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4日訊】毛時代，不僅城裡人之間是按權力分配的不平等，農村也不例外。
中學畢業，我像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也加入了龐大的知青行列（累計知青1647萬），才知道在更為貧困的農村，也存在著按權力分配的不平等。相對於普通農民而言，不要說吃皇糧的公社幹部享有工資、商品糧、公費醫療等福利待遇，就是在同樣只拿工分的村子裡，大小隊幹部與普通社員之間的生活差別也很明顯，最醒目的標誌就是幹部們的紅磚大瓦房與普通社員的土坯小草房之間的對比。村裡的窮家男人，娶不起媳婦的大有人在，我們村的「老跑腿子」（老光棍）就不下五、六個。所謂「剩男不剩女」，乃為當時農村的普遍現象。
我當了兩年知青，所在的吉林省農安縣三崗公社勝利大隊林家舖子小隊，第一年是一個勞動日三毛錢，第二年收成欠佳，一個勞動日還要倒找生產隊兩分錢。如此貧困的生活下，村子唯一一幢五間的紅磚大瓦房，就是生產大隊李書記的家。而且，李書記的家人及其親戚也都是幹部，兒子在公社當吃商品糧的國家幹部，妹夫是大隊會計，外甥是小隊長。
我的兩個哥哥是1968年去延邊朝鮮族地區插隊，大哥高一，二哥初一。作為第一批知青，他們下去時沒有想過還可以回城，但兩年後，知青有了離開農村的機會，為了緩解知青及其家庭的不滿，知青下鄉滿兩年就有資格參與被推薦上大學（工農兵學員）、回城務工或參軍當兵的競爭，還可以病退回城，一般每年每個集體戶能分到一兩個離開農村的名額。從此開始，知青中有扎根農村干革命的覺悟的人，已經寥寥無幾。大小隊幹部和各級的知青辦、徵兵辦的幹部握有推薦、招工和參軍的名額分配權，也握有批准病退回城的權力。於是，請客送禮的走後門之風，也由軍隊和城市傳到農村，給知青辦、徵兵辦的幹部和村裡的大小隊幹部送禮，逐漸成為許多知青家長的選擇。
到我1974年下鄉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理想煽情早已失效，下鄉插隊絕非出於城裡人的自願，而是強制下的無可奈何，只要有一點可能，都會爭取留在城裡，哪怕是沒有工作在城裡閒著。所以，絕大多數知青從到了農村的第一天起，就開始盤算怎樣才能儘快離開農村。我們大隊李書記的兒子結婚時，戴的還是當時的稀有商品——憑票供應的全鋼防震的「上海牌」手錶，每塊120元人民幣。據說是臨近小隊的某知青送的。
農村的艱苦生活，女知青比男知青更難適應，所以女知青就更想早日回城。於是，公社幹部和大小隊幹部就有了可乘之機，靠權力強佔女知青的事時有發生，女知青靠出賣肉體而提前回城的的醜聞，在知青點之間也時有所聞。同時，為了盡早回城，知青之間開始了勾心鬥角，知青與當地幹部的衝突也不斷發生，致使暴力事件不斷。
當時的知青，一般每年新年回城裡一次，過了節回村裡時，大都要給大小隊幹部帶些禮物。我所在的集體戶有七男六女，苗姓女生的家長在長春市捲煙廠，她每次從城裡回集體戶，都給村裡的大小幹部帶沒有商標的「白牌」的高級香煙（這是捲煙廠的內部福利），戶裡的男生也能沾光抽幾根。另一個劉姓女生最不願幹農活，剛下鄉時，鏟地只鏟到半條□，就把鋤頭一扔，順著□溝躺下了。後來，她與我們小隊的楊姓小隊長（大隊李書記的外甥）關係曖昧，總是留在隊裡干輕活，後來被安排管理倉庫，再也不用下地干農活。而且，她經常在集體戶外吃飯，常常很晚才回戶裡睡覺，戶裡的其他人都對她有看法，女生們的怨氣就更大。有一次，劉姓女生很晚不歸，戶裡人一商量，決定不給她開門。她半夜回來，敲了半天無人給她開門，她一生氣就從外面把女生住房的窗紙捅了幾個大窟窿，衝著早已睡下的其他女生破口大罵。但戶裡仍然沒人理她，無奈之下，她索性轉身走了，一夜未歸。再往後，她居然搬出集體戶，戶裡的人也不知道她到底住在哪。
兩個月後，她得意洋洋地回到戶裡，拿出兩包「迎春煙」請男生抽，還有一些糖果瓜子請全戶的人吃。原來，她已經辦好了病退回城的手續，是來向戶裡的其他人告別。
有過知青經歷的人大都知道，在任何知青點，凡是家庭有權力背景的知青皆最先離開農村。辦病退成了門路不硬的知青的主要回城手段，通過走後門開出診斷書，小病說成大病，無病製造出病；找不到後門的知青就用塗改病歷、偷竊醫院診斷書、模仿醫生的筆跡填寫病名的方法，假病歷和假診斷書成為知青返城的普遍現象。還有太多知青花盡可憐的積蓄賄賂農村的醫生和幹部，只為了得到病退的證明和公章；有人甚至採取自戕的方式製造病症，吃上過量的藥物的有之，往血管裡注射汽油以惡化血檢結果的有之，吞下鉛塊以在透視中留下胃潰瘍陰影的有之。同時，也是為了回城，許多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知青，不惜冒著被拘留的危險進行集體請願、遊行、絕食……雲南知青集體來北京請願，釀成當時的轟動性事件！
一場毛澤東玩弄一代青年人的「再造新人」運動，以一個最具反諷的象徵性事件而狼狽收場：全國聞名的知青烈士金訓華的妹妹，當時已經出任黑龍江省團委副書記，但她寧願放棄了副廳級的官職而回上海當普通工人。
2004年1月12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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