民党第四屆中央監察委員。1936年1月，授陸軍少將。4月
任淞滬警備司令。1945年授陸軍中將。1946年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8年任
監察院監察委員。1949年寓居北京。五十年代初，被捕。后病逝于复興醫院。

　　注釋?

　　關于袁克定的晚年生活，當代紅學家周汝昌在《承澤園軼事》一文里曾這樣寫道：承澤園位于海淀暢春苑的稍西北，本是果親王胤禮的賜園，故名“承澤”。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其址即今北京大學），它是張伯駒先生的居處。其內有小樓二重，樓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世凱洪憲稱帝后的“大太子”。袁張兩家是至親，此時大公子孤身無依，故張先生養之。

　　注釋

　　摘自1957年4月25日《北京日報》題為《放！放！放！除四怕——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閉幕》的通訊。

　　注釋?

　　京劇《宁武關》，一名《別母亂箭》，又名《一門忠烈》。寫闖王起義，明將周遇吉失守代州，突圍回宁武關探母。母令其再戰，周出戰后，其母令媳、孫自殺，然后放火自焚。周遇吉死戰，被亂箭射傷，自刎。

　　注釋

　　京劇《祥梅寺》寫祥梅寺內了空和尚從陰間小鬼那里得知黃巢起義時，要用他試刀。便藏于樹內。黃巢見四周無人，即以樹試刀，結果了了空的性命。

　　注釋

　　京劇《馬思遠》，一名《海慧寺》。清末實事。王龍江在北京馬思遠飯肆充廚司助手，三節歸家。其妻趙玉不甘寂寞，閑游海慧寺，遇賣絨線之賈明，由調笑而私通。年終王龍江自京歸家，中途飲酒大醉，遇故友甘子遷，向其借貸，王拒之。甘見其行囊沉重，跟蹤至家，擬乘夜偷盜。趙玉見夫歸，急使賈明藏匿缸中。乘王醉臥，用廚刀將王劈死，并埋尸，甘子遷惊逃。趙玉恐王久不回飯館，啟人疑竇，反至京向馬思遠索人，誣馬害死其夫，到官成訟。官不能明，展轉上控至巡城御史，時甘子遷因犯夜被押，乃將目睹之實情說出。堂官逮捕賈明，嚴訊趙玉，馬思遠冤情得雪。

　　注釋?

　　筱翠花（1900——1967）京劇演員，字紹卿，北京人，原籍山東登州。9歲入鳴盛和班，別名小牡丹花，旋入富連成第2科，后改名于連泉。1918年出科，在北京、上海、漢口等地演出，聲譽日隆。他扮相艷麗，眉目靈活，做功細膩，蹺功尤佳。擅演潑辣旦。以《坐樓殺惜》、《紅梅閣》、《戰宛城》等劇目見長。藝名筱翠花，系蕭長華所取，因其首次登台在梆子《三疑計》中扮演翠花一角而得名。解放后致力于收徒傳藝工作。著有《京劇旦角表演藝術》一書。

作者系中國大右派章伯鈞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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